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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藤新平（日语：後藤新平／ごとう しんぺい Gotō Shinpei */?，1857年7月24日—1929年4月13日），号栖霞。日本医师、政治家，东山道陆奥国胆泽郡盐灶村（今岩手县奥州市水泽）人，曾任台湾总督府民政长官（时任总督为儿玉源太郎）、外务大臣、东京市长、内务大臣、帝都复兴院总裁。
| 后藤新平 后藤 新平 | |
|---|---|
 《近世名士写真》之后藤新平像 | |
| 内阁 | |
| 帝都复兴院总裁 | |
| 任期 1923年9月27日—1924年1月7日 | |
| 君主 | 大正天皇 |
| 首相 | 山本权兵卫 |
| 副总裁 | 宫尾舜治、松木干一郎 |
| 前任 | 职位创立 |
| 继任 | 水野炼太郎 |
| 铁道院总裁 | |
| 任期 1916年10月9日—1918年4月23日 | |
| 君主 | 大正天皇 |
| 首相 | 寺内正毅 |
| 副总裁 | 古川阪次郎→中村是公 |
| 前任 | 添田寿一 |
| 继任 | 中村是公 |
| 任期 1912年12月21日—1913年2月20日 | |
| 君主 | 大正天皇 |
| 首相 | 桂太郎 |
| 副总裁 | 平井晴二郎→野村龙太郎 |
| 前任 | 原敬 |
| 继任 | 床次竹二郎 |
| 任期 1908年12月5日—1911年8月30日 | |
| 君主 | 明治天皇 |
| 首相 | 桂太郎 |
| 副总裁 | 平井晴二郎 |
| 前任 | 职位创建 |
| 继任 | 原敬 |
| 拓殖局总裁 | |
| 任期 1912年12月21日—1913年2月22日 | |
| 君主 | 大正天皇 |
| 首相 | 桂太郎→山本权兵卫 |
| 前任 | 元田肇 |
| 继任 | 元田肇 |
| 内务省 | |
| 内务大臣 | |
| 任期 1923年9月2日—1924年1月7日 | |
| 君主 | 大正天皇 |
| 首相 | 山本权兵卫 |
| 内务 次官 | 井上孝哉→冢本清治 |
| 前任 | 水野炼太郎 |
| 继任 | 水野炼太郎 |
| 任期 1916年10月9日—1918年4月23日 | |
| 君主 | 大正天皇 |
| 首相 | 寺内正毅 |
| 内务 次官 | 久保田政周→水野炼太郎 |
| 前任 | 一木喜德郎 |
| 继任 | 水野炼太郎 |
 东京市役所 | |
| 市长 | |
| 任期 1920年12月17日—1923年4月27日 | |
| 君主 | 大正天皇 |
| 东京府 知事 | 阿部浩→宇佐美胜夫 |
| 前任 | 无 （上一相同头衔：田尻稻次郎） |
| 继任 | 无 （下一相同头衔：永田秀次郎） |
| 外务省 | |
| 外务大臣 | |
| 任期 1918年4月23日—1918年9月29日 | |
| 君主 | 大正天皇 |
| 首相 | 寺内正毅 |
| 外务 次官 | 币原喜重郎 |
| 前任 | 本野一郎 |
| 继任 | 内田康哉 |
| 递信省 | |
| 递信大臣 | |
| 任期 1912年12月21日—1913年2月20日 | |
| 君主 | 大正天皇 |
| 首相 | 桂太郎 |
| 递信 次官 | 小松谦次郎→滨口雄幸 |
| 前任 | 林董 |
| 继任 | 元田肇 |
| 任期 1908年7月14日—1911年8月30日 | |
| 君主 | 明治天皇 |
| 首相 | 桂太郎 |
| 递信 次官 | 仲小路廉 |
| 前任 | 堀田正养 |
| 继任 | 林董 |
 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 | |
| 总裁 | |
| 任期 1906年11月13日—1908年7月14日 | |
| 前任 | 职位创建 |
| 继任 | 无 （下一相同头衔：中村是公） |
| 贵族院 | |
| 议员（敕选） | |
| 任期 1903年11月20日—1929年4月13日 | |
| 君主 | 明治天皇→大正天皇→昭和天皇 |
| 议长 | 近卫笃麿→德川家达 |
| 台湾总督府 | |
| 专卖局长 | |
| 任期 1901年6月1日—1902年11月18日 | |
| 君主 | 明治天皇 |
| 总督 | 儿玉源太郎 |
| 前任 | 职位创立 |
| 继任 | 祝辰巳 |
| 铁道部长 | |
| 任期 1899年11月8日—1906年11月13日 | |
| 君主 | 明治天皇 |
| 总督 | 儿玉源太郎→佐久间左马太 |
| 前任 | 职位创立 |
| 继任 | 长谷川谨介 |
| 民政部民政长官 | |
| 任期 1898年6月20日—1906年11月13日 | |
| 君主 | 明治天皇 |
| 总督 | 儿玉源太郎→佐久间左马太 |
| 前任 | 职位创建 （原因：由民政部民政局长改制） |
| 继任 | 祝辰巳 |
| 民政部民政局长 | |
| 任期 1898年3月2日—1898年6月20日 | |
| 君主 | 明治天皇 |
| 总督 | 儿玉源太郎 |
| 前任 | 曾根静夫 |
| 继任 | 职位废止 （原因：改制为民政部民政长官） |
| 个人资料 | |
| 出生 | 安政四年六月四日 1857年7月24日  江户幕府东山道陆奥国胆泽郡盐釜村（今  日本岩手县奥州市水泽） |
| 逝世 | 1929年4月13日（71岁） 大日本帝国京都府京都市上京区（今 日本京都府京都市上京区） |
| 配偶 | 后藤和子 |
| 儿女 | 后藤一藏（子） 鹤见爱（女） 佐野静（女） |
| 父母 | 后藤实崇（父） 后藤利惠（母） |
| 亲属 | 后藤实仁（祖父） 坂野长安（外祖父） 安场保和（岳父） 后藤春子（媳） 鹤见祐辅（婿） 佐野彪太（婿） 鹤见俊辅（外孙） 佐野硕（外孙） 鹤见和子（外孙女） 椎名悦三郎（甥） |
| 专业 | 台湾总督府官僚、政治人物 |
| 获奖 | |
1857年7月24日，后藤新平出生于日本陆奥国胆泽郡塩釜村（今岩手县奥州市水泽区）一武士之家，父亲十右卫门，在仙台藩水泽馆主伊达将监门下当侍卫长，明治维新后归家务农。后藤新平年幼时给胆泽大参事安场保和当书僮，工作之余，勤学不倦。
1871年，后藤到东京去求学，不得志而归。1874年，安场保和任福岛县县长时，进入福岛县须贺川医学校学习后取得医师资格，毕业后历任爱知县病院医师、院长兼爱知医学校校长。1883年任内务省卫生局技师，1890年赴德国留学，得到医学博士学位。
1876年，适逢安场保和任爱知县县长，邀请他去名古屋医学校当教师，随后到爱知县医院出任三等医师。西南战争时任陆军临时医院医师，到大阪去护理伤病兵员。1882年，25岁的后藤出任爱知医学校校长及病院院长。
根据有关资料描述，当时西医虽然是奇缺，但后藤的提升速度也着实地让人吃惊。其原因有两点：一是他医术高明精湛，有让人敬佩之处；二是他处世狡黠，善于投机，左右逢源[1] 。比如，1882年4月，自由党总理板垣退助在岐阜县遇刺，根据电邀，他想前去诊治，当和爱知县府方面商榷时，县府方面不同意，于是他决心牺牲自己的前途，立即前往岐阜医治，板垣退助看他言语行动与众不同，对旁人说：“新平是个非凡人物，不当政治家实属可惜。”正是基于这一点，1883年1月，安场保和将女儿嫁给了后藤。
后藤鉴于当时社会一般卫生知识思想幼稚，感到有设立卫生局的必要，在1889年发表了《国家卫生原理》，主题思想除了谈论卫生工作，字里行间中已显露出治国的韬略。此后不久内务省设立卫生局时，受局长长兴専斋推荐任内务部技师。1890年被派往德国学习两年。
1892年11月，任内务部卫生局局长，他就在其踌躇满志之时却因“相马家内讧”案（相马事件）的牵连，不仅被迫丢掉了局长的位子，而且还被关进了监狱 ，半年后，真相大白而出狱。
后藤新平并未因此次挫折和打击而沉沦。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军医总监黑石忠憨推荐他到明治天皇所在的广岛大本营工作，直到战后签订和约，后藤建议检疫是当前的紧急任务，于1895年4月任陆军检疫事务官长。时任陆军次官的儿玉源太郎看到他非常勤奋努力工作，把他记在心中，同年9月重任卫生局长，再任2年半，致力于内务行政及卫生设备的革新改善，与北里柴三郎共同创立了预防传染病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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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年2月26日，首相伊藤博文任命儿玉源太郎为第4任台湾总督，并任命后藤新平为民政长官，以作为儿玉源太郎的得力助手。两人于该日正式走马上任。
儿玉源太郎重用后藤新平，后藤新平也对儿玉源太郎毕恭毕敬，所以两人合作非常融洽。儿玉源太郎曾数次因为要担任其他职位，向日本政府推荐后藤新平担任台湾总督，但是按照日本当时的内规，台湾总督必须是将领，儿玉源太郎甚至想要建议日本政府取消这个规定，可是都被后藤新平婉辞了。
在其科学调研，重塑基建，改善民生的策略下，台湾面貌有了很大飞跃。今天的纵贯铁路，绝大部分就是在后藤新平的任内所完成的。在台湾林业史上曾经扮演重要角色的阿里山森林铁路，也是后藤新平主导兴建的。到了1904年，台湾财政已可完全自主，无须日本中央政府再行补贴，甚至一些公共建设还比日本内地还要先进，例如当时的台北地下水道覆盖率是亚洲第一。
接任民政长官之后，后藤秉持“生物学原则”，开始大规模地进行的调查与建设。后藤曾说：“殖民地行政项目，在目前科学进步之下，必须根据生物学的原则，也就是要发展农业、工业、卫生、教育、交通、警察。如果以上各项能够完成，我们就可以在生存竞争中获得保全及胜利。”
后藤新平在台湾总督府民政长官任内，进行土地调查、户口普查及风俗习惯调查，推展生物学的殖民政策，促进科学、农业、工业、卫生、教育、交通与治安警察等发展，并收编反日份子，拢络台湾的门阀士绅，奠定日本在台湾往后的统治基础。
旧惯调查为台湾的文化、风俗、民情和律法留下重要的纪录；而土地及户口调查的全面与精确，不但成为日本殖民统治与建设的重要基础，其影响甚至延续到战后国民政府在台的施政。
后藤新平上任后，检讨以前日本的统治政策，发现有一些缺失。首先后藤研究出清朝并没有严厉的管束台湾制度，台湾人的地方仕绅于是各自为政，自治非常发达。这种自治是一种习惯法，然而日本统治者却轻易破坏这个自治制度，想要引进新的文明、新的法令，台湾人根本听不下去，难措手足，这就是失败的根源。今后的方针，应该恢复旧习惯，总督府只站在监督者的立场，只有发现弊害时，才逐渐改善，这样的行政就事半功倍。当时大多数日本人认为日本文明而台湾野蛮的歧视政策，后藤新平则是少数认识到台湾旧习惯想法的人。
后藤新平为了彻底了解台湾旧习惯，首先他展开大规模调查。1900年，后藤新平聘请京都帝国大学教授冈松参太郎，于1901年成立临时台湾旧习惯调查会，后藤新平自己担任会长。1903年，京都帝国大学教授织田万加入调查会。途中，织田万对调查的对象太庞大、复杂，而有些气馁，后藤新平勉励他说：“这是为了世界文化，而且只有日本人能做。”[2]
后藤对台湾的建设始于医疗和卫生的改善。1895年，他受聘担任台湾总督府卫生顾问时，当时的台湾，卫生状况非常恶劣，甚至被清政府视为‘恶疫之地’。日本来台工作者对台湾的气候、环境有诸多不适应，于是他着手规划关于日本人居住地的卫生、自来水和下水道等建设。
后藤新平决定在各个城市建设排水设施和进行城市规划，1896年8月，经后藤邀请，英国人威廉·K·巴尔顿（William Kinnimand Bunton）赴台，对台湾排水系统进行调研，1897年4月，台湾各地开始进行市政改造工程。1898年台湾总督府内设立台北市区改正委员会，城市规划方案的起草也随即开始，1905年方案通过。后藤新平在台期间，未受任何干涉，独自领导实施了台北市区改正、自来水-排水管道铺设、铁路建设、港口建设、公共建筑等一系列基础设施建设。[3]
日本接收台湾之初，几乎没有像样的道路。村落与村落之间，村落与市街之间，可能只有30公分宽的小路。在后藤新平主持下，台湾建筑了1.8米宽的道路5千5百公里，超过1.8米宽的道路2千9百公里，超过5.4米宽的道路8百公里，超过7.2米宽的道路80公里。
铁路方面，在清朝统治期间，从1887年起花了7年铺设从基隆到新竹约100公里的铁路。但是品质不佳，桥是木造，稍为有些转弯的地方，旅客必须下车一起推火车。日本接收台湾后，民间成立台湾铁路公司，计划兴建台湾纵贯铁路。后藤新平上任后，主张铁路国有，并且认为台湾铁路的1千万日圆兴建项目不够，应该追加到3千万日圆。后藤新平成立台湾铁路部，自己担任部长。1908年，台湾纵贯铁路完成，比当初预定的还要提早两年。
后藤新平实施的港湾政策是建设基隆港与充实卫生设备。尤其是后者，是后藤新平非常重视的項目。台湾当时有许多传染病，甚至曾经因鼠疫而死了4500人。充实卫生设备最大的重点是建设上下水道。日本刚开始统治台湾时，军用水道只有基隆与淡水两处，后来在后藤新平积极推动下，台湾的上下水道比日本国内还要早完成。竹越与三郎于1904年第一次访问台湾时，惊讶地说：“我所看到的台湾首府，纯然是欧洲风的清洁宏阔市街，道路好像东京的道路，甚至比东京的道路还漂亮，步道与车道之间，铺有水泥，下面有下水道，让雨水和污水可以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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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产业上，后藤新平选定了在台湾原本就有基础的糖业，引进新式制糖技术、经营模式及大量资本，促使台湾糖业发展，以期产量能达到日本殖民母国的需求。为了将台湾的木材、稻米、蔗糖与矿产能有效的输回母国，其在台大力推动铁路、海港和公路等交通建设，现今的纵贯铁路绝大部分就是在其任内所完成，在台湾林业史上曾经扮演重要角色的阿里山森林铁路亦是由后藤新平主导兴建。
后藤新平从美国聘请新渡户稻造担任台湾的殖产局长。新渡户稻造一上任，就前往爪哇考察砂糖产业，回来之后，他对后藤新平说，先让他了解一下台湾的现况再写报告书。后藤新平说：“不必先了解一下台湾的现况，在你还未了解台湾的现况之前，写报告书。要是等你了解台湾的现况，说不定你就写不出来。不如就你在爪哇所看到的写心得就好。”不久，新渡户稻造提出“糖业改良意见书”，根据这份意见书，后藤新平开始改良甘蔗品种、改善耕作方法（特别是奖励施肥）。在一般传统社会，要农民采取新方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后藤新平便用补助金方式来“利诱”。新品种和新耕作方法不久就普及开来，甘蔗的生产量大增。接着是制糖工厂的现代化与大规模化。1900年砂糖产量为3万吨，到儿玉、后藤时代终期为6万吨，到1937年为100万吨，二次大战期间最多为160万吨，台湾已经不是日本的负担，而是日本的金鸡母。[2]
后藤新平面临的最大问题还是抗日游击队。在乃木希典时代，对抗日游击队采取的策略是“三段警备法”，在抗日游击队出没的地区，由军队与宪兵管辖。在平地与市街地，由警察管辖。介于中间的地区，则由警察与宪兵协力管辖。
这个“三段警备法”表面上看起来很合理，其实非常不合理。因为军队与警察，不但指挥系统不同，想法也南辕北辙，甚至经常感情不合。警察管理的地方问题不大，而对渗透到住民之中的游击队，正规政府人员根本无用武之地。军队一听到游击队出现，赶过去时，游击队早已消失。于是军队开始怀疑当地住民，而难免施行暴力，反而遭来民众恨意。
从此，后藤新平与儿玉源太郎看出其中缺点，决定废除“三段警备法”，他们决定让警察负起治安全责，后藤新平对军队演讲说：“你们的职务是在治理台湾，不是在征讨台湾！”，但其在任期间，也以“土匪”名义处决占台湾总人口百分之一的台湾人。
后藤新平的策略是让警察深入民众，孤立游击队，并且对游击队招降。后藤鉴于台湾义民抗日活动频繁，便把乃木希典总督试行的“土匪招降策”在全台各地推行，但较具争议的是他也对抗日分子毫不手软，特别是在招降抗日分子后还是进行枪决，最著名的是1902年（明治三十五）4月25日，在斗六、林圯埔、崁头厝、西螺、他里雾、内林等“归顺式场”中，将被诱降而来的“归顺匪徒”全部屠杀。当天日本政府以自导自演的骚动为借口，在仪式会场上“临机处置”或其他方式“断然处置”的，当场击毙200多名台湾人[4]。据后藤新平在所著的《日本殖民政策一斑》中自承死亡数，“叛徒多达一万一千九百五十人”。经历此全台大猎捕后，到了1902年，几乎已经看不到抗日游击队的踪影。[2]
| “ | 世人有认台湾已经成功，这只是单独看到台湾财政的独立，而忘了其他。台湾财政的独立，实因当初关于帝国殖民地统治的舆论甚为险恶，为了对付这一情势而取的应急办法；至其必然因此而生的弊害，不但不能让外国知道，亦不能让台湾新附人民知道。 | ” |
上述可知，除了抗日游击队的问题之外，作为政府财源的鸦片也是一大矛盾问题。日本国内很多人主张应该长痛不如短痛，赶紧严禁并另寻财源，可是后藤新平认为应该采取逐渐禁止。原因在于：
- 认为日本人不易染上鸦片，只会危害台湾人，不会危害日本人。
- 当时没有低痛苦的戒瘾疗法，怕成瘾者受不了。
- 鸦片专卖收入很高，帮助台湾财政独立。或投入到军队花费，减少抗日人士及匪徒的实力。
他的鸦片渐禁政策是：[2]
- 鸦片由殖民政府专卖，殖民政府在各地指定专门药店，只有在这里才能买到药用鸦片。
- 由医生诊断确定为鸦片中毒者，发给证明，持此证明可以买到鸦片。
- 鸦片课以高税。
或有论者以为，在后藤新平的政策下，1900年台湾的鸦片中毒者为16万9千人，17年后，减少到6万2千人，1928年，减少到2万6千人，是后藤新平的渐禁策略获得成功。实际上，后藤新平的鸦片渐禁政策以获得鸦片暴利为优先考量，用简单可行的方式管理吸食鸦片的人口为次，几十年后鸦片吸食人口的大量减少，和鸦片渐禁政策其实关系不大。鸦片人口的减少原因如下：
- 杜聪明等人发明新的戒瘾方法，戒瘾时低痛苦；在此之前，鸦片成瘾者的自然死亡是使用率下降的主因。
- 日本人教育成功，让台湾人知道鸦片之害，且台湾人现代意识觉醒（日治初期，日方一直强调会允许已成瘾者继续使用，以减少反日情绪；但也在学校向台湾人宣传鸦片危害，因而受到国际肯定)。
- 台湾上流社会及知识分子态度丕变：本来吸鸦片是台湾高级社交场所的日常景象，反而是日本警察经常在这种社交场所找麻烦、阻止未成瘾者进入这种场所；但在1929年左右，台湾知识分子及上流社会突然转向、要求总督府加强戒瘾辅导。
- 医学进步，鸦片可以提炼药用吗啡，而且日本在二战时需要大量药用吗啡。
- 鸦片收入占总督府收入锐减，停售鸦片也不会造成财政问题。
综上所述，后藤新平在鸦片政策上的成功乃是对于台湾财政独立的扶持之功，并以之支持日军镇压抗日分子的费用，如何帮助鸦片成瘾的台湾人戒除毒品并非后藤新平考量的要点。
在解决完抗日游击队和鸦片两个问题后，后藤新平接着进行土地调查，目的将清政府时期台湾的隐田清理出来，以便为台湾总督府增加税收，而有不实记载的，更可以收归台湾总督府所有。台湾的土地所有权非常复杂，有大租户（垦首）、小租户（垦户）、佃农（佃户），而且有许多隐田。1885年，清朝新任巡抚刘铭传曾经想要测量全岛农田，却招致台湾民众的反抗，甚至引起暴乱，结果失败。
1898年，后藤新平设立临时台湾土地调查局，自己担任局长。后藤新平对手下再三交代，进行土地测量时要尊重当地人的感情，要尊重他们的祖坟。1904年，土地调查告一段落，台湾总督府并以公债向大租户强换农田，使得台湾总督府成为台湾最大地主，增加后来稻米、蔗糖的输日，其规模经济更让小租户与佃农无法与殖民政府竞争而达到经济控制的手段。经过这番土地调查，发现许多隐田，结果实际农田是以往的1.7倍[2]，这些隐田主要是清政府于台湾采取番汉分治所形成的结果。
1904年，日本基督徒竹越与三郎（1865－1950）目睹后藤新平的详细土地调查，感叹说：“与这个相比，日本在明治七年实施的地租改革简直是儿戏！”
1905年日本与俄罗斯签订朴茨茅斯条约结束日俄战争，日本获得大连、旅顺的租借权，以及长春至大连的铁路权，并设立关东都督府由军部控制铁路。当时后藤新平曾撰写《满洲经营概梗》，文中提出：“战后经营满洲的唯一要诀，就是阳以经营铁路为假面，阴则实施百般之设施。”[5]
为了加速满洲地方开拓的速度，日本内阁在1906年决定成立半官半民股权的“南满洲铁路公司”，而后藤也被儿玉源太郎(时任满洲经营委员会委员长)举荐为首任总裁。起先后藤并未答应，一来当时后藤对于转往朝鲜半岛服务的兴趣较大，二来是当时满洲境内的势力错综复杂，光是日本方面内部又分成关东军、递信省、外务省等，且彼此间沟通协调不畅，时常相互制肘，后藤因此无意淌浑水。[5][6]
1906年7月23日，儿玉源太郎突然因脑溢血病逝东京，后藤得知讯息后，为报儿玉的知遇之恩，于同年8月1日答应就任滿鐵总裁，并参与滿鐵的筹设。1906年11月26日滿鐵公司成立，后藤新平也同日就任滿鐵公司的首任总裁。[5][6]
后藤新平在满洲的施政措施以铁路为核心向外扩散，预计用十年的时间以交通向外扩散至矿业、电力、旅馆、仓储等事业，并全力发展位处辽东半岛南端的大连地区。起先满洲的交通枢纽位处营口，其位于辽河出海口的地位使此地在清末时就成为东亚乃至欧美商贾的聚集地。后藤认为，营口在冬季会因海面结冰而无法作业，但大连则是不冻港，且就处在南滿鐵路线上，长远而言大连才有未来性。[5][6]
为了扶持大连的发展，后藤着手进行铁路的双轨化工程以提升陆路运力，又开航神户至大连的定期航运，同时将奉天以北至营口、大连的铁路运费定为同额，大连位处营口南方220公里，许多厂商为节省运费和时间纷纷转往大连贸易，此项目大获成功，大连港的贸易额也从1907年的两千万日圆跃升至1916年的一亿四千七佰万日圆，取代营口成为满洲经贸中心。[5][6]
1908年7月，第二次桂太郎内阁成立，后藤新平也被延揽加入，担任主掌邮政通信的递信大臣。后藤愿意转任的主要原因是滿鐵的管辖权。原先滿鐵公司由外务省管理，后来被转为递信省所辖，后藤因此认为转任递信大臣除了提升自身影响力，亦可使其仍能掌控滿鐵公司，继续推动滿鐵发展，从而答应桂太郎的组阁邀约。[5]
后藤新平运用在台湾担任民政长官的经验，先针对当时日本本土电力运用的情形进行调查，分析若要提升日本的电力使用，必须克服法规制度、电力产量与电力价格等三项困难。为克服此劣势，后藤先是在1911年主导通过《电气事业法》，以法规规定电力使用的规范、规格与管理办法，又兴建大型水库与日本国内的高压电线路，确保供电的稳定，并以推动电气化轻轨、铁路与优惠电价的方式增加大众的使用。[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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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自明治维新后日本就建立了现代化邮政系统，但后藤认为日本邮政仍有使用率不足、业务效率低落等问题。后藤首先改良邮筒设计，将既有的黑色木盒改为金属红色筒的造型，增加辨识度，同时于全国广设邮筒与邮局，并推出挂号信、限时邮件、存证信函等不同递件模式，也在各邮局贩售简易的保险方案，促使邮局服务多元化。[6]
1908年12月，原本隶属于递信省的铁路局升格为铁道院，成为总揽日本全国铁路事务的内阁直属机关，推动铁路国有化和新铁路线的建设。后藤新平本身支持铁路国有化，也曾在台湾和满洲有过兴筑、管理铁路的经验，自然被委任为第一任铁道院总裁。[6]
当时日本国内一共有17家不同的私铁路线，铁路的轨距、号志、运行模式也各自为政，且各地方与高官利益参杂其中，国有化推动实属艰难。后藤首先执行人事改革措施，下放权力给第一线服务的课长、股长，建立考核与绩效制度，依照能力给予奖惩，三次大刀阔斧裁撤冗员精简人力。另外为了确保铁路政策不因为财政而受制于政客，以铁道院名义独立发行公债，达成财政自主和施政的灵活性。[5]
后藤新平也建立铁路工作者著制服的传统，后藤认为制服不但可以减少员工的治装问题，也能形塑整齐、团结的向心力，仿造军服的设计也是希望可以带来威武、专业的形象。后藤本人在视察铁路事业时就时常身着铁道院制服和配戴勋章，带领部下第一线关心铁道的发展和倾听员工诉求，当时虽有报章杂志调侃后藤此举如同旧时的“大名”浮夸又好大喜功，但也因其事必躬亲的态度而赢得下属的敬重。[5]
后藤在执行铁路国有化的同时，也积极推动日本铁道的轨制改革。后藤希望将主要干线（后藤当时提出由东京到下关之间的路线）的铁路轨距由当前使用的窄轨改为宽轨，除了可以提升速度与运量，更可以在日后透过兴筑海底隧道连通朝鲜半岛，使日本与欧亚大陆连成一线。此项目提出后即得到来自军方的支持，但遭政友会等在野党反对，认为日本至朝鲜间的海底隧道将花费巨资且工程艰钜，贸然投资并不切实际，且窄轨较符合日本多山平原少的地理环境，更改轨距和新建更多支线比起来较不符实际效益，此项目遂胎死腹中。[5]
1906年，后藤新平就任满铁总裁，开始致力于满洲地区的建设。
1908年（明治41年），第二次桂太郎内阁期间，后藤新平被委任为递信大臣，回到日本本土。
1917年（大正6年），后藤新平担任都市研究会会长。该团体由日本城市规划及相关知名学者、专家及政府官员组成。后藤直至去世一直担任会长职务。
1920年12月，后藤新平就任东京市长。1921年5月发布的《东京市政纲要》中，后藤为东京未来市政规划描绘了蓝图。其中包括教育、社会事业、自来水设施建设和港口建设等15个基础设施项目。同时给出了实施的预算：7.575亿日元，也因此该规划又被称为‘八亿规划’，相当于当时东京政府年度预算15亿日元的一半，该计划甚至招来非议，有很多人质疑后藤在吹牛、说大话。
1923年9月1日的关东大地震让东京成为一片焦土，刚就任内务大臣的后藤新平在9月2日提出了东京复兴四条方针：
- 否定迁都
- 复兴费用预算30亿日元
- 采用欧美最新城市规划方案
- 为保证复兴计划顺利实施，要对私有土地进行严管，禁止投机获利
为了实施复兴计划，后藤新平筹划设立复兴省，最终以帝都复兴院的形式得以实现。
原本是医生，并曾担任过卫生行政官员的后藤新平在甲午战争后参与了陆军的检疫工作，他的能力得到了儿玉源太郎的认可，后来后者前往台湾就任总督后，将其提拔为民政长官，并在台湾留下了不俗的政绩，直接改善了台湾的基础设施面貌，提升了台湾的经济实力并改善了民生[7]。在满洲乃至日本本土基建上都留有卓有成效的政绩，后藤同样对满洲，尤其是新京（长春）的市政规划给出了重要的指导意见。后藤也被视为日本近代城市规划之父。 一直到晚年，后藤新平还经常对身边人讲[8]：
| “ | 建设殖民地，首先要考虑修建的是学校，其次是兴建寺庙，然后是医院，只有这样做才可以让移居过来的居民长治久安。 | ” |
1900年，中国革命家孙中山计划在广东惠州起事反清，时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赞同孙中山的项目，于是儿玉总督命时任民政长官的后藤新平协助孙中山起事。后因日本内阁改组，第4次伊藤内阁反对介入中国革命，导致惠州起义失败。1900年11月10日，孙中山化名“吴仲”，与后藤新平同行乘“横滨丸”自基隆启航返回日本。
1983年7月2日，台湾历史学家戴国煇于美国中西部夏令营的演讲，举了一个例子来直言台湾独立运动歌颂日本殖民统治政绩的危险：
家叔念了后藤新平所创立的台北医学校（后昇为台北医学专门学校），毕业后成为开业医生并赚了大钱。在个人的情面上，家叔一家人或许该感谢后藤新平也说不定；但站在社会科学的立场、民族的尊严来言，绝没有感谢后藤的道理。因为后藤在台湾开办医学校的目的，不是在搞慈善事业，更不是为了台湾岛民的真正健康、福利来办的；它的真正目的在于，为日本资本家准备健康的投资地，为资本家提供既健康又高效率的劳动力等，却非靠台湾人医生不可。所以日本人治台不久就开办医学校培养台湾人的医学人才，模仿英、法诸国在它的殖民地所行一样。诸位若不相信我的话，请你们想像一下：“瘴疠之地”有何资本家肯前来投资？若殖民地的基层劳动力统统是病弱不堪者，要从何种人的劳动来榨取剩余价值呢？我们有良知的台湾人，不至于感谢日本人的统治，更不会再度邀请日本人来当统治民族重新光临台湾的。……
我尽力排除后藤新平治台的神话。我说，难道后藤新平是“孙悟空”吗？好！就让你一万步，我也来个肯定吧！那么，为何日本政府不学后藤新平的一套在朝鲜半岛来试一试？明治政府对外一直是相当团结、相当有其高效能的政府，为何日本人在朝鲜半岛得不到你们所肯定的“成果”？我主张：殖民地是由殖民者与被殖民者合为一个整体的。每一个殖民地不但有其前史，另外还都具有其当为被殖民的“客体”的条件。我们台湾岛民虽被逼当了“客体”、饱尝了不少的苦头，但我们的父祖辈早在日本侵台之前已在台湾树立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基础；不然，如何做合情合理的解释，为何腐朽不堪的清朝会在“边陲之地”的台湾敷设铁路、搞了刘铭传的新政？我向学界，我向我自己的同胞、尤其被日本人的价值观念体系迷了心灵的台湾知识界，提出了问题、投了一个小小的“炸弹”。[10][11]
在后藤新平因为担任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总裁一职而于1906年11月离开台湾的二十年后，1927年2月20日，署名“菊仙”的《台湾民报》记者黄旺成，即在《台湾民报》上刊出一篇题为〈后藤新平氏的“治台三策”〉的评论文章。黄在该文中认为，后藤在过去担任台湾总督府民政长官一职时，“从台湾人的性质上发见了三条的弱点”，因此后藤“定了治台的三策”。它的内容如下：
（一）台湾人怕死——要用高压的手段威吓的。
（二）台湾人爱钱——可以用小利诱惑的。
（三）台湾人重面子——可以用虚名笼络的。[12]
黄旺成亦认为“历代的总督虽然都没有明白地声明过治台的政策，而暗地下都是把后藤新平氏治台三策，当做铁板不易的金科玉律看的。”[12]这出现于1927年2月的“黄旺成认为后藤新平定有‘治台三策’”的论点，在后来即衍生成一类去评断台湾人性质的论点——“怕死、贪财、爱作官[13]”或“怕死、爱钱、爱面子[14][15]”。该类论点认为，后藤采用“糖饴与鞭”的两手策略，一方面以严刑峻法对待台湾异议人士，另一方面则致力于治理台湾。认同该类源自于1927年黄去评论后藤在1898年至1906年间治理台湾时的文章的论点者，不乏其人。然而，在实际上并无其它的证据能够证明后藤有制定出黄笔下的“治台三策”。
关于后藤新平的“治台三策”之考证，学者陈君恺认为“治台三策”为历史传闻；学者薛化元则是认为“治台三策”应是后人追溯历史的评论。另外，位于日本岩手县奥州市的后藤新平纪念馆指出，该纪念馆的研究员未曾在任何文献中见过有关后藤的“治台三策”的文献或纪录。后藤仅提出过所谓的“自治三诀”。不过它在内容上同“治台三策”相比较，则是有着极大的差异。[16]
- 《海水功用论 附海滨疗法》（1882年）
- 《国家卫生原理》（1889年）
- 《日本膨胀论》（通俗大学会1916年2月出版）
- 《日本殖民政策一斑》（拓殖新报社1921年初版）
- 《帝都复兴与建筑资料》（东京放送局放送讲演集，1923年）[17]
- 《政治的伦理化》（1926年）
| 后藤实仁 | 坂野长安 | 安场源右卫门 | |||||||||||||||||||||||||||||||||||||||||||||||||||||
| 后藤实崇 | 坂野利惠 长女 | 安场保和 | |||||||||||||||||||||||||||||||||||||||||||||||||||||
| 后藤新平 | 安场和子 次女 | ||||||||||||||||||||||||||||||||||||||||||||||||||||||
| 后藤一藏 | 春子 | 鹤见祐辅 | 后藤爱 | 佐野彪太 | 后藤静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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