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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量革命（英语：quantitative revolution）是地理学中的一次范式转变，其目标是为地理学发展更为严谨和系统性的方法论，是为了解决区域地理学不足以解释一般的空间动态变化的问题。计量革命的主要影响，乃使地理学从描述性（个别）地理学向经验定律（普遍）地理学转变。计量革命发生在1950-1960年代，标志着地理学研究方法迅速转变，从区域地理学发展成为空间科学。[1][2]
1940年代末和1950年代初：
- 地理学的区域传统主导着地理学研究，该学派相信，地理学研究之目的为描述和解释地球表面的区域差异。[3]
- 美国的许多大学关闭了地理系和其课程，特别是1948年哈佛大学撤销地理课程，被视为“对地理学领域的学术战争”。[4]
- 人文地理学和自然地理学之间的分歧未得到解决——人文地理学的泛泛而谈，逐渐成为一门自说自话的学科。
- 当时的地理学被认为描述性太强、不够科学——它并不解释地理过程或现象为什么会发生。
- 地理学被认为只有教育用途，而“不是大学学科”[4]——当代地理学的实际应用很少。
- 关于什么是地理学——是科学、艺术、人文或社会科学——的争论持续不断。
-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技术在社会生活中日益重要，因此，基于法则的科学获得了普及和关注。
这些事件都对地理学的学科地位构成威胁，因此地理学家寻求新法以应对这些批判。
计量革命是对当时在地理学中占统治地位的区域地理范式的回应。辩论主要（但不完全）在美国进行，而区域地理学是美国地理学界中主要的哲学流派。1950年代初期，人们越来越感觉到，已有的地理研究范式难以解释物质、经济、社会和政治过程如何在空间上组织、生态上相互联系，或者过程产生的结果如何成为特定时地的物证。越来越多的地理学家对学科传统的范式及其对区域地理学的关注表示不满，认为这些工作过于描述性、碎片化、不可归纳。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早期的批评者如Ackerman[5]建议将学科系统化。此后不久就发生了一系列关于地理学方法论的辩论。最早、最知名的例子之一是舍费尔-哈特向之争（Schaefer vs. Hartshorne debate）。1953 年，弗莱德·K·舍费尔发表了《地理学中的例外论：方法论的检视》（Exceptionalism in geography: A Methodological Examination）一文。该论文中，舍费尔反对哈特向对地理学科的例外论解释以及将地区视为地理研究的中心对象。舍费尔设想，地理学科的主要目标是通过科学探究来建立形态规律，即从更强调过程的社会科学中的其他学科中，将规律和方法与地理学相结合。而理查德·哈特向则发表了一系列出版物[6][7][8][9]，反驳了舍费尔的批评，他认为舍费尔的观点是主观和自相矛盾的。他还强调了对地点和现象进行描述和分类的重要性，但也承认可以使用类属关系法则以最大限度地增进科学理解。然而，在他看来，这两种方法之间不应该有高下之分。
在关于方法的辩论进行同时，美国学术界正试图对系统地理学进行体系化。爱荷华大学、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和华盛顿大学的地理课程在这方面开创了先河。爱荷华大学的Harold McCarty试图建立地理格局之间的关联的形式法则。在威斯康星大学，Arthur H. Robinson致力于开发用于地图比较的统计方法。在华盛顿大学，Edward Ullman和William Garrison致力于发展经济和城市地理学领域以及中心地理论。这些院校机构培育了新一代地理学家，他们将空间分析的研究带到了其他机构研究，包括芝加哥大学、西北大学、洛约拉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密歇根大学等。[10][11]
1950年代和1960 年代，在将“科学思维”带入地理学的旗帜下引入的变化，使地理学更多运用基于技术的实践，包括一系列提高精度的数学技术和计算机化统计方法，以及用基于理论的实践将地理研究中的位置和空间概念化。[11]
计量革命的一些典型技术包括：[1]
上述技术的共通因素是对数字的偏好，以及相信数字工作是更纯正的科学。[1]布里斯托大学的罗纳德·约翰·约翰斯顿及其同事发表了一部革命史，强调了实质的研究重点和哲学基础，以及方法的变化。[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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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研究方法促进了各种自然和文化环境中对空间方面的概括的发展。概括可以采用经过检验的假说、模型或理论的形式，并且根据科学有效性来判断研究价值，将地理学变成一门律则科学。
1969年，大卫·哈维（David Harvey）出版了著作《地理学中的解释》（Explanation in Geography），该著作是为将地理学重新定位为空间科学提供合理的理论和哲学基础的最重要的著作之一。该著作中，哈维提出了两种可能的方法来解释地理现象：一种是从大量观察进行概括的归纳法；另一种是通过经验观察，制定可检验的模型和假设，然后验证使之成为科学规律的演绎法。[13]他本人偏好后一种方法。这种实证主义方法遭到了批判理性主义的反对，这是一种由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提出的哲学，他拒绝检验这一概念，并坚持认为假说只能证伪。不过，两种认识论哲学都试图实现相同的目标：发现科学规律和理论。[14]
范式转变在经济地理学和城市地理学分支领域产生了最强烈的反响，尤其是与区位论有关的领域。然而，一些地理学家——例如Ian Burton——表达了对计量化的不满[15]，而其他人——例如Emrys Jones、Peter Lewis以及Golledge和Amedeo——则对提出定律的可行性进行了辩论。[16][17][18]其他人，如 F. Luckermann，批评地理学提供的科学解释是推测性的，缺乏经验基础。结果，即使是经过检验的模型也无法准确地描述现实。[19]
到1960年代中期，计量地理学成功地取代了区域地理学的主导地位，范式的转变在地理学学术期刊和教科书中等无数出版物中已显而易见。新范式的采用使地理学无论对政府还是私营部门都变得更加实用。[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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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量革命的影响导致了实证主义（后实证主义）思维和与之对抗的反实证主义的传播，塑造了今日之地理学的学科特点。[20]
由于距离是理解地理现象的空间布局的关键因素，距离在计量革命期间得到了空前关注，导致沃尔多·托布勒提出了地理学第一定律。空间分析在地理学中的发展使之在规划过程中得到越来越多的应用，理论地理学的进一步发展为地理学研究提供了必要的理论背景。[21]
计算机在地理学中的广泛使用也促成了地球空间信息科学的许多新发展，例如地理信息系统和遥感的发明和应用。这些新的发展使地理学家第一次能够在全尺度模型上以及空间和时间、空间实体之间的关系上评估复杂模型。[22]在某种程度上，地球空间信息科学的发展有助于模糊自然地理学和人文地理学之间的二元分割，因为人类和自然环境的复杂性可以在新的可计算模型上进行评估。[23]
对统计建模的过度关注，最终反而导致计量革命以失败告终。许多地理学家越来越担心，这些定量技术只是基于缺乏基础理论的研究方法，加上了高度复杂的炫技。其他批评者认为，计量革命将一门一直以研究人类和自然世界为自豪的学科中的“人的维度”删掉了。随着1970年代到来，计量革命受到了直接挑战。[1]当地理学家开始揭露定量方法不足以解释和解决有关种族、性别、阶级和战争的问题时，反实证主义异军突起。[24]在这方面，大卫·哈维摒弃了他早期倡导的计量革命，并转向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25][26]不久后，人文地理学中出现了很多新的子领域，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新的话语，尤其是批判地理学和女性主义地理学。约翰斯顿和Bristol的同事们争论并记录了批判地理学中如何能够使用定量方法。[27]一位评论员称之为“一项非凡的贡献。这是对空间科学半个世纪创新遗产的全景调查——与批判性社会理论半个世纪以来的创新进行了批判性、建设性的联系。”[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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