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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港（1902年5月13日—1935年4月5日）[1]，台中市大肚区人，人称“大只牛港”。中学毕业后，在台中地区以木炭商为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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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24年起，赵港不满家族世代耕作的土地放领给内地退职官员，继而展开一连串抗争活动，之后于1926年筹组“大甲农民组合”，成为中部农民运动先驱，与凤山地区的简吉并称台湾日治时期农民运动的领袖人物。
1928年受到谢雪红的影响，加入台湾共产党。1931年因“台共案”入狱，被判12年。[2]1935年尚在刑期，但病重难愈，获准出狱，不久病死家中。
1946年6月17日，赵港入祀新竹县忠烈祠（今桃园市忠烈祠）。
大正时期的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1914年），国内景气因军需品供给贩卖而蓬勃热络。随着藩阀政治的势力消退，在经历多次内阁异动后，日本进入相对稳健的宪政时期。这个时期的日本政府对言论思想少有箝制，同时因为受到世界两大主流思潮影响的缘故（1917年，苏俄革命带来的共产、社会主义等左派思想，以及1918年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倡“民族自决”思潮），自下而上的社会和政治运动络绎不绝，史谓“大正民主时期”（1912年－1926年）。
反映该时期的政治氛围相对宽松，1918年台湾首任文官总督田健治郎上任。而在国际思潮的影响下，日本内地普选运动风起云涌。1919年，朝鲜的三一运动与中国的五四运动接连爆发，深深影响台湾留日学生的思想与自觉。1921年，当林献堂、蔡惠如、林呈禄和蔡培火等发动首次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时，引起台湾留日的学生踊跃签署与响应。[3]
1921年2月的请愿虽然失败，却也促使林献堂等于同年10月成立台湾文化协会，在台湾从事文化启蒙工作，大开在各地巡回演讲的风气，一时蔚为潮流。台湾文化协会的设置，对于日后农民运动、学生运动甚至妇女运动，可谓扮演推波助澜、承先启后的角色。
而台湾农民运动，自1922年起，也陆陆续续在各地爆发抗争事件。当时，日本官方以政策强夺农民土地，或以贱价收购农作物，导致台湾各地农民生活无以为继。智识份子包括简吉、赵港在内集结各地的农民，于1926年成立“台湾农民组合”，推动群众抗争。
1927年，受到台湾文化协会左派份子掌权影响，农民组合路线益渐左倾。直到1928年6月15日，第十二任台湾总督川村竹治上任，设置高等警察取缔左派思想人士，台湾众多社会运动面临重大冲击。农民组合在1931年被迫解散，赵港亦于同年下狱，并于1935年病故。
赵港出生于1902年（明治三十五年）5月13日，家住大肚下堡大肚庄，隶属于台中厅涂葛堀支厅大肚区。他从六年制公学校毕业后，曾任职于大肚信用组合（担任书记）。1921年（大正十年）进入台中中学校（今台中一中），同年5月25日和张宝结婚。
1922年（大正十一年），日本政府决议征收大甲郡大肚庄大肚溪东岸的河川浮覆地，同年长女赵秀琼出生。
1924年（大正十三年），赵港自台中中学校毕业，与人合资经营木炭商生意，户口曾转寄留至台中州台中市台中1299番地、552番地等。
当年9月，第十任台湾总督伊泽多喜男尚未上任前，对台统治方针表达“统治不以十五万之内地人、应以三百六十万之台湾人为对象”[4]之意，得罪在台的退休日本官员。为了要安抚在台日本人及退休日本官员们的情绪，颁布“官有地拂下政策”，打算在年底拨售官有原野地给退休官员。此举引发部分地区台湾农民不满，不愿世代开垦的土地被贱价征收。
1925年12月30日，六名退职官吏获准承领台中州大甲郡庄大肚庄的官有地48甲。总督府认定原本农户乃“无断开垦”（即偷垦之意），大肚庄73名农户遂面临自耕农地被征收的命运。（尚有凤山郡、虎尾郡仑背……等众多地方有相似状况。）事实上，依据农民陈述，这些被认定无断开垦的“官有地”，原本是河川浮覆地或是官有荒地，或是原为台湾农民所有，后因被水冲失，划为河川地被收为国有。然而原业主仍然锲而不舍地用种种方法开垦，例如种茅草或筑堤防，土地遂慢慢浮现，终于辟成良田。当时，台湾文化协会利用此机会，派遣演讲队到当地揭露日本帝国主义者横暴的剥削手法，数落日人的恶政，逐渐唤起民族意识等，酝酿日后风起云涌的农民运动。
引据许世楷著《日本统治下的台湾》，当时台中州引起土地纠纷者列表如下[5]：
| 地名 | 地目 | 许可地面积（甲） | 退职官员数 | 许可日期 | 预约时间 | 关系农民（户） | |
|---|---|---|---|---|---|---|---|
| 台中州 | 大甲郡大肚庄 | 原野 | 48.5370 | 6位 | 1925年12月30日
（大正十四年） |
1年 | 73户 |
| 台中市旱溪 | 5.1710 | 1位 | 4户 | ||||
| 大甲郡大甲街日南、 后寮子、六块厝、 大安庄牛埔 | 16.4020 | 3位 | 7户 | ||||
1926年（昭和元年）1月份，台中州大甲郡大肚庄大肚地区农民，推出3名代表向大甲郡守陈情，力陈该土地原属耕地，请求取消放领。大甲郡守增永吉次郎表示该案已决定，建议缘故者与即将承领之退职官吏重订租佃契约。于是2月份退休的日本官员开始丈量土地，并将田地中农民所耕种的五谷、稻谷、落花生、蕃薯等连根拔起，给予农民的条件是每甲田给补偿金10圆。
原本从事木炭经营事业的赵港率众抗争，4月11日带领大肚庄农民反对退休官僚强购土地，旋即被拘捕三天。赵港行动失利后，联络凤山农民组合的干部简吉，两人于4月26日同赴总督府，面见内务局地方课长与秘书官、又转向台中宪兵队要求土地归还放领给原耕作者。尽管两次行动皆无疾而终，却促使赵港放弃木炭生意，从此全心投入农民运动。
6月6日下午一点在大肚庄妈祖庙，赵港率众成立“大甲农民组合”，是继简吉领导的“凤山农民组合”之后，台湾的第二个农民组织。纲领规章多由简吉草拟，赵港担任委员长，堂兄赵钦福为会计主任，陈启通任庶务主任等41人为干部，会员共有150人。此后，赵港与简吉下狱前，两人不仅是合作无间的好伙伴，更一直是日治时代台湾农民运动的中流砥柱。
6月21日赵港动员大甲农民组合成员80多人，向台中州知事陈情（未见到州知事，转向文书课长）诉诸取消土地放领之情事依然未果。6月28日简吉和赵港于凤山召开“各地方农民组合干部合同协议会”(合同=会合)，企图整合各地的农民团体组成台湾性的组织，以串联土地争议进行全盘抗争。
替二林蔗农事件进行的辩护的日本律师麻生久、布施辰治在七月份来到台中法庭，台湾文化协会的蔡式谷、郑松筠也出庭。上述人士在简吉、赵港陪同下，遍访全岛各地举行农民演讲会，鼓励农民设立农民组合。此外，除了农民本身之外，不少人士受到了台湾文化协会的影响，也陆陆续续投入农民运动。
之后在简吉、黄石顺、赵港等人的主导下，借镜日本农民组合、日本劳农党等组织，八月份成立“台湾农民组合”，总部设于凤山，其下有嘉义、虎尾、大甲、曾文、凤山等五个支部。[6]根据叶荣钟在《日据下的台湾社会政治运动史．下》的说法：1926年以降，全台爆发十多起土地纠纷案之中，以“台中州大肚庄”、“高雄州凤山郡大寮庄”和“台南州虎尾郡仑背庄”三处在斗争和规模之中，倍受官方重视，前两者可归功于该地的头人赵港、简吉领导有方，农民组织特别团结的缘故。（2000：591）
在台湾农民组合成立之后，简吉、赵港与其他农民干部用尽方法，依然成效不彰、屡屡受挫，两人于是决定仿效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的方法，亲赴日本帝国议会请愿，唤起中央政界的重视。
1927年2月13日，台湾农民组合中央委员长简吉、争议部长赵港为了“官有地拂下”政策和“竹林争议”，亲赴日本东京访问清濑一郎议员。在他牵线下，两人向日本众议院第52议会提交《有关台湾之土地放领案》请愿书，可惜被搁置未审议。2月20日简吉、赵港到大阪参加第六届“日本农民组合”大会，赵港以《台湾农民组合》为题报告台湾情况。虽然两人想求见首相若槻礼次郎和农务大臣，但仍未成功。3月15日，简吉、赵港拜访日本劳动农民党，并提出派遣指导员常住台湾的要求。党员古屋贞雄于是于该年七月来台，并定居台中市执行律师业务，除了从事农民组合争议案件的辩护之外，借镜日本农民抗争路线，进行台湾农组的组织阵容强化与战术战略指导，思想上更趋强调阶级斗争，也埋下台湾农民组合未来左倾的远因。
1927年11月6日，拓植公司又想对二期作提出假扣押，向法院声请对收割前的稻谷强行查封，受到中坜农民反抗，由赵港等领导农民抗争，新竹州中坜郡树林子和三座屋部落的农民成群在现场阻碍假扣押进行，甚至使用棍棒而攻击到公司职员，约六百名农民包围袭击中坜新坡警察派出所，警察逮捕黄石顺、谢武烈、杨春松、黄又安、赵港等八人，是为“第一次中坜事件”。11月7日，黄石顺、谢武烈、杨春松、黄又安等农组干部因预备在各地举办演讲会被检举，随后政府派23名警官担任警备，在执行假扣押，但附近60位农民带镰刀、锄头、棍棒来阻止，现场又有200多位农民前来支援。11月9日时农组到中坜集合后选出谢进来和彭金源、李根乐为代表，对检举一事质询，当时有70多位农民聚集到郡公所，现场又被检举10人。直到11月10、11日在162位警察官保护下才完成假扣押，随后警方以骚扰和公务执行妨害检举83人并移送检察局，把其中41人起诉转送预审，其中33人被处有期徒刑。
1928年3月30日，第一次中坜事件预审终结，6人免起诉，35人被审定有罪，10月11日第一次中坜事件公判，1人无罪，1人罚金罪，其他被判徒刑。
1927年12月4日，台湾农民组合在台中市初音町乐舞台召开“第一届全岛代表大会”，参加者有全岛二十三个支部代表、一百五十五人、600多人旁听、50位来宾，来宾有：左倾的文化协会代表连温卿、王敏川、蔡孝乾、洪石柱，台湾民众党代表卢丙丁，东京台湾青年会（社会科学研究部）代表黄宗尧、无产青年代表赖通尧等。当日除“日本农民组合”中央委员长山上武雄自大阪前来，“日本劳动农民党”干部古屋贞雄亦从朝鲜回台与会，“朝鲜新韩会”、“日本农民组合”、“日本劳动农民党”、“大阪朝鲜劳动组合”等国际友好团体，亦纷致贺电以表祝意。
现场赵港报告台湾农民组合发展经过，在论及土地问题时，因涉及批评日本帝国主义而遭到在场警察的取缔，被迫中止讲演，于是改由侯朝宗继续报告，旋即又受干扰，大会在当天下午两点被警察命令解散引发众怒，当晚临时召集听众一千余人举行示威演讲会。经过山上武雄、古屋贞雄等干部五人向台中州警务部长交涉的结果，12月5日上午九时五十五分重新召开大会，古屋贞雄律师先做各项指导以避免又被要求解散会议，于是农组成员都有共识后开始开会，通过了十七件议案，选出新中央委员及其他干部等，顺利完成第一届大会。
第一次中坜事件后，桃园、中坜两支部遭到解散，但中坜支部素以团结斗争闻名全岛，农组本部的简吉、赵港等设法唤起舆论、策划支部复活，导致第二次的中坜事件爆发。1928年8月9日农组干部简吉、赵港和杨春松的动员下，重新号召中坜和桃园农组支部成员，上午九点于中坜支部事务所前重新挂上农组招牌，重选支部长和其他干部。官方派出警部补和16个警察官，把张道福和其他4位农民传唤到新坡派出所，200位农民却跟着到派出所境内，诽谤警察、兼之投石攻击，而警方认为此暴力事件由赵港和张道福和其他35人指挥，遂以违反处罚暴力行为以及公务执行妨害罪加以检举，勒令群众解散，此为第二次中坜事件。
9月份台北地院针对第二次中坜事件刑事开庭，进行律师辩论。第二次中坜事件被检举者预审于1929年2月12日终结，22位被判有罪，3位免起诉。（与二一二事件同年同月同日）
在此之前的1928年6月，谢雪红自上海回到台中，并于7月赴台北开办国际书局。农民组合干部简吉、赵港、杨春松、杨克培等人相继去拜访谢雪红。简吉和赵港认为农民运动缺乏干部，提议举办青年干部训练班。
9月28日，谢雪红在农民组合楼上成立“社会科学研究部”，奠定台湾共产党和台湾农民组合的合作关系，随后农组等干部如简吉、赵港、杨克培、叶陶、简娥、张道福、林梁材都加入台湾共产党。
1929年（昭和四年）2月12日，特别高等刑事课（简称为特高课）为了搜捕“台共份子”，利用“违反出版法规”之名，趁天未破晓，同时在全台湾三百处的台湾农民组合机构进行突击搜查并加以逮捕。农民组合的本部支部，如台北、新竹、桃园、台中、彰化、台南、高雄各地，以及关系团体与主要干部的住宅等尽被搜索，没收“证据品”达二千余件（没有一件是与台共有关）。
特高以违反“台湾出版规则第十七条”为由，51人被交送检察局（总共逮捕59人，8人在警察局阶段被释放），其中农业组合重要干部有简吉、谭廷芳、张行、陈德兴、陈昆仑、苏清江、侯朝宗（即刘启光）、黄信国、陈海、林新木、江赐金、颜石吉等十三人被起诉。初审于同年5月25日宣判，仅林新木免诉外，其余十二人被判禁锢一个月（简吉四个月）。检察官提出上诉，同年12月20日公告二审宣判，简吉改被判禁锢一年，被禁锢十个月有九人，其余皆判缓刑五个月，此为“二一二事件”。
而农组干部成员曾于二审公判结果宣告前，在台北出张所召开了一次临时中央委员会，审议并通过赵港草拟的新行动纲领，即“农民组合行动纲领”。这是针对日本帝国主义严酷的压迫下，所设计的27条具体斗争方案。只可惜由于“二一二事件”许多农组干部被捕，中央主持无人，各支部的工作停顿，组合员也减少由原来的11,410人减为9,369人，农民组合声势大降，不复昔日之影响力。[7]
1931年3月24日警于大稻埕陈春木住所（上奎府町一丁目二十九番地）逮捕陈春木、赵港等人并搜得一些台共文书，如“改革同盟成立文件”、“文化协会解消问题”、“台湾运输工会组织文件”、“台湾运输工会运动方针”等数十项。据《台湾日日新报》报导，北署特高在现场欲找台共相关文书证据时，赵港立刻吞下部分文书（据锺逸人所述，赵港吞下的是台共名单。）赵港被捕后沿街大呼“共产万岁”，当时尚有陈德兴在场但侥幸逃脱。陈德兴没有多久在4月9日也被捕于高雄。自赵港被捕以来，农民组合及文化协会之诸运动遭到严重取缔。
1934年（昭和九年）4月24日法院开庭审议赵港，《台湾日日新报》报导赵港的口供：“自己最初从事于农民解放运动，因言共产主义目标相同，故加盟之，换言之，对于共产主义，自己无十分把握。”台湾日日新报认为赵港暗示自己被共产主义所欺后向裁判长立誓：“台湾大众运动，难中之难，故今后欲脱离农民运动。”
1934年6月30日台共案集体开庭判决，7月6日新闻报导，简吉被判处10年、赵港12年、吴拱照7年。
赵港入狱之后身体一直不佳，1935年（昭和十年）被释放回家后，一个月内即病死家中。 依据杨克煌资料，赵港过世那天是清明节，亦是农历3月3日星期五。
1946年，刘启光和简吉成立“台湾革命先烈遗族救援委员会”，简吉出任总干事。 5月18日，该会第二次常务委员会议决议将桃园神社改建成“新竹县忠烈祠”（桃园当时隶属于新竹县），其后该会干部协助保送赵港的三子赵炳煌进入桃园农林学校就读。[8]
1946年6月17日，赵港入祀新竹县忠烈祠，当时刘启光担任新竹县县长，而他是赵港在台湾农民组合时期的伙伴。1946年奉准入祀新竹县忠烈祠之革命先烈60名中，台中地区计有：丘逢甲、刘干、赖来、张火炉、花冈一郎、蔡秋宗、张茂良、玉细松、陈结、陈神助、赵港、曾宗、吕清池、蔡双嘉、杨马、王敏川等16名。
依据赵世琛编《赵氏族谱》，大肚赵氏家族为宋室皇族之后，因乱避祸南方定居于福建省漳州府漳浦县。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赵光亨、赵送与赵三兄弟三人东渡来台，落脚于大肚下堡，开基地分别为：永和村（赵光亨派）、大肚村（赵送派）与大东村（赵三派），其中赵光亨为赵匡胤第25世孙，因长寿有“九十三祖”之称，自清季陆续开枝散叶，后人有“大肚赵一半”之喻，来台第三代赵顺芳创办西雝社，后拓展为磺溪书院。赵港为渡台第六代，来自“赵三派”一脉，赵三公今存有开基祖厝：“天水堂”供后人凭吊。
依赵家日治时期户口调查簿记载，赵港家住在台中州大甲郡大肚庄大肚313番地（今台中市大肚区大东里），父亲为赵长寿 ，母亲为赵陈氏轻，两人育有4男4女，男生排行：赵港（长子）、赵从东、赵从锡、赵从潜（早逝），女生姓名和排行不详，仅知幺妹赵玩出生于1910年。
- 父：赵长寿，原为地主（现大肚菜市场一带），自恃很会游泳，在台风天游泳过大肚溪去巡田，不幸溺毙，逝世日期是1924年9月7日。赵港投入农民运动之后，赵家贩售掉许多土地，后来因375减租，赵家土地几乎都没了。
- 母：赵陈氏轻，依赵家日治时期户口调查簿记载，出生日期为1872年6月26日，原住大肚下堡寮仔庄（今磺溪里或成功里一带）。1892年10月1日和赵长寿结婚入户。
- 赵张氏宝（1904年10月7日－1934年11月13日），长女，故居为台中州大屯郡南屯庄知高三十番地，1921年5月25日下嫁赵港。
子女：赵港与赵张氏宝育有3子1女，长女赵秀琼，长男赵违（早逝）、次男赵显钟（早逝），三男赵炳煌。
- 赵秀琼（1922-1984）：幼时本由赵港兄弟抚育，14岁由谢雪红照顾，谢雪红无子女，赵秀琼未结婚前，与谢雪红的亲人、后代互动良多。之后从大肚庄出嫁，其夫为曾赴日留学的张雅生，出身于大雅的张奂圭家族，婚后育有一女四子，分别是张丽雪（长女）、张崇连、张崇敏、张宇承、张崇斌。日本战败后，时任新竹市长的刘启光（原名侯朝宗，赵港农业组合时期的伙伴）仍与赵秀琼保持联系，赵秀琼曾表达将赵港收列入忠烈祠的意愿。
- 赵炳煌（1930年9月23日－1966年9月8日，得年38岁）：2岁时赵港入狱，6岁时母亲张宝过世，之后由时年已62岁的祖母赵陈氏轻抚养，翌年赵港过世。1940年12岁搬去台中市，由刘启光照顾。日本战败后，根据1946年5月28日民报报导，赵炳煌因台湾革命先烈遗族救援委员会干部推荐，保送进入桃园农林学校就读。1953年11月1日和廖秀梅结婚，共有2女2子，分别是赵彬彬、赵纯纯、赵建仁、赵令瑜。赵炳煌台北工专毕业后，曾赴日本工厂见习，返台开创旭光牌日光灯，那时许文龙（奇美电子创办人）是旭光的上游厂商，之后赵炳煌和许文龙一起创办奇美公司，当时以做亚克力闻名，后赵炳煌又和刘启光创办天兴实业公司，则以做合板闻名。赵炳煌曾任大华企业经理，后来因血癌过世，得年38岁，生前从未向子女提起过生父赵港，子女赵纯纯表示小时候的“阿公”，是指“刘启光”而非“赵港”，自己直到赴美国进修时，借由同乡会之口才辗转得知自己亲生祖父的身份。赵炳煌的妻子廖秀梅则因为二二八事件阴影，把赵港资料烧毁，也不太愿意聊赵港的事。
- 大弟：赵从东，1905年左右出生，65岁过世。 妻子林添英（1904-1984），龙井山上人（现台中监理所附近），养女赵色琼（今居龙井），之后生了两男两女，女儿的排行与姓名未知，两子为赵世行（逝）、赵世裕。
- 二弟：赵从锡，出生与死亡日期未知，根据《台湾共产主义运动与共产国际（1924-1932）研究．档案》第220页内容，赵从锡与赵港侄子赵清云有一封佐野学写给当时在莫斯科的片山潜与田中（山悬）的推荐信，也表示赵从锡也是抗日台共人物之一。根据赵世裕女儿听母亲林添英说法，赵从锡去日本读书后又去大陆，后来在大陆过世。
- 三弟：赵从潜，出生与死亡日期未知，育有两子，分别是赵世禄（逝）、赵世萦（70多岁），赵从潜于赵世禄13岁多时便逝世。
- 幺妹：赵玩，1910年出生，与赵港感情融洽，嫁给沙鹿的王刘栋梁，共生育12个子女，分别是4男9女，男生排行为王锡鑫、王锡祐、王锡荣、王锡潭，女生姓名与排行未知。
赵港其他妹妹都早逝，只有赵玩顺利成年。
- 黄溪：绰号“憨直溪”或“溪仔”。家中4男3女，排行老3，九十多岁过世，黄溪的妈妈是赵港爸爸的表姐妹，年纪和赵港相近。 日治时期黄家是大肚地区的地主，当时受邀担任糖厂委员，负责邀农民一起种甘蔗。黄溪也参与农民运动，当时台湾人聚会时都讲台语，日本人听不懂，而黄溪因为不识字，与会当时没有留下笔迹（证据），又出任糖厂委员的缘故，日本警察不敢擅抓私人财团机构的人，因此在农运时未受到逮捕。甚至赵港数次被逮捕时，多次托黄溪运用关系要求释放。
（※ 根据访谈赵港相关人物内容）
- 目前日治时期农民运动的历史资料中，对赵港的描述极少，某些农民运动历史书籍的撰述中称赞赵港是农民勇士，而走访赵港的台中大肚老家，尚保有旧农村聚落的样貌，可惜与赵港同辈的人几乎都过世了，仅能从少数侄辈口中询问一些历史记忆，外表而言，赵港因为人高马大，当时人都唤他做“大只牛港”。
- 根据大甲支部组合长赵港的侄子赵清云先生的回忆，“官有地拂下”政策发布时，“当时在大肚的缘故者（开垦无主地的农民），差不多百分之七十都是我们赵家人，因为赵港在1920年代是村里极少数的知识分子，于是他和三伯（赵福钦）被推举来领导大众。” [9]
- 赵从东代替兄职管理土地，后来把土地交给赵炳煌。赵秀琼在14岁便被谢雪红（赵港的台共伙伴）带离村里照顾，但仍然是从老家大肚庄出嫁的。
- 赵港被捕后，子女赵炳煌、赵秀琼主要由赵港其他兄弟照顾。根据赵从潜儿子赵世荧转述，赵从潜与赵炳煌感情特别好，赵从潜本业是卖猪肉，在日治时代，杀猪肉需要申请许可照，但因为偷杀猪而牌照被吊销，赵从潜只得带着赵港两名遗孤去警察局求情，泣诉偷杀猪是为了养这两个小孩，警察把牌照还给了赵从潜。
- 赵炳煌是长孙，赵家为了让他有更好的发展，将赵炳煌托付给刘启光来照顾。 （刘启光本名侯朝宗，赵港的台共伙伴，时任华南银行董事长。）
- 《播种集：日据时期台湾农民运动人物志》，韩嘉玲著，简吉陈何基金会
- 《台湾史小事典》，远流台湾馆编，远流出版。
- 《沧桑十年，简吉与台湾农民运动 1924-1934》，蔡石山编著，远流出版社。
- 《我的半生记》，杨克煌笔录，谢雪红口述，杨翠华出版
- 《我的回忆》，杨克煌遗稿，杨翠华整理，杨翠华出版。
- 《日据时代台湾共产党史1928-1932》，卢修一著，前卫出版社。
- 《简吉，台湾农民运动史诗》，杨渡著，南方家园出版社。
- 《大肚乡志》，洪敏麟编著，大肚乡志编纂委员会。
- 《台湾社会运动史》共五册，编译自台湾总督府警察沿革志，作者王乃信，海峡学术出版社。
- 《台湾历史人物小传—明清暨日据时期》，国家图书馆
- 《台湾共产党秘史》，黄师樵著，海峡学术出版社。
- 《台湾纪事（上）（下）》，庄永明著，时报出版。
- 《不悔集：日据时代台湾社会与农民运动》，蔡文辉著，简吉陈何基金会。
- 《日本文明开化史略》，陈水逢编著，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
- 《台湾共产主义运动与共产国际（1924-1932）研究·档案》译本，郭杰、白安娜原著，李随安、陈进盛译，许雪姬、锺淑敏主编，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出版。
- 《简吉狱中日记》，中央研究院的台湾史研究所主编。
- 《简吉史料编辑》，国史馆主编。
- 《台湾纪事（上）（下）》，庄永明著，时报出版。
- 《谢雪红评传》，陈芳明著，前卫出版社。
- 《日据下台湾政治社会运动史（上）（下）》，叶荣钟，晨星出版社。
- 《狂飙的年代：近代台湾社会菁英群像》，林柏维著，秀威资讯出版。
- 《日本统治下的台湾民族运动史（上）（下）》向山宽夫原著／杨鸿儒等译，吴三连台湾史料基金会出版，1999年。
- 《日本の历史》，井上清著，岩波书店出版 https://twitter.com/Redrosa_bot
- 叶荣钟家属捐赠其手稿 http://catalog.digitalarchives.tw/item/00/29//.html
- 中研院台湾史研究所，台湾史档案资源系统。陈何手稿 http://tais.ith.sinica.edu.tw/sinicafrsFront/search/search_detail.jsp?xmlId=0000309223
- 中研院─简吉手稿及文书 http://tais.ith.sinica.edu.tw/sinicafrsFront/search/search_detail.jsp?xmlId=000008355
- 《二十世纪研究》第 2 期，京都大学二十世纪研究编集委员会著，二十世纪研究编集委员会出版。
- 台糖通讯(月刊) http://www.taisugar.com.tw/Monthly/CPN.aspx?ms=1366&s=13384129&p=13384199
- 曾淑卿，〈清代大肚赵家的发展〉论文。
- 〈米糖相克：耕地的争夺或利益的冲突〉论文，作者：陈兆勇(国立台湾大学社会学研究所博士生)、柯志明(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
- 〈日治时期台共对台湾社会运动之影响〉论文，屏东科技大学林淑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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