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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程，即指中国北宋理学家程颢、程颐兄弟。程颢世称“明道先生”；程颐世称“伊川先生”。二程为洛城伊川人，故其学说，称之为洛学，有《二程集》，故其学说有二程学派、二程儒学之称。
二程早年拜周敦颐为师，在哲学上发挥了孟子至周敦颐的性理学，建立了以“天理”为核心的理学体系。二程在学术上提出的最重要的命题是“万物皆只是一个天理”[1]，认为阳阴二气和五行只是“理”或“天理”创生万物的材料。从二程开始，“理”或“天理”被作为中国哲学的最高范畴使用，亦即被作为世界的本体。二程而且提出人类社会的制度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道德规范，也都是“理”在人间社会的具体表现形态。二程的人性论，祖述子思孟子学派的性善论，但在性善论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深化了，回答了性为什么至善、为什么会产生恶的因素等一系列问题。二程认为，人性有“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的区别：前者是天理在人性中的体现，未受任何损害和扭曲，因而是至善无疵的；后者则气化而生的，不可避免地受到“气”的侵蚀，产生弊端，因而具有恶的因素。
二程儒学后来由朱熹发扬光大，在明朝成为官学，称为程朱理学。明代徐必达刊行有《二程全书》。清代涂宗瀛校有《二程全书》。1981年中华书局出版王孝鱼《二程集》校本，包括《遗书》、《外书》、《文集》、《易传》、《经说》、《粹言》，共计87.5万字：《遗书》即《河南程氏遗书》，由朱熹编定；朱熹又编定《外书》12卷，是《遗书》的补编；张栻编《文集》；《易传》即《程氏易传》，是程颐注解《周易》的心得；《经说》是程颐注解儒家四书四经（四书五经不含《礼经》）的著作；杨时编有《粹言》2卷。
程颢、程颐所创建的“天理”学说受到了后世历代皇帝的尊崇。宋宁宗嘉定十三年（1220年），谥程颢为“纯”，程颐为“正”。宋理宗淳祐元年（1241年），又追封程颢为“河南伯”，程颐为“伊川伯”，并“从祀孔子庙庭”。元明宗至顺元年（1330年），诏加封程颢为“豫国公”，程颐为“洛国公”。故程颢为“豫国纯公”，程颐为“洛国正公”。
程颢、程颐教育思想基本一致，但学术思想略有不同。
学术上，程颢主张“明心见性”，重视“气”，为学“力行”，影响了陆九渊。程颐主张“格物致知”，重视“理”，为学“穷理”，影响朱熹。
教育上，程颢、程颐想法一样，主张教育目的在于培养圣人，“圣人之志，止欲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圣人以天地为心，“一切涵容复载，但处之有道”，因此，教育必须以培养圣人为职志。在教育内容上，主张以伦理道德为其根本，“学者须先识仁。仁者蔼然与物同体，义、智、信，皆仁也。
程颢活泼自然，但程颐严肃刚正，神圣不可侵犯，甚至不通人情，实为后世所见的“道学脸孔”。在妇女贞操方面，程颐认为：“……凡取以配身也，若取失节者以配身，是己失节也。”有人问程颐曰：“寡妇贫苦无依，能不能再嫁乎哉？”，程颐则提出“绝对不能，有些人怕冻死饿死，才用饥寒作为借口，要知道，饿死事小，失节事大。”[2]，作为衡量贤媛淑女的标准。朱熹（1130—1200）在〈与陈师中书〉也同意这样的说法：“昔伊川先生尝论此事，以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自世俗观之，诚为迂阔；然自知经识理之君子观之，当有以知其不可易也。”主张妇女“从一而终”、压抑“人欲”。[3]
姜宸英曾概括说：“河南二程子以持敬之学教学者。其旨以严恭俨恪为要，其功始于动容貌、正颜色、出辞气之间，而推之至于尽性达天知命，盖作圣之基，学者无时而可离者也。”[4]
熊赐履称：“自尧舜以来，圣圣相传，不越一敬。敬者，彻上彻下，成始成终之道也。……二程既以一敬接千圣之传，而伊川则特为主一无适之解，又从而反复发明之，庶几学者有所持守，以为超凡入圣之地。朱子谓程氏之有功于后学，最是主敬得力。”[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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