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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饥荒（朝鲜语：조선기근／朝鮮饑饉）是指1994年－1998年在朝鲜发生的大面积饥荒灾难[3]，朝鲜官方称之为“苦难的行军”（고난의 행군／苦難의行軍），但将其中文翻译定为“艰难的行军”。由于朝鲜是极为封闭的国家，在事件中具体的死亡人数难以知晓，而根据不同的文献估计，死亡人数为24万－350万不等，死因大多为饿死或因营养不良而病死，峰值出现在1997年[4][5]。2011年的研究表明，1993年－2000年间因饥饿死亡的人数可能为33万[6]。1996年1月1日，朝鲜的《劳动新闻》发表新年联合社论，提到了朝鲜面临饥荒和经济困难的状况，号召民众像金日成当年率领抗日游击队在满洲同日本军队斗争一样，进行一次“苦难的行军”。自此以后，“苦难的行军”一词成为朝鲜对饥荒的委婉称呼。[7]
| 苦难的行军 고난의 행군 | |
|---|---|
 朝鲜的贫民屋 | |
| 国家 |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
| 时间 | 1994年－1998年 |
| 总死亡 | 不详，大约24万到350万 |
| 起因 | 洪灾、苏东剧变导致失去外援[1][2] |
| 后果 | 国内经济衰退、市场萎缩，市场经济开始引入朝鲜；韩国、中国等国家提供援助。 |
朝鲜自1948年建国后，通过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等社会主义盟国的外援实现了农业机械化，同时能够获得苏联提供的特惠粮食。然而，一些自然环境方面的缺陷则是先天性的。朝鲜山多平地少，可耕地面积只占国土的22%，耕地大多集中在咸镜北道、咸镜南道和江原道等东部地区和西部沿海地区。而且朝鲜所处的半岛北部的气候相比南部更为寒冷，大部分土地只有六个月无霜，仅可实现一年一熟。
随着1980年代苏联出现经济和货币危机，苏方要求朝鲜以市场价格向他们购买粮食，加重了朝鲜政府的财政压力。1991年苏联解体后石油粮食贸易顿时被切断，中华人民共和国曾一度成为朝鲜最大的援助国[8]。1993年，中国曾向朝鲜大量出口燃料和食品，占当年朝鲜77%和68%的燃料和粮食进口量[9]。但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需要避免国内通货膨胀加剧，因而对朝鲜的援助难以为继，同时1992年中韩建交导致中朝关系恶化，朝鲜由此一度彻底失去外部支援而陷入经济困境。[9]
| 年份 | 总计 | 农业 | 工业 | 商业 | 其它 |
|---|---|---|---|---|---|
| 1992 | 20875 | 7807 | 4551 | 1315 | 7160 |
| 1993 | 20935 | 8227 | 4689 | 1256 | 6762 |
| 1994 | 15421 | 6431 | 3223 | 2288 | 1556 |
| 1995 | 12802 | 5223 | 2228 | 819 | 4532 |
| 1996 | 10588 | 4775 | 1556 | 508 | 6748 |
缺乏能力购入粮食、燃料和肥料，加上政府未能作出适当回应[11]，粮食产量大减[12]。在1994年至1996年间，粮食产量就锐减六成[13]。有鉴于此，金日成政府鼓励民众下田工作，从而增加劳动力[14]，又推行“一日只食两餐”运动，以降低粮食需求[15]，但这些的措施都未能阻止粮食储备持续下滑的情况发生，导致一两年左右的全面饥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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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粮食不足，不少农民因而在山上伐木，开垦耕地，从而导致水土流失、山崩和河床淤塞[16]。1994年秋季，饥荒的问题日渐浮现，而1995年夏季朝鲜又发生了严重的洪灾。当年7月30日至8月18日期间，平山郡仅7小时就下了877毫米的大雨，令鸭绿江严重泛滥，在72小时内外溢4.8亿吨的洪水[17]，大量的耕地、收成、粮食储蓄和基础建设因而受到破坏，联合国甚至形容这次的水灾是“70年来之罕见”[17]。
大规模的洪灾使得灾情急剧恶化。不仅大片耕地被淹，许多存放于地下的粮食储蓄也遭到摧毁。联合国认为洪灾令约1百万吨的粮食储蓄被破坏[17]；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认为朝鲜12%的收成因洪水而损失[18]。尽管灾情严重，但阻于财困，朝鲜政府没有购入粮食，全国的粮食供应因而进一步下降，令饥荒的情况日益恶化。
在农产量大减及洪灾发生后，朝鲜的粮食供应更见不足，即使在如耀德郡这些过去丰收的地方，亦同样发生粮食短缺的情况。在1996年，更有报告指朝鲜人已饿得拿尚未成熟的玉米果腹[19]，这种维生方法令全国的收成比预期大减一半[20] 。也正因如此，粮食不足导致营养不良的问题蔓延至全国几乎各阶层，当中儿童营养不良的问题最为严重，1997年全国逾14%的儿童出现体重过轻的情况[21]。
朝鲜政府承行先军政治，朝鲜人民军会比百姓率先取得如粮食等配给，但这并不意味他们不需担心粮食短暂带来的问题[22]。在粮食不足的危机出现后，朝鲜政府要求军人自行耕种，以达自给自足（政府只供应盐与米）。然而，即使军人得到粮食配给，其分量并不足以果腹。有报导引述脱北者指，在边界的军人也没有东西吃，只要给予贿赂就能让灾民越过国界[23]；饥饿的士兵又抢劫商人或平民的粮食和财产[23][3]:110。同时，不少军人的家属也因为子女当兵而被拒绝获得任何粮食配给[24]。
朝鲜的妇女也深受饥荒的影响。她们除了需要为夫家取得粮食、燃料和其它日用品外，也需要参与体力劳动，因此她们对粮食的需要特别高。另一方面，孕妇和看护在粮食不足的情况下身体变得更为虚弱，妇女营养不良的比例升至41%[25]，不少的妇女也因而患上如贫血、出血和早产等并发症[26]。
许多朝鲜的儿童，特别是两岁以下的婴幼儿，严重地受到这场灾难的影响。据世界卫生组织指出，在这场饥荒之中，儿童面对严重的营养不足，在1998年，全国60.6%的儿童出现体重过轻的现象，慢性营养不良达62%，严重营养不良则为16%[27]。而在孤儿院，儿童每日只有一餐，内容仅为一小碗稀粥和三瓢菜渣[23]。在这段期间，儿童死亡率为9.3%，而婴儿夭折率则为2.3%[28]。在粮食短缺期间，营养不良的母亲难以喂以母乳，也难以找到适合的替代人物。此外，由于朝鲜的配给制度中并不包括奶粉，妇女们只能购买从国外进口的奶粉，然而高昂的黑市价格并非所有家庭都能承担，这导致更多的婴儿因营养不良而死[19]。这场饥荒使得许多儿童流离失所，到处寻觅食物，但因为朝鲜官方并不承认流浪儿的存在[29]，故称为小燕子。
朝鲜的犯人，特别是政治犯，都会送到集中营。在平时，这些犯人也只能得到少量的粮食[30]，而在饥荒期间，他们更得不到任何的食物，他们需要由外面的亲友把粮食送进来[23]。
随着朝鲜的经济崩溃，不少的工作单位也被关闭，工人也因而失业。然而，由于失业人士并不在朝鲜“国家配给系统”之列中，因此他们并得不到任何的食物[23]。据无业的脱北者解释，这是由于朝鲜政府认为失业人士没有帮助到国家，因此国家也没有必要解决他们的粮食问题[23]。
| 等级 | 配给数量 |
|---|---|
| 高劳动力工人(矿工) | 每日800克 |
| 高级政府官员 | 每日700克 |
| 军人 | 每日700克 |
| 普通劳动者 | 每日600克 |
| 上班族 | 每日600克 |
| 大学生 | 每日600克 |
| 中学生 | 每日500克 |
| 小学生 | 每日400克 |
| 幼稚园学生 | 每日300克 |
| 退休市民、长者及残障人士 | 每日300克 |
| 3岁以下儿童 | 每日100-200克 |
朝鲜的配给制度名为“国家配给系统”，由于官僚腐化和管理不善的关系，配给系统至1994年金日成死前不久已经几近瘫痪，每户只能取得相当有限的粮食[32][33]。因此，也有研究指这场的饥荒是源于配给系统的失效和无能[27][34]。
随着粮食不足日益恶化，本应为全国62%人口提供粮食的配给制已接近无效[35]，时至1997年，全国仅有6%的人口仍能从中取得粮食，而且数量相当有限[36]。1998年1月，朝鲜政府宣布配给制度已无法为国民提供粮食，民众需要自行收集粮食[27]。同年4月至8月及1999年的3月至6月间，配给制度一如政府所说并未能向国民提供任何的粮食[27]。另一方面，在如咸镜南道、咸镜北道和两江道等对依赖配给制度维生的偏远地方和农村，粮食配给制也因当地居民的政治背景（出身成分）不纯而被终止，粮票在这些地区皆成为无用的废纸[37][33]。
在天灾和财困下，朝鲜政府在大饥荒期间不但未能从外国入口粮食，也造成了能源和药物等医疗用品的短缺。报告指出，在1995年发生的洪灾令该国近85%的医疗物资受到破坏而无法使用；矿场和运输系统等基础建设也于水灾中毁于一旦，能源储备亦继而有所下降[38]。然而，矿场所到破坏并非导致全国能源短缺的主因。研究指朝鲜逾七成电力是源于鸭绿江的水力发电，洪灾导致水坝严重损毁，无法产出电力。这也使以电力驱动的火车无法将占全国两成发电量的煤运到发电站，加剧了朝鲜能源短缺的状况[39]。
另一方面，水灾还破坏了不少化工厂、矿场和其它的设施，令河水受到污染，灾民在饮用这些的污水后纷纷出现不适的现象。由于此前的泛滥已令大量的医疗物资受到破坏，加上落后的医疗体制，药物和人手严重不足，引发了医疗系统的失效。1997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发表的报告指当时的医院缺乏病房及如血压计、体温计和手术刀等最基本的医疗设备。由于院方没有足够的消毒设备和盐水，病人及其家属甚至需要自制相关的工具；而在药物方面就连镇痛药和抗生素也缺货[40][41]。在这些处境下，朝鲜的灾情也因而每况愈下。
据《我们最幸福》一书引述脱北者所说，当时位于咸镜北道的清津市在粮食配给制停止后，民众纷纷到野外捕杀青蛙和松鼠食用，到无野生动物可食时，则食植物根部，而每天，火车站门外都可看到大量饥饿而死的人的尸体[42][43]。
由于饥荒，出现了大量人食人的现象。关于食人的范围的说法则不统一，有脱北者称范围非常大[44]，但驻韩记者芭芭拉·德米克认为并非如此。[45]此外，不仅朝鲜国民，有1998年前往朝鲜旅游的中国游客也表明存在食人现象[46]。食人现象甚至还发生在脱北者之间，如1997年7月9日，朝鲜人李永吉、金京哲非法越境进入中国吉林省白山市的长白朝鲜族自治县，13日凌晨2时许，2人发生口角，李用盗窃来的斧子和修鞋用的刀将金杀死，并肢解其尸体。进而将其装在一白色塑料纺织袋中藏到树林中的一深水渠内，以备充饥。内脏及部分尸肉用火烧熟后在几天内吃掉。[47]
由于朝鲜政府实行锁国政策，加上未有对外公布灾难中的死亡人数。因此，国际组织、各国政府和学术界只能通过统计学等方式估计大概的死亡数字。学者发表论文指大饥荒造成的死亡人口均有所出入，有的指是24万至42万[5]、60万至100万[48]、以至350万人[4]。当中，死因大多为在粮食不足下而饿死或病死。除了学术界探讨这灾害带来的死亡人数外，海外传媒也有作出相关的报导，在1999年，香港的《南华早报》指出在1995至1998年间的死亡人数为22万[49]，英国《BBC News》的报导为3百万[50]；2001年1月，美国的《华盛顿邮报》称死亡人数“达到2百万人”，占了1993年约10%的人口[51]。
在政界方面，曾在1998年8月到朝鲜考察的美国国会议员认为当地每年有30万至80万人死于粮食不足，而在1997年，死亡人数达到了高峰[53]。朝鲜劳动党前书记黄长烨在脱北后指，在1995年至1998年间估计有250万人死于饥荒，并称单在1997年就有100万之多[54]。下表为黄长烨还未脱北前与平壤政府高干口中得悉的死亡人数[52]﹕
| 年份 | 死亡人数 | 备注 |
|---|---|---|
| 1995 | 50万 | 当中包括5万名干部成员 |
| 1996 | 1百万 | |
| 1997 | 2百万 | 估计数目 |
同时，尽管朝鲜官方否认饥荒的存在[32]，但在其发布的人口普查报告中也可猜测到当时的死亡人数。有报告指朝鲜的死亡数字在灾难前后增张逾8倍，死亡率由1993年的0.55%上升至4.3%[54]，而仅在咸镜北道一地，就有24万人饿死[54]。另一份报告通过访问1600多名北逃中国寻找食物的朝鲜灾民来估计死亡人数的位置分布，结果发现首都平壤是死亡率最低的地方，死亡率仅为其它郡的三分之一[54]。
在整场灾难中，朝鲜政府起初对内极力否认饥荒的存在，并提出了各种的解释，比如市面上粮食不足是由于政府正在囤积食物，等统一韩国后派给南方的同胞[55]；又称这是全民放下手中的工作去哀悼金日成之故[56]。随着粮食短缺的问题恶化，金正日转移焦点，称这为美国所害，因此他将会集中所有的时间和精力于国防之中，以提防敌人的入侵[56][55]。总言之，朝鲜政府并不承认人为导致饥荒的存在，而是“经济困难期”，并归咎于美帝迫害、恶劣气候及中层官员的怠惰[32]。
直到后来，朝鲜政府又以“苦难的行军”为口号，宣传部门以此虚构金日成在抗日时期的故事，提出领袖当年带领游击队“在零下20度的气温下与数千名敌军作战，他们忍受大雪和饥饿，让红旗继续飘扬在队伍之前”，从而要求国民咬紧牙关，共渡难关[7]，“苦难的行军”也因而在朝鲜成为了这场灾难的隐喻。朝鲜劳动党机关报《劳动新闻》也试图鼓励民众振作：“世上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朝鲜人民在‘苦难的行军’革命精神下朝胜利迈进，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将永远是一个强大的国家”[7]，媒体又提倡“忍受饥饿是一种爱国责任”[7]。对于外国报导朝鲜出现饥荒，朝鲜的官方传媒表示愤慨，并称：“国家以低价提供粮食给人民，民众因此不清楚米价。这才是实情。我国所有的民众都过着幸福的日子，完全不用担心粮食不足的问题。”[7]
尽管粮食短缺持续多年，这场灾难不但没有动摇金氏政权的统治，反而强化了人民对政府的支持[32]。有脱北者表示他们当时已饿得无法思考政治问题；有的表示他们相信政府的话，愿意与迫害他们的美国拼死一战[32]；也有脱北者称对因饥饿而逃亡到敌对政权，背弃平壤政府感到内疚[57]。
对于饥荒中的“人食人”违法现象，金正日在1996年专门下令予以清除。[58]此后，为转移民间的视线，金正日又在1997年声称国内存在大量间谍而发动名为“深化组事件”的大肃清运动，事件令两万人遭到迫害，其中有五千人死亡[59]。
随着各项资源的短缺，黑市随之而起。当时，朝鲜政府为舒缓配给制度的不足，另设立“便利服务委员”一职以把民众的所需品运送到各地。然而，在资源日见匮乏后，便利服务委员不时从各地低价购入货品，再到他方高价卖出，从中获利，当时一颗鸡蛋值1朝鲜圆、一只鸡60圆[60]。
除了流动的黑市外，还有固定的地下市场，而且价格高昂。以大米以例，其价格可达每公斤40元至100元不等，相等于市民一个月的工资[61]，因此市民只能买到几天的粮食。另外，除了大米外，樱桃、萝卜、白菜和玉米等也是地下市场中可买到的食物[62][63]。流通的货币有朝鲜圆、人民币，甚至日圆[64]，以物易物也是一个可接纳的方式。基于黑市日益庞大，在饥荒期间，95%的以上的物资也只能通过黑市取得[65]，故此朝鲜政府对其采取半开放政策，容许市民买卖蔬果，但严禁出售白米和其他谷物，违者会被控“破坏我们的社会主义生活方式”而处死[66]。
朝鲜一方面否认饥荒的存在，另一方面却向海外寻求援助[67]。朝鲜时任驻联合国大使金亨宁也表示：“朝鲜人欢迎外国人的人道援助”[68]。
自1995年至2005年间，国际社会共向朝鲜提供了价值23亿美元的援助，协助他们走过了饥荒，2000年左右粮食就不再是问题了，当中67%为粮食援助[3]:81。美国是朝鲜政府的头号援助方，1996年起，他们通过联合国所属的世界粮食计划署向朝鲜提供人道援助。在1999年，美国出口近60万吨的粮食，是当时最大的援助国。乔治·布殊任总统一职后渐渐减低了对朝鲜的援助，粮食出口量由2001年的32万吨削减至2005年的28万吨[69]。布殊认为这样做可作为于六方会谈中鼓励朝鲜政府放弃核武的筹码。
韩国尽管作为朝鲜政府的另一敌人，他们也向朝鲜提供了众多的粮食援助。特别是在2000年后，随着“阳光政策”的出台，韩国无条件的援助朝鲜[70]。2005年，韩国和中国大陆合同捐出1百万吨粮食[71]。2008年，李明博出任韩国总统，他一改金大中、卢武铉两任韩国总统过去10年对朝鲜亲和的态度，并大减对该国的援助，粮食援助亦由他上任前一年的43万吨下滑至5.9万吨[72]，因此朝鲜官方称李明博为民族逆贼。
| 援助国 | 1995 | 1996 | 1997 | 1998 | 1999 | 2000 | 2001 | 2002 | 2003 | 2004 | 2005 | 2006 | 2007 | 2008 | 2009 | 2010 | 2011 | 总数（千吨） |
|---|---|---|---|---|---|---|---|---|---|---|---|---|---|---|---|---|---|---|
| 韩国 | 150 | 3 | 60 | 48 | 12 | 352 | 198 | 458 | 542 | 407 | 493 | 80 | 431 | 59 | 23 | 3,314 | ||
| 中国大陆 | 100 | 150 | 151 | 201 | 280 | 420 | 330 | 212 | 132 | 451 | 207 | 264 | 116 | 3,015 | ||||
| 美国 | 22 | 193 | 231 | 589 | 351 | 319 | 222 | 47 | 105 | 280 | 171 | 121 | 1 | 2,400 | ||||
| 其它 | 394 | 380 | 501 | 361 | 198 | 248 | 571 | 168 | 143 | 201 | 125 | 20 | 26 | 145 | 61 | 71 | 47 | 3,661 |
| 总计 | 544 | 505 | 904 | 791 | 1,000 | 1,231 | 1,508 | 1,178 | 944 | 845 | 1,097 | 307 | 721 | 375 | 298 | 95 | 47 | 12,390 |
虽然朝鲜政府接受海外援助，然而各机构却受到众多的限制。捐赠机构并不能在当地自由考察灾情，援助人员在抵达平壤后只能与当地官员考察由政府安排的地点[73]。即使援助人员获准离开他们的办公室与旅馆时，衣衫褴褛的民众早已被驱离街上。参观学校和孤儿院时，也只会看到衣食无缺的孩子[73]。1997年，法国反饥饿行动组织（Action Against Hunger）在考察清津灾难时更不准离开酒店，因而无法证实援助物资真否的落入需要的人手中[73]，无国界医生也因此理由而决定撤离朝鲜[73]。
此外，援助物资也有传被朝鲜政府挪用。《朝鲜的饥荒—市场、援助和改革》一书的作者曾在北京访问1300名朝鲜饥荒灾民，他们大多表示不知道朝鲜接受了国际粮食援助，也不知道有粮食运进朝鲜；而知道有粮食援助的难民也只有5%的人从中得到好处，其余的会分发给军人和党的高层官员[74]。也有报导指在1998年，联合国的世界粮食计划署用大船把粮食运送到清津市码头后，救援物资都被军方利用卡车载走，有的分派给孤儿院与幼稚园，但绝大多数最后成了军方储粮或在黑市上出售[73]。还有消息指军人将援助粮食拆分，再到乡村转售[3]:110。
在朝鲜民间，受到饥荒的影响，脱北者的数量自1994年起开始大幅上升。在相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自2000年起发生过多起脱北者闯入外国驻华机构的事件。而根据韩国统一部2006年的统计，滞留在中国的脱北者数量达到10万-15万。随后中朝两国加大了管理力度，至2012年仅剩1.5万脱北者滞留在中国境内。[75]
1998年，灾情已得到舒缓，平壤政府宣布朝鲜正迈向“强盛大国”的步伐[70]。2002年，朝鲜宣称不再需要外界粮食援助[76]。2004年，朝鲜的农产量跃升至4百万吨，是1997年的两倍[77]，不过仍有传出局部地区粮食短缺的问题。
在2005年，就有报导指朝鲜政府动用百万城市人口到农村支援耕作，协助当地米农提高收成[78]。2007年发生的水灾，也令南部出现粮食不足的情况[79]。2011年，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在考察朝鲜后汇报全国约3分之1的儿童面对营养不良的问题[80]。另一份由韩国制作的研究指，朝鲜18岁的成年男子比韩国的同辈矮5寸，同时全国近45%五岁或以下的儿童正处于营养不良的状况[81]。《东京新闻》称2011年12月金正日死后至2012年4月，黄海南道约有2万人饿死[82]。翌年，亚洲新闻社在朝鲜境内潜伏的记者揭发黄海南道和黄海北道在过去的一年间也出现粮荒，估计已有过万人饿死，并出现了人食人和举家自杀的情况[83]。同年的报导又指朝鲜继2008年后再度降低参军的身高门槛限制，由150公分减到142公分，而现役军人的体格也偏小[84]。
2011年金正恩上台后，由于内部加大了经济改革力度，使得经济运转较大幅加速并带来经济改善，韩国银行测算的朝鲜GDP成长率也从2011年起稳健增长，特别是自2016年起增长幅度大增。2016年至2017年的部分研究显示，朝鲜的婴儿死亡率自1990年代起，特别是2008年以后稳步下降，其健康和营养与其他发展中国家持平[85][86]，慢性或复发性营养不良从2012年的28％下降至2017年的19％[87]。到2010年代末，朝鲜社会运作正常没有明显物资短缺，同时生活水平还高于2000年代[88][89]。但在2020年1月27日朝鲜因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关闭边境后，朝鲜经济再次陷入倒退，朝鲜民众的生活水平出现下降，而朝鲜境内也再次出现饥荒。[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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