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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德哥尔摩综合征（英语：Stockholm syndrome；瑞典语：Stockholmssyndromet）又称为人质情结、人质综合征，是一种被提出过的心理学理论，是指被害者对于加害者产生情感，同情加害者、认同加害者的某些观点和想法，甚至反过来帮助加害者的一种情结，有时也被认为是都市传说或假说[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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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创伤羁绊，不一定只发生在人质身上，只要加害者对被害者实施骚扰，都可能使被害者对加害者产生强烈的情感[3]。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是一种自我防卫机制，当受害者相信加害者的想法时，他们会觉得自己不再受到威胁[4]。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并非正式精神疾病名词[5]，它从未被纳入美国精神疾病诊断和统计手册（DSM）中，由于对该病症的合法性的怀疑，它是一种“有争议的疾病”。[6]
1973年8月23日，两名有前科的罪犯扬-埃里克·奥尔松与克拉克·奥洛夫松，抢劫瑞典斯德哥尔摩内位于诺马尔姆广场最大的一家信贷银行，并挟持了四位银行职员。在与警察僵持了130个小时后，歹徒最终投降。然而这起事件发生后几个月，4名曾经遭受挟持的银行职员，仍然对绑架他们的人显露出怜悯的情感，表明并不痛恨歹徒，表达他们对歹徒不但没有伤害他们却对他们多加照顾的感激，并且对警察采取敌对的态度，在案件发生后被挟持者不愿意在法庭指出歹徒，在挟持案件当中被挟持者还与歹徒成为朋友[7][8]。
这两名抢匪劫持人质达5日之久，在这期间他们威胁受俘者的性命，但有时也表现出仁慈的一面。在出人意表的心理错综转变下，4名人质抗拒瑞典政府最终营救他们的努力。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因为在斯德哥尔摩人质挟持事件中被发现而得名。
研究者发现到这种综合征的例子见诸于各种不同的经验中，从集中营的囚犯、战俘与乱伦的受害者，都可能发生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男女皆可能有此症状，而女性的比例比较高。
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人质数据库显示，大约8%的人质表现出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症状。[9]据心理学者的研究，情感上会依赖他人且容易受感动的人，若遇到类似的状况，很容易产生斯德哥尔摩综合征。
出现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人质，通常有下列几项特征：
- 绑匪为了某种原因而绑架人质，并得到人质认同。
- 人质必须有真正感到绑匪（加害者）威胁到自己的存活。
- 在遭挟持过程中，人质必须体会出绑匪（加害者）可能略施小惠的举动。
- 除了绑匪的单一看法之外，人质必须与所有其他观点隔离（通常得不到外界的讯息）。
- 人质必须相信，要脱逃是不可能的。
而通常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会经历以下四大历程：
心理分析学的看法，新生婴儿会与最靠近的有力成人形成一种情绪依附，以最大化周边成人让他至少能生存（或成为理想父母）的可能，此综合征可能是由此发展而来。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是角色认同防卫机制的重要范例。
演化心理学则认为 “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是人类祖先在采集狩猎时代，为了解决所面临的问题而产生心理现象。”[10]
其中被绑架是祖先面临的严重问题之一，尤其是女性。在人类历史上，妇女被邻近部落夺取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事件。在其中一些部落（例如：雅诺马马）几乎每个人的前三代祖先当中，都曾有沦为俘虏者。也许有高达十分之一的女性是被绑架而来，并融入了部落。[11]以色列军事历史学家阿扎尔认为，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是为数不多的狩猎采集时代遗留下来的心理现象之一。绑架、强奸等致命暴力，是生殖冲突的直接原因[12]，妇女如果反抗，孩子[13]跟自己[12]可能被杀。为了适应此情况，妇女产生某种程度的人择[14]。
阿扎尔盖特认为，战争和绑架是史前时代人类常见的活动。[12]长时间的天择结果，人类发展出适应环境的心理特征。而此特征的产生，可能与受虐待妇女综合征有关[15]，即如果受害者长时间受到没有双方同意的BDSM、SM、集体虐待、性侵害等，也会产生此心理。[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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