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鹅膏菌科鹅膏菌属真菌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毒蝇伞（学名：Amanita muscaria），俗称毒蝇鹅膏菌、蝇伞菌（英语：fly agaric, fly amanita）[5]，是鹅膏菌属的一种担子菌。这种大型蘑菇特征为白色的菌鳃、白色斑点，外观通常为红色。
虽然毒蝇伞具有明显易于辨识的特征，但其实这种真菌有多种已知的变种或亚种。这些亚种之间有些许差异，有的菌盖呈黄色或白色，但大多数仍统称为毒蝇伞，通常可借由其显著的白色斑点辨认出来。然而，最新的DNA真菌研究表明，有些被称为毒蝇伞的蘑菇实际上是独立的物种，例如桃色蝇伞。
毒蝇伞原产于北半球的温带和寒带地区，后来被无意间引入南半球的许多国家，主要作为松树和桦树种植的共生菌，如今已经成为全球性的物种。它能与多种阔叶树和针叶树形成共生关系。
尽管毒蝇伞含有毒性，但因误食而中毒致死的案例非常罕见。将这种蘑菇用水煮两次可以降低其毒性，并分解其中的迷幻成分。在欧洲、亚洲及北美的部分地区，人们会食用这种经过处理的蘑菇。所有毒蝇伞变种，尤其是A. muscaria var. muscaria，都因其致幻作用而闻名，其主要迷幻成分为蝇蕈素及其神经毒性前体鹅膏蕈胺酸。此外，西伯利亚原住民也曾使用当地的毒蝇伞作为迷幻药物及宗教仪式中的致幻剂[6][7]。
毒蝇伞可说是最具代表性的伞菌之一，在流行文化中广为人知，例如在电子游戏中——像是玛利欧系列中的“超级蘑菇”强化道具，显然取材自毒蝇伞——以及电视节目中，像是蓝色小精灵系列中的蘑菇形房屋[8]。曾有一些孩子因为误食这种有毒蘑菇而住院，可能是因其在流行文化中的形象让孩子产生好奇心并接近它[9]。
这种蘑菇的名称在许多欧洲语言中都被认为与它被用作杀虫剂有关，当它被撒在牛奶中时，可以用来杀死昆虫。这个习俗在德语和斯拉夫语区的欧洲部分地区，以及法国孚日山区和罗马尼亚等地都有记载[10]。大阿尔伯特是最早记录这一现象的人，他在1256年前的著作De vegetabilibus中提到[11]：“这种蘑菇之所以被称为‘毒蝇伞’，是因为它磨成粉后撒在牛奶中可以杀死苍蝇[12]。”
18世纪，“分类学之父”卡尔·林奈，在瑞典南部的斯莫兰，也就是他小时候成长的地方，发表此物种[13]；与此同时，佛兰德斯植物学家卡罗卢斯·克卢修斯正前往德国法兰克福，调查在德国将毒蝇伞撒入牛奶的作法[14]。1753年，林奈正式在他的《植物种志》第2期描述毒蝇伞，并赋予学名Agaricus muscarius[15]，种名起源自拉丁文的“musca”，意思是“苍蝇”[16]。1783年，当让-巴普蒂斯特·拉马克将毒蝇伞归入鹅膏菌属并被伊利阿斯·马格努斯·弗里斯认可时，获得了现在的学名。
毒蝇伞正式承认的日期是1821年1月1日，由“真菌学之父”，瑞典博物学家伊利阿斯·马格努斯·弗里斯所研究，在此情形下，毒蝇伞的完整学名变成了Amanita muscaria (L.:Fr.) Hook。然而，在国际植物命名法规于1987年的最近一次修订，改变关于首次发表、主要研究并命名真菌的日期规则，可有效往前推到1753年5月1日，而这天是林奈出版此物种生殖研究文章[17]。因此，林奈和拉马克变成了命名者，学名也变为Amanita muscaria (L.) Lam。
英国真菌学家约翰·兰斯巴腾发表文章，说明毒蝇伞曾在英国和瑞典被用来除虫，且毒蝇伞的其中一个英文名称，bug agaric，是古老的非传统名称[12]。法国真菌学家皮埃尔·布雅德在他的研究《Histoire des plantes vénéneuses et suspectes de la France》中，试着去复制毒蝇伞的杀蝇性质，但没有成功，而且还因此提议一个新的生物学名Agaricus pseudo-aurantiacus[18]。从真菌里面分离出来的其中一个化合物是1,3-双油酸甘油酯（1,3-diolein），事实上是一种昆虫吸引物质[19]。另外有学着提出另一个名称起源，表示“fly-”这个字头不只同样表示昆虫，还暗示吃下毒蝇伞之后会导致精神错乱。这是基于一个中世纪的迷信，相信如果苍蝇进入一个人的头，就会导致心理疾病[20]。此迷信常发现于各地区关于此物种的俗名当中；同样的情形发生在另一个物种橙盖鹅膏菌，种名有“疯狂”（mad-）或“愚笨”（fool's）的意思。因此在加泰罗尼亚语，毒蝇伞称为“疯狂的鹂”（oriol foll），类似命名的还有图卢兹的“mujolo folo”，法国南部阿韦龙省部分地区的“concourlo fouolo”，意大利特伦托自治省的“ovolo matto”。瑞士弗里堡州的一个本地方言，对毒蝇伞的称呼则为“tsapi de diablhou”，意义为“邪恶的帽子[21]”。
毒蝇伞是鹅膏菌属的模式物种。它也是鹅膏菌属的亚属，鹅膏菌亚属的模式物种，同时也是此亚属下属鹅膏菌节的模式物种。鹅膏菌属下面的鹅膏菌亚属，包含了所有无淀粉质孢子的鹅膏菌属物种。鹅膏菌节包含了不均匀外菌膜遗迹的物种，也包含了缩小一系列同心环的菌托，和在蕈伞上成为一系列斑点或瘤的菌膜遗迹[22][23]。鹅膏菌节由毒蝇伞和有密切关联的物种所组成，包含了豹斑鹅膏、黄盖鹅膏、小托柄鹅膏和Amanita xanthocephala[24]。现代真菌分类学家，基于大略的形态学和孢子的非淀粉质特性，把毒蝇伞和它们的近亲进行分类。两个最近的分子系统发生学研究很自然地证实了上述的分类[25][26]。
毒蝇伞在形态学上变化很大，并且很多专家在毒蝇伞的范围内辨认出一定数目的亚种或变种。在《The Agaricales in Modern Taxonomy》书中，德国真菌学家洛夫·辛格列出3个亚种，虽然没有详尽的描述：A. muscaria ssp. muscaria、A. muscaria ssp. americana和A. muscaria ssp. flavivolvata[22]。
同时期的专家则辨认出多达7个变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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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由真菌学家乔瑟夫·泽尔（József Geml）团队，针对不同地区的毒蝇伞，进行一次分子系统发生学研究，发现这个物种可描绘出3个不同的支序；大致上可分为欧亚区域、欧亚的亚高山区域、和北美洲的族群。所有3个支序的样本都可以在阿拉斯加找到；这导引出阿拉斯加为毒蝇伞的生物多样性中心点。这份研究也观察4个已命名的变种：alba、flavivolvata、formosa（包含guessowii）和regalis。所有4个变种在欧亚区和北美洲区支序里面都发现到，证明这些形态学上的构成只不过是多样性的表现，而不是不同的亚种或是变种[31]。泽尔团队更进一步的分子研究在2008年出版，显示出3个基因群，外加在美国东南部松树、山胡桃木、松树组成的森林中，所发现到的第4个物种、和2个以上在加州圣克鲁兹岛的物种，在遗传学上很明显地被描述出每个基因群是分开的物种；因此毒蝇伞现今被认为是一个隐性的物种复合群[32]。这个复合群也包含了至少3个其他有密切关联的分类，下面有3个有关联物种[1]：Amanita breckonii，一个暗黄色蕈伞的蕈类，发现在西北太平洋上的针叶树林[33]，和分别位于地中海区域和萨丁尼亚岛上，棕色蕈伞的A. gioiosa和A. heterochroma。上述最后2个物种被发现在桉属和木犀属的树木上，而目前并不清楚到底是原生的还是从澳洲引进来的[34][35]。
毒蝇伞为明显的大型蕈类，生长的地方常见到为数众多的族群，在这些群体内通常可以找到各种发育阶段的担子果。毒蝇伞的子实体从土里冒出来时很像一颗白色的蛋。从地面冒出来之后，蕈伞会被众多小型白色到黄色的金字塔型瘤状物质所覆盖。这些瘤是外蕈幕（在毒蝇伞未成熟前包住整个菇体的一层膜）脱落后的残留物。如果在这个阶段进行解剖，会在膜下面发现到有特色的淡黄色表皮层，很容易识别。当毒蝇伞成长时，红色蕈伞会破坏外菌膜而露出来，而上面的瘤则变得比较少；这些瘤不会改变大小，但是会和延展表皮层面积有关联。蕈伞则从球状变成半球状，最后变成扁平状，成熟后变得平坦[36]。完全成长后，明亮的红色蕈伞通常直径大约8－20公分（3－8英寸），纵使更大的蕈伞时有所闻。红色蕈伞在下雨和较老的阶段会退色。
离生的蕈褶呈现白色，孢印也是同样的颜色。卵圆形的孢子测量后有9－13 x 6.5－9微米大，并且没有淀粉质，这表示说，用梅泽试剂染色后不会变成蓝色[37]。蕈柄为白色，5－20公分（2－8英寸）高，1－2公分（0.4－0.8英寸）宽，有典型大型菇类的微脆，纤维状组织。蕈柄基部膨大球茎状，上面有2到4个环状物，这些环状物是由外蕈幕的残留物所形成的。在蕈柄基部和蕈褶之间有一个白色的环状物，这个蕈环是由内蕈幕（在成长阶段覆盖在蕈褶上面）的残留物所形成的。环状构造会随着年龄变宽且不结实。除了有轻微的土质气味之外，没有其他的气味[38][39]。
纵使在外观上面非常有特色，毒蝇伞还是会和其他在美洲，黄色到红色色调的物种产生混淆，像是蜜环菌、和可食用的Amanita basii（和欧洲橙盖鹅膏菌相似的墨西哥物种）。在美国和加拿大的毒物控制中心，察觉到橙盖鹅膏菌的另一个常见名称是“amarill”─和上述墨西哥的物种称呼相同，正好和西班牙文对“黄色”的称呼不同[4]。橙盖鹅膏菌最著名的就是全部是黄红色的蕈伞，比起毒蝇伞来说，缺少大量的白色瘤状斑点。此外，在蕈柄、蕈褶和蕈环是亮黄色的，不是白色[40]。最后，橙盖鹅膏菌的蕈托为一个明显的白色袋状组织，而不会裂开成鳞片状[41]。在澳洲，被引进的毒蝇伞会和原生的，会和桉属植物共生的朱红色菇类Amanita xanthocephala产生混淆。后者通常缺少毒蝇伞的白色瘤状组织，并且不具有菌环[42]。
毒蝇伞是全球性的物种，原生于松树和落叶性的树林中，横跨北半球温带和极地气候的地区[31]，以及温带高海拔地区，如兴都库什山、地中海地区和中美洲。一份最近的分子生物学研究报告指出，毒蝇伞的祖先族群于第三纪，在西伯利亚－白令陆桥区域开始生长，并向外扩展到亚洲、欧洲和北美洲。[31]毒蝇伞一般在秋季出菇，但依照各地气候不同而有所变化：在北美洲出菇季节是从夏季到秋季，太平洋沿岸则是从秋季到初冬。在这些相似的地点通常会发现到另一种蕈类网纹牛肝菌，并常以仙女环的方式出现[43]。经由松树幼苗的运送，毒蝇菇广泛散步到南半球，包含澳洲[44]、新西兰[45]、南非[46]和南美洲，曾经在巴西南部的巴拉那州发现到该物种[31]。
毒蝇伞以外生菌根的方式，与多种树木形成共生关系，包含松树、云杉、杉木、桦树和西洋杉。通常毒蝇伞会发现于外地引进的树木下[47]，在新西兰、澳洲塔斯马尼亚州和维多利亚州被认为是真菌型式的杂草，和南青冈科树种形成新的关连性[48]。毒蝇伞也侵入澳洲原生雨林，排挤了当地原生物种[47]。此外，最近在澳洲新南威尔士的麦觉理港附近所发表的报告显示，毒蝇伞出现有往澳洲北部扩展的情形[49]。虽然毒蝇伞并没有扩展到澳洲的桉属植物，不过在葡萄牙，仍然与桉属植物发生关联[50]。
已经有儿童因误食毒蝇伞而中毒的案例，也有成年人为了体验幻觉而食用毒蝇伞[20][51][52]。偶尔，未成熟的扣子体也会被当成可食用的马勃而误食[53]。此外，在一场大雨之后，白色的斑点就会消失，变得和食用菇类橙盖鹅膏菌相似[54]。
毒蝇伞包含了一些生物的有效成分，至少有两种，分别为蝇蕈素和鹅膏蕈氨酸，是已知的精神刺激物质。在成人当中，其毒性剂量为6毫克的蝇蕈素和30－60毫克鹅膏蕈氨酸[55][56]，一朵毒蝇伞通常就含有上面所说的剂量[57]。然而，每朵菇所含有的化学化合物比率会随着地区或季节而有很大的改变，因此对于每朵菇的剂量情形有所混淆和争议。报告指出，春季和夏季的毒蝇伞比起秋季的含有高达10倍的蝇蕈素和鹅膏蕈氨酸[51]。
致命剂量经计算后，大约为15朵[58]。而毒蝇伞的致死案例，在历史上的期刊文章和新闻报导中被报导[59][60][61]；然而，现在的医学治疗，使得毒蝇伞致死的结果变得微乎其微[62]。许多早期的书籍将毒蝇伞错误地列成是会致死的菇类，导致出现了一想像：毒蝇伞的毒性，比实际上的还要强，但并非如此[63]。北美真菌学会说明，在过去100年来，并没有可靠的文件说明致死率[64]。大多数的蕈类毒性致死案件（90%或更多），主要是吃下微绿色到微黄色的毒鹅膏或是多种白色系列的鹅膏菌属蕈类之一，也就是有名的毁灭天使[65]。
毒蝇伞的毒性有效成分属于水溶性，只要将毒蝇伞加水煮沸，并且把煮过的水丢弃，就可以部分解毒[66]。然而，把毒蝇伞干燥，会增加毒性，因为干燥会导致促进鹅膏蕈氨酸转换成更具毒性的蝇蕈素[67]。根据一些资料来源，一旦解毒之后，毒蝇伞就会变得更可以食用[68]。
发现于1869年的毒蕈碱[69]，长期以来被认为是毒蝇伞里面有迷幻效果的药剂。毒蕈碱结合到蕈毒碱型乙酰胆碱受体，导致神经的兴奋，并支持着这些受器。然而，将毒蝇伞与其他的有毒真菌比较时，毒蝇伞的毒蕈碱浓度，比变红丝盖伞或小型的白色杯伞属物种，如白霜杯伞和环带杯伞还低[70]。由于毒蝇伞的毒蕈碱浓度实在太低，因此毒蕈碱并不是毒蝇伞中毒的主要原因[71]。
主要存在于毒蝇伞的毒素为蝇蕈素（3-羟基-5-胺甲基-1-异恶唑，一种不饱和环状异羟肟酸），并且与一种氨基酸鹅膏蕈氨酸相关联。蝇蕈素是鹅膏蕈氨酸经由脱羧反应（经常是经由干燥方式）而产生出来的。蝇蕈素与鹅膏蕈氨酸于20世纪中叶发现[72][73]。英格兰[74]、日本[75]与瑞士[73]的研究发现，毒蝇伞的毒性效果主要来自于蝇蕈素与鹅膏蕈氨酸，而不是毒蕈碱[19][72]。这些毒素并非平均分布在整株蕈株当中。大多数毒素在子实体的蕈盖上检测到，蕈柄基部次之，少部分则是在蕈柄（Lampe, 1978; Tsunoda et al., 1993）。在摄入鹅膏蕈氨酸后20－90分钟，很快地可以在消费者的尿液当中检测出来。在摄入纯鹅膏蕈氨酸消费者的尿液当中，几乎没有发现到蝇蕈素的存在，但是蝇蕈素可以从摄入毒蝇伞后的尿液当中发现到，而且同时含有蝇蕈素与鹅膏蕈氨酸[56]。
蝇蕈素与鹅膏蕈氨酸在结构上彼此相关，并与中枢神经系统的两个主要神经传导物质：谷氨酸与γ-氨基丁酸具高度关联性。蝇蕈素与鹅膏蕈氨酸作用与这两个神经传导物质相似，蝇蕈素是潜在的γ-氨基丁酸A型受体促效剂，而鹅膏蕈氨酸是NMDA麸胺酸受体与部分代谢型麸胺酸受体的促效剂[76]，这些受体控制着神经的活动。正是这些相互作用，会产生精神性的中毒反应。蝇蕈素是精神药物的主要中介反应物质[20][57]。
蛤蟆蕈氨酸是近年来从欧洲毒蝇伞物种当中分离出来的化合物。该化合物是从鹅膏蕈氨酸经由紫外线破坏之后产生出来的产物[77]。蛤蟆蕈氨酸的药理活性比起其他同类型化合物来说较为轻微[20]。毒蝇伞和相关物种较为人所知的，是对于钒元素有着有效的生物累积；有一些[哪个／哪些？]物种所累积浓缩的钒元素，是其他植物的400倍[78]。其最重要的生物累积机制与过程，目前尚未知晓[79]。
毒蝇伞为人所知的，是对于吃进去后的影响有不可预测性。中毒症状的轻重，取决于摄食者的体重、毒蝇伞的栖息地和摄取量的多寡而定，症状可以是有变化的，从恶心、痉挛，到倦睡、胆碱激素危机类症状（低血压、流汗与唾液过多分泌）、视觉和听觉的扭曲、情绪改变、欣快、弛缓、失调和眩晕都有[51][52][57][60]。
部分案例显示，比较严重的毒蝇伞中毒会导致谵妄，有时会类似于抗胆碱剂中毒的症状（像是曼陀罗花的中毒症状），在中枢神经系统被抑制后，会显现出显著的精神躁动，伴随混乱、幻觉与易怒。更严重的症状可能会出现癫痫与昏迷[52][57]。这些症状会在误用后30至90分钟后发作，并在之后3小时内达到高峰，但特定症状会维持好几天[54][56]。大多数情形下，症状将会在12至24小时候恢复[66]。症状发作的情形在不同人之间有非常大的差异，误用相同剂量的毒蝇伞，可能会导致不一样的发作情形[51][56][80]。有些人在误用之后，导致高达10小时的头痛[56]。在恢复之后，有可能会发生逆向失忆与嗜睡的情况[57]。
如果碰上疑似的中毒症状，应可找到其药物治疗方式。早期治疗的药剂组成以胃消毒药剂为主。如果从吸收到被治疗的时间小于4小时，活性碳是适合的药剂。如果病人在摄取后1小时以内就出现症状，可采用灌胃治疗[81]。在任何中毒状况下，已不再推荐并用吐根糖浆引导呕吐[82]。
在没有解毒剂之下，支持性疗法变成主要针对中毒的长远治疗法。即使蝇蕈素有时会被认定为致谵妄药，而且同样与蕈毒碱首次于毒蝇伞分离，名称相似，但蝇蕈素无论作为激动剂或拮抗剂，都没有办法在蕈毒碱型乙酰胆碱受体产生作用，因此并不推荐阿托品或毒扁豆碱当成解毒剂[83]。如果病人出现谵妄或激动不安，通常会以安心保证的步骤进行治疗，如果需要则会使用身体约束的方式治疗。苯二氮平类药物，像是地西泮或劳拉西泮，可以用来控制好斗、躁动、肌肉过度活动症与癫痫[51]，但是必须以小剂量方式使用，因为这些药物可能会恶化蝇蕈素的肺换气不足症状[84]。反复呕吐是罕见的中毒症状，但如果发生，可能会导致体液与电解质失去平衡，必须进行静脉注射体液补充或更换电解液[57][85]。严重的案例会发展成癫痫与昏迷，也许需要插管与人工呼吸急救[52][86]。血液透析可以移除毒素，即使通常认为此治疗方式并不是必要的[66]。在现代医疗技术发展下，支持性疗法的预后比较良好[62][66]。
和一般的迷幻蘑菇不同，毒蝇伞甚少作为娱乐性药物的用途。其中毒的影响有不同的变化，像是镇静、安眠、解离与谵妄，也有可能会发生逆向反应。视物显大症与视物显小症等视觉现象也有可能发生，这种现象可能是路易斯·卡罗著作《爱丽丝梦游仙境》中吃下蘑菇后影响的灵感[87]。此外，毒蝇伞无法进行商业培养，因为其菌根必须共生于松树根部。然而，在英国于2006年宣布开始取缔迷幻蘑菇贩售之后，仍然可以合法贩售的毒蝇伞数量开始上升[88]。
著名立陶宛历史学家马里加·吉布塔斯向罗伯特·高登·华生报告了立陶宛的蕈类使用情况。在立陶宛的偏远地区，毒蝇伞会与伏特加一起烹调，变成婚宴的菜肴。吉布塔斯还指出立陶宛人出口了毒蝇伞到远北的萨米人地区，作为萨满教仪式用。华生唯一所收到的东欧毒蝇伞宗教食用用途，就是用于立陶宛的庆典活动中[89]。
毒蝇伞广泛在许多西伯利亚当地人当中，拿来当作一个致幻性药品。这种用途广受了解的，是在几乎所有西伯利亚西部的乌拉尔语系民族和俄属远东地区的古西伯利亚语言民族。然而，只有在少数西伯利亚中部的通古斯民族和突厥民族当中，有毒蝇伞用途的独立报告，并且相信毒蝇伞的精神刺激用途，在这些居民当中并不是一个主要的手法[6]。在西伯利亚西部，毒蝇伞的用途只有萨满教徒才可使用，并且这些教徒使用这种替代方法达到一个迷幻恍惚的境界（按照常规，西伯利亚萨满教徒是经由长时间的击鼓和舞蹈来达到）。在西伯利亚东部，毒蝇伞可以在萨满教徒和外行的信徒所使用，并且在使用上，养生用途比宗教用途还多[6]。西伯利亚东部的萨满会食用毒蝇伞，其他信徒则会饮用萨满的尿液[90]。该尿液仍然含有毒蝇伞的致幻成分，会比毒蝇伞本身更有效，也较少出现负面作用，如流汗与抽搐，表示初始食用毒蝇伞的食用者，成为一个过滤者，将毒蝇伞的其他成分进行过滤[91]。
西伯利亚东部的科里亚克族，有着关于毒蝇伞（wapaq）的故事，描述毒蝇伞能够使大乌鸦抓起一只鲸鱼回家。在故事当中，该族的神明Vahiyinin（字面意义为“存在”）将口水吐到土壤中，祂的唾沫变成了毒蝇伞，祂的唾液变成了毒蝇伞上面的疣。经历了毒蝇伞的力量后，乌鸦非常兴奋，因此告诉毒蝇伞要永远长在土地上，让他的儿女与人民可以向毒蝇伞学习[92]。在该民族中，有报告说明穷人会购买富人吃过毒蝇伞后的尿液，因为富人比较有能力购买毒蝇伞[93]。
在西伯利亚以外，在毒蝇伞被拿来作迷幻用途的，只有独立和未经证实的描述。芬兰历史学家托弗·以马内利·伊特科宁叙述到萨米族曾经有使用毒蝇伞，伊纳里的魔术师在7个地方都描述到了毒蝇伞[94]。1979年，塞德·高兰·莫克塔尔（Said Gholam Mochtar）和哈特穆·吉尔肯出版一篇文章，里面宣称发现阿富汗帕拉奇语民族有将毒蝇伞作为养生用途的传统[95]。有未证实的报导指称在靠近北极的印第安部落，使用毒蝇伞为宗教用途。欧及布威族人类植物学家吉威蒂诺圭·佩修报导在她的民族之间毒蝇伞的用途，而在欧及布威族的语言为“miskwedo”[96][97]。这些资讯被华生大力接受，纵使其他来源的证据仍然很缺乏[98]。有一份来自欧裔美国人的报导，他们宣称最早使用毒蝇伞的是传统的特里邱地区[99]。
1968年，罗伯特·高登·华生提出毒蝇伞是在印度宗教经典《梨俱吠陀》中所谈到的苏摩酒[100]，在当时接受度普及大众，并且广泛受到大众支持[101]。他注意到苏摩酒的描述省略了植物的根、茎和种子，暗示著原始材料可能是一种菇类[102]并且使用了形容词“hári”，也就是“眼花撩乱的”、“燃烧的”或相关的字眼，这些字眼作者解释为，此原料外表是红色的[103]。有一行描述，有人在苏摩酒上小便；这可以联想到在西伯利亚回收尿液的习俗。苏摩酒被提及到是“从山脉里”来的，而华生描述成是从北方侵略的亚利安人所带来的[104]。然而，印度学着桑铎许·古马·达许（Santosh Kumar Dash）和萨奇南达·帕海（Sachinanda Padhy）从《摩奴法典》当中注意到，吃菇类和喝尿液是侵犯人权的[105]。在1971年，剑桥大学吠陀梵语学者约翰·布罗（John Brough）驳斥华生的理论；他注意到这段文字是非常暧昧不明的，以至于无法明确决定苏摩酒的描述是什么[106]。
1784年，瑞典籍教授塞缪尔·奥德曼（Samuel Ödmann)，首次提出想法，认为维京人使用毒蝇伞产生他们狂战士的愤怒[107]。 奥德曼是基于西伯利亚萨满使用毒蝇伞的报告，而产生出这个理论。这个思维于19世纪起广泛流传，但并没有当代的文献来源可以佐证，也无法在任何一个狂战士描述过这样的情形。蝇蕈素一般为轻度松弛剂，然而在同一组人当中使用蝇蕈素，可产生出一系列不同的反应[108]。蝇蕈素有可能会让一个人愤怒，也有可能会让一个人“非常快乐或悲伤、跳动、跳舞、唱歌或做出让人惊吓的动作[108]。”
语言学家、考古学家与死海古卷学者约翰·马可·阿列佐，于1970年发表的书籍《The Sacred Mushroom and the Cross》中，假定早期基督教的神学，是从围绕毒蝇伞这种宗教致幻剂的生殖崇拜衍生出来的[109]，但他的理论只有在民族真菌学领域以外的学者获得小小的支持。许多学者与神学家全面怀疑这本书的内容，包含了牛津大学闪族语言学荣誉教授戈弗雷·罗尔斯·柴尔，与牛津大学基督教堂学院院长亨利·查德威克[110]。
基督教作家约翰·C·金恩（John C. King）于1970年著作《A Christian View of the Mushroom Myth》，针对阿列佐的理论加以进一步辩驳；他指出，毒蝇伞与其栖木并没有在中东发现到，即使香柏与松树在此发现，并强调圣经与苏美人姓名间关连性是由阿列佐杜撰，且其关连性非常薄弱。金恩总结，如果这个理论正确，毒蝇伞的用途就会是“世界上最需保护的秘密”，并且会完好保密2,000多年[111][112]。
在《Magic Mushrooms in Religion and Alchemy》（以前称做《Strange Fruit》）这本书中，克拉克·海因里希提出毒蝇伞曾经在亚当与夏娃、摩西、以利亚与以利沙、以赛亚、以西结、约拿、耶稣与其使徒、以及拔摩岛的约翰这些人物当中所用[113]。在《Apples of Apollo》这本书当中指出，毒蝇伞广泛于神话当中出现，例如珀耳修斯、普罗米修斯、赫拉克勒斯、伊阿宋与阿尔戈英雄、耶稣与圣杯[114]。
毒蝇伞的毒性物质是水溶性的。当切细或切碎成方块状，并且使用大量水煮沸时，毒性似乎就会解除[68]。纵使使用毒蝇伞为食用用途没有广泛应用，但是已解毒的毒蝇伞仍然在欧洲部分地区（尤其是在移民到西伯利亚的俄罗斯人）经常使用，至少在19世纪起，或可能更早就开始了。德国内科医师和博物学家乔治·亨利屈·冯·朗斯道夫在1823年，于早期的已出版报导中，写下如何将毒蝇伞解毒。19世纪晚期，法国内科医师菲利斯·阿奇曼德·波却曾写道，他提倡可以和木薯属植物（一种在热带南美洲重要的食物来源，但仍然必须在食用前先解毒）同等方式来食用毒蝇伞[68]。
在北美洲，也存在使用毒蝇伞作为食物来源。食用毒蝇伞的一个经典描述，为美国植物学家弗雷德里克·弗农·科维尔所提及，描述在19世纪后期，于华盛顿特区的非裔美洲商人会销售毒蝇伞作为食用用途。在这个案例中，会将毒蝇伞滚水川烫，浸泡在醋里面，变成蘑菇牛排酱汁使用[115]。毒蝇伞也被日本部分地区当作食物来食用，其中最知名的地区为长野县。在当地，食用的方式为用盐进行腌制[116]。
食物历史学家威廉·卢贝尔（Willian Rubel）与真菌学家大卫·阿罗拉，于2008年发表的期刊文章，说明了毒蝇伞的食用史与描述去毒性方法。他们主张在野外指南当中，毒蝇伞应被当作可食用蕈类，并说明如何解除其毒性。他们认为，野外指南中毒蝇伞有毒的描述，是一种文化偏见，因为在数种有名的可食用蕈类中，例如羊肚菌，也是有毒蕈类，也必须经由煮沸才能食用[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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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红白相间斑点的伞菌在大众文化的很多场景是普遍的概念，尤其是在儿童的书籍、电影、花园装饰、贺卡和最近的电脑游戏[37]。花园装饰和描绘地精、仙女的儿童图画书，像是《蓝精灵》，经常会出现将毒蝇伞用在座位或是房子[37][118]。毒蝇伞自从文艺复兴开始，就被使用在绘画当中[119]，虽然画家使用时，是用微妙的方法。在维多利亚时代，画家在绘画毒蝇伞时变成写实化，并且在仙女主题画作上成为主要题材[120]。两种最著名使用毒蝇伞的例子，是《超级玛利欧》电玩系列[121]，和1940年迪士尼动画《幻想曲》里跳舞的菇类[122]。
菲利普·约翰·冯·史托兰伯，于1736年以英文出版的一系列西伯利亚的小说中，将毒蝇伞称之为mukhomor。饮用吃下蘑菇后排泄出来的尿液，这段描述则是出自于盎格鲁裔爱尔兰作家奥立佛·高德史密斯于1762年所著的小说，《Citizen of the World》[125]。当时，这个蘑菇被认定为毒蝇伞[126]。其他作者，包含博物学家莫迪凯·丘比特·库克的著作《The Seven Sisters of Sleep》与《A Plain and Easy Account of British Fungi》中，都记载着当吃下毒蝇伞中毒时，所感知的任何物品大小都会被扭曲[127]。这种观察被认为是从1865年的著名故事《爱丽丝梦游仙境》中，吃下蘑菇后的影响作为基础[123]。从拉普兰而来的致幻性“朱红毒菇”，成为查尔斯·金斯莱于1866年的小说《警觉的赫勒华德》中的剧情元素，而该本小说又是基于中世纪的同名画作而来[128]。托马斯·品钦于1973年的小说《万有引力之虹》，描述了毒蝇伞是一种“与毁灭天使毒菇相关”的菇，并且描述了一位角色利用采收下来的毒蝇伞，做成饼干的过程[129]。艾伦·加纳于2003年的小说《Thursbitch》，出现有关于毒蝇伞与萨满教的关系[130]。
毒蝇伞出现在全球的圣诞卡或新年贺卡上，代表着好运[131]。民族植物学家强纳森·欧特提出，圣诞老人的构想和传统上在壁炉上面挂长筒袜的中心基础可能和毒蝇伞自身有关[80]。由于毒蝇伞一般有红色和白色的轮廓，他主张圣诞老人的服装和毒蝇伞有关。他也表示毒蝇伞也和飞翔的驯鹿有类似关联：驯鹿被描述是吃了毒蝇伞，之后在迷幻的情绪当中腾跃飞翔[132]。美国民族药理学家史考特·哈金雪特-多伯斯金（Scott Hajicek-Dobberstein），研究宗教迷信和红色菇类的关系，记录到，“如果圣诞老人只有1只眼睛（像是奥丁），或者如果神奇的尿液是他传说中的一部分，他和毒蝇伞的关系会更容易去相信[133]。”
毒蝇伞的形象一般会用于现代“香菇”多媒体的基本设计。其中较为突出的设计，为电视游戏系列《超级马力欧》当中的香菇，与迪士尼动画电影《幻想曲》当中的跳舞香菇[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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