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伦·约翰·珀西瓦尔·泰勒（英语：Alan John Percivale Taylor 1906年3月25日—1990年9月7日），20世纪最著名和最具争议性的英国历史学家之一。他在1961年发行的著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一书，至今仍引起不少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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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平与著述
泰勒在1906年3月25日生于绍斯波特百特戴尔（Birkdale），在兰开夏郡渡过童年，并曾在不同的贵格会教会学校读书，而其中一所是位于约克的布特罕学校。据闻泰勒还是学生的时候，校长已说他聪明得来，却又十分反叛。泰勒最初的兴趣是考古学，年轻的时候曾经是业余考古学家，对英格兰北部的教会历史很有研究。正因为对考古学怀有兴趣，泰勒渐渐也对历史产生了极浓厚的兴趣。在1924年，他入读牛津大学奥里尔学院，主修现代历史。
泰勒生于一个富裕的家庭，但父母都是左翼的忠实支持者，而泰勒也继承了父母的政见。作为和平主义者，泰勒的父母强烈反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所以才会把他们的儿子送到贵格会的学校作为反战的一种表示。
泰勒的母亲，康斯坦斯·泰勒（Constance Taylor）在1920年代是第三国际的成员，而泰勒的其中一位舅父更是英国共产党创党成员。此外，泰勒的母亲也是一位女性主义者，提倡女性应该享有投票权，以及支持自由恋爱，并与泰勒的父亲离婚，另结新欢。泰勒本身自1924年至1926年也是英国共产党的党员，但后来认为该党在1926年大罢工缺乏给予支持而退党。至于退党后，泰勒则转而终身支持英国工党。泰勒虽然退出共产党，但他仍分别在1925年和1934年到访苏联，并对两次的行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另外，在1930年代的一段时间，泰勒与他的妻子曾住在作家马尔科姆·马格里奇夫妇的居所，泰勒和马格里奇后来因为对苏联看法不一，而陷入了毕生的论战之中，但论战终究也没有破坏两人的友谊。
在1927年，泰勒从牛津大学毕业。毕业后曾短暂地在某律师行任职文员，未几即前往维也纳，研究宪章运动对维也纳1848年革命的影响，但是后来发现该题目难以研究，转而研究意大利的统一。经过了两年的研究，他最终在1934年写成他的第一本著作，《欧洲外交中的意大利问题，1847－49年》（The Italian Problem in European Diplomacy, 1847–49）。在这个时期，奥地利裔历史学家艾尔弗雷德·法兰克·普日布拉姆（Alfred Francis Pribram）和波兰裔历史学家刘易斯·伯恩斯坦·纳米尔爵士都是他的导师。
在奥匈帝国的历史议题上，泰勒曾反对普日布拉姆和纳米尔爵士两人的观点，直到泰勒在1941年发行《哈布斯堡王朝 1809－1918年》（The Habsburg Monarchy 1809–1918）一书，他的观点才有所改变，而该书后来又在1948年发行了修订版。在哈布斯堡王朝的评价上，泰勒在早年的著述中，观点较接近于普日布拉姆，但他晚年却又认同纳米尔爵士，对哈布斯堡王朝的评价变得较负面。在《哈布斯堡王朝》一书中，泰勒指出哈布斯堡王朝完全视他们的王国为外交政策的工具，因此他们无法真正建立一个民族国家。为了使王国结合在一起，他们对奥匈帝国境内各民族进行分化，并赋予德意志人和匈牙利人对其他民族拥有支配权。
泰勒返国后在曼彻斯特大学担任历史讲师，后自1938年至1964年在牛津大学莫德林学院担任研究员。在1964年，牛津大学拒绝与他续约，他遂前往伦敦，成为伦敦大学学院历史研究所和北伦敦理工学院的讲师。在牛津大学的时候，泰勒曾经是十分受欢迎的讲师，由于他的学生太多，他甚至要在上午8时30分便开始授课。
在1930年代初期，泰勒曾经是曼彻斯特和平协会的成员，而该会是一个支持和平主义的左翼组织。一直至1936年以前，泰勒都反对英国重整军备，担心英国重整军备会使英国与德国结盟，继而不利苏联。但到了1936年以后，泰勒转而强烈抨击绥靖政策。同年，他亦退出了曼彻斯特和平协会，促请英国重整军备，建立英苏同盟，以防范他所认为的德国的威胁。1938年，英国和希特勒签订了《慕尼黑协定》，泰勒随即在不同公开场合对《协定》加以抨击和谴责。但是到了1961年，他又对英国当年的绥靖政策作出迥护，并指出因为签订了《协定》，捷克的死亡人数才比波兰要少。
在1938年10月，泰勒出席了一个晚餐会，该晚餐会乃为纪念一群牛津大学的导师在1688年光荣革命前夕反抗詹姆斯二世的统治，而在以后每年的10月举行。泰勒除了再次在会上抨击《协定》和支持《协定》的人外，又警告坐上客，若果不立即行动反抗纳粹，他们将来的生活会比詹姆斯二世的统治更惨。他的言论结果引起不少争议。这是因为《协定》在当时十分受大众欢迎。而且该晚餐会的出席人士一向都只会发表非政党性和政治性的言论，但泰勒却借了晚餐会来抨击政府政策。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泰勒加入了英国国民军，由此结识不少流亡自东欧的政治家，而当中更包括了前匈牙利总统米哈伊·卡罗伊伯爵和捷克总统爱德华·贝奈斯博士。从他们的身上，泰勒对东欧局势有更全面的了解，而因为泰勒与卡罗伊伯爵和贝奈斯博士结成朋友的关系，可能使他在日后对他们的评价更为友善，泰勒后来更把卡罗伊描述得活像一个圣人。此外，泰勒在后来曾自豪地忆述到，是他在背后建议贝奈斯，在大战后将日尔曼人完全驱逐出捷克。
与此同时，泰勒又获受雇于政治战争行政部，以专家的身份时常在电台和不同的公众场合，就中欧局势发表言论。此外，他亦向英国政府游说，承认铁托的游击队为南斯拉夫的合法政府。第二次世界大战使泰勒愈益倾向支持苏联，而他更指出红军在摧毁纳粹德国一事上起了十分重要的角色。至于英、苏两国在1941年结成盟国，对抗轴心国以后，他又认为这已经达成了他当初所提出的英苏同盟。但是在1945年以后，泰勒又因为英国选择美国为最终盟友，放弃与苏联的关系而感到十分失望。泰勒又对西方列强在战后所作的种种决定深感愤怒，他尤其认为美国不应该在战后建立西德，他指出这只会为第四帝国立下基石，最终引发另一次大战。
终其一生，泰勒纵使对共产主义作出强烈谴责，但他却对苏联的外交政策显得十分同情。相反地，他却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批评美国一手造成冷战，而且也是解除核武运动的其中一位领导人物。虽然泰勒认为英国在冷战应保持中立，不过他又同时指出英国自身应与一股强大的势力结成同盟，至于最理想的结盟对象会是苏联，而非美国。放弃美国，是因为泰勒相信，美国实施的对外政策轻率鲁莽，最终有机会使世界卷入第三次世界大战。尽管如此，泰勒有时也会对对苏联的铁腕镇压政策加以批评。在1948年，他就曾前往波兰的弗罗茨瓦夫，出席一个斯大林主义者的文化会议，并在会上与与会者大唱反调，指出除当权者以外，每人也可以有不同的声音，由于他的演讲得到波兰电台的直播，又在弗罗茨瓦夫街头的扩音器进行播放，结果他的演讲被广泛传开之余，更出奇地获得了全场如雷轰动的掌声。事后不少人认为，泰勒这样做是为了反驳苏维埃作家亚历山大·法捷耶夫在前一天发表的言论，而该篇言论则指出每人也有义务遵从斯大林的话。泰勒虽然曾获无数次的邀请，但他一生都未曾踏足美国。
泰勒专精于中欧历史、英国历史和外交历史，当中又以哈布斯堡王朝和俾斯麦的研究最为深入。此外，他又怀有强烈的反德情绪。在1944年，他就曾因为在电视的讲课节目发表强烈的反德言论，结果他的节目被BBC腰斩了好一段日子。他在1945年的著作《德国历史进程》（The Course of German History）亦争论到，民族社会主义最终必然使整个德国历史回复到日尔曼部落的原始时期。另外，泰勒是早期少有以特殊道路论（Sonderweg）来解释德国历史的学者，特殊道路论指出纳粹德国之所以形成，是德国文化和历史在过去百多年发展的必然产物。他又认为希特勒其实与德国人存在一种象征关系，希特勒需要以德国人来满足其征讨的野心，但事实上德国人其实也是借希特勒来达成征服周边国家的梦想。当中，泰勒又指控日耳曼人早自查理曼的时期，就采取无止境的东进政策，威胁著斯拉夫民族。而对泰勒而言，纳粹激进的帝国主义，亦只不过是历任日耳曼君主所行政策的延续。《德国历史进程》一书在英国和美国同时都是畅销书，而这本书亦使泰勒在美国学界立下了一定的地位。除此之外，这本书也标志着泰勒与他的导师纳米尔分道扬镳，而纳米尔亦曾有意写一本类似的专书。踏入了1950年代，两人的关系进一步疏淡，泰勒在1983年发行的自传《一份个人历史》（A Personal History）虽然指自己从纳米尔学到不少东西，但却以“自负的烦人”来称呼他。
泰勒是一位多产的作家，有多达二十多本著作、数百篇文章及书评。自1931年，他开始为《曼彻斯特卫报》撰写书评。而自1957年开始，他又成为了《观察家报》的专栏作家。另外在1963年起，泰勒亦曾在他的朋友兼赞助人，毕佛布鲁克勋爵的《每日快报》担任专栏作家，可是这在毕佛布鲁克勋爵于1964年逝世后便宣告终止。在《每日快报》时期，泰勒的第一篇专栏文章就以《为何我们要善待德国人》为标题，大力抨击战后大部分德国人的骨子里仍然支持纳粹主义，他又指出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成立，实际上只是让德国人取回他们在一战和二战所争不到的贸易利益。
从他的著作中，我们发现泰勒常常以“建制派”（the Establishment）来形容英国的精英阶层，也使这个词语渐渐流行起来。据称，“建制派”一词是他最先在1953年8月29日，于《新政治家周刊》使用的，当时他就一本关于威廉·柯贝特的传记作评论。他写到：
没有事比起与建制派建立和平更令人愉快——也没有事比这样更为腐败。
作为一位小英格兰主义者，泰勒亦对大英帝国表示反感，并反对英国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和北约。此外他更主张英国须撤离北爱尔兰。他曾经在1976年于都柏林发表一篇言论，表示爱尔兰共和军（他视之为自由斗士）应该驱逐北爱尔兰境内的全数新教联合主义者，就正如捷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逐出苏台德地区的全数日耳曼人一样。
在国际事务上，泰勒反对西德的存在，认为那里是危险的新纳粹国家。虽然他曾在1956年反对英、法介入苏伊士危机，但他又认同苏联镇压1956年匈牙利革命，指出介入成功避免匈牙利重归霍尔西的统治。另外，泰勒又对以色列表示支持，认为以色列是社会民主国家的楷模，对抗阿拉伯的独裁政权。至于朝鲜战争和越战方面，泰勒对两者都予以谴责。在1950年的时候，他曾希望在BBC发表英国不应加入朝鲜战争的言论，结果他曾再次被BBC封杀。但由于社会的舆论表示不满，结果BBC最后还是播出了他的言论。
泰勒时常不囿于时局，对备受非议的人物加以维护。例如美术史学家安东尼·布伦特（Anthony Blunt）在1979年被玛格丽特·撒切尔揭露曾充当苏联间谍后，泰勒就指出这样形同麦卡锡主义，愤而在1980年退出了英国学院。至于在历史学界方面，泰勒主张提高政府透明度外，又根据他以往遭BBC禁播的经验，争取政府让更多私营电视台存在。
泰勒亦曾多次游说英国政府，把政府机密档案的保密期由100年减至20年，最终成功争取政府档案在保密30年后，向公众解密。他认为保密期减至30年，已经算是一大进步。
泰勒之治史方法近于民粹主义，觉得历史是开放给所有人的，正因如此，他常因为人们称呼他为“人民的历史学家”（People's Historian）和“每一人的历史学家”（Everyman's Historian）而感到欣慰。泰勒支持反伟人论，并不相信“英雄造时势”，反而相信历史是由一大群愚人所建构而成的。他的著述之描述手法充满讽刺和幽默之余，而具备资料性。特别的是，他更时常从特别的角度出发研究历史，反驳其他人认为是至关重要的论点，所以有人以“泰勒主义”来称呼之，以形容他机智、简练精辟，甚至于神秘的特点。泰勒又常指出当代人们所谈及的国际关系，其实都只是一些悖论和荒谬之说。例如他曾在1970年的一个电视节目上评论到墨索里尼，认为他“一直也紧守自己的岗位——就是什么也没有造”。他为了要把历史带给所有人，使他常常出现在电台和电视，从而为公众所认识。
泰勒是少有早期常在电视节目出现的历史学家。他最先于1950年在BBC的电视节目《In The News》担任讲者，以善于辩驳而见称。但后来由于他在节目上拒绝答谢获邀的讲者，而被传媒称为“绷着脸的大学教师”（sulky don），复在1954年被解雇。自1955年至1961年，泰勒获ITV邀请在节目《Free Speech》中担任讲者，与其他讲者进行辩论。另外，他亦曾自1957年、1958年和1961年在ITV的半小时节目中讲授历史，他在节目上不需讲稿，仍能侃侃而谈，精彩地讲授1917年俄国革命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等课题，结果为电视台带来了很高的收视。虽然泰勒早年和BBC的关系很差，但他仍分别在1961年、1963年、1976年、1977年和1978年主持历史节目，另外又在1964年、1966年和1967年为ITV主持节目。后来在1980年，他曾在《Edge of Britain》节目中，介绍英格兰北部的旅游名胜。泰勒最后一次主持电视节目是在1985年，节目名叫《How Wars End》，但当时他已被柏金逊病困扰，严重影响他的演出。
在他的电视生涯中，泰勒曾经有不少的对手，如马尔科姆·马格里奇等等。当中，与右翼历史学家休·特雷弗-罗珀的长期论战最为有名。其中在1961年，特雷弗-罗珀曾说：“我恐怕你的著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会损害你的名声”，泰勒则反驳到：“你的批评会损害你作为历史学家的名声——如果你有的话。”
其实泰勒和特雷弗-罗珀早在1957年因为争夺牛津大学的皇家教席而出现分歧。两人虽然一直对历史哲学持有不同的观点，但两人在1950年代初期曾经是朋友，但在皇家教席一事上，时任首相麦克米伦最终把教席给予特雷弗-罗珀，而非倾向工党的泰勒，此外当时不少牛津的教授认为泰勒时常现身电视节目，有“贬低”历史学家地位之嫌，因而游说不让他取得教席。经此事以后，两人关系变得疏淡。
在公众场合上，泰勒指自己不会从“手上沾满苏伊士的鲜血”的英国政府，接受任何荣誉。不过在私人场合上，泰勒则对特雷弗-罗珀取得他认为是自己的皇家教席，而感到十分失望，因为泰勒比特雷弗-罗珀要早10年就已经来到牛津大学执教。从那时开始，泰勒就借所有机会向他个人和他的学术成就作出抨击，而特雷弗-罗珀亦作出了反驳。两人的论战经电视的播放而广为流传，而公众对他们的论战亦感到趣味性多于学术性，结果他们俩的长期不和遂为广大民众所知。同样地，他们之间亦展开过不少笔战，而且也是极富趣味性的。有不少人把泰勒和特雷弗-罗珀的不和形容为两代人的不和，泰勒本人富有民粹和不恭不敬的色彩，要比特雷弗-罗珀年长10岁，但却被传媒形容为较年轻创新的一代。相反，特雷弗-罗珀的作风保守（当时是少有仍然穿着教袍授课的牛津教授），为人较泰勒自负，结果被传媒形容为较年长守旧的一代。从两人的论战的小处，亦不难发现这种分别，正如特雷弗-罗珀会以“泰勒先生”或“泰勒”来称呼对方，但泰勒却以“休”来直呼特雷弗-罗珀。
在1954年，泰勒印行了他的钜著，《争夺欧洲霸权的斗争：1848年－1918年》（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Europe 1848–1918），接着又在1957年发行《麻烦制造者》（The Trouble Makers）。《麻烦制造者》一书品评英国的外交政策，原本在1955年的一个学术座谈会上发表。到了1961年，泰勒发行了他一生之中最具争议性的著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该书为他赢得“修正主义者”的称号。
作为一位社会主义者，泰勒视资本主义在道德原则上是错误的。他认为西方的现况难以带来一套公平和道德的国际系统。相反，他认为现状非常不稳，容易造成意外。他的著作亦不时重申意外决定历史。以他看来，领袖不会制造历史，他们只是就不同的事件作出反应。历史之发生是错误和失败所造成，而且这是非人所能控制的。所以每人只是在透过犯错来形成历史。因此，他在其畅销书之一，俾斯麦的传记中评论到，“铁血宰相”之所以统一德国，是意外多于计划。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一书在1961年出版，是泰勒最具争议的一本著作，当中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指1939年9月以后，德国、波兰、英国和法国之间的战争。泰勒大胆地推翻社会主流的观点，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并非希特勒的计划。他在书的开首首先指出，太多人深信于所谓的“纽伦堡理论”，即二次大战是希特勒与他的同谋的犯罪阴谋的结果。泰勒认为，这个理论实质过分简单方便，一笔掩盖其他国家元首的战责，亦让全体德国人民免去了承担战责的下场。这个理论也好让于战后成立的西德在冷战中加入资本主义阵营。
至于根据泰勒本人的理论，希特勒本人并不是二次大战爆发的核心人物，而且还是一位在外交政策上没有不妥的德国领袖。他又引德国史家弗里兹·费歇尔的论点，指出第三帝国的外交政策实际上与魏玛共和国和第二帝国无异。此外，他又指出希特勒除了是位平常的德国领袖，而且也是位平常的西方领袖。作为一位平常的西方领袖，希特勒着实与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尼维尔·张伯伦和达拉第没有什么分别。泰勒的论据是，希特勒希望德国成为欧洲最强的国家，但他却无意，也没有计划去发动战争。1939年所爆发的大战，实乃因意外而不幸造成，而且是每人也应负上责任。
泰勒对希特勒个人有一番独到的见解，认为希特勒是一位贪婪的机会主义者，除了追求权力和信奉反犹太主义外，什么也不信。泰勒辩护到希特勒没有订下任何计划，而他的外交政策也只是因应机会而见步行步。他甚至认为，希特勒的反犹太主义情绪根本不是独一无二的，当时其实成千上万的德国人和奥地利人其实也怀有强烈的反犹太情绪，因此没有理由单独由希特勒负起反犹太人的责任，而广大民众却独善其身。
泰勒又指出，二次大战的爆发，应归根于《凡尔赛和约》之失当。该条约对德国之苛刻，足以使德国人产生复仇和怨恨之情，却不足以彻底摧毁德国潜在的军事威胁，也没法阻止德国再次成为强国。正因如此，德国人对《凡尔赛和约》所建立的国际系统根本是不公义的，所以就本能地要推翻《和约》，亦所以《和约》本身是造成不稳定的一大因素。泰勒认为，如果《和约》不是如此严苛，第二次世界大战便可能不会发生。
此书在出版的时候引起了社会舆论的激烈反响和争论，并遭到很多人的大肆抨击。由于此书发行后不久，信奉新纳粹主义的美国史家大卫·霍根（David Hoggan）在1964年发行《被迫出的战争》（Der Erzwungene Krieg）一书，以致泰勒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被公众与新纳粹主义混为一谈。泰勒于是加以反驳和否认，并对霍根的书加以批评，指出该书所说的英、波阴谋使德国无辜牵连一事，乃无稽之谈。
舆论对此书有林林总总的批评，包括不满泰勒所说，绥靖政策是合理的政治策略；二次大战是《凡尔赛和约》所命定，又是外交失败的“意外”结果；希特勒是一位“平常”的领袖；以及忽略了纳粹主义在意识形态上所起的作用。在众多抨击中，以休·特雷弗-罗珀最为突出。泰勒在书中指出，从1937年的《霍斯巴赫备忘录》所见，希特勒并没有就大战立下任何计划。可是特雷弗-罗珀却反驳，指出希特勒在备忘录中清楚表达开战的意欲，而大战的爆发只不过是时间的问题。另外，其他批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一书的史家还包括了艾萨克·多伊彻、芭芭拉·塔奇曼、格哈特·温伯格、哈利·辛斯利爵士（Sir Harry Hinsley）、约翰·惠勒-班奈特爵士（Sir John Wheeler-Bennett）、戈洛·曼、戈登·A·克雷格（Gordon A. Craig）和A·L·罗塞（A. L. Rowse）等等。此外，亦有不少史家撰写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源的书籍，对泰勒的论点加以反驳。
一如英国，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于1962年1月在美国发行的时候，也遭到了舆论一致愤怒的抨击。几乎每一位美国史家都对该书留下了负面的书评。相反新纳粹主义组织却宣称泰勒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已“宣判”希特勒无罪，不须负上战责，而且更称誉于泰勒。泰勒对此备受困扰，除了多次强调自己与新纳粹主义份子没有丝毫关系外，又高调表明自己对新纳粹主义感到极度反感。
泰勒对意大利的评价也成为学界的批评要项。泰勒形容墨索里尼是一个爱出风头的人，但背后却是一个无能笨拙，没有任何信仰的领导人。他又点出墨索里尼最初帮助英国和法国组成斯特雷萨阵线，以抗衡德国，只是因为意大利后来因入侵阿比西尼亚而被国际联盟制裁一事，才使墨索里尼转投纳粹德国。近年来，不少意大利历史学家对此作出挑战，他们认为墨索里尼信奉以“生存空间”为外交方针，并视地中海、巴尔干半岛、中东和非洲之角之土地为他们所应得的。只不过是因为英、法两国盘踞地中海才使意大利之国力不能伸张。
最后，泰勒亦因为以“腐化堕落”（La décadence）形容第三共和而备受批评。泰勒认为，法国第三共和是一个衰落的政权，政治不稳、党派分裂、政坛频频更迭、贪污严重，加上种种失业、罢工、暴动和民众失望的情绪，使第三共和濒临于左翼和右翼间的内战。在第三共和的众多总理中，只有对人民阵线政府的莱昂·布鲁姆较有好感，认为他在任内有切实推行社会改革。不少法国的史学都认同泰勒的观点，但他们多不认同他以过分讽刺的手法来描写法国政治。
虽然泰勒因为此书而备受非议，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一书仍然在史学史的范畴内，被视为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源的分水岭。以下列出一些史家对此书的一些褒奖梗要：
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一书的长期争议，不少人亦对他作为历史学家而感到特别失望，结果牛津大学在1964年拒绝再与泰勒续约。但泰勒不久即凭在1965年出版的《英国历史 1914年－1945年》而重拾名声，这也是他唯一一本涉及社会和文化历史的书籍。书中以亲切热情的手法，讲述1914年至1945年的英国历史，结果该书除了成为畅销书外，其发行量更比历年所有版次的《牛津英国历史》的发行量总和还要多。虽然泰勒对英国历史，尤其是和爱尔兰有关的历史感到羞耻，但他仍然以自己是英国人，尤其是英格兰人而感到相当自豪。他亦时常标榜自己不拘泥于传统，也视自己为伟大的传统的一部分。他更认为激进的提出反对意见正正就是英格兰真正光荣的历史。
虽然泰勒一直主张历史不是由个人带动，但他认为列宁和大卫·劳合乔治是仅有的例外，而这两人也是他心目中的英雄。此外，E·H·卡尔是他最喜爱的历史学家，两人也是好朋友。
到了1960年代晚期，泰勒接纳了汉斯·蒙森（Hans Mommsen）的观点，同意1933年2月27日发生的国会纵火案并非希特勒和纳粹党在背后策划，而是纵火者本人——荷兰共产党党员马利努斯·范·德尔·卢贝一人所为。泰勒又指出，即使没有国会纵火案一事，德国纳粹党也能够轻易摧毁德国的民主。
泰勒曾在1963年为英国共产党发行的《震撼世界的十天》作序。另外又在分别在1964年和1970年为《国会纵火案》和《长空勇士：不列颠之战战纪》两书作序。
在1984年，泰勒一次横过马路的时候遭汽车撞倒。这次车祸加上此后的几次中风，促使他在1985年正式退休，不再于电视授课。泰勒在最后的岁月又患上柏金逊病，使他丧失写作能力。泰勒最后一次出现在公众场合是在他于1986年的80大寿招待会，当时他的不少门生，如马丁·吉柏特爵士和保罗·肯尼迪等人也有出席。泰勒虽然劳力地背诵出一篇短小的讲辞，但仍无法遮掩他的严重病情。在1987年，泰勒搬进伦敦的一间疗养院。最后于1990年9月7日在疗养院去世。终年84岁。
婚姻生活
泰勒共有三段婚姻，分别是：
- 第一任妻子是玛格丽特·亚当斯，两人于1931年结婚，1951年离异，共生有3名孩子。虽然玛格丽特对他不忠，但泰勒对她的感情最为深厚。
- 第二任妻子是夏娃·克罗斯兰，两人于1951年结婚，1974年离异，共生有2名孩子。两人离异后仍同居一段时间。
- 第三任妻子是匈牙利历史学家夏娃·哈拉兹梯，两人于1976年结婚。
著作
- The Italian Problem in European Diplomacy, 1847–1849, 1934.
- Germany's First Bid for Colonies 1884–1885: a Move in Bismarck's European Policy, 1938.
- The Habsburg Monarchy 1809–1918, 1941, revised edition 1948.
- The Course of German history: a Survey of the Development of Germany since 1815, 1945.
- 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Europe 1848–1918, 1954.
- Bismarck: the Man and Statesman, 1955.
- The Trouble Makers: Dissent over Foreign Policy, 1792–1939, 1957.
- The Origin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1961.
- The First World War: an Illustrated History, 1963.
- English History 1914–1945 (Volume XV of the Oxford History of England), 1965.
- Europe: Grandeur and Decline, 1967.
- War by Timetable, 1969.
- Beaverbrook, 1972.
- The Second World War: an Illustrated History, 1975.
- The Last of Old Europe: a Grand Tour, 1976.
- The War Lords, 1977.
- How Wars Begin, 1979.
- Politicians, Socialism, and Historians, 1980.
- Revolutions and Revolutionaries, 1980.
- A Personal History, 1983.
- An Old Man's Diary, 1984.
- How Wars End, 1985.
- Letters to Eva: 1969–1983, edited by Eva Haraszti Taylor, 1991.
- From Napoleon to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Essays o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 edi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Chris Wrigley, 1993.
- From the Boer War to the Cold War: Essays on Twentieth-century Europe, edi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Chris Wrigley, 1995.
- 何抗生、林鲁卿译.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起源.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2年3月. ISBN 978-962-201-987-4 （中文）.
- 潘人杰译.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起源.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1年10月. ISBN 978-7-5617-0761-6 （中文）.
- 潘人杰等译.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起源.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3年. ISBN 978-7-5326-4031-7 （中文）.
- 沈苏儒译. 爭奪歐洲霸權的鬥爭：1848年－1918年.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7年12月. ISBN 978-7-100-00122-9 （中文）.
- 李宛蓉译. 革命與革命者. 台北: 麦田出版有限公司. 1996年1月. ISBN 978-957-708-343-2 （中文）.
- 陈丹、陈露译. 俾斯麥：凡人與政治家. 不知: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1年. ISBN 978-7-5093-2877-4 （中文）.
参考资料及延伸阅读
- Bosworth, Robert Explaining Auschwitz and Hiroshima: History Writing and the Second World War, 1945-90, London: Routledge,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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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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