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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未事变， 又称乙未之变或乙未八月之变，是指1895年日本人杀害朝鲜王朝国王高宗之明成皇后闵兹暎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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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通过乙未事变铲除试图通过沙俄对抗日本的明成皇后后，由此恢复金弘集亲日内阁，在朝鲜引发大规模反日义兵运动。朝鲜儒生领导农民义兵部队以“尊王攘夷”、“恢复国权”的名义攻克忠州、晋州等重镇，威胁大邱、元山、釜山乃至首都汉阳等大城市。朝鲜亲俄势力利用此次义兵运动，在俄罗斯帝国的支持下成功推翻金弘集亲日内阁。金弘集、郑秉夏、鱼允中等亲日派也在此次义兵运动中被民众打死[1]:441-445[2]。1897年10月，高宗改国号为“大韩帝国”。
朝鲜闵妃与大院君（兴宣大院君）争夺权力，此时日本刚以甲午战争击败中国，打算并吞朝鲜。闵妃引进帝俄势力，阻挠日本扩张。日本开始想以经济援助拉拢朝鲜，后又取消，激怒闵妃，闵妃排挤亲日派，倒向俄方，日本对此极其不满，想借大院君的旗号杀死闵妃。1895年9月5日井上馨向日本政府发电“本件（经济援助）早就向朝鲜国王和王妃允诺过，如果此事得不到落实，将会使后任者（三浦梧楼）无立足之地。”[3]三浦梧楼抵达朝鲜（9月1日）后过了17天，井上馨才离开，他走后仅过20天发生乙未事变。崔文衡等韩国历史学家认为井上馨主导了乙未事变。
上任后，三浦说自己每日诵经念佛以麻痹闵妃，暗地和日本公使馆书记杉村濬、浪人冈本柳之助以及《汉城新报》（日本驻朝公使馆机关报纸）社长安达谦藏等人密谋。他们认为靠通常外交手段不能阻止俄国势力的发展，只有除去闵后才能使朝鲜王室和俄国公使韦贝的联系一刀两断，9月20日开始制订谋杀闵妃“狐狩”计划。计划10月10日举事，柴四郎和安达谦藏纠集在汉城的日本浪人。
“狐狩”这一名称可能来自亡命日本的开化党领袖朴泳孝。朴泳孝主政时创建“训练队”，两个大队（874人）。日本武官楠濑幸彦担任教官。王宫卫队是闵妃嫡系，不肯与训练队换防。闵妃驱逐朴泳孝后，7月17日将王宫卫队改编为“侍卫队”，玄兴泽出任联队长，美国人戴伊（W. M. Dye，又作茶伊）任教官。任命心腹洪启薰为训练队联队长，监视训练队。汉城开始有训练队要解散的消息。贞洞派骨干警务使李允用10月3日起不断挑唆巡检与训练队冲突，互有伤亡；10月6日，警务厅散布训练队夜里要来攻击的谣言。闵妃以训练队多次无理攻击巡检为由解散训练队。有传言闵妃准备将金弘集等亲日派全部刺杀，安插闵泳骏等外戚进政府。
日本新任驻朝鲜公使三浦梧楼1895年上任，随后主导此行动。1895年10月，三浦特派宫内府顾问日本人冈本柳之助与大院君联络，想借其名号杀害闵妃。
闵妃一派在10月7日，由军部大臣安𬳶寿访问三浦，向日方通报了关于第二天解散训练队的情况，此事件引起训练队的不满。军部前协办李周会、训练队大队长禹范善、李斗璜、李轸镐等官员被认为亦参与了这个阴谋。[4]安𬳶寿刚走，训练队第二大队长禹范善就来日本公使馆求援。三浦梧楼和公使馆书记杉村濬商议，“狐狩”计划于10月8日凌晨提前行动。
日本外交官内田定槌撰写的《赴任地回忆录》记录，宫内部和军方顾问冈本柳之助认为，最好拉拢大院君，由朝鲜人杀死闵妃。因此和堀口九万一一同去劝大院君，并得到了大院君的同意。
但到当晚，大院君却犹豫不决，不愿从自家出来，一直拖到天快要亮的时候。因此早就备好轿子冈本柳之助和堀口九万一动员士兵强行把大院君拖拉出来并强行坐上轿子，一同前往王城。[5]10月8日凌晨，大量日本浪人挟持大院君进攻景福宫。宫中守备队长洪启薰、军部大臣安𬳶寿率侍卫队一个中队的兵力奋起阻击，失利。前者战死，后者失踪。日本人冲入朝鲜王宫后，美国教官戴伊，指挥着20名侍卫进行抵抗，宫内大臣李敬植指挥着军队守卫乾清宫，但抵抗全部失败。[6]日本人进入乾清宫中，抓住高宗，强迫高宗废黜闵妃，遭拒绝。宫内大臣李敬植保护国王和世子时被杀。闵妃扮成宫女，和宫女们逃到了坤宁宫通往长安堂的走廊。她们通过狭窄的走廊，即将抵达长安堂入口时，闵妃被追赶的刺客抓住，被拖到后院后，用剑刺死。有宫女指认了她的尸体，杀害王妃的是日军少尉宫本竹太郞（Shigeyaki Kunimoto）。日本浪人把她的尸体移到坤宁合的玉壶楼，利用画像确认了她的身份，并且在鹿山焚烧王妃的尸体。他们将焚烧后的残骸扔到了乾清宫前的荷花池—香远亭里，但由于残骸又浮出水面，遂又将其埋到了鹿山。[7]
据日本方面资料记载，大院君的使者经常进入日本公使馆。此外朝鲜军一大队长禹范善、二大队长李斗璜、三大队长李轸镐、前军部次官李周会、国王卫队副尉尹锡禹、日本公使馆驿官朴铣等朝鲜人合作者协力。朝鲜士兵们也自愿合作。不过，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他们知道日本人要杀害明成皇后的计划，只是与日本一起“举事”，推戴大院君而已。
大院君当时从云岘宫搬到汉城郊外孔德里别庄居住，闵妃不提供任何供给，派巡检20人守在别庄外监控，大院君卖家产以维持生计。9月底开始，日本公使馆数次派铃木顺见、堀口九万一、冈本柳之助到孔德里别庄，劝说其参与。大院君三次下台有闵妃的影子，李埈镕入狱是闵妃示意朴泳孝制造的。日本记载大院君同意参与（一说并不知要杀死闵妃，只是推翻闵妃）。日本史料记载1895年10月5日，大院君当著子孙的面，在孔德里别庄与冈本柳之助达成了4项协议：云岘辅佐高宗，监督宫廷；内政均委托于政府，不得干涉，由金弘集、鱼允中等组阁；李载冕安插在宫廷；李埈镕送日本留学。大院君使者洪显哲等多次秘密出入日本公使馆。10月8日凌晨，大院君策马当先，进入宫廷，在康宁殿停顿，此时高宗打开窗户，日本人冲入长安堂扯住高宗肩臂，在他身边开枪，又殴打宫女，抓捕纯宗，这时冈本柳之助闯入长安堂，将早已拟好的《王后废位诏敕》丢给高宗，要高宗签字，高宗拒签。随后大院君由康宁殿前往乾清宫长安堂与高宗面谈，这时是6时10分左右。之后闵妃被杀害，大院君得知以后“拍手大笑”[8]，事后还赠给日本人参与者19,000元的谢礼金。[9]乙未事变当日清晨，汉城市内就遍贴大院君亲笔署名的“告由文”：“近日群小壅蔽聪明，斥贤用奸，维新之大业将中途而废，五百年之宗社一旦而危。余生于宗亲之家，而不忍坐视，故今欲入阙，辅翼大君，主逐斥群邪，成就维新之大业，扶持五百年之宗社，以安尔等百姓；尔等百姓安其堵、守其业，勿为轻动。若尔等百姓兵士有阻我行者，则必有大罪，尔等悔而无及矣！开国五百四年八月二十日，国太公示。”又提议废闵妃为庶人，李载冕担任宫内府大臣。但俄国方面档案则显示大院君自事变发生后一直处于被日本人监禁的状态。[10]大院君向俄美公使透露他被软禁在宫阙中[11]。清朝《申报》：“各国公使咸谓大院君年逾七旬，精神甚健，而只如土木偶人，任人移掇；故是祸惟日本尸之，于大院君无责也”。[12]目前韩国史学界也普遍认为大院君在这次事件中是清白的。[13]大院君被迫代表日本人与高宗谈判，包括大院君与日本的协议、大院君的“告由文”都是强迫签名或伪造的。
大院君一贯反日，三浦说：“像现在这样放任不管，朝鲜就要逐渐被俄国夺去。大院君贪权反复，以后再研究制服他的办法，目前无暇顾及。”[14]乙未事变后由金弘集组阁，大院君未掌权，朴殷植将大院君比喻为赵盾，认为大院君是替罪羊，对大院君没有力抗日本表示感慨和批评。[15]
朝鲜训练队第二大队长禹范善参与对闵妃毁尸工作。闵妃的尸体被烧得只剩下几块骨头。禹范善命令部下尹锡禹将骨头全部丢进香远亭池塘，并说是宫女的尸体。尹锡禹察觉有异，又听传说闵妃被杀，因此便没按禹范善的要求做，将其埋在了宫中五云阁附近的西峰下。
此事件引起国际谴责。日本将这些人遣返回国。因此事被起诉而对簿公堂的日本人共有56人。其中，被分类为“民间浪人”的有32人。特别是，九州地方士族出身的人士比较多。动员这些人的机关是当时在汉城用日语发行的报纸——《汉城新报》。《汉城新报》是用日本外务省资金运营的日本公使馆机关报。当时，大多数凶手是该报社记者或正住在该报社。[16]，这些浪人（大陆浪人），基本属于玄洋社和熊本国权党右翼团体。这些日本人并非无赖，有的是知识分子和政府官员，如冈本柳之助是日本的炮兵少佐，也是朝鲜宫内府顾问官；国友重章是《汉城新报》主编；安达谦藏是《汉城新报》社长，后来跻身内阁；柴四郎是个学者，在美国哈佛大学和宾州大学学习经济学，撰著《佳人之奇遇》等政治小说。还有日本公使馆书记杉村濬、日本陆军中佐兼朝鲜军部顾问楠濑幸彦、日本领事官补堀口九万一等人，“俄国势力滔滔侵入朝鲜半岛的根源，实养成于宫廷中一女性闵妃一颦一笑之间。不知道可怕的东亚之祸源正培养于其处，她一心驱除日本之势力，毫不介意可怕的将来之祸。救东亚、救朝鲜的眼前唯一之捷径就是埋葬闵妃。杀掉闵妃！埋葬闵妃！这是当时留居京城（汉城）志士的呼声。”[17]但此后凶手被法庭认为无罪。[18]。
10月10日，在日本人的胁迫下，高宗颁布了《王后废位诏敕》称：
朕临御三十二年，治化尚未普洽，而王后闵氏，援引其亲党，布置朕之左右。壅蔽朕之聪明，剥割人民；浊乱朕之政令，鬻卖官爵。贪虐遍于地方而盗贼四起，宗社岌岌危殆。朕知其恶之已极而不能斥罚者，诚由朕之不明，亦顾忌其党与也。朕欲遏抑其势，于上年十二月宗庙誓告文有曰：后嫔宗戚勿许干政，以冀其闵氏之改悟。而闵氏犹不悛旧恶，与其党与及群小之辈潜相引进，伺察朕之动静，防遏国务大臣之引接。又矫朕旨，欲解散朕之国兵，激起是乱。及其变出，离朕而避其身，蹈袭壬午往事，访求而不为出现，是不啻不称于壸位之爵德而已，其罪恶贯盈，不可承先王宗庙，朕不得已谨仿朕家故事，废王后闵氏为庶人。”[19]。
次日，王太子李坧上疏请求退位，于是高宗便下诏说：“顾念王太子诚孝与情理，庶人闵氏，特赐嫔号。”此后，日本人又指使亲日政权为高宗上“皇帝”尊号，并拟定于10月22日（阴历九月二十日）举行登基大典，以此为契机另立皇后。
《赴任地回忆录》记载，朝鲜当局审理王后被刺杀事件时，认为罪犯是朝鲜人，而该犯人已被处决，因此日本法院不需要审理此案。最后，其他嫌疑人都被判无罪。
这一事件令高宗倒向俄罗斯帝国。高宗下令逮捕朝鲜亲日大臣。根据1903年俄罗斯特命全权公使韦贝向本国报告的《1898年前后的韩国报告》，高宗认为自己安全受到威胁。韦贝在1895年10月25日驻朝外交团会议召开之际，当面受到日本公使高村的威胁，“我带领50名士兵代替军部逮捕赵义渊后，将解散训练队的武装。”韦贝27日从俄罗斯外交部得到了许可，“根据阁下的判断，批准一切保护高宗于阴谋家威胁的措施。”11月19日高宗写亲笔信给韦贝，请求俄罗斯支援宫殿守卫，但俄罗斯没有直接派遣卫兵进宫，而日本哨兵在宫中监视高宗，甚至像对待俘虏一样。1896年2月，高宗与世子李坧搭乘轿子逃进俄国公使馆，是为俄馆播迁，当天早晨数千名朝鲜人民涌进俄罗斯公使馆区域内。平民、王公、贵族、士大夫、军人、警察庆祝高宗逃入俄使馆，挤满了整条大街，群情激愤，日本政府为了在愤怒的群众中捍卫日本人，把驻军迁往了汉城南部[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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