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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衡派是一个在民国早期形成的文化保守主义学术流派[1],宗旨是“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无偏无党,不激不随”。依学衡的最初精神,凡在《学衡》杂志发文之人,通常视为学衡派成员。学衡派成员虽存在共同的旨趣,但仍有各自观点的差别。
早在国外,1910年代中后期留美中国学生群体当中,以对中国文化、文言文及白话文的意见分歧,可以分为两派:
这些留洋学生回国后在国内形成两派,维护中国文化派以为南京为中心。胡先骕、梅光迪、吴宓等人先后来到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立东南大学,现在的南京大学)。
1917年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胡先骕则在《南高日刊》上发表《中国文学改良论》,白话文和文言文文学之争日益成为导火线。
1920年胡适出版白话文诗集《尝试集》,随后胡先骕撰《评〈尝试集〉》,但“历投南北各日报及各文学杂志”,无一为之刊登[2],胡先骕遂和梅光迪等人商量自办刊物,得到刘伯明、马宗霍(承堃)的支持,随后吴宓、柳翼谋(柳诒徵)等人也加入。
1921年10月,学衡杂志社成立。1922年1月,《学衡》杂志创刊。
学衡派主要人物
学衡派是一个文人群体,他们往往学贯中西,因此构成了一个当时向现代文化社会转型时代中国的精英文化集团。在以上六位核心人物之外,还有萧纯锦、邵祖平、汤用彤、徐则陵、王国维、缪凤林、张其昀、陈寅恪、梁启超、黄节、林损、王易、张歆海、郭斌和、景昌极、王焕镳、刘永济、吴芳吉、赵万里、胡梦华、张荫麟、向达、郑鹤声等人。
刘伯明曾撰《论学者之精神》、《再论学者之精神》、《论学风》等。刘氏倡言,学者应具学者精神,作为一体的学者精神,可分五端:一、学者应具自信之精神。 二、学者应注重自得。三、学者应具知识的贞操。四、学者应具求真之精神。五、学者必持审慎之态度。“真正的学者,一面潜心渺虑,致力于专门之研究,而一面 又宜了解其所研究之社会的意义。其心不囿于一曲而能感觉人生之价值及意义。或具有社会之精神及意识。如是而后始为真正之学者也”。“茍冀为学者,必于科学 有适当之训练而后可。所谓科学精神:其最要者曰唯真是求,凡搜集证据,考核事实皆是也。唯真是求,故其心最自由,不主故常。盖所谓自由之心,实古今新理发 现之条件也。”
中国“古来学风,最重节操。大师宿儒,其立身行己,靡不措意于斯。虽经贫穷,守志弥坚。”“不为燥湿轻重,不为穷达易 节。”“学校既为研究学术,培养人格之所,一切权威应基于学问道德。事功虽为人格之表现,然亦应辨其动机之是否高洁,以定其价值之高下。若通俗所重之名利 尊荣,则应摈之学者思想之外。老子曰:虽有荣观,燕处超然。此从事教育者应持之态度,而亦应提倡之学风也。”
从文化理念上看,学衡派持人文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中西人文主义在现代社会的结合。中国人文主义学者柳翼谋源溯孔子,孔子被看作是人文思想的鼻祖。西方新人文主义宗师白璧德远溯亚里士多德及柏拉图、苏格拉底,梅光迪、吴宓、张歆海、郭斌和以及陈寅恪、汤用彤等人本源儒家,又都是白璧德的弟子,或认同其思想。人文主义的基本观念是尊重人本、崇尚理性。胡先骕翻译的《白璧德中西人文教育谈》(发表于《学衡》第三期,1922年)是学衡派向中国介绍人文主义思想的最早文章。
学衡派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粹具有永恒的价值,是构成民族文化的基石。孔子是中国文化的集大成者和开创者,儒家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主轴。
学衡派倡导以道德构建理想社会,德化天下,以人文道德拯救现世世界。提倡君子之德,注重人格修养。
学衡派融通中西人文思想,关注文化及国家危机下的中国,同时关切整个人类世界的前途。学衡派认为,“在现代科学昌明的物质状态下”,只有儒家思想,才能“使 吾中国人免蹈近百年来欧美生计组织之覆辙,不至以物质生活问题之纠纷,妨害精神生活之向上”。并认为儒教是世界之光,以儒教拯救当今物质社会,“此吾侪对 于全人类之一大责任也。”[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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