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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典权（1927年10月16日—1992年7月18日），字衡五，历史学者，是台湾台南市文献委员会创会委员之一[1][3][2]。曾担任台南市文庙管理委员、台南县文献委员、台湾史迹源流会指导委员、内政部古迹评定委员、文化建设委员会古迹管理维护及考评工作小组顾问等职[2]。黄典权主持《台南文化》编务工作近20年，也带领学生从事史迹踏查，对于台南市文献史料的建立与保存有卓越贡献[3][4]。他一生的读书札记卡片，以“四角号码”统记归分，其中光是明郑时代人物相关者，数量便将近有一万四千多片[3]。黄典权所发现之文物，会依其价值来向相关机构咨请收藏，如乡土文物会送给台南市历史馆、国史相关文物送给国立历史博物馆，又有一些会送给成大历史系文物馆[2]。
黄典权写文章有诸多笔名，有衡五、惠儿、陈惠儿、南史、啼魂、啼痕、憨园、赤嵌楼主等等[2]。此外在主编《台南文化》期间，上头以“本会”名义发表的文章，大多出自黄典权之手[2]。其文章除刊载于《台南文化》，也刊载于《台湾风物》、《南瀛文献》、《台北文献》、《台湾省文献》、《高雄市文献》、《台北文物》、《孔孟月刊》、《大义杂志》、《畅流》、《艺文志》、《中央日报》、《中华日报》等期刊报章上[2]。此外他也参与过《台南市志稿》、《台南市志》、《屏东县志》等志书的编纂[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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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典权于民国16年（1927年）10月6日出生于中华民国福建省龙溪县[注 1]，民国20年（1931年）进入省立龙溪中学附属小学就读[1]。民国26年（1937年）考入龙溪中学初中部，因中日战争，随学校迫迁到闽西长汀县[1][2]。民国29年（1940年），考取省立长汀中学高中部[1]。民国32年（1943年），考入此时迁到长汀的国立厦门大学历史系[1]。就学期间深受谷霁光、叶国庆、欧阳琛等教授影响[2]。民国36年（1947年）自厦门大学历史系毕业[1]，当时的毕业论文是《明末福建漳泉之海盗》[3]。大学毕业后，应龙溪中学校长谢新周之邀，前往教授高一国文与高三两班外国史[1]。
二次大战后，民国38年（1949年）8月黄典权为寻找三兄黄典锜而到台湾台南[注 2]，不久两人便重逢[1][2]。隔年（1950年）于台南女子商业学校（今国立家齐高中前身）任教，不久兼任教务主任[1]。当时的台南市长卓高煊设立“台湾史料编辑委员会”，黄典权获聘为委员[1]。民国40年（1951年），“台湾史料编辑委员会”改为“台南市文献委员会”[注 3]，黄典权为创立时的委员之一[注 4][1]。该年（1951年）10月，期刊《台南文化》[注 5]发行，黄典权于创刊号上撰写〈宁靖王〉一文[1]。民国42年（1953年）6月1日，黄典权受聘担任台南市文献委员专任编纂组长，负责《台南文化》编务，同时主修《台南市志稿》[1]。他与石旸睢、庄松林、林咏荣、连景初被推选为“志目研拟小组”成员，并由黄典权负责起草[1]。由于当时文献会位在赤嵌楼文昌阁内，黄典权以“赤嵌楼主”作为笔名[1]。
民国44年（1955年）7月24日，黄典权与洪玲花结婚[1]。民国45、46年（1956、1957年），国立历史博物馆馆长包遵彭聘黄典权为研究委员[2]。民国53年（1964年），台南进士施琼芳、施士洁后人因经济问题找上黄典权，希望能收购先人的手稿[4]。黄典权原先打算婉拒，后来为保存文稿而向许丙丁借钱收购[4]。民国54年（1965年）11月，受聘在台南私立昆山工业专科学校（今昆山科技大学）担任讲师，兼校长室秘书[1]。之后升任副教授，仍兼任秘书，同时担任台南市文献委员与编纂组长[1]。此外该年（1965年）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出版黄典权整理施琼芳、施士洁作品而成的《后苏龛合集》[4]。民国59年（1970年），受聘为教育部文化局“祭孔工作小组”顾问[2]。民国60年（1971年）春，黄典权赴国立成功大学历史系演讲，当时系主任吴缉华有意聘请黄典权，但当时并没有师资员额的缺而未成[1]。而该年（1971年）夏，日本汉学家森克己、酒井忠夫率团来台，在到台南时曾抽空前往黄典权家拜访[2]。到了民国62年（1973年），成大历史系系主任陈捷先请黄典权兼课，教授“台湾省志”一科[1]。黄典权在成大历史系推动“史迹勘考小组”，并主筹编印刊物《史迹勘考》[1]。成大历史系在黄典权协助下，与国立历史博物馆、省立台南社会教育馆（今国立台南生活美学馆）、台南市政府缔结建教合作[1]。此外成大历史系在陈捷先与黄典权推展下，获得哈佛燕京学社赞助[1][2]。
民国64年（1975年）春，黄典权与台南社教馆（当时设在今台南公会堂）馆长书道弘商订南门碑林拓制计划，选何培夫、李永麟、黄启迪、颜文魁、吴书乐、杨师宏等学生参与，历时两个月[2]。而在该年（1975年）6月5日，在哈佛燕京社赞助下黄典权率成大历史系学生前往澎湖拓碑，6月7日返台[2]。同年8月，成大历史系系主任陈捷先聘请黄典权成为专任副教授，教授“明史”课程，同时还有外系数班的“中国通史”[1]。而先前的“台湾省志”课程，也继续教授[1]。民国65年（1976年）11月11日，成大历史系“文物馆”成立，展览的藏品中便有黄典权带学生至各处[注 6]实地查勘的成果[1]。该年（1976年）12月23日，之前南门碑林的拓图在社教馆展出五天，之后成果台台南市郑五在民国68年（1979年）10月出版[2]。民国68年（1979年），黄典权参与《台南市志》的纂修[2]。
民国71年（1982年）3月，黄典权遭遇重大车祸，肝肾内脏已有受损[1]。民国73年（1984年）9月，英国剑桥大学李约瑟和其助理鲁桂珍应陈立夫之邀来台，并在28日来到台南入住赤嵌大饭店[2]。当时台南市长苏南成请黄典权陪同李约瑟等人参访，同时并请他在荐举一人陪同[2]。而后黄典权便找上同事丁煌，原先丁煌以恐难以胜任为由拒绝，但黄典权表示李约瑟此行到台南打算访问道士陈荣盛，而丁煌研究道教多年，若不肯同行恐怕没有可对话答询者，于是丁煌遂同意同行[2]。李约瑟与鲁桂珍在台南除拜访陈荣盛宅外，并前往延平郡王祠与赤嵌楼参观[2]。
民国78年（1989年）4月5日，黄典权前往香港出席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亚太地区地方历史国际会议”[1]。而其兄长黄典诚当时受香港中文大学之邀，从厦门来参与港大中文系召开的“章太炎、黄侃学术研讨会”，两人因而在分开多年之后重逢[1][2]。民国79年（1990年）11月，在成大历史系梁华璜（系主任）、黄典权、丁煌，高雄师大王贤德、张守真及日本酒井忠夫等诸位教授多次联系商议下，订下“台湾南部寺庙调查暨研究计划书”，有台日多位学者参与[2]。
民国80年（1991年），黄典权健康状况欠佳，入住省立台南医院（今卫生福利部台南医院），但仍从事教职[1]。民国81年（1992年）7月16日晚上，黄典权在住家咳血，妻子与长男随即雇车将他送往成大医院急诊，后于7月18日凌晨12时5分因肝硬化引起的并发症去世[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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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历史系教授丁煌在黄典权去世整理其遗著目录，初稿刊于1992年12月15日发行的《中国历史学会会讯》第44期[2]。而后写有〈黄典权教授与台湾史研究〉、〈文献委员黄典权教授传略及其治学业绩〉等文记述其生平与治学贡献[2]。
2014年，在成大历史系教授萧琼瑞教授协助，并经黄典权妻子洪玲花同意，将黄典权存放在台南土城正统鹿耳门圣母庙的研究资源捐给台南市政府文化局[3]。同年年底，曾与黄典权共事的成大历史系教授丁煌，以及黄典权学生何培夫教授参与黄典权教授纪念专辑的编写[3]。
2017年4月，黄典权家属将黄典权收藏的《喆园吟草》、《后苏龛草》、《文魁吴尚霑笔迹诗集》文稿捐给国立台湾文学馆[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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