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治领域，监管俘虏（英语：Regulatory capture），或称机构俘获（英语：agency capture）是一种政治腐败形式（参看侍从主义）。当政治实体、政策制定者或管理者被选为服务于少数选区的商业、意识形态或政治利益时，就会发生这种情况。 如特定地理区域、产业、职业或意识形态团体。[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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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
对于公共选择理论的学者而言，管制俘虏现象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在政策或监管决策的结果中拥有重大利益的团体或个人，会集中他们的资源和精力，以获取他们偏好的政策结果；而公众成员由于个人对结果的利益较小，通常会忽视这些影响[4]。所谓管制俘虏，指的是利益团体成功影响监理机构的工作人员或委员会成员的行为。
管制俘虏理论是公共选择学中的一个重要分支，称为管制经济学。此类经济学家对政府通过管制干预以保护公共财的观点持批评态度。经常被引用的重要文献包括伯恩斯坦（1955）、Huntington（1952）、Laffont & Tirole（1991）以及Levine & Forrence（1990）。管制俘虏理论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乔治·斯蒂格勒密切相关[5]，他是该理论的主要开创者之一[6]。
管制俘虏的风险来自于机构本身的性质[7]。这表明，应尽可能保护监管机构免受外部影响，或者根本不应设立某些机构。一个被俘虏的监管机构通常比没有监管更糟，因为它行使了政府的权力。然而，增加机构的透明度可能会减轻俘虏的影响。最近的证据显示，即使在具有高透明度和媒体自由的成熟民主国家，复杂的监理环境仍与更高水平的腐败（包括管制俘虏）相关联[8]。
乔治·斯蒂格勒将管制俘虏问题定义为“发现何时以及为何某个行业能够利用国家为其服务的问题”。他专注于整个行业。然而，实际上，并非整个行业在“俘虏”其监管机构，而是大公司利用“旋转门”的方式，通过提供高薪来“劫持”监管机构。Brezis和Cariolle（2019）研究显示[9]，与监管机构有关的公司主要是大型企业。事实上，前五大金融公司集中了约80%的“旋转门”活动和管制俘虏，这导致同一行业中企业之间影响力的不平等。
值得注意的是，发达国家的管制俘虏已不再与腐败和非法行为相关，反而是与权力滥用有关[10]。
参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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