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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政治人物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郑孝胥（1860年5月2日—1938年3月28日），字太夷，号苏龛、苏戡、海藏，福建省福州府闽县（今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人，出生于苏州，曾任溥仪帝师。他是清朝的改革派政治家，中华民国时期著名遗老，也是满洲国建国的参与者之一，后出任满洲国国务总理，同时也是一位书法家。
郑孝胥为翰林郑守廉之子。光绪八年（1882年）中福建乡试第一名（解元）。甲午战前任清廷驻日本大使馆书记官，因战归国。后历任广西边防大臣，安徽、广东按察使，在赴湖南布政使任上遇辛亥革命，失官不仕。郑孝胥曾参与戊戌变法，与唐才常有过交往；立宪运动时期，郑孝胥也曾经参加上海商务印书馆、上海储蓄银行的创建以及新式教育的推动等。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郑孝胥受岑春煊派遣，出任预备立宪公会会长，要求清廷尽速召开国会。
辛亥革命之后，郑孝胥以遗老自居，后担任溥仪的内务大臣与顾问，并介绍其好友佟济煦[1]担任内务府堂郎中，共同整顿内廷的腐败。郑孝胥早年在清廷驻日本大使馆做书记官，由此与日本人关系密切，在溥仪被赶出紫禁城后，他一手安排溥仪住进日本使馆。民国十四年（1925年）随溥仪从北京潜逃至天津日租界。与日本方面也多有接触，致力于溥仪的复辟。他提出，先通过日本建立一个政权，然后积极推动国际列强共管。他曾在日记中写到：
| “ | 自古中兴之主，必借兵力。今则海内大乱，日久莫能安戢，列国通不得已，乃遣兵自保其商业。他日非为中国置一贤主，则将启争端，其祸益大。故今日皇上欲图中兴，不必待兵力也，但使圣德令名彰于中外，必有人人欲以为君之日。 | ” |
民国二十年（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郑孝胥劝说溥仪前往东北，招致朱益藩等人的怒斥，并且与日本方面达成建立满洲国的协议，并负责起草《满洲国国歌》与《建国宣言》。满洲国的成立对于清遗民而言，实具有“中兴清室”与“防共”的双重作用。然而，满洲国的“王道”与传统中国的文化理念有所不同，其中甚至掺揉了法西斯主义与反帝国主义的思想。质言之，郑孝胥透过“再造”中国的传统，为满洲国与溥仪寻找合理性基础，但这些举动不仅为国民政府所不齿，也未必引起多数清遗民的共鸣[2]。
1932年3月8日，郑孝胥随溥仪登上前往长春的列车。3月9日，溥仪举行了就职典礼。满洲国成立后，郑孝胥出任国务总理兼陆军大臣、文教部长，并且与日本关东军代表武藤信义签定《日满议定书》，承认日本在满洲国的特殊地位与驻军权。此内阁虽然各部总长都是中国人，但实权却掌握在日方，面对此现实，郑不得不感慨：“何事与人说时命，残年由遣待苍茫。”
郑孝胥后来反对日本方面对满洲国的压制；在他主办的“王道书院”里向听课的人说：“满洲国已经不是小孩子了，就该让它自己走走，不该总是处处不放手。”此言论引起了关东军的不满，郑孝胥看到日军真面目后自知理亏，被迫下遂离开政治，后来连存在银行里的“建国功劳金”也取不出来，想迁离长春也不许，在宪兵队的监视下，只能在家里写字，做诗[3]。1938年于新京（今长春）病逝，予谥襄勤。7月，满洲国予以国葬，墓址在东郊天柱山清太祖努尔哈赤的福陵附近的七间房村，墓碑上有“大勋位郑公孝胥、诰封一品夫人吴夫人之墓”等字。后在文革期间，墓碑被推倒，墓穴被破坏，郑的尸骨被挖出焚毁，墓碑曾一度在七间房村某个大院的柴垛里，后被找出，至迟在2006年左右转到沈阳九一八事变纪念馆内陈列[4]。
郑孝胥在1920年代初曾有如下预言：“大清亡于共和，共和亡于共产，共产亡于共管”[5]。
此外郑孝胥在日记中还曾有过其他预言，例如他在1919年6月23日的日记曰：“近日举国乱世潜伏，乱党将阴结日本乱党推倒政府及军阀；然此辈惟知作乱，无立国之略，其必终成专制政府。余语邹紫东、王聘三：‘使我执政，先行三事：禁结党，封报馆，停学堂，皆以丘山之力施之，使莫敢犯，不过一年，天下朝觐，讴歌皆集于我矣。’”[6]。
郑孝胥书法卓然，每书必有人重金求字。他却不独关心价钱，还要注意对方来信的留款。若是末尾日期有了民国XX年的字样，则坚决不予。直到满洲国建国前，一直自用“大清宣统XX年”，不承认中华民国的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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