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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和平（英语：Greenpeace）是在超过55个国家设有分部的非政府[1]环保组织，总部设立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2] 1971年由美国与加拿大裔环保主义者成立，组织的宗旨为“保护地球孕育全部多样性生物的能力”[3]，他们的活动聚焦于气候变化、森林采伐、过度捕捞、商业捕鲸、基因工程以及反核议题。该组织采用直接行动、游说、研究以及对“破坏环境”的企业施行破坏[4]达成目的。该组织不接受国家、企业、政治党派的捐助，只依赖于个人与独立基金的捐款。[5][6]该组织在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拥有一般咨询地位[7]，并且是国际非政府组织责任宪章组织的创始者之一[8]，后者是一个旨在推进其他非政府组织透明化与承担责任的非政府组织。
绿色和平组织以其直接行动闻名，并且被认为是当今最经常在大众视野中出现的环保组织。[9][10] 该组织将环境议题引入公众的视野[11][12][13]，在个人层次和公共层次都造成了一定影响。但该组织也造成过许多有争议的影响。[14][15]
[16]其动机和行为（尤其是后来的一些违反法律的行为）遭受了许多批评[17]，其中包括一封来自百余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公开信，呼吁绿色和平组织停止其反对转基因的活动。[18]一些绿色和平组织的活动家因其直接行动而遭受诉讼[19][20]，例如因破坏转基因小麦试验田[21][22][23]以及损坏位于秘鲁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遗产纳斯卡线而被判赔款与缓刑。[24][25]
绿色和平起源于“别兴风作浪委员会”[26]（Don't Make a Wave Committee），1970年在加拿大温哥华由一些美国和加拿大的和平主义者、贵格会成员、嬉皮士等创立。名字取自1969年抗议美国核试游行的一句口号—“别再兴风作浪了。如果地壳断层发生变化，那都是你们惹的祸”[26]。当时委员会聚首一堂，目的是阻止美国军方代号“Amchitka”（阿姆奇特卡）的行动，即在阿拉斯加州阿姆奇特卡岛下进行的第二次地下核试。
比尔·达尼尔（Bill Darnell）结合“绿色”（green）与“和平”（peace）的建议得到大家支持，组织名字从此确立。
1972年5月4日，桃乐西·斯托辞去主席的职位，这个羽翼未丰的环保团体正式宣布把组织的名字改为“绿色和平基金会”（Greenpeace Foundation）。
1970年底，受罗伯特·亨特（Robert Hunter）“思想炸弹”全球蔓延的驱动，北美、欧洲和澳大利亚超过20个群体已经采用了“绿色和平”的名字。在“思想炸弹”中，公海冲突的景象从扩散和复杂的事件变成相对沟通友善的“大卫与歌利亚式对话” 。
然而，在1979年，绿色和平温哥华总部出现了经费问题，组织内部产生了基金筹款和组织方向的分歧，阻碍了全球的运动。大卫·麦塔格特（David McTaggart）游说加拿大绿色和平基金会接受一套新的结构，它能让分散的绿色和平办事处由全球一个统一的主办者协调。1979年10月，国际绿色和平成立了。在新的结构下，各地办事处会贡献它们的一部分收入给国际绿色和平，而国际绿色和平就负责运动的全局方向。
麦塔格特把绿色和平重构成一个分等级统一协调的组织这一举动，与20世纪70年代其它环保组织中盛行的反独裁风气背道而驰。在这种注重实效的结构保证了绿色和平的持续发展和集中力量于政府和行业抗衡同时，它陷入周期性的批评。批评指绿色和平与它的主要敌人—跨国企业，采用同样的管理方式。
对于一些小型的行动和持续的地区发展活动，绿色和平有不少积极支持者的网络，网络会通过国家办事处协调各地区活动。绿色和平表示，该组织在全球约有3,000万支持者。[27]
2020年2月，根据英国《晨星报》披露，英国内政部安全与反恐办公室下属的反恐警察在一份内部海报中将绿色和平组织列入反恐极端组织观察名单。该报引述人权组织话说，反恐议程是“英国言论自由面临的最大威胁之一”。警方则解释称，“文件里并不是所有的标志和符号都与反恐有关。”[28]
绿色和平虽然成立于北美，但他们却在欧洲取得更大的成功，得到更多的成员和资金。组织绝大多数的捐赠来源于普通成员，不过也有一些来自于名人（如泰德·特纳）。在美国，除了与其它行动主义工业成员资助以外，它还利用了公共利益研究基金。绿色和平每年大约花费3.6亿美元。
绿色和平宣称他们与其他环保组织的一个最大不同处，在于他们坚持独立性和中立性—拒绝任何企业及政府的捐助，以使可以对各国及大型企业的破坏环境行为加以指摘。捐赠品会被拍摄以保证遵循这一条原则。
组织当前关注许多环境问题，焦点主要集中在阻止全球变暖以及保持世界海洋和原始森林生物多样性。除了常规的环境组织方法（例如政治游说和参加国际会议），绿色和平有其自己的方法进行非暴力直接行动。
绿色和平使用非暴力直接行动吸引公众对特定环境问题的注意，成员有时候把自己置于鲸鱼和鱼叉之间，有时候打扮成放射性废料桶闯入核设施中。
绿色和平最显著的成就包括：核武器的大气测试；（据称）永久禁止国际商业捕鲸；通过条约声明南极洲是一个世界公园，禁止由个别国家占有和在该大陆上进行商业活动。为支持最后一点，世界公园基地在南极洲建立，从1987年到1992年共运作了5年。
1971年9月，不以举手表决委员会租用渔船费利斯·科马克号，由约翰·科马克担任船长，以“绿色和平”的名义开往阿姆奇特卡岛，目的是阻止预定的第二次核试。美国海岸警卫队信心号截住了费利斯·科马克号，迫使它回航。但是在这之前，信心号的船员已经在他们的船长背后贴了一张纸，上面写着：“你们所做的是造福全人类的事。”
费利斯·科马克号船员回到阿拉斯加后得知，加拿大的主要城市已经聚集了示威者，美国也把第二次地下核试推迟到11月份。
1972年5月，成立不久的绿色和平请求富有同情心的船长们帮助他们抗议法国政府在太平洋穆鲁罗阿珊瑚岛进行的大气核试验，一位被逐出加拿大在新西兰当过企业家的大卫·麦塔格特响应了请求。麦塔格特在年轻的时候曾经是羽毛球比赛的冠军，在一次气体爆炸令一位在他滑雪旅馆工作的员工严重受伤后，卖掉自己的商业股份后移居南太平洋。因为被各国政府逐出他心爱的太平洋，麦塔格特感到非常愤怒，于是他借出游艇“Vega”号，召集了一组船员。
1973年，麦塔格特驾驶“Vega”进入穆鲁罗阿环礁附近的禁区，没想到被法国海军撞击。当他第二年再次抗议的时候，法国海军登上“Vega”，粗暴地殴打麦塔格特。后来，法国海军在媒体上登出麦塔格特与海军高级军官共进晚餐的照片，以表示与反对党的友好。另一幅由船员安-玛莉·荷恩拍摄的麦塔格特被殴打和带离游艇的照片同时在媒体上曝光。
1978年，绿色和平第一代的“彩虹勇士号”下水。它原来是一艘40米长的捕鱼拖捞船。名字来源于印第安人克里族的一个传说，就是因为这个传说吸引了早期的活跃分子罗伯特·亨特去阿姆奇特卡岛。绿色和平以4万英镑的价格购买了“彩虹勇士号”（1955年下水时叫“威廉哈代爵士号”），之后志愿者对其进行了四个月的修理和改装。自第一次航行到冰岛扰乱捕鲸船队后，“彩虹勇士号”就成为了绿色和平斗争的重要工具。1978年到1985年间，船员同时参与了非暴力直接行动反对海洋有毒和放射性物质的倾泻，还反对奥克尼群岛的灰海豹猎杀活动以及太平洋的核试。
法国政府宣布停止大气核试验，反对法国核试的斗争获得一次胜利，没想到法国又开始了地下核试。绿色和平继续抗议太平洋的核试，直到1995年停止了试验计划。
1985年，绿色和平在新西兰奥克兰不断抗议穆鲁罗阿珊瑚岛的核试，并闯入核试禁区，招致法国政府下令炸沉“彩虹勇士号”（根据世界杂志20周年纪念版所述，这是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亲自下达的命令）。
“彩虹勇士号”从北太平洋驶出，沿途帮助马歇尔群岛朗格拉普环礁的居民撤离。这些居民的健康一直受美国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核试所造成的辐射的影响。绿色和平打算由“彩虹勇士号”带领一支小船队抗议当时将要在穆鲁罗阿环礁进行的核试。
1985年7月10日晚，两枚炸弹设在船身被引爆，使船沉没，回船取物品的摄影师费尔南多·佩雷拉也因此遇害。
新西兰展开调查，查出事件与乔装成一对度蜜月的瑞士夫妇的法国海陆空三军少校阿兰·马法尔（Alain Mafart）和上校多明尼克·普里厄（Dominique Prieur）有关。警方逮捕了马法尔和普里厄，但新西兰当局无力阻止先后来自澳大利亚和法国的引渡要求。
法国政府开始时否认与爆炸有关，但迫于媒体压力下，不得不在9月22日承认法国安全部下令了该爆炸。爆炸事件的调查同时揭露出法国特工克里斯汀·卡邦（Christine Cabon）受派遣渗透到绿色和平新西兰奥克兰办公室，特务以志愿者的身份混入该办公室以搜集穆鲁罗阿环礁斗争和“彩虹勇士号”行动的资料。
1987年，法国政府同意赔偿1千3百万新西兰币、并为爆炸事件道歉。原来的“彩虹勇士号”已经无法修复，于是清理后沉入马陶里湾，成为一个人造礁。
1989年，绿色和平任命了另一艘船继续使命，同样命名为“彩虹勇士号”，作为绿色和平船队的第二代旗舰。
新西兰神经学家保罗·史邦在受聘于温哥华水族馆研究鲸鱼被囚禁时的行为过程中，认识了罗伯特·亨特，他们发起了“拯救鲸鱼”运动。由于欧文·斯托反对把绿色和平的活动领域扩展到反对使用核武器以外，运动初期只根据亚哈计划禁令进行的。
随着1974年欧文·斯托的去世，这个僵局才得到消除。1975年春，得到重新授权的费利斯·科马克号从温哥华启航，去会见苏联在加州海岸旁的捕鲸舰队。由于有一个原始的无线电方向探测器和音乐家Mel Gregory根据月亮的方向而不是指南针，Cormack在6月26日很幸运地遇到了捕鲸船队。
船员使用快速的充气船把他们置于捕鱼船“Vlastny”的鱼叉和一只逃跑的鲸鱼之间。电视在全世界播放“Vlastny”的电影脚本，片段展示了一个鱼叉从绿色和平成员的头上飞过。这件事吸引了世界公众媒体的关注，促成了1976在英国伦敦的国际捕鲸委员会会议。
现在的国际绿色和平年年都会到南极海作反对日本捕鲸的示威。
世界上有超过一半以上的鲔鱼（每年约有250万吨），是从太平洋中捕捞所得。在2007年，来自日本、菲律宾、印尼、韩国、台湾等处的船队，就已经捕捞了80%左右的太平洋鲔鱼。
自2001年起，太平洋的大目鲔及黄鳍鲔数量持续下降，减少渔捞量的措施势在必行。然而，数据却显示2008年的渔捞量达有史以来最高—近250万吨。科学家亦首次发出警告，指出大目鲔的渔捞量需要大幅减低最少50%，才能缓和过度捕鱼的情况。
绿色和平保卫太平洋永续的第一步，就是推动中西部太平洋渔业委员会（WCPFC）关闭部分太平洋国家之间的国际海域，将之设立为海洋保育区，禁止所有捕捞、垃圾倾倒或是开矿等活动，并将中西太平洋区域的鲔鱼捕捞量，以2001-2004年渔获量为基准降低 50%，以保护鲔鱼的产卵区和整个生态系统的平衡。
为保持渔业的永续性，以及保护太平洋的海洋生态系统，绿色和平建议：
- 支持永久关闭太平洋四个袋状公海区域，成立海洋保育区，禁止区域内所有捕鱼行为。
- 基于预警的原则及考虑到区内IUU捕鱼情况而引致捕捞数据的不足和无法确认性，必须支持在中西太平洋鲔鱼捕捞量以2001-2004年渔获量为基准减少50%。
- 支持全面禁止海上的渔获转运。
美国一家科研机构在湖南省衡阳市一所小学选取72名6到8岁的健康儿童，其中24名孩子作为实验组，在21天的时间里每日午餐进食60克黄金大米。这项实验旨在检验转基因黄金大米对补充人体维生素A的作用。绿色和平组织认为以儿童做实验极不负责任，呼吁中国政府审核该研究合法性，并对受到影响的儿童提供医疗和法律援助。[29]
2014年麦当劳在一封给绿色和平组织的信中承认，其再次使用基因改造饲料喂养肉鸡，从而结束了其在2001年许下的承诺，即在欧洲市场上不使用改造基因饲料喂养用于制作鸡块和鸡肉汉堡的肉鸡。此举遭到绿色和平组织严厉批评。[30]
保护北极，是绿色和平发起的活动，反对任何国家在北极圈内开采石油，或是远洋渔船在这个海域的大量捕鱼行为。*荷兰皇家壳牌，2010年漏油事件 ，绿色和平呼吁在2030年以前汽车停止使用石油。
- 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绿色和平在2013年9月18日试图登上该公司的钻油平台进行谈判。次日，俄罗斯联邦安全局边防军海巡队以海盗罪，逮捕了30人至今。之后各地的绿色和平发起一人一信活动，试着营救被监禁者。 后来俄方控罪改为流氓罪，最后以俄联邦特赦法的程序管道释放。 [31]
绿色和平的不同行动者，就三星电子（Samsung）在全球仅使用1%可再生能源作出抗议。例如：德国行动者在柏林的三星广告牌上拉起横幅、台湾行动者在西门町的三星门巿大楼外墙挂起直幡等。2018年6月，三星公布能源新政策，位于中国、美国、欧洲的生产厂房、办公室大楼及营运设施，将于2020年前达到100%可再生能源。[32]
香港空气污染严重，绿色和平在2019年已经透过研究带出问题，包括估算政府不跟随世卫指引的医疗及经济损失、揭示香港二氧化氮情况调查。然后正致力通过义工，把测量空气质量的仪器挂到全港100个试点，以量度一般空气监测站不能测量的区域。[33]
2018年，香港政府推行至少历时13年、造价超过6,240亿港币的“明日大屿愿景”计划，主要内容是要在交椅洲和喜灵洲分阶段进行填海，兴建合共约1,700公顷的人工岛，以增加住屋供应。绿色和平批评计划将会严重破坏该处海域的自然生态，并且建议政府应改为使用被滥置电子废料的棕地，绿色和平正继续密切监察报告及研究内容，确保巿民的声音能如实反映。[34]
绿色和平提出全球每年制造逾3亿8千万吨塑胶，当中大部分使用时间极短，亦无法回收。[35]于是香港绿色和平在2019年，已跟不同在港经营的大型超市企业接触，提醒社会减少用胶的逼切性。再者，他们推出不同家庭的减塑真人秀节目，正为下一阶段与企业对话的升级作准备。[36]
2002年，绿色和平组织了一次抗议美国在巴西政府下了巴西桃花心木出口暂禁令以后，进口超过1千万美元的巴西桃花心木。2002年4月12日，两个绿色和平分子登陆载有桃花心木的船只，挂起一块写着“布什总统，停止非法运输木材”。两名绿色和平分子连同其他四名协助者被逮捕，以过失行为罪被起诉，在监狱里度过了一个周末。[37]
这一事件的影响是，绿色和平组织作为一个整体于2003年7月18日被美国司法部提起控诉。“航海员商贩”[38]使用这一条法律控诉和平抗议者受到世界范围的抗议。司法部后来在2003年11月14日把绿色和平提交到迈阿密联邦法院受审。控诉绿色和平不正确地宣称他们所登陆的船藏有禁运的桃花心木。
2004年5月16日，法官Adalberto Jordan下了有利于绿色和平的判决：“以言论自由相关行为的罪名指控一个宣传组织是罕见的——甚至可能是空前的。”
绿色和平一直受到政府，工业界，甚至其它环境组织的一些非议，因为其抗议行动十分激进。它的旗舰“彩虹勇士号”曾因反对法国在南太平的核试验而被法国特别部队炸沉过。它的人员也常因非法闯入这一类罪行被逮捕。组织的管理机制和它使用的非暴力直接行动（某些被认为是非法的社会扰乱行为：例如示威者用锁链将自己和雀巢公司的货车锁住，阻塞其工厂）是受争议的主要来源，绿色和平也因这些极端行为被称为生态恐怖组织。[39]另一方面，也有人觉得绿色和平反而太过主流化。海洋守护者领袖保罗·沃森曾经称之为“环保运动的雅芳推销小姐（Avon ladies）”（雅芳是一家美国美容直销公司，采用以雅芳小姐上门推销产品的营销方式），因为它们逐家逐户的筹款是依赖于媒体故意曝光的配合，媒体总是把绿色和平的名字放在首页以增加其曝光度。
有时，绿色和平更为达到目的而渲染夸大。1975年秋天，绿色和平带着记者团去拍摄爱斯基摩人猎取海豹的“残酷镜头”。绿色行动组织的时任总裁罗伯特·亨特曾指“如果不禁猎，格陵兰海豹将在五年内绝种。”在新闻媒体炒作、欧美电影明星和政治人物支持下，1983年欧洲议会在压力下宣布禁止幼豹皮在欧洲出售，令整个海豹的皮毛市场崩溃。但加拿大野生动物基金会会长说：“我们并不担心格陵兰海豹会绝种。”受委托调查的人道机构，也发现猎杀海豹的方法并非不人道。加拿大北极圈的猎人因为断了生计，11年内有152人自杀，而渔民损失更大。[40]
两位重要的绿色和平的批评家分别是：冰岛电影摄制者马格努斯·格维兹蒙兹松（Magnus Gudmundsson）和加拿大环境学家帕特里克·摩尔（Patrick Moore）。格维兹蒙兹松是支持捕鲸的纪录片“在北方极地生存”的导演，他把焦点集中于反捕鲸和捕海豹所带来的社会影响。摩尔是绿色和平的早期创始人之一，曾因反对破坏不列颠哥伦比亚的森林、反对核试验和反对捕鲸而闻名，但后来立场发生一些转变。摩尔于1986年退出绿色和平，并表示他退出的原因是绿色和平鼓吹反对在自来水中添加消毒用的氯。摩尔指责绿色和平有妖魔化所有的工业化学产品的趋势，并称绿色和平的领导者都没有接受过正规的科学教育，已经完全抛弃了科学的客观性，变成了以政治目的优先的环保极端主义组织[41]。而绿色和平组织则回应绿色和平不反对在饮用水和医疗中合理的使用氯，并表示摩尔的指责是子虚乌有[42]。同时绿色和平的支持者声称格维兹蒙兹松和摩尔像许多批评家一样，都是接受了相关工业界的可观报酬。
有时候，绿色和平的某些行动的科学或事实基础受到非议，特别是Brent Spar石油平台事件。在该事件中，绿色和平进行了一次成功的斗争，他们占领了Brent Spar并实现了联合抵制，迫使平台的所有者荷兰皇家壳牌将平台拖至挪威的岸上进行拆解而不是直接将平台沉入海底造礁[43]。后来，绿色和平承认对于该平台上剩余原油量的估算存在失误并为此进行了道歉[44]。但该组织同时声称，残余油量并非这场抗争的唯一焦点，他们的目的是阻止向北海（North Sea）倾倒废弃物（包括可以造礁的废弃石油平台）这一行为。
2003年9月，公共利益观察组织（PIW）向美国国家税务局控诉，称绿色和平的捐税收入是不准确和违反法律的。[45]PIW称，绿色和平以非营利捐赠名义代替慈善和教育用途。PIW希望IRS对这宗控诉展开调查。绿色和平否认这一控诉并要求PIW透露它的基金会成员，PIW执行理事Mike Hardiman拒绝了这一要求。[46]绿色和平的慈善组织身份从1989年开始在加拿大被废除。
2006年3月，方舟子因315消费者权益保护日为北京科技报撰文，质疑该组织反对转基因食品的研究是在借环境保护之名，行阻碍科学之实。[47]
绿色和平组织宣称不接受政府和企业的捐款，但绿色和平组织也会公开支持一些企业的行为，例如赞赏百安居的可持续木材采购政策[48]。也有人质疑宜家利用WWF和绿色和平这样的机构来进行“绿洗”。[49] 但绿色和平认为“我们没有永远的朋友和永远的敌人。只要你愿意做出改变，很好，我们也会释放出善意。我们针对的是解决环境议题，而不是特定的公司。”有一些曾经与绿色和平“为敌”的世界500强企业高管认同这一点：“只要他们见到企业做出真正的努力，他们就会来帮助你，他们想让你成为行业的一个典范。”[50]
1989年台湾民间粘锡麟等人就已经发起成立“台湾绿色和平组织”，遭国际绿色和平指控侵害“商标法”。1997年方俭等人争取国际绿色和平在台设立“Greenpeace Taiwan”时，对方无意愿，直到中国绿色和平组织1997年在香港注册，另在中国北京设办公室，于2010才赴台成立分支，并隶属于中国绿色和平，多个环保、劳工、人权团体质疑有政治目的。台湾劳工阵线另指，该会近来在台召募人员时，还询问面试者的统独立场，有“政治歧视”之嫌，触犯就业服务法。[51][52]
2014年4月11日，绿色和平组织成员赖芸等一行3人在华中农业大学海南陵水水稻基地偷窃水稻材料，被基地师生现场抓获，并追回偷采的样品3包，其中有水稻种子和叶片。后中国农业部发通知要求严防转基因材料流失。[53]也有文章称绿色和平组织非法提供中国种子于外国的行为在此前早有历史。[54]
2014年12月，绿色和平组织的人员利用联合国气候变迁会议在秘鲁首都利马召开期间，在未经许可的情形下，进入纳斯卡线保护区以黄色布条拼出“Time for change! The future is renewable”（该是做改变的时候：创造可再生的未来。）字样，引起非议。秘鲁政府指其留下的脚印破坏了地貌。[55][56]
2021年3月，绿色和平组织的人员于法国戴高乐国际机场将一台停机坪上的法国航空客机喷上绿色油漆，以表达对于法国政府气候变迁政策的不满。[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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