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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费迪南德·舍尔纳（德语：Johann Ferdinand Schörner；1892年6月12日—1973年2月7日）是纳粹德国的陆军元帅，是一位获得钻石橡叶骑士佩宝剑铁十字勋章的高级将领和德国国防军陆军总司令。舍尔纳对自己军队极为严格，曾因不经军事审判就直接处决士兵而颇受争议[3]。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舍尔纳被送往苏联政治监狱服刑，期间西德媒体对其大篇幅报导，认为他已成为苏联军官。舍尔纳获释后，受到东德的工作邀请，他对此拒绝并前往西德，结果被当地法院起诉战争期间对麾下军官的处决，最终判处4年监禁。
| 费迪南德·舍尔纳 Ferdinand Schörner | |
|---|---|
 1944年的舍尔纳 | |
| 昵称 | 莽汉费迪南德[1] 嗜血的费迪南德（Bloody Ferdinand） 嗜血的舍尔纳（Schörner the Bloody）[2] 穿制服的恶魔（Ungeheuer in Uniform） |
| 出生 | 1892年6月12日 德意志帝国巴伐利亚王国慕尼黑 |
| 逝世 | 1973年7月2日（81岁） 西德巴伐利亚州慕尼黑 |
| 效命 | 德意志帝国（至1918年） 德意志共和国（至1933年） 德意志国 |
| 服役年份 | 1911年—1945年 |
| 军衔 | 元帅 |
| 统率 | 南方集团军群（1944年3月） 北方集团军群（1944年7月） 中央集团军群（1945年1月） 陆军总司令部（1945年4月30日） |
| 参与战争 | 第一次世界大战 |
| 获得勋章 | 蓝马克斯勋章 钻石橡叶骑士佩宝剑铁十字勋章 |
| 签名 |  |
约翰·费迪南德·舍尔纳在1892年6月12日出生于巴伐利亚慕尼黑的中产阶级家庭中，父亲约翰·舍尔纳（Johann Schörner，1859-1931）为一名警察，母亲安娜·鲍尔（Anna Bauer）是巴伐利亚传统的中产阶级，舍尔纳与18世纪的德国化学家约翰·沃尔夫冈·德贝莱纳有亲戚关系[4]。由于父母下层阶级的出身，舍尔纳总是避免与其商讨人生的规划[4]。舍尔纳于慕尼黑度过了童年，之后上了卢伊特波尔德中学（Luitpold Gymnasium），于1911年6月毕业。舍尔纳接着志愿加入了巴伐利亚皇家陆军[4]，于1911年10月1日加入被派至其陆军的精英单位“巴伐利亚皇家陆军警卫团”（Königlich Bayerisches Infanterie-Leib-Regiment）第12营服役[5]，于1912年4月1日晋升为准下士。4个月后舍尔纳晋升为一级中士，隔年5月22日舍尔纳晋升为中士身份[6]。
不同于后来成为第三帝国陆军元帅的其他人，舍尔纳无意继续军事生涯，而想改去慕尼黑大学研究文学和语言学，于是他在1912年9月30日办理终止志愿服役[5]，离开了陆军，计划研修6门学科，除了在家乡外，还要前往法国格勒诺布尔、瑞士洛桑和意大利佛罗伦萨等地修习哲学与罗曼语族文学[4][5]，在此期间，舍尔纳已习得口译员程度的意大利语和法语[5]。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不久，舍尔纳弃笔从戎，加入巴伐利亚皇家步兵团[4]，以预备军官的身份参加作战；1914年11月晋升少尉。在一战中舍尔纳表现杰出，曾参与著名的卡波雷托战役，在1917年秋天突破意大利军队的防线。在凡尔登战斗受伤后，被送到慕尼黑野战医院，在未取得出院许可就回到部队中服役。舍尔纳也参加了阿尔卑斯山脉一带的战斗[7]，曾率领一步兵连在红塔山隘（Roter-Turm-Pass）阻击，使罗马尼亚第一集团军往山中撤退。其他还有在锡比乌和伊松佐河等地战斗，其中舍纳尔在第十二次伊松佐河之役的战斗中，率领第12连部队在托尔明（Tolmin）进行突破，占领了科洛夫拉特山（Kolovrat），舍尔纳也因为此功绩获得当时德军最高荣誉勋章功勋勋章，他也是唯一一位以少尉身份被授予其勋章的小军官。舍尔纳后来又参与了攻取凯默尔山（Kemmelberg）的战斗，并且表现优秀，1918年舍纳尔以中尉的身份退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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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战结束后魏玛共和国政府意欲对国内的共产主义者进行打击，舍尔纳加入了政府军，担任第21猎兵营营长，先后在慕尼黑和鲁尔地区与共产党人作战。在他的出色表现下，舍尔纳被配入陆军第19步兵团[1]。1922年舍尔纳参加军区考试合格，并于1926年7月1日升为上尉并担任驻兰茨胡特第19猎兵营的一名连长。1931年舍尔纳成为第一位被派往意大利军队担任翻译官的德国军人，之后又担任德累斯顿军校的战术教官，舍尔纳在担任教官期间严格训练了武装党卫军，使其能有与德国国防军并肩作战之能力。1934年舍纳尔升为少校，1935年担任参谋部人事人员，到了1937年升为中校后，舍尔纳成为了新生德军的第98山地步兵团团长，并曾受命准备入侵奥地利。
舍尔纳和他的山地步兵团在波兰战役中表现出色，特别是指挥第98和第99山地步兵团在9月12日突击利沃夫，并以少量兵力成功防御了利沃夫以东波军的攻击，也因此军衔升到上校。德军不久后开辟了西线战线，舍尔纳担任了新成立的第6山地步兵师师长，负责自莱茵河对面的孚日山向东部突击。法国战役结束后舍尔纳本来要参加海狮计划入侵英国的行动，却因为德国不列颠空战的失败而作罢。1940年8月舍尔纳晋升少将，接着在1941年率领第6山地步兵师在巴尔干战区参与对希腊和英国军队的进攻，突破了希腊的梅塔克萨斯防线，1941年4月20日舍尔纳获得骑士铁十字勋章。4月27日他的前锋部队在希腊奥林帕斯山和卫城升起德国军旗，为德军第一个在该地区占领的师。
1941年6月德国入侵苏联，开辟了东线战场，在秋季时舍尔纳与他的山地步兵被派到摩尔曼斯克去接替爱德华·迪特尔的职务。舍尔纳这时指挥第19山地军于芬兰北部一带，负责攻击盟军经由大西洋到该港的商船，并保护佩琴加省附近的镍矿。在该区舍尔纳多次防守苏军优势兵力的进攻，并未使任何土地落入他手[1]。舍尔纳于该处作战时总是在军队的正中央设置指挥所统筹，这段时间里他有句在部队里流行的标语：“就算是北极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以激励部队在北极地区的战斗士气，1942年2月28日晋升为中将、5月15日晋升为上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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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1月舍尔纳成为纳粹党的一员[8]。苏联红军开始反攻，德军开始撤退。1943年1月-11月舍尔纳负责指挥第40装甲军，在前期舍尔纳一再率部击退苏军的进攻，但到了1944年1月苏军突破第30军的防守，使得全军有被包围的危机，但他还是坚守1条3公里的撤退路线，全军逃过被围歼的命运[1]。另外还有希特勒要求他坚守第聂伯河东岸的桥头堡，但舍尔纳与其部属皆认为不可行，不惜违反命令撤出该处[1]。1944年2月17日舍尔纳的骑士铁十字勋章被加上了“橡叶”。
舍尔纳在指挥罗马尼亚集团军时，将其与德军防线连结起来，使扬·安东内斯库（罗马尼亚王国总理）无法单独撤离自己的军队[9]；同时也为了提高罗马尼亚人的士气，将其部队渗入德国指挥官、尽量给予完整的装备。他还曾下令，任何人放弃阵地均视为敌前逃亡，无条件处决；若苏军突破防线至后方，前线德军以最快速度补上缺口后，后方苏军仍持续挺进，后方士兵也就要受罚[1]。相对的任何士兵只要以火箭炮或反坦克榴弹击毁苏军坦克，就有3星期的长假[1]。舍尔纳还曾被派为陆军总司令部的“国家社会主义指挥部”主任，他与纳粹党的马丁·鲍曼发生激烈争吵，原因是鲍曼坚持使用党员担任军队指挥，而舍尔纳则反对并在担任此职务14天后辞职[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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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44年3月改为指挥A集团军群，5月则接替指挥南乌克兰集团军群总司令。在苏军的攻势下，德国与罗马尼亚的军队被迫退至塞瓦斯托波尔附近，元首大本营认为即使克里米亚已沦陷，该处能够长时间把守。为了脱离被围歼的危机，舍尔纳赶紧说服希特勒撤出至黑海港口，但当希特勒答应时间已经太晚，德国和罗马尼亚第17军已蒙受严重损失，失去不少装备、场面混乱、多人聚集于港口等待撤出。
1944年春末舍尔纳指挥一系列防御作战，以稳定离罗马尼亚本土极近的天然防线德涅斯特河。其后被苏军以优势兵力突破防线，他发现第6集团军面临被围歼的可能，再次向元首大本营请求撤退，却因为要考量罗马尼亚与土耳其（主要是不愿见到克里米亚重回苏军手中）两国的政治利益，遭到拒绝，舍尔纳为此飞往元首大本营见最高统帅部的阿尔弗雷德·约德尔大将，仍得到相同答复[1]。舍尔纳再次违反命令，指挥第6集团军撤离该处，于第聂伯河南岸建立新防线。舍尔纳此举虽令敖德萨丢失了，但保留大部分人力与装备，且这条新防线持续防御到8月20日才被放弃。8月23日罗马尼亚王室及共产党发动政变，罗马尼亚退出战争。
1944年7月舍尔纳成为重新编制的北方集团军群司令（北方集团军群后来集结其残部，改名为库尔兰集团军群）。他在赴任后知道德军无法阻止苏联的突破，下令位于里加-迪纳堡防线以北的第16集团军与纳尔瓦战斗群（Narva）尽速脱离敌军，穿越里加走廊至库尔兰，放弃北波罗的海的城市。8月8日舍尔纳的骑士勋章上再度加上“宝剑”。舍尔纳还曾不执行希特勒“固守萨雷马岛”的命令，将20,000名原本会被歼灭的德军秘密撤出。
1945年1月1日舍尔纳获得钻石橡叶配宝剑骑士铁十字勋章，但苏军于12日开始维斯瓦河-奥得河攻势，不但突破巴拉努夫防线，还持以深入挺进。舍尔纳先在20日担任A集团军群司令又被转任命为中央集团军群总司令，而苏联发动接连的东普鲁士攻势，德军无法有效的防御，已无力抵抗苏军进攻德国本土。此时德军与苏军的坦克数量比是1:7、步兵人数是1:10、炮兵是1:20、飞机是1:40，舍尔纳只得持续撤军以回避苏军强硬的攻势，降低其伤亡，将部队退至拉齐布日和科兹莱之间的奥得河[1]，持续了20天的防御。苏军在进行完与舍纳尔集团军的交战与西里西亚攻势后（为扫除进攻柏林时的侧翼威胁），消耗太多而暂停攻击，重新整顿军队。1945年2月25日有一篇来自“自由德国”报纸的文章开始被印制成传单散发到各前线[Notes 1] ，内容主要是在扰乱德军的士气和对舍尔纳的指责，也成为战后西德媒体对舍尔纳评论的一个根据。
舍尔纳在战争后期帮助苏台德地区与西里西亚的难民撤离，自将被苏联占领的地区撤出约160万人。同时他派遣许多士兵和国民突击队进行类似自杀式的攻击，以抵挡苏军，救出更多难民。舍尔纳成为纳粹高层最喜爱的军事将领，如纳粹德国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在他1945年3月和4月的日记中，有很多夸奖舍尔纳的字句。
1945年4月5日舍尔纳被晋升为陆军元帅（但由于德国情势危及，希特勒没有替他制作元帅杖[12] ），4月30日被任命为德国国防军陆军总司令与“阿尔卑斯山要塞”总司令。然而此时以没有足够的士兵供舍尔纳指挥，他仅能作为一个名义上的集团军群总司令，对纳粹德国最后战败的结局没有影响。舍尔纳在5月7日解散了他的部队和参谋人员，随后在午夜即动身离开。5月8日纳粹德国投降，在战后西德媒体和舍尔纳麾下士兵指出5月18日时舍尔纳抛弃柏林的部属，自己搭乘“鹳鸟式”飞机离开，而他是前往蒂罗尔会见海因茨·古德里安，而古德里安早被盟军俘虏。其后舍尔纳也前往德军第1集团军司令部向美军投降，美军不久后将他交给了苏军。对于他离开指挥集团军群的原因，一说是因为他害怕落入苏联人手中[13]，另一说则是他要前往指挥阿尔卑斯要塞，并以待命的身份整顿整个战线。
舍尔纳后来被送至莫斯科附近的克拉斯诺戈尔斯克第27战俘营，短时间收留后舍纳尔被迫转移到各个地方，在卢比扬卡、列福尔托沃被内务人民委员部拷问、在布提尔卡被施以非人待遇，之后又因为舍尔纳早期随军队在德国西部扑灭共产党份子的纪录，以及“身为希特勒的爱将，在占领地指挥德国陆军，积极参与筹备对苏联的战争，违反国际法和国际条约”，在1952年2月的军事委员会，苏联最高法院判处他25年监禁（原判50年）与强迫劳动，由于政治监狱中替其他犯人仗义执言，曾受到几次减粮的处罚，1953年到1954年的冬天也未领到冬季服装，后来减刑为18年。在舍尔纳的狱里服刑期间，多次拒绝了苏联要他加入自由德国国家委员会的建议。
在他待在苏联战俘营时，西德当地多家媒体报导舍尔纳，1950年10月11日的英国“每日电讯报”曾报导说：“舍尔纳曾由朝鲜写信，说他在朝鲜军总司令部里充任顾问[10]”。1952年6月20日的“吕贝克日报”（Lubecker Nachrichten）曾报导：“舍尔纳被派到苏俄某一步兵学校工作，在那里讲授攻击战术和军队指挥”，又说“他确实被斯大林召见过[10]”。1952年5月10日的“回声周报”（Echo der Woche）曾报导：“舍尔纳元帅在近东担任苏联的间谍工作”[10]。英国记者安特博尼·特里（Antbony Terry）报导说：“依照苏联的情报资料，昔日的德国舍尔纳元帅现在指挥一个属于自己约有40,000人的“阿拉伯别动队”，一切武器都是由昔日德国国防军的仓库中取得的[10]”，其他还有“舍尔纳成为了苏联元帅，成为了东德人民军总监，舍尔纳其实已经不在人世[1]”等报导，但这些报导大部分是由东德政府与莫斯科在背后发出，主要目的是为了激起西德民众反对德国再武装[1][10]和使舍尔纳留在东德替其工作。
在1952年4月舍尔纳的刑期被减为12年又6个月。舍尔纳自苏联战俘营获释，于1955年抵达东柏林后，受到苏联占领区红十字会会长路德维希（Ludwig）、德国统一社会党职员格斯纳（Gessner）、苏联大使普希金（Puschkin）的代表、前国防军代表团的欢迎，在东柏林“约翰大饭店”上，前国防军的格哈德·法伊尔阿本德（Gerhard Feyerabend）要求舍尔纳留在东德，并为当局工作，舍尔纳拒绝了。格斯纳则说道：“你不要心存幻想！你要到西方去的话，一过边境就会被捕。否则我们也会运用我们的手段和力量，使你和你的孩子们无法生活下去。你在西方所希望的，你可以在这里从你每天所读的西德报纸上都知道了[10]”，12月他被移交给东德当局，直到1958年他才获准前往西德。
回到西德的慕尼黑后，舍尔纳被当地法院起诉，指控他在1945年3月未经审判就处决了阿恩特（Arndt）上校，理由是他被发现醉倒于补给卡车车轮后。舍尔纳的律师是鲁道夫·阿舍瑙尔（Rudolf Aschenauer），后来阿舍瑙尔找出目击证人指出阿恩特并未遭到处决，而是被其他军官释放了，但此证言遭到非纳粹化的法院驳回重审的要求。另外舍尔纳还有被控两件意图谋杀：在1945年3月24日尼斯失守时，舍尔纳认为是该处指挥官格奥尔格·施帕勒（Georg Sparre）上校怠慢所致，要求处决该指挥官与其副手（但实际上是因为上校因心脏病送医而缺乏指挥才失守）。戈特哈德·海因里希和弗里德里希·舒尔茨（Friedrich Schulz）与舍尔纳争论后取消了该命令，但舍尔纳又被判处4年半监禁并被剥夺退休金，舍尔纳在判决后说道：“我对我做的一切事情，都愿意完全负责。我已经为祖国效了命，并尽一切努力去固守阵线，以抵挡布尔什维克党徒们的突击…[10][1]”。
他于1963年从兰茨贝格监狱（德语：Justizvollzugsanstalt Landsberg）被释放，并在慕尼黑默默无名地生活（虽有西德总统海因里希·吕布克给他部分的退休金，但仍曾到需要亲友接济的程度[1]）。60年代末，舍尔纳曾受到意大利历史学家马里奥·西尔韦斯特里（Mario Silvestri）访问他在一战的表现，而不是二战[14]。
有德国退伍士兵指出，在1945年时舍尔纳对躲在战线后的士兵未经军法审判就直接处决，这些讯息在汉斯·冯·卢克（Hans von Luck）、西格弗里德·克纳普（Siegfried Knappe）的著作中均有提到。曾在1944年至1945年于舍尔纳指挥下的步兵军官戈特洛布·比德曼（Gottlob H. Bidermann）在其回忆录中描述，舍尔纳对军官与士兵皆是以藐视的态度对待，经常任意处罚士兵或是将其降级（也有一说是他们工作怠慢被罚，因而挟怨报复，在军中散播谣言[1]），即使到了战争即将结束依旧如此。舍尔纳也被认为十分崇敬希特勒，这个观点主要是在战争最后希特勒任命舍纳尔为陆军总司令，以及在对希特勒错误的战略判断时表示肯定，让希特勒认为红军的目标是布拉格，而非柏林。舍尔纳的军事能力则因为过晚担任集团军群司令而不明显，但在其负责战线已方伤亡并不多，敌人优势兵力下也能防御较长的时间，也因此使其深受希特勒与纳粹高层的敬重。
“嗜血的舍尔纳”这个绰号，是一位参加过凡尔登战役的德国老兵弗朗茨·里特·冯·埃普所说的，并且将舍尔纳评价为“希特勒手下最残暴的陆军元帅”[15]。直到今天，关于舍尔纳对麾下士兵的对待、有无擅离职守、是否为纳粹主义忠诚信徒的疑问仍未有统一的评价。
- 铁十字勋章（一战）：二级（1914年12月27日）和一级 [16]（1917年1月27日）
- 奥地利军功十字章：第三级战争勋章（1916年4月）[16]
- 巴伐利亚军事功绩勋章：第四级皇冠佩剑 [16] （1917年10月24日）
- 蓝马克斯勋章：针对他于意大利的表现[16]（1917年12月5日）
- 重伤勋章：银色级（1918年）[16]
- 国防军服务章：二级（1936年10月2日）
- 意大利王冠勋章：军官级（1938年8月2日）
- 德奥合并纪念章（1938年11月8日）
- 铁十字勋章（二战）：二级（1939年9月12日）和一级（1939年9月20日）
- 亚历山大指挥章：二级带剑（1941年7月15日）
- 芬兰自由十字章：一级橡叶（1942年1月1日）
- 骑士铁十字勋章系列：[17]
- 骑士铁十字勋章：1941年4月20日
- 橡叶骑士铁十字勋章：1944年2月17日（第398位）
- 橡叶配宝剑骑士铁十字勋章：1944年8月28日（第93位）
- 钻石橡叶配宝剑骑士铁十字勋章：1945年1月1日（第23位）
- 东线从军勋章（1942年8月20日）
- 纳粹党党章：金质（1943年1月30日）
- 库尔兰袖饰
- 德意志十字章：金质
- 被国防军日报（Wehrmachtbericht）表扬于1944年2月18日、11月30日；1945年1月1日、4月5日和3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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