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戛尔尼使团（英语：Macartney Embassy）是英国首个派到中国的使团，以其领导者马戛尔尼伯爵命名，其出使于1792年，并于次年抵华[1]:153。此使团的使命是打开东方与英国之间的贸易，并与中国发展外交关系[1]:153。使团最后成功觐见了当时中国的统治者——清朝乾隆帝，但因觐见礼仪等问题发生争议，使团的请求被全部拒绝，最后无功而返，是一次彻底的外交失败[2]:38-40。
马戛尔尼使团的外交挫败反映出当时中英两国的外交观念存在巨大差距，此后两国的外交纠纷亦越来越多。[2]:40
背景
公元十九世纪以前，中西没有邦交，其原因有二[3]:2。在经济层面，中国地大物博，农业社会自给自足，对外通商只是“嘉惠远人”、用以羁縻怀柔的政策[4]；加上中西相隔遥远、交通不便，因此商业发展不大[3]:2。在政治层面，中国自视为天朝上国（宗主国），视外国为蛮夷（藩属国），认为洋人到来都是倾心慕化和纳贡称臣[4]；其时中国不承认他国的平等地位，把来华的西洋人当作琉球人、高丽人看待，外人到来必须尊中国为上国并以藩属自居。当时中国认为没有联络外邦的必要，并无“外交”的观念，对外只有“剿夷”和“抚夷”两种政策，这个体统和仪式问题就成为邦交的大阻碍[3]:2。
自1759年（乾隆二十四年）起，广州是唯一通商口岸，对于外商的限制更严，勒索更重，令外商更为不满[2]:37。以往广州有“稽查管束夷人条例”，至此两广总督再订立《防范外夷规条》五事，主要用意在于制止外人与人民往来[2]:37，内容包括严禁外商在广州过冬、外商必须居于商馆等[2]:37。此后清政府对规条进行了多次增补，如规定外人不得坐轿、不得学习中文，外国妇女不得进入广州等[1]:148。除来华贸易外，规定武器、米粮、硝磺、铁锅、废铁和各种铁器都不准出口，蚕丝、绸缎也有出口数量规定。
1760年（乾隆二十五年），清政府恢复公行制度[5]。公行专办对外贸易，对外商严加限制，不准外商与清朝官员直接接触，指定须由公行与外商联系，使公行成为外商与中国官府联系的中介[5]。此外，行商税吏巧立名目，额外费用多达60多种，引起外商不满，并助长了走私风气[6]。加上“一口通商”令原本产于江苏、浙江、福建等地的生丝和茶叶全须运往广州，造成运输费用剧增和茶叶变质的问题，这都让外商更为不满[7]。
马戛尔尼启航前，近乎疯狂的“中国热”在欧洲已经风行百年。在一百多年的“中国热”期间，欧洲社会各界热衷于模仿中国的艺术风格和生活习俗，以致形成一种被称为“汉风”（Chinoiserie）的时尚。这种时尚直接导致了丝绸、瓷器、茶叶等中国商品的大量涌入。这也让当时从事中欧贸易的商人们大发横财。到1692年时，成立不过90年的荷兰东印度公司赢利总额已超过1亿法镑。巨大的商业利益强烈地吸引著日渐强大的大英帝国。[8]
洪任辉事件发生以后，广州外商所受的压迫更甚，纠纷更多[3]:38；1784年“赫符斯号(Lady Hughes)”炮手处死案使得外国人的不安全感达到顶点，也加剧了其对广州贸易体系的普遍不满情绪[1]:151[2]:38。当时欧洲人视乾隆皇帝为一个模范的开明君主[3]:5；英国人认为，在广州的诸多弊端陋习并不为清廷所知，为了减少摩擦、发展贸易，并通过直接接触中国中央政权以令中英外交关系正常化，英国决定向中国派遣一个官方使团[1]:152。
1787年（乾隆五十二年），英国派出以查尔斯·艾伦·卡斯卡特为正使的使团访华，是英国政府第一次遣使来华，目的是扩大对华贸易，增开通商口岸。此次出使因卡斯卡特在来华途中病逝而夭折[9]。1792年（乾隆五十七年）农历十月，英国商人波朗、亚免、质臣等来广州，奉国王乔治三世命向广东总督报告说：“因前年大皇帝万寿未申祝厘，今遣使臣马加尔尼等将由天津入贡。”总督郭世勋转奏乾隆帝，乾隆帝谕“准其所请”。[10]
经过
1792年9月26日，英国政府正式任命曾出使俄国并担任过印度孟加拉长官的乔治·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为正使，乔治·司当东（George Thomas Staunton）为副使[2]:39，以贺乾隆帝八十大寿为名，由朴次茅斯港出使中国。
这个使团由三艘船构成，分别是皇家海军64门火炮的狮子号、英国东印度公司的1200吨三桅帆船印度斯坦号和两桅杆帆船杰克号，这是西欧国家首次向中国派出正式使节。使团随员80余人，包括天文数学家、艺术家、医生，和700名水手，费用归东印度公司负担[2]:39。所携“贡品”，约值15,000余英镑，内有天文、地理仪器、图书、毯毡、军用品、车辆、船式，总计600箱，俱为用心选购，以表示英国之文明[2]:39。
英国政府给马戛尔尼的训令要他竭力迁就中国的礼俗，惟必须表示中英的平等[3]:5。
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6月19日，使团船队抵达广州，随后使团经舟山和大沽一路北上[1]:154。乾隆皇帝对第一个英国“朝贡”使团因为倾慕天朝并前来恭贺他的寿辰，感到十分欣慰，于7月24日和8月1日两次发出上谕，下令要体面地、不卑不亢地接待该使团，以显示天朝的怀柔之恩[1]:154。但后来乾隆帝对马加尔尼自称“钦差”感到不悦，于8月6日下旨，按照礼仪马加尔尼应该称“贡使”[11]:88。使团在天津受到热情款待，一众车马装载着600箱礼品，浩浩荡荡地运往北京；虽然马戛尔尼的座船上被插上“𠸄咭唎贡使”字样的小旗，但他却决定不作抗议[1]:154。8月，马戛尔尼一行抵达北京[2]:39。马戛尔尼在颐和园下榻5天之久，随后于9月2日前往北京以北约一百英里处、长城外的热河（今承德市），乾隆帝正在那里避暑[1]:154。
当乾隆帝听到马戛尔尼不愿行磕头礼的消息时，他不免感到不悦[1]:154。8月14日，乾隆发出上谕，宣称所有到天朝进贡者都要行三跪九叩之礼，即便国王亲自到访，也一律行此礼[1]:154。后来，英国使团有条件地答应，条件为将来中国派使团到伦敦时亦须向英王行跪拜礼，或是中国官员向使团所带来的英王画像行跪拜礼，但清廷官员拒绝接受[3]:5。最后，乾隆帝在情绪颇佳时做出了让步，同意马戛尔尼在觐见时如其向英王般单膝下跪，但免去吻手礼[1]:155。
9月14日（八月初十），乾隆帝正式接见使团[1]:155。马戛尔尼与斯当东盛装出席，他们行了事先谈妥的修订礼仪——单膝下跪——尽管日后中国方面的记载毫无根据地称，马戛尔尼在皇上驾临之际惶恐万状，“身不由己地双膝跪下”[1]:155。行礼过后，马戛尔尼亲手将英国国王的国书呈递给乾隆帝[1]:155-156。
随后，英国使团向清政府赠送了一批国礼，其中包括：前膛枪等武器、望远镜、地球仪等天文学仪器、钟表和一艘英国最先进的110门炮舰模型。对于英国人在大型礼物上的摆谱，清廷工匠、官员认为天球、地球之类的与清宫所陈列者并无差别，而装饰反而不如中国，玻璃挂灯也与圆明园中者无异，所谓需要专人装配的钟表，其方法“并无（早前所宣称般）奇巧”，和北京城内钟表匠的作法相同。乾隆在看到礼物之后，觉得英使不过是夸大其词，因为“所称奇异之物，只觉视等平常耳”，马加尔尼本人也惊叹清朝宫中的物品不输于访华团从英国送来的礼物[12]。
中英双方交换礼品后，乾隆帝设宴款待使团。离席后，乾隆帝亲自赋诗一首，以记录此盛事：[1]:156
竖亥横章输近步，祖功宗德逮遥瀛。
视如常却心嘉笃，不贵异听物诩精。
怀远薄来而厚往，衷深保泰以持盈。
——清高宗弘历《红毛𠸄咭唎国王差使臣吗嘎尔呢贡至诗以志事》[13]
9月26日，使团返回北京[1]:156。筋疲力尽的马戛尔尼正饱受风湿病痛的折磨，他再三试图与军机大臣和珅就拓展商务和交换使节等事宜开始谈判，和珅起初不作答复，后来他含糊地指出，英国使节应该将其写成备忘录呈上[1]:156-157。马戛尔尼随即在10月3日以英王陛下的名义呈送了一份照会[1]:157，请求：
- 将贸易扩展到舟山、宁波和天津；
- 依照俄罗斯人之先例，允许英商在北京设立货栈，以销售货物；
- 在舟山附近指定一座小岛供英商居住、存货和停泊船只；
- 在广州附近指定一小块地供英商居住，并允许其自由来往广州和澳门；
- 取消或降低广州与澳门之间的关税；
- 明确订定并公开英商应缴的税额，不另加征收。[1]:157
其后，军机大臣和珅将乾隆皇帝致英王乔治三世(King George III)的敕书和礼物发给马戛尔尼，含有逐客之意[2]:39。敕谕的措辞全是上国口吻[2]:39。乾隆皇帝在第一份日期为10月3日的敕谕中宣称，虽然中国甚为嘉许英国“倾心向化”、遣使前来的恭顺之诚，但无法满足英方派代表来北京居住的请求，理由是“与天朝礼制不合”[1]:157-159；并在结尾傲慢地声称：“尔国王惟当善体朕意，益励款诚，永矢恭顺，以保义尔有邦，共享太平之福。”而在另一份单独给英王的敕书中，乾隆帝驳回了马戛尔尼的全部六项请求，称这些请求是不可行的且不会产生什么好的结果[1]:158。节录如下：
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今尔使臣于定例之外，多有陈乞，大乖仰体天朝加惠远人、抚育四夷之道。
最后，乾隆告诫英王，如果英船驶至浙江、天津，清朝必定驱逐[2]:39。
清廷认为外交谈判是完全不适宜的，急于让马戛尔尼使团在10月9日前离开北京[1]:157。
使团离开北京后，经京杭大运河往杭州等地参观。在游历了中国东部之后，11月9日，使团抵达杭州，12月9日抵达广州，两广总督觉罗长麟在广州送行。之后，使团在澳门停留了一段时间，并于1794年3月17日离开中国，9月6日回到英国朴次茅斯军港。马戛尔尼的随员安德逊说：
| “ | 我们的整个故事只有三句话：我们进入北京时像乞丐；在那里居留时像囚犯；离开时则像小偷。[14] | ” |
这次耗费了英国人78,522英镑的使命，以彻底失败告终[1]:159。不过，马戛尔尼在中国五个多月，接触不少中央、地方官员，见闻了不少政治、军事、社会实情，深感中国人的知识浅陋，官吏贪污，人民困苦，武备废弛，一切虚有其表[2]:40。马戛尔尼和他的随从团员撰写了大量的回忆录，成为了欧洲研究清朝的珍贵资料[15]；随同使团出访的画家威廉·亚历山大，也留下许多18世纪中国的纪录。[16]
马戛尔尼在总结自己失败的原因时，他认为是翻译水准过低导致的[15]。对于中国，马戛尔尼得出结论称，清朝“不过是一个泥足巨人，只要轻轻一抵就可以把他打倒在地”[17]:37，马戛尔尼同时指出：
| “ | 清政府的政策跟自负有关，它想凌驾于各国之上，但目光如豆，只知道防止人民智力进步……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变为半野蛮人。[17]:37 | ” |
后续
马戛尔尼使团归国后，乾隆皇帝又传国书给英王乔治三世，更加深入地解释了中国拒绝马加尔尼一系列通商请求的原因[10]。但这封信仍将英国人视之为“外夷”，而其最后一句话命令英王“凛遵毋忽”，更把英国当成了中国藩属[19][20][21]。两年后，英王乔治三世致信乾隆皇帝说，希望“相依相交，公平恩待”，乾隆皇帝的回答是要他“益利尽诚，永承恩眷”，可见中英双方在外交观念上南辕北辙。[2]:40
马戛尔尼失败后仍坚持认为中国政府并不拒绝对外交往，他极力推荐斯当东再次出使中国，但随着斯当东的突然瘫痪及随后在1801年的去世，使得这一计划被搁置[1]:159。由于缺乏率领使团的合适人选，加上英国被卷入拿破仑战争，使得所有的访华行动被无限期拖延[1]:160。直到1815年维也纳会议后，欧洲恢复和平，英国决定再派使团出使中国，人选为阿美士德（Lord Amherst）[1]:160，其主要使命是确定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广州权益、中国不得任意停止贸易、英人得自由与华商买卖、推广口岸等[2]:41。
1816年（嘉庆二十一年），阿美士德使团抵达天津，跪叩礼节问题随之而来[22]:20。嘉庆皇帝认为英使拒行此礼，是存心违抗，必须预行演习，否则不准瞻觐[22]:20。阿美士德被带至圆明园宫门附近，仍拒行三跪九叩之礼；嘉庆皇帝认为“中国为天下共主，岂能如此侮慢倨傲？”，立即下令将阿美士德使团驱逐出国[2]:39。
随着马戛尔尼与阿美士德两次旨在和平谈判的努力都以失败告终，英国既不能放弃对华贸易，也无法服从中国的对待，只剩下武力改变现状的选择[1]:162；另一边厢，自视为天下共主的清朝也对英国使团的大不敬感到难以容忍，嘉庆皇帝甚至有意中断与英国的贸易和来往[1]:162。结果，中英两国的外交冲突愈演愈烈，为鸦片战争埋下伏线[1]:162。
马戛尔尼使团被要求叩头觐见乾隆皇帝，后来英国人将“叩头”音译成英语的“kowtow”，视其为中国“傲慢与固执”的极端象征。18世纪后期，来华贸易的其他西方国家也越发抵制叩头。第六任美国总统约翰·昆西·亚当斯（John Quincy Adams）更认为，鸦片战争的导火线不是鸦片，而是叩头[23]。
评价
现代研究指出，虽然信中表现出妄自尊大的一面，但往往断章独引“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这句话证明清朝“闭关锁国”。另外，清廷限制英国只能在广州一口通商，是为了防止澳门被霸占的情况重演，一些国家仍然可到四口通商[24][25]。
美国东亚史学家欧立德指出，乾隆不仅熟悉西方地理，同时也清楚欧洲法、俄两国内部的情势，他认为乾隆是故意展现他对远方的英国感到兴致缺缺，因为在当时清朝整体来说是一个和平且富有的国家，乾隆皇帝一方面年事已高，心有余而力不足，此外似乎也没有迫切的需要去了解西方。清朝政府也认识到英国在印度与广州的势力，只是受限于不同语言的信息在中译上的整合有困难，以及清朝边疆政策较为分权化的限制等等，因此清朝对英国的认识仍属有限，但并非如过去所想的对外界一无所知[26][27]。
法兰西学术院院士阿兰·佩雷菲特认为马加尔尼使团充分显示了先进社会与传统社会的冲突，而双方都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文明的社会。[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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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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