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ading AI tools
1914年至1919年中国政党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中华革命党为孙中山于民国三年(1914年)7月8日在日本东京创立的革命组织,党员多为原兴中会、中国同盟会及1912年成立的国民党的部分人士,后于民国八年(1919年)10月10日改组为中国国民党。
1913年,宋教仁在上海遇刺身亡,孙中山发动反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后流亡日本。孙检讨二次革命失败的原因,他认为国民党失去其前身中国同盟会的革命精神,党员不服从理事长(即孙中山)的号令,主张循法律途径解决宋案,未能及时起兵致使失败。中华革命党于1913年底开始筹建[7]:274。
1914年,孙重申党员必须信仰“革命主义”,同时强调“此次立党,与前次办法颇有不同。曩同盟会、国民党之组织,徒以主义号召同志……不计品流之纯粹”,以致“内部分子意见分歧,步骤凌乱……无奉令承教之美德。致党魁则等于傀儡,党员则有类散沙”;是故“此次重组革命党,首以服从命令为惟一之要件。凡入党各员,必自问甘愿服从文一人,毫无疑虑而后可”[8]:106-107。5月10日孙在东京创刊《民国》杂志,后为中华革命党机关刊物;5月11日孙致函日本首相大隈重信,劝其支持中国革命,许以优惠条件[8]:375。6月22日[8]:375,中华革命党召开首次大会,推选孙为总理;7月8日中华革党在东京筑地精养轩举行成立大会,与会者约300馀人[8]:107。孙就任总理,并公布手书《中华革命党总章》[8]:375。并两次发表讨袁宣言[9]。“中华革命党”宣布“以扫除专制政治,建设完全民国为目的”,“以实行民权、民生两主义为宗旨”,规定入党者都要按指印、立誓约,绝对服从孙,党员人数最多时只500人左右[10]:33。每个人都要发誓,“为救中国危亡,拯生民困苦,愿牺牲一己之身命自由权利。”[7]:274每个党员之地位取决于入党时间:凡在革命开始前之前入党者,即为“首义党员”,日后为“元勋公民”,将被赋予“特权”;凡在革命开始之后、革命政府成立之前入党者,即为“协助党员”,日后成为“有功公民”,享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革命胜利之后始入党者,即为“普通党员”,日后为“先进公民”,只有选举权,没有被选举权[7]:275。党总部设总务、党务、军务、政治、财政等部,由孙指定陈其美、居正、许崇智、邓铿、胡汉民、杨庶堪、张静江和廖仲恺等分任正、副部长[8]:107。11月29日,黑龙会领袖内田良平上呈日本政府一份关于解决中国问题之备忘录,他在文中提议从袁世凯手中救出中国,然后与中国结盟,将中国置于日本保护下;他推荐支持两个有助推翻袁世凯之团体:以肃亲王为核心之北方君主主义者,和南方革命党人孙[7]:280。
孙的提案遭到部分革命党人抵制,特别是黄兴[7]:276。孙向黄兴解释:“要知道过去革命所以失败的最大原因,就是不肯服从一个领袖的命令。我们现在做革命能够成功,以后党内的一举一动,就要领袖来指导,由全体党员去服从。至于那一个人来做领袖,这是没有关系的。假使你黄先生愿意当领袖,我们就可以在誓约内写明‘服从黄先生’,我个人当然也填誓约来服从你的。如果你不愿意当领袖,就由我来当领袖,那末你就应该服从我。至于誓约上要打指模,完全是表示加入革命的决心,决不是含侮辱的意思。”[11]:220-221孙又对一般党员说道,革命党必须牺牲个人自由:“党员之于一党,非如国民之于政府,动辄可争平等自由,设一党中人人争平等自由,则举世当无有能自存之党。盖党员之于一党,犹官吏之于国家,官吏为国家之公仆,必须牺牲一己之自由平等,绝对服从国家,以为人民谋自由平等。惟党亦然,凡人投革命党中,以救国救民为己任,则当先牺牲一己之自由平等,为国民谋自由平等,故对于党魁则当服从命令,对于国民则当牺牲一己之权利。……是以此次重组革命党,首以服从命令为唯一之要件。”[12]
1915年夏,中华革命党组建“中华革命军”,密令陈其美在上海筹组东南军,居正至青岛筹组东北军,胡汉民回广州筹组西南军,于右任赴陕西三原组织西北军,共四个总司令部,并派遣党人分赴各省运动军队和会党。从1914年到1916年,中华革命党举行了一系列的武装起义,其中比较有名的有:1914年10月,广东党人钟明光谋刺广惠镇守使龙觐光;11月,洪兆麟在广东惠州聚众二千举兵反袁;朱执信在顺德率千余人,攻打佛山。1915年12月,上海革命党人发动的肇和舰起义。1916年,江苏江阴、吴江、安徽大通等地的武装起义。1916年2月,东北军连克昌乐、安邱、高密等城;5、6月份三围省城济南,攻打即墨、莒县、昌邑10余县。[13]:261-262
除作军事斗争以外,中华革命党还重视宣传工作。在1914年5月10日,革命党人在东京创立《民国》杂志后,又相继在美国旧金山出版《少年中国晨报》(李是男、黄芸苏主编)、《民口》月刊(冯自由、孙科、谢英伯等主编),在新加坡出版《国民日报》(陈新政、丘明昶、雷铁崖等主编),在加拿大维多利亚出版《新民国晨报》(胡汉贤、夏重民等主编),在檀香山出版《自由新报》(吴荣新主编),在上海法租界天主堂街出版《民国日报》(陈其美领导,邵力子、叶楚伧等主编),在天津出版《公民日报》(刘揆一任社长,刘铸生、张静庐等主编),在香港出版《现象报》(罗翼群、朱卓文任经理,邓寄芳、陈云锋等任主编)。[13]:263-264
1915年底在云南爆发的护国战争,与中华革命党的反袁活动有直接联系。朱执信在《论中华革命党起义之经过》中回顾说:“厥后云南继起,遂克有成,然推其本原,不得遂祧去肇和,正犹武昌起事之前有三月廿九之役也。中华革命军实先护国军而起,而以甚大之好影响与护国军者也。”[14]
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4月9日,中华革命党在日本友人田中昂寓所举行声讨袁世凯的小型集会(又称“帝制取消一笑会”);5月1日,孙中山返国抵达上海公共租界;5月9日,中华革命党发表《第二次讨袁宣言》,号召推翻袁世凯;6月6日,袁世凯逝世,国会恢复,原国民党议员前往北京重新参加议政活动;7月17日,中华革命党在上海张园举办茶话会,与各界人士研讨袁死后之形势和建设方针。27日,本部通告各支部,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及党务活动,并征求改组意见[15]。
1917年7月,张勋复辟,国会解散。而段祺瑞起兵驱逐张勋后控制北京,亦拒绝恢复《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和国会。中华革命党以维护临时约法为号召,联合广东、广西、云南、贵州与四川等西南军阀,在广州组织军政府并就任大元帅,形成南北对峙。部分国会议员响应号召,南下广州召开非常会议,开展护法运动(亦称“三次革命”),誓师北伐。
中华革命党在各地组织活动,由于缺乏群众基础而屡遭挫折;1919年10月,孙又把中华革命党改组成中国国民党[10]:33。由于西南军阀本无护法诚意,加上护法军战事不利,遂酝酿议和。主战的中华革命党人遭受排挤,孙黯然前往上海法租界。考虑到中华革命党在各地的行动因缺乏民众支持而屡遭挫折,孙以“国民革命”的理念公开活动、扩大吸收党员。
《谁是新中国》作者辛灏年说,孙中山曾要求入党人员宣誓、按手模,表示服从领袖,遭到了黄兴等人的反对。现代以来,几位满族后裔和少数民运人士,指责孙中山是专制主义者。但历史情况是,孙中山创建中华革命党的同时,又创建了中华革命军,目的是用武装战胜复辟帝制的袁世凯。现实中的国家军队都实行军衔制,就是为命令和指挥有等级秩序可循。并且,孙仅要求自愿入党的人服从领袖,却没有逼迫人们必须入党。任何党、任何团体,都有自己的纪律和约束,个人若不愿牺牲一己自由,便不会为团体的信念和目标去战斗,就不必要入党。[16]
Seamless Wikipedia browsing. On steroids.
Every time you click a link to Wikipedia, Wiktionary or Wikiquote in your browser's search results, it will show the modern Wikiwand interface.
Wikiwand extension is a five stars, simple, with minimum permission required to keep your browsing private, safe and transpar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