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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业专卖曾于世界多处实施，例如：古罗马、印度及中国等；通常是指食盐销售统由政府垄断、限于政府授权私人经营、或者由公家统一收购等垄断制度。在古代，盐业专卖通常为强势政府控制财源的绝佳方式之一，比方欧洲罗马就曾利用食盐专卖控制所辖领域，20世纪的英国，也曾于印度殖民地实施食盐专卖。不过也因为盐业专卖容易造成市场供需不均及价格争议，因此常引起纠纷。例如印度地区的食盐专卖，也是印度国父甘地反抗英国政府的起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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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盐业专卖最著名的国家之一是中国。在古代中国，盐业专卖又称禁榷。自汉武帝起，各朝都对盐业实行不同程度的专卖（其他被专卖的商品还可能包括铁、酒、茶叶、矿产品等）。这样合法贩卖的盐叫官盐，非法贩卖的叫私盐。
虽然食盐是生活必需品，在中国大陆从整体上来说并不缺乏。沿海地区产海盐，四川等地区有井盐。盐业专卖制度的可能动机有下列几个：
周朝就有对盐征消费税的记载。春秋时期，管仲在齐国的经济改革中创立了食盐专卖，使盐利“百倍归于上”，[1]“设轻重鱼盐之利，以赡贫穷，禄贤能，齐人皆悦”。[2]从秦朝到汉朝初期，政府和私人都可以制造贩卖食盐。
在西汉汉武帝时期，由于和匈奴的长期战争，政府财政紧张；而很多民间商人因炼铁、制盐等而致富。为了创收，并打击吴王刘濞等由制盐发家进一步谋取政治势力的诸王，汉武帝规定必须使用官家器皿、由官方制造运输和销售食盐；对于“敢私铸铁器煮盐者”处以“釱左趾，没入其器物”的惩罚。[3]但由于实践上导致社会矛盾太大，“专卖还未占绝对优势”[4]，汉昭帝时期，政府专门就盐、酒、铁专营的问题展开辩论，其内容由桓宽编著成《盐铁论》。辩论结论是废除铁酒专营，保留盐业。到了汉光武帝时期，食盐由专卖改为征税。
其后到唐朝中期，对食盐的管理都比较松弛，“亭户冒法，私鬻不绝”[5]。贩私者往往“多结群党，并持兵杖劫盗及贩卖私盐”。[6]到了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又改为全部官营。宝应元年（761年），盐铁使刘晏改为民间制造，官府统购，批发专卖。这次改革增加了政府税收收入。例如778年，盐业收入占政府总收入的一半之多，史称大历末，“天下之赋，盐利居半”。
从宋朝以后，政府和盐业商人处于半合作、半竞争的状态。一般盐商们得利于政府垄断地位，获利比其他商人要容易。同时尽管有严酷的刑法惩罚，民间私盐贩卖“虽严禁所不能止”。[7]代州宝兴军民户“私市契丹骨堆渡及桃山盐”[8]，浙江温州常有“私盐百余舰往来江中，杀掠商贾”[9]。明朝洪武时期，帝国设立九边进行北方防御。由于九边后勤补给困难重重，为了减少这种负担，洪武帝与山西商人达成了一个协议，山西商人向大同、居庸关等几大边关要塞输送粮食，以换取山西商人获得了合法贩卖“官盐”的资格。以后山西商人不仅获得了河东盐池的盐引，也获得了两淮的盐引。明代私盐运作，仍屡禁不绝，成化年间，“起自苏扬，上至九江、湖广发卖，沿途但遇往来官民客商等船，辄肆劫掠”[10]，到了明朝末年，更是“盐徒充斥，无处不闻”。[11]
清代食盐贩私，“危害之烈，第积历代盐弊渊薮”。[12]包世臣认为“两淮纲食引地，无论城市村庄食私者什七八”，当时长江中下游各省私盐泛滥，“私盐充斥，盐徒聚众贩私”[13]，“成群贩卖，一遇巡捕人役，自恃枭众捕寡，执械敌巡盐人役，轻则带伤。重则致命”。[14]
台湾清治时期，台湾与大陆相同，也实施官盐制度。不过掌管台湾道盐业的主管台湾盐道库大使（盐运使），经考，也未派实或实际上任。17-19世纪末，中国晒盐人被称为“盐虎”，官府雇用的人被称为“盐差”，盐虎和盐差虽在中国大陆冲突事件不断，不过，滨海台湾因取得海盐极为容易加上官盐价格一向低廉，两者此种冲突较为罕见。1895年，台湾迈入日治时期，食盐实行自由贸易，不过随后于1899年恢复专卖，设立了台湾盐务局，后又归台湾总督府专卖局，与樟脑、鸦片同为该局辖下专卖事业之一，其中，台商辜显荣一直是台湾盐业的的实际负责人。[16]。
至2002年，台湾完全废除盐业专卖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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