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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日治時期報刊編輯、主筆、漢詩詩人、記者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尾崎秀真（おざき ほつま，1874年11月21日—1949年11月15日）原名秀太郎，字白水，号古邨，日本岐阜县人，台湾日治时期报刊编辑、主笔、汉诗诗人、记者[1]。
尾崎秀真原名秀太郎，明治7年（1874年）11月21日出生于日本岐阜县加茂郡西白川村字河岐百番户（今白川町）的富农家庭。1886年5月，父亲为响应“殖产兴业”的政策[1]，变卖田产成立“东加茂蚕丝组合”投入生丝产业[1][2]，但因经营不善导致倾家荡产[1]。
1887年3月，尾崎自4年制寻常小学校毕业。后寄宿美浓关町（今关市）亲戚冢原敬一的家中，一面就读小学校高等科，一面向冢原学习医术和汉诗文。1891年3月，尾崎自小学校高等科毕业，但因为家中无力让尾崎继续升学，只好待在冢原家自学。同年10月28日发生浓尾大地震，冢原家在震灾中遭到摧毁，尾崎留在当地救护医院任代诊生，一边救助罹难者，一边储蓄[1]。
1892年，在居住于东京的叔父市三郎的引介下，尾崎自美浓前往东京工作，并寄宿于叔父在神田三崎町的住宅中。尾崎先是在墨田区的近藤医院担任药局生，1893年起担任周刊《医海时报》的编辑，在此期间结识内务省卫生局局长后藤新平。1894年，甲午战争期间，后藤任“解雇军夫救护会”检疫事务官长，尾崎随行进行救护事务。战争结束后，尾崎回到东京从依田学海学习汉诗，跟渡边重石丸学习国学，与高崎正风学习和歌。在此期间尾崎与友人出资筹办《新少年》杂志，并筹组“桃太郎会”鼓励青少年从事文学创作，并再次期间接触篆刻[1]。
1898年，《新少年》因经营困难，与另一家北隆馆发行的杂志《少国民》合并[1][3]，但随即尾崎便因理念不合辞去编辑工作，隔年进入《报知新闻》担任记者[1]。1901年4月，由于尾崎熟谙汉文，在后藤新平的引荐下，前往台湾担任《台湾日日新报》汉文部记者[1]，并同时于私立台北中学会教授汉文及书法[2]。1904年4月，接替籾山衣洲升任汉文版主笔[1][3]。1907年，尾崎与村木鬼空、杉阪牛魔等人，发起了日治台湾第一个篆刻印社“水竹印社”，推广篆刻[1][3]。并时常在台湾日日新报中，刊登篆刻作品及相关文章，提升读者对篆刻鉴赏的认识及涵养。此外，尾崎也将自己私人收藏的印鉴印成印谱，赠与有意学习篆刻者，对于台湾篆刻推广不遗余力[1]。1910年5月底，接任台北中学会会长[2]。
在报社任职期间，尾崎亦参与了许多公部门的任务。1911年，兼任台湾总督府通信事务嘱[4]。1922年4月，总督府欲编纂“新台湾史”，尾崎参与修订。然而后续因史料编纂委员会缩编，导致修订工程于1924年中止。尾崎在写下《罢官》一诗后离职，并自叹此事为“日本学界之耻辱”[1]。尽管如此，尾崎仍凭一己之力，陆续发表《台湾四千年史之研究》、《台湾四十年史话》等研究，领域延伸至考古及原住民等研究[1]。待业一年多后，尾崎于1925年底起陆续出任台湾总督府社会事业嘱托、台湾史迹名胜天然纪念物会调查委员、台湾美术展览会评议员、台湾博物馆协会理事等职[1]。1929年秋担任《台湾日日新报》社常任监察[3]。同年台湾总督府史料编纂委员会再次成立，尾崎再度受命担任编纂委员[3]。
1941年，次子秀实涉入“佐尔格间谍案”，秀真在审判期间多方奔走营救，但最终秀实仍于1943年3月29日被判死刑。接获噩耗的秀真于10月搭乘邮轮富士丸返日探望秀实，但船只遭到美军潜舰击沉，秀真在海上漂流9小时候方才获救。1944年10月秀真返台探望子女，秀实遭处决后，秀真终日自囚于书斋中[2]。
1946年4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身为战败国国民的尾崎返回日本[5]。尾崎在台约45年，期间除了回去日本本土几次，仅在1915年4月下旬至5月上旬至厦门视察，其余时间都待在台湾[1]。1949年11月15日病逝于岐阜县自宅[2][5]。
尾崎在台期间与众多文人交流结社，除1907年发起的“水竹印社”之外，1929年与石原幸作共组“趣味之会”。1935年夏天筹组“玉山印社”[1]。此外也参与“淡社”、“瀛社”等诗社[5]。
尾崎秀真与博物馆的渊源，至少始于台湾总督府民政部殖产局附属博物馆(以下称总督府博物馆)开馆之时，他即担任历史部的陈列员。总督府博物馆是日本政府于1908年在当时的殖民地台湾成立之博物馆，现今为国立台湾博物馆(以下称台博馆)，其在官方记录上，在总督府博物馆的任期时间为1926~1928（昭和元至三）年。[6][7]
1926（大正十五）年总督府博物馆发行的《台湾博物馆の手引》，编著者馆员松仓铁藏引述了尾崎氏编纂的“台湾古代史纲”，尾崎氏也担任其书的校阅，可谓台湾总督府博物馆前期主导历史收藏的搜藏政策。除此之外，尾崎氏也参与博物馆历史部门的展示规划，而后更主导“佐久间财团蕃族品搜集计划”(始自1927年)。[6][7]
“佐久间财团蕃族品搜集计划”是为当时国家级博物馆系统性的大型搜藏计划，由台湾总督府警务局理蕃课与总督府博物馆一同推展，主要目的为纪念佐久间总督的理蕃功绩，并对变迁且逐步消逝中的原住民社会风俗及蕃族品勉力搜藏。根据此基准，在进行实际搜藏之前订有“蕃族参考品搜集计划书”，依原住民各类搜藏的重要性分为三类，其中第一级，也就是极为重要应尽力搜集的，包含泰雅族的珠衣珠裙，排湾族（包括现在的鲁凯、卑南两族）的项链及项饰，泰雅、赛夏、布农、邹与排湾的耳饰与颈饰，泰雅、邹与排湾的胸饰，布农、邹、排湾、阿美与雅美族的陶壶，泰雅、布农、排湾与阿美的刀，泰雅、布农、排湾的弓箭等，本计划共计搜罗1760件藏品，是为当时博物馆极为重要且相对大量的一批原住民典藏。[6][7]
尾崎氏为计划征得的文物其中以来自阿美族占最多，其收集之原住民文物，常绑有写着“尾崎”二字之纸条为特征，其搜藏品不论在种类、品项与族群文化上，并无特殊的取向，可广泛分类为服装、装身具（首饰类）、陶器、盛贮用具、日用杂器、嗜好品、饮食用具、制造修理工具、渔具、武器、玩具、巫术宗教用品、照片等，不少数量为“佐久间财团蕃族品搜集计划”列为第一级搜罗之重要文物；除了“佐久间财团蕃族品”中原住民相关藏品外，台博馆典藏分类中与尾崎氏相关的尚有历史类藏品，此批搜藏种类多为如书法手稿、照片、印张印谱、碑拓片、公文书等平面类，来源属尾崎氏个人捐赠，另有如安平壶及扶乩架等立体类器物，为其购买及捐赠品。[6][7]
尾崎最初是只身来台，后来举家迁台居住[3]。1904年4月起，寄居总督儿玉源太郎别墅的南菜园中。10月后，南菜园转赠台湾妇人慈善会，尾崎移居台北城府前街。后来在儿玉总督的协助下，在南菜园附近自建屋舍，住宅自称“读古村庄”，并因此写下《移家古亭村庄》[1]。
母亲太田久枝据传为敏达天皇之后，故其后代名字皆承袭母家的“秀”字[1]。父亲尾崎松太郎为幕末国学者平田铁胤的门人，师祖平田笃胤为日本神道教“秀真文”知名学者，秀真后来也是因此自己改名为“秀真”。明治维新后，尾崎松太郎曾担任西白川村村长[1]。
儿子尾崎秀实与秀树皆为著名文字工作者。秀实后来成为知名共产主义者，后因涉入间谍案，于1944年被处以绞刑。在狱中书信中，秀实提到幼年居住于台湾期间，父亲秀真粗暴对待台籍车伕的场景，而目睹此殖民地差别待遇的经验，亦为他后来成为社会主义者的原因[4]。从相关文献看来，尽管尾崎对台湾相关研究相当投入，但仍有身为殖民者的优越感[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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