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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初期的一次经济衰退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经济大衰退(英语:Great Recession)是一场被2007年8月9日金融海啸引发的经济衰退。自美国次级房屋信贷危机爆发后,投资者开始对按揭证券的价值失去信心,引发流动性危机。即使多国中央银行多次向金融市场注入巨额资金,也无法阻止这场连锁效应的金融危机的爆发。直到2008年9月,这场金融危机开始失控,并开始蔓延至其他经济领域。[1]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认定这是自大萧条(1929-1933)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和金融危机,通常它也被认为是有史以来第二严重的衰退。[2][3]但是,世界各地对危机的感受并不相同。尽管世界上大多数发达经济体(尤其是北美、南美和欧洲)陷入了绝对衰退,但许多较新兴经济体所受的冲击要小得多,特别是中国、印度和波兰,其经济在此期间大幅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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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衰退”(recession)有两个义项:一种是指“一段经济活动的低谷”,[4]和持续的困难;另一种是经济学上更精确的操作定义,指商业周期中的收缩期,经历了连续两个季度的GDP负增长。如果以经济学上的定义,经济衰退在美国2009年就已经结束。[5][6][7][8][9][10][11][12]
罗伯特·库特纳认为:“‘大衰退’(The Great Recession)用词不当。我们应该停止使用。经济衰退是商业周期中的低谷,可以自我纠正,或者可以通过适度的财政或货币刺激很快得到解决。由于通缩持续陷阱,将这十年停滞的经济称为‘小萧条’(The Lesser Depression)或‘大通缩’(The Great Deflation)会更准确。”
大衰退仅在2009年一年满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全球性经济衰退的标准。[2][3]IMF的定义条件是“世界人均实际GDP下降”。尽管所有G20成员国(占全球经济总量的85%)都使用季度数据作为衰退的定义标准[13],但在缺乏完整数据集的情况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决定,不根据季度GDP数据宣布/衡量全球性经济衰退。然而,G20区经季节性因素调整后的PPP加权后的实际GDP是衡量世界GDP的良好指标,据测算,从2008年第3季度到2009年第1季度的三个季度中,GDP环比下降,它更准确地标记了全球经济衰退的时间。[14]
根据美国全国经济研究所(美国衰退的官方仲裁人)的说法,衰退始于2007年12月,结束于2009年6月,因此持续了18个月。[15][16]
危机爆发前的几年,资产价格过高上涨,经济需求相应增长。[17]此外,美国的影子银行系统(例如投资银行等非储蓄金融机构)已经增长至可与储蓄系统相匹敌,但却不受相同的监管监督,使其容易受到挤兑的冲击。[18]
美国按揭担保证券虽然有难以估值的风险,但在全球范围内畅销,因为它们提供的收益率高于美国政府债券。其中许多证券由次级按揭贷款支持,而次贷按揭贷款在2006年美国房地产泡沫破裂时崩盘,大量房主从2007年开始违约。[19]
2007年次级贷款亏损问题的浮现标志着危机开始,并暴露了其他有风险贷款和资产价格泡沫的情况。随着贷款亏损的增加和雷曼兄弟在2008年9月15日破产,同业拆借市场爆发了重大恐慌。影子银行系统上出现了类似挤兑的现象,导致欧美许多大型且信誉良好的投资银行和商业银行遭受巨大损失,甚至面临破产,需要大规模的公共物品政援助(政府救市)。[20]
随后的全球经济衰退导致国际贸易量急剧下降、失业率上升和商品价格暴跌。[21]一些经济学家预测,复苏可能要到2011年才会出现,本次衰退将是自19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一次。[22][23]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曾经评论说,这似乎是“第二次大萧条”的开始。[24]
各国政府和中央银行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举措回应,以刺激国民经济并降低金融系统风险。衰退重新引起了人们对凯恩斯主义关于如何应对衰退状况的经济思想的兴趣。经济学家建议,一旦经济复苏到足以“描绘可持续增长之路”,就应停止刺激计划。[25][26][27]
在2008年后的经济复苏期间,美国家庭收入分配变得更加不平等。[28]从2005年到2012年,美国超过三分之二的大都市区的收入不平等现像有所加剧。[29]2005年至2011年之间,美国家庭财富中位数下降了35%,从106,591美元降至68,839美元。[30]
2011年1月,6名民主党人和4名共和党人组成的美国金融危机调查委员会提供的多数报告公布了调查结果。报告得出结论:“这场危机是可以避免的,其起因是:
共和党有两份反对委员会结论的报告。其中一个由三名共和党任命的人签署,得出结论认为原因多种多样。美国企业研究所(AEI)的委员彼得·J·沃里森在他另一份对调查委员会的异议中认为,此次危机主要归咎于美国的住房政策,包括房利美和房地美的行动。他写道:“当泡沫在2007年中开始消失时,政府政策产生的低质量和高风险贷款以前所未有的数量破产了。”[33]
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在2008年11月15日发表的《金融市场与世界经济峰会宣言》中列举了以下原因:
近年来,全球经济增势强劲,并长期保持稳定,资本流动加快,市场参与者追逐更高收益,却未恰当评估风险和应履行的责任。与此同时,宽松的承销标准,风险管理措施不到位,日益复杂和不透明的金融产品,以及随之产生的过度杠杆操作,共同造成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在一些发达国家,决策者、监管者和监督者未能充分评估并解决金融市场不断累积的风险,未能跟上金融创新步伐,未能考虑国内监管行动带来的系统性后果。[34][35]
有一些“叙事”试图将经济衰退的原因放在大背景中。其中五种如下:
1-3的基本假设是,收入不平等和工资停滞不断加剧,促使家庭增加债务以维持他们期望的生活水平,从而加剧了泡沫。此外,更多的收入流向最高阶层,增强了商业利益的政治力量,而这种力量被用来放松或减少对影子银行系统的监管。[44][45][46]
5挑战了“信誉欠佳的次级借款人购置无力负担的房屋造成了危机”这一普遍说法。这种叙事得到了新研究的支持,研究表明,在美国住房市场繁荣期间,按揭贷款债务的最大增长来自信用评分中处于中部和顶部的信用评分良好的人,而这些借款人占违约比例很高。[47]
《经济学人》杂志在2012年7月写道,为美国贸易赤字提供资金所需的投资资金流入是导致房地产泡沫和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贸易赤字在1990年代初不到GDP的1%,但在2006年达到6%。该赤字是由外国储蓄,特别是来自东亚和中东的外国储蓄的流入来弥补的。这些钱的大部分流入了不可靠的按揭贷款,以购买高估的房屋,其结果就是金融危机。”[48]
2008年5月,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NPR)在获得皮博迪奖的节目“The Giant Pool of Money”中解释称,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大量储蓄流入按揭贷款市场,推动了美国的房地产泡沫。固定收益储蓄从2000年的约35万亿美元增加到2008年的约70万亿美元。NPR解释说,这笔钱来源不同,“但最主要的是,各种贫穷国家都变富裕了,他们制造电视之类的东西并向我们出售石油。中国、印度、阿布扎比、沙特阿拉伯赚了很多钱,并将其存入银行。”[49]
保罗·克鲁格曼在2012年2月描述欧洲危机时写道:“于是,我们所关注的基本上是国际收支问题,在欧元诞生之后,资本向南泛滥,导致南欧被高估。”[50]
另一种关于起因的叙事则关注公共货币政策(特别是在美国)和私人金融机构的实践所扮演的角色的各个方面。在美国,按揭融资异常分散、不透明且具有竞争力,并且据信,贷方为了收入和市場份額的竞争导致承保标准下降和风险贷款。
尽管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担任联邦储备系统主席的角色被广泛讨论,但争议的焦点仍是将联邦基金利率降至1%以上长达一年多的时间,根据奥地利理论家的说法,这将大量“唾手可得的”基于信贷的资金注入了金融体系,造成了不可持续的繁荣,[51]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格林斯潘在2002-2004年间采取的行动实际上是为了让美国脱离互联网泡沫破裂导致的21世纪初经济衰退——尽管这样做无济于事,只是推迟了危机。[52][53]
另一种叙述着眼于美国经济中高水平的私人债务。截至2007年底,美国家庭债务占年度个人可支配收入的百分比为127%,相比之下1990年为77%。[55][56]面对随着可调利率按揭贷款还款增加而增加的按揭贷款还款,家庭开始史无前例地大量违约,令按揭贷款支持证券一文不值。较高的私人债务水平还使衰退加剧,随后的复苏减弱,从而影响了经济增长。[57][58]罗伯特·莱克(Robert Reich)称,美国经济中的债务数额可以追溯到经济不平等,前提是假定中产阶级的工资仍然停滞不前,而财富则集中在最高阶层,而家庭“则拿家底按揭并过度负债以维持生活水平”。[59]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12年4月的报告中写道:“在经济衰退前的几年里,家庭债务猛增。在发达经济体,2007年之前的五年中,家庭债务与收入的比率平均上升了39个百分点,达到138%。在丹麦、冰岛、爱尔兰、荷兰和挪威,债务达到了家庭收入的200%以上的峰值,爱沙尼亚、匈牙利、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等新兴经济体的家庭债务也飙升至历史高位。房价和股票市场的同时繁荣意味着相对于资产的家庭债务保持基本稳定,这掩盖了家庭对资产价格急剧下跌的承受力增加。当房价下跌时,迎来了全球金融危机,许多家庭看到了相对于债务,他们的财富缩水了,收入减少,失业增加,他们发现难以偿还按揭贷款。到2011年底,实际房价已从最高点下跌了约4%。爱尔兰为1%,冰岛为29%,西班牙和美国为23%,丹麦为21%。家庭违约、“溺水屋”(贷款余额超过房屋价值)、取消按揭品赎回权和减价出售现在在许多经济体中很普遍。在一些国家,家庭已经开始通过偿还或拖欠债务去杠杆化。它在美国最为明显,约三分之二的债务减少是违约。”[60][61]
经济危机的爆发令多数人感到震惊。2009年的一篇论文确定了2000-2006年间根据当时繁荣的美国住房市场的崩溃预测了经济衰退的12位经济学家和评论员:[62]迪恩·贝克、韦恩·戈德利、弗雷德·哈里森、迈克尔·哈德逊、Eric Janszen、斯蒂夫·科恩、雅各布·B·马德森、Jens Kjaer Sørensen、库特·丽舍巴舍尔、鲁里埃尔·鲁比尼、彼得·希夫和罗勃·席勒.[62]
2007年,房地产泡沫仍在很多国家继续。[63]特别是美国、法国、英国、意大利、西班牙、荷兰、澳大利亚、阿联酋、新西兰、爱尔兰、波兰、[64]南非、希腊、保加利亚、克罗地亚、[65]挪威、瑞典、芬兰、新加坡、韩国、阿根廷、[66]波罗的海国家、印度、罗马尼亚、乌克兰和中国。[67]美联储主席艾伦·格林斯潘2005年说“至少(美国住房市场)有点小‘泡泡’……很难对当地的泡沫视而不见”。[68]
同时,《经济学人》写道:“全球性的房价上涨是史上最大的泡沫”。[69]房地产泡沫(根据“泡沫”的定义)破裂后将是价格下降(也称为房价崩盘),这可能导致许多所有者持有负资产(按揭债务高于按揭品的当前价值)。
一些分析师,包括美国企业研究所的Peter Wallison和Edward Pinto认为很多私人放贷者在政府经济适用房政策鼓励下放松信贷标准。[70][71]他们引用1992年的《住房和社区发展法》(Housing and Community Development Act),该法案最初规定美国房地美和房利美30%的贷款与经济适用房相关。法案还授予美国住房与城市发展部设定未来要求的权力。该数字在1995年上升到42%,在2000年上升到50%,到了2008年(在布什政府的领导下),最低比率定为56%。[72]为了达到标准,房地美和房利美设立计划,购买了5万亿美元的经济适用房贷款,[73]还鼓励放贷者放松标准,增加发放贷款。[72]
这些批评者还认为1995年的《国家自有住房战略:美国梦中的合作伙伴》(The National Homeownership Strategy: Partners in the American Dream)是不妥当的监管规定,该战略由克林顿总统的住房和城市发展部部长亨利·西斯内罗斯(Henry Cisneros)编制。2001年,独立的研究公司Graham Fisher & Company称:“尽管该战略的基础的倡议内容宽泛,但其主题……是放宽信用标准。”[74]
还有批评家认为《社区再投资法》(The Community Reinvestment Act,CRA)是衰退的原因之一。他们认为放贷人试图通过放宽放贷标准去履行CRA承诺,并指出公布的CRA贷款承诺数额巨大,在1994-2007年间一共达到4.5万亿美元。[75]
但是,金融危机调查委员会(FCIC)民主党多数报告得出的结论是,房利美和房地美“并非危机的主要原因”,且CRA并非危机的因素。[32]此外,由于欧洲多个国家也出现了房地产泡沫,因此,调查委员会共和党少数派反对意见报告还得出结论,美国的房地产政策并不是全球房地产泡沫扩大的有力解释。[32]这场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美国政府要求银行提供高风险贷款的住房政策这一假说已引起广泛争议,[76]保罗·克鲁格曼还将其称为“虚构的历史”。[77]
一些消息指,美国政府未能监督甚至要求被称为衍生工具的金融工具透明化。[78][79][80]信用违约交换(credit default swap,简称CDS)等衍生工具完全或几乎不受监管。迈克尔·刘易斯(Michael Lewis)指出,CDS使投机者能够在同一按揭证券上押注。这类似于允许许多人为同一房屋购买保险。购买CDS保护的投机者押注会发生重大按揭担保违约,而卖方(如AIG)则押注不会。只要可以找到CDS的买卖双方,就可以对相同的住房相关证券无限量押注。[81]当基础按揭证券发生严重违约时,像AIG这样出售CDS的公司无法履行其义务并违约;美国纳税人向全球金融机构支付了超过1,000亿美元,以履行AIG义务,这引起了极大的愤慨。[82]
《华盛顿邮报》2008年的一篇调查文章发现,当时的主要政府官员(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艾伦·格林斯潘、财政部长罗伯特·鲁宾和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阿瑟·莱维特)强烈反对针对衍生工具的任何监管。1998年,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负责人布鲁克斯利·波恩提出了一份政策文件,就衍生工具是否应上报、通过中央机构出售,或是否应该对买家提出资本要求的问题,向监管者、游说者和立法者征求反馈意见。他们的买家应该有要求。格林斯潘、鲁宾和莱维特向她施压,要求她撤回该文件,格林斯潘说服国会通过一项决议,以防止6个月内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再对衍生品进行监管——其后伯恩的任期将届满。[79]最终,正是特定类型的衍生工具——不动产按揭贷款证券——的崩溃,引发了2008年的经济危机。[80]
保罗·克鲁格曼在2009年写道,影子银行系统的挤兑是这场危机的根本原因。“随着影子银行系统的重要性扩大到甚至可以超过传统银行,政治家和政府官员应该意识到,他们正在重新制造使大萧条成为可能的那种金融脆弱性——并且他们本应该通过扩大监管和金融安全网来覆盖这些新机构。位高权重的人本应该宣布这样的规则:凡是做银行所做的事情的东西、凡是在危机中像银行那样需要救助的东西,都应像银行一样受到监管。”他称这种管控的缺失是“恶意的疏忽”。[83][84]
2008年期间,美国最大的三家投资银行要么破产(雷曼兄弟),要么贱卖给了其他银行(贝尔斯登和美林证券)。投资银行不受适用于存款银行的更严格规定的约束。这些失败加剧了全球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剩下的两家可能面临破产的投资银行:摩根士丹利和高盛,选择了成为商业银行,从而接受了更严格的监管,但可以通过美联储获得信贷。[85][86]此外,美国国际集团(AIG)已为按揭支持证券和其他证券提供了保险,但当债务人违约这些证券时,则不需要维持足够的准备金来支付其义务款项。根据合同,AIG被要求向许多债权人和交易对方增加按揭品,当美国政府替AIG向全球主要金融机构支付了超过1,000亿美元的美国纳税人资金时,这引发了争议。尽管这笔钱是AIG合法欠银行的(根据机构通过从AIG购买的信用违约互换达成的协议),但许多国会议员和媒体人对使用纳税人的钱来救助银行表示愤怒。[82]
经济学家加里·戈顿在2009年5月写道:
与历史上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银行恐慌不同,当前的银行恐慌是批发的恐慌,而不是零售的恐慌。在较早的情节中,储户跑到银行拿支票账户要求取现。因无法满足这些要求,银行系统破产了。当前的恐慌涉及在其他金融公司的基础上“运作”的金融公司,它们不续签出售和再回购协议(repo)或增加回购保证金(“haircut”),迫使大规模去杠杆化,并导致银行体系破产。[87]
金融危机调查委员会在2011年1月报告:
在20世纪初期,我们建立了一系列保护措施——美联储(Federal Reserve)作为最后贷款人、联邦存款保险、充足的法规——筑起了抵御19世纪经常困扰美国银行体系的恐慌的堡垒。然而,在过去的30多年中,我们允许影子银行系统的发展,它们不透明且负担大量短期债务,能够与传统银行系统的规模匹敌。市场的关键组成部分——例如数万亿美元的回购市场、资产负债表外实体和使用场外衍生工具——被隐藏在视野之外,没有我们为防止金融危机而建立的保护措施。我们拥有21世纪的金融体系和19世纪的保障措施。[32]
许多经济学家将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描述为另一场更深层次的危机的征兆。例如,拉斐·巴特拉认为,金融资本主义的不平等现象加剧,制造投机泡沫,泡沫破裂并导致萧条和重大政治变革。[88][89]女权主义经济学家Ailsa McKay和Margunn Bjørnholt认为,金融危机及其对策的揭示了主流经济学和经济学界的思想危机,并呼吁重塑经济、经济理论和经济学专业。经济学专业。她们认为重塑中应包含女性主义经济学和生态经济学的新进展,以对社会而言可靠、敏感和负责的主题为出发点,建立充分承认对彼此以及地球的关爱的一种经济和经济理论。[90]
大衰退对美国产生了重大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尽管经济衰退严格意义上仅为从2007年12月持续至2009年6月(名义GDP谷值),但许多重要的经济变量直到2011-2016年才恢复到衰退前(2007年11月或第四季度)的水平。例如,实际GDP下降了6500亿美元(4.3%),直到2011年第三季度才恢复到15万亿美元的衰退前水平。[91]反映股市和房价的家庭净资产下降了11.5万亿美元(17.3%),直到2012年第三季度才恢复到66.4万亿美元的衰退前水平。[92]有工作的人数(非农业就业人口总数)下降了860万人(6.2%),直到2014年5月才恢复衰退前1.383亿人的水平。[93]失业率在2009年10月达到10.0%的峰值,直到2016年5月才恢复到衰退前的4.7%的水平。[94]
阻碍复苏的主要力量是个人和企业都偿还了数年的债务,而不是像以往那样借贷并消费或投资。这种向私营部门盈余的转移导致了庞大的政府赤字。[95]但是,联邦政府从2009-2014财年起将支出保持在约3.5万亿美元(从而减少了占GDP的百分比),这是一种紧缩措施。当时的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Ben Bernanke)在2012年11月解释了一些阻碍复苏的经济因素:
在政治方面,银行救市和刺激措施(由乔治·沃克·布什总统发起,由奥巴马总统继续或扩大)引起的广泛愤怒对银行业领导层影响不大,这是促使美国从2010年开始在政治上向右前进的一个因素。例子有茶党的崛起和随后选举中民主丧失多数。截至2014年12月,奥巴马总统宣布,从布什政府时期开始并在他的政府时期继续实施的救助措施已结束,且大部分盈利。[97]截至2018年1月,考虑贷款利息,政府已完全收回了救助资金。各种救助措施共投资、借出或划拨了6260亿美元,而3900亿已退还给财政部。财政部还获得了3230亿的救助贷款利息,产生了870亿美元的利润。[98]有人认为,大萧条也是导致民粹主义情绪上升的重要因素,这种情绪导致了2016年特朗普当选总统。[99][100][101][102]
欧洲的危机通常从银行体系危机演变为主权债务危机,因为许多国家选择使用纳税人的钱来救助其银行体系。希腊的不同之处在于,希腊面临着巨大的公共债务,而不是银行体系内的问题。几个国家从三驾马车(欧洲委员会、欧洲中央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获得了救助计划,该计划还实施了一系列紧急措施。
许多欧洲国家开始实施紧缩方案,从2010年到2011年减少了相对于GDP的预算赤字。例如,根据CIA《世界概况》,希腊将其预算赤字从2010年的GDP的10.4%改善到2011年的9.6%。冰岛、意大利、爱尔兰、葡萄牙、法国和西班牙也改善了2010年到2011年间相对于GDP的预算赤字。[104][105]
但是,如右图所示,除德国外,这些国家中的每个国家的公共债务与GDP的比率从2010年到2011年均增加(即恶化)。希腊的公共债务占GDP的比例从2010年的143%增加到2011年的的165%[104],至2014年达到185%。这表明,尽管这些国家在此期间的预算赤字有所改善,但GDP的增长仍不足以使债务占GDP的比率下降(改善)。欧盟统计局报告称,欧元区17个国家的债务与GDP的比率在2008年为70.1%,2009年为79.9%,2010年为85.3%,2011年为87.2%。[105][106]
根据CIA《世界概况》,2010年至2011年,西班牙、希腊、意大利、爱尔兰、葡萄牙和英国的失业率有所上升,法国没有明显变化,而德国和冰岛的失业率下降。[104]欧盟统计局报告称,2012年9月,欧元区失业率达到创纪录的11.6%,高于上一年的10.3%。失业状况因国家而异。[107]
2012年4月,经济学家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分析了欧洲一些国家2008年至2012年GDP累计增长和紧缩政策导致的总预算赤字减少之间的关系。他得出结论是:“总之,没有证据表明在这里,大型财政紧缩(减少预算赤字)为信心和增长带来了好处,抵消了紧缩带来的直接影响。它们带来的正是人们所预期的:小紧缩带来衰退,大紧缩带来萧条。”根据他的分析中使用的从IMF数据中得出的等式,预算余额(赤字或盈余)的变化解释了GDP的变化的约53%。[103]
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于2012年4月分析了一些欧洲国家的GDP与预算赤字削减之间的关系,并得出结论:紧缩政策减缓了经济增长,类似于马丁·沃尔夫的结论。他还写道:“……这还意味着,即使在短期内,每紧缩1欧元也只能减少约0.4欧元的赤字。因此,难怪整个紧缩企业活动正陷入灾难。”[108]
欧洲国家中,只有波兰未受到大的影响。[114][115][116]分析认为,其中原因包括银行负债低,房贷市场小,波兰出口增长,并且有自己的货币而不是使用欧元。
韩国在2009年躲过了经济危机。[117]根据国际能源署的说法,韩国是大型OECD国家中唯一在2009全年躲过经济危机的国家。[118]2009年一季度,韩国是唯一经济增长的发达国家。
澳大利亚经济只受到了一个季度的不良影响。[119][120]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未受影响,非洲尤其如此,因为他们还未完全融入世界市场。印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依仗其众多的人口,庞大的线下初级手工业和农业规模,未完全放开的市场,国家的宏观调控和政府的严格监管而未受过大波及。在拉丁美洲,限制银行借贷的法律严格,因此拉美未受影响。Bruno Wenn of the German DEG说西方国家可以从这些国家学习金融市场监管[121]
伊朗总统马哈茂德·艾哈迈迪内贾德早在2007年11月20日就已针对美元表示:“他们得到了我们的石油,却给了我们一钱不值的废纸(美元)。”为了因应美元贬值将带来的经济危机,伊朗已经把自己外汇储备中的一大部分转为了其他货币,他建议OPEC可以考虑自己推出新货币。[122]
2009年3月11日内贾德更对经济合作组织(ECO)进一步地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包括成立经济合作发展组织和贸易银行,以及进行货币合作。他说:“应在成员国间使用“单一货币”进行贸易,接下来在其他国家和邻国中推行。”[123]
主流经济学家都同意,如果资金流动性危机不解除,全球性衰退将成定局,另有许多媒体认为最佳状况下也会有5年的经济低迷。[124][125]
2009年4月13日,美国左翼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于演讲中表示,如果各国政府目前的做法依然不变,甚至认为金融海啸已经近尾声,那么很快史上最惨烈的大萧条即将来袭,因为不管股市反弹与否、数据降幅缩小与否、银行业打消状况好坏,整体世界经济下坠中并且工作数量持续下坠是不可扭转的既定事实,30年代大萧条也是先有一段看似好转期后续第二波的主海啸却突然来袭,就算在最佳状态的假设成立;真的触底也会陷入日本失落十年重演,到了底部后就从此盘整再也没有爬起来,而现在与未来的世界情势却比当年日本面对的严重十倍。[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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