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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海工程是增加香港土地供应的重要方式。香港开埠百多年来的填海工程，深远地影响了香港社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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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3年3月，香港从填海工程获得的土地面积逾67平方公里，占香港土地总面积约7%[1][2]，容纳了27%的香港人口及70%的商业活动[3][4][5]。
香港于1842年，即香港开埠后的第二年，就进行第一次非正式的填海工程。当时，香港岛、中环、香港岛第一条道路——荷李活道、皇后大道及云咸街的兴建造成大量沙石，为避免搬运至其他地区存放，于是直接把沙石倾倒进维多利亚港，扩大维多利亚城的发展面积，这日后便成为香港第一幅填海土地。查理·义律将新填海地域划分为40段，每段约100英尺，让英商进行投标，以在中环开辟一名为“女王城”（Queen's Town）的商业区。结果共售出33幅土地，价格由20英镑至265英镑不等[6]。
至于香港首次的正式填海工程，则是于1852年展开的《文咸填海计划》，位置在今日上环文咸东街一带，目的是将上环的发展面积进一步增加，以兴建香港政府部门及港口设施。其后，虽然于1856年倡议的《宝灵填海计划》备受反对而未推行，香港政府于1860年代至1900年代进行了一系列的填海工程，如1890年至1903年的《海旁填海计划》，使得香港岛北岸西至坚尼地城，东至铜锣湾，增加了不少土地。1920年代，湾仔再进行一轮填海工程（即《海旁东填海计划》）后，之后直至战前香港岛再无任何填海工程。
九龙半岛方面，自从英国于1860年取得该土地后，于1867年于九龙角出现首次非正式填海工程。1876年，在油麻地拥有地段的业主自行进行填海工程，成为今日新填地街一带。九广铁路英段工程中，在1914年于尖沙咀梳士巴利道以南填海，以兴建尖沙咀火车站的路轨。虽然九龙半岛此后进行了不少填海工程，惟在战前，大多为私人进行。这是因为当时的香港政府集中发展香港岛北部，对九龙半岛的土地需求甚少。唯一例外为于1930年兴建启德机场时，由香港政府所进行的填海工程。这是1920年代何启与区德于土瓜湾至九龙湾之间填海发展启德机场住宅区失败后，遗留下来的剩余工程。而于香港日治时期，日本军队亦为进一步扩建启德机场而进行了大规模填海，填海所使用的沙石来源包括来自拆毁九龙寨城的城墙及炸毁宋王台等破坏行为。总括而言，至1945年，香港有约80公顷土地是从填海得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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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重光后，首个填海工程位于新界沙田区，亦是新界的第一个大规模填海工程，于1950年在城门河畔由一刘姓商人填海，以兴建沙田墟住宅区。香港政府同样在1950年填平铜锣湾避风塘，于原址兴建维多利亚公园。1950年代至1960年代，香港政府于柴湾与小西湾、启德机场、观塘工业区及红磡湾等地进行填海。而随着香港新市镇的规划，香港政府亦开始在新界进行大规模填海工程。
1966年，为配合屯门新市镇发展计划，香港政府开始在青山湾填海。1970年代，荃湾、醉酒湾（今葵涌货柜码头）及沙田新市镇等都有大规模填海工程。1970年代后期至1980年代，香港岛及九龙半岛也进行了不少填海工程，范围不仅限于维多利亚港内，例如香港岛南部的香港仔、鸭脷洲及钢线湾（今数码港）等，均进行以兴建住宅为目的的填海。除住宅外，也有填海计划是为了发展工业的，包括于1985年落成的大埔工业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1980年，香港的填海面积约有4,000公顷。
1980年代初，地铁港岛线兴建期间，在港岛东部进行了多项移山填海的工程，包括夷平康山，及在太古城、西湾河、筲箕湾至杏花邨海面填海。所得的土地兴建了港岛东区走廊、东区海底隧道及住宅物业。
1989年，香港政府公布《香港机场核心计划》，当中不少计划需要进行填海，包括在赤鱲角兴建新香港国际机场、北大屿山新市镇及西九龙等。1990年代初期，香港政府也在香港港口及机场发展策略中提出多个填海建议，在中环、湾仔、九龙湾、红磡湾、昂船洲、青洲、交椅洲及竹篙湾等进行填海，其中中环及湾仔填海计划其后被落实。因此，1990年代可以说是香港填海的黄金年代。
香港政府的鸿图大计引发环境保护主义人士，特别是保护海港协会的严重不满，他们认为填海工程没有需要，且破坏海港及生态环境。2003年，香港终审法院推翻《湾仔填海计划》，法官提及“有迫切及凌驾性的当前需要”才能够填海，香港的未来规划自此受到直接影响，多座基础建设项目及多份长远计划被迫暂时停止、中止或者需要重新检讨，部分计划的完成更是遥遥无期。
2011年，港珠澳大桥香港段动工，其香港口岸及屯门至赤鱲角连接路均需填海，以提供出入境及连接道路，合共约196.5公顷。[7][8]特点为首次采用不浚挖式填海，以钢圆筒围起填海，较一般填海更环保。惟2016年3月发现钢圆筒出现较大移位问题，需要加固[9]。
2012年，香港政府公布《优化土地供应策略：维港以外填海及发展岩洞》，就维多利亚港以外锁定“5+1”填海选址后，2013年1月，行政长官梁振英透过《2013年度香港行政长官施政报告》公布5个近岸填海选址及中部水域发展人工岛，储备作为未来香港土地供应。除发展人工岛（可以提供1,400至2,400公顷土地）[10]外，龙鼓滩可以提供最多土地，新增土地逾200公顷；有关部门于初步评估后，留意到选址南面的踏石角发电厂或者会为新辟土地带来空气污染，惟由于发电厂的烟囱比较高，认为只需要限制未来落成楼宇的高度，仍然可以作为发展住宅甚至兴建大学用途。而同样位于大屿山小蚝湾及欣澳，最大优势为能够为邻近社区东涌带来就业机会，加上早年均被纳入为大屿山概念的规划研究，规划上已经达到了一定程度。至于欣澳位处飞行航道，受到噪音污染，有关部门估计日后在该处发展住宅的机会极为微小，但是提供土地作为商业或者娱乐设施用途[11][12]。位于沙田区城门河河口凹位的马料水，则估计可以提供30至60公顷[13][14]；预计在结合沙田污水处理厂搬迁入岩洞后，所腾出的28公顷用地，能够合共提供70至80公顷土地，有潜力建设一座比较具有规模的新社区。至于青衣西南部的选址，有关部门将会等待葵青十号货柜码头的可行性报告完成后，才确定其实际用途[15][16][17]。
2013年3月21日起，香港政府展开为期3个月至6月21日的第二阶段公众咨询[18][19][20]。香港政府将会整理收集意见，定出最终选址，期望于2014年年初向立法会申请拨款，启动前期事务，包括进行工程可行性研究等，以搜集更多具体资料作出进一步的决定，例如填海范围等等[21]；目标于2019年提供首块填海土地[22][23][24]。对此，香港政府为了回应环境保护团体对填海的关注，构思日后的新界西和大屿山3座填海区不使用传统的大石作为海堤，改为引入生态海岸线，重新兴建泥滩及栽种红树林等等，期望于填海后可以回复生态环境[25]，在海床摆放人工礁，使到海底生态在填海后重新出现[26][27][28]，为中华白海豚等海洋生物创造生活环境[29][30][31][32][33]。当局亦会作出区域性的水域累计环境评估，作为日后个别项目进行法定环境保护评估程序的参考[34][35][36][37]。
2016年8月，香港国际机场三跑道系统建造工程启动，当中会填海650公顷以提供三条跑道、滑行道、客运大楼、57个停机位。需时八年，新跑道预期2022年启用，而整项建造工程将于2024年完成。完成后，每年将可应付额外3,000万人次客运量。到2030年可以处理年客运量约1亿人次及年货运量900公吨，应付长远航空需求。[38]。
2018年2月，东涌新市镇扩展计划启动，当中会填海130公顷，预计2020年完成第一阶段填海工程。完成后可以容纳14万新增人口。[39]
2018年10月，特首林郑月娥在2018年度施政报告中提出《明日大屿愿景》，落实东大屿都会填海计划。整个发展计划包括在交椅洲和喜灵洲对开水域分阶段填海，建立规模达1700公顷人工岛，到2032年预料可兴建26至40万个单位，当中7成为公营房屋，可供70至110万人居住。[40]另外，商人胡应湘亦向发展局提出在南丫岛东面进行填海工程。2020年12月4日，立法会财委会通过5.5亿圆的明日大屿前期研究拨款。[41]
香港百多年来的填海工程深远地影响着香港社会的发展，期间使到大量岛屿（例如昂船洲及佛堂洲等等）连陆，亦使到一些海湾（例如红磡湾、大赤沙及小赤沙等等）缩少甚至消失。
香港山多平地少，可以供予发展的土地不多，因此自香港开埠以来，香港政府多次进行填海工程。时至今日，香港很多繁华的地区都是依靠填海而取得土地，当中包括德辅道以北的中环、湾仔、铜锣湾、尖沙咀东、启德机场、港澳码头、九龙湾及观塘商贸区等等的重要发展地方。当中有不少重要建筑物或者地标都座落填海区上，包括国际金融中心及香港会议展览中心等等。由此可见，香港填海工程对香港的城市规划发展以至整个香港社会的发展都有着深远的影响。此外，填海工程为香港带来了就业机会，尤其是香港建筑业。不论是填海造地，还是在填海地上兴建建筑物，都需要大量劳动人口，这些就业机会亦养活了不少香港市民。
今日的维多利亚港经过多次填海造地后，面积大幅减少。海上交通日益频繁，造成海浪比较过急的情况，使到体形比较小的船只在航行时摇曳不定。这亦与拉直了的海岸线，使到海水流动速度变急有关系。
大兴土木、填海和运输建筑材料时，对水质造成负影响，也对自然动物，如濒临绝种的中华白海豚构成威胁。
填海将会变本加厉地破坏了维多利亚港的景致及原有的地理环境，包括经过数以千万年形成的自然海湾，沿岸岩石，红树林等。填海亦将会减少了香港旅游景点（如维港，梅窝，坪洲，南生围）的吸引力，影响香港旅游业及影像。
香港政府在现存社区的沿海位置填海，让地产发展商兴建庞然巨物屏风楼，亦即数幢连在一起，多数为出售牟利的私家住宅建筑物，形状如屏风。密集的建筑物阻挡光线及令风速减慢，而所产生的负面效应，亦被称为屏风效应及热岛效应。填海建私家屏风楼的例子比比皆是，可见于东涌，深井，荃湾，青衣，旺角，西九龙，红磡，土瓜湾，数码港，西湾河及小西湾等。
1980年代，由于环境保护的议题尚未成熟，加上填海为香港提供很多可见的好处，所以当时几乎完全无人反对填海计划。踏入1990年代中期开始，由于部分环境保护人士的提倡，不少香港人开始关注维多利亚港的填海计划，开展了不少“保护维港”的运动，当中以1995年成立保护海港协会最为人所认识，该会在1996年1月发动保护海港签名行动，获得17万名公众签名支持，逼使香港政府于同年5月搁置青洲填海计划。此后，该会于同年6月呈交《保护海港条例》，于12月收集了148,041个签名递交给时任香港总督彭定康，结果后于1997年6月于立法局最后一次会议时成为法例。该条例列明“海港须作为香港人的特别公有资产和天然财产而受到保护和保存”[42]。
香港主权移交后，反对填海的声音渐趋强烈。1998年，因为保护海港协会为首的多个环境保护团体的反对，逼使香港政府先后需要暂缓及重新检讨启德发展计划及添马舰发展工作中的填海部分。于1999年10月发表的《施政报告》中，时任香港行政长官董建华承诺将会减少填海，并且遵守可持续发展之原则。2001年，青洲填海计划亦因此搁置。
香港反对填海最重要的事件是于2004年1月9日保护海港协会成功挑战香港政府，在香港终审法院推翻湾仔北填海计划。香港法院作出宣判时指出，进行填海需要符合以下三个原则：
- 有迫切及凌驾性的当前需要（包括社群的经济、环境和社会需要）
- 没有其他可行方法
- 对海港的损害减至最少
虽然及后香港政府于2005年在《中环填海计划》案件上胜诉，惟其他填海工程备受香港社会密切注视。而因为需要符合“有迫切及凌驾性的当前需要”的原则，令到绝大部分计划于规划时构成了一定的局限性。例如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对出原来拟建的直升机坪，因为不能够填海，而需要削减计划规模，甚至搁置至今。此外，为了避免再次引起诉讼，香港政府亦成立咨询性的共建维港委员会，以听取民间对于填海工程的有关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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