森川清治郎（1861年—1902年4月7日），台湾日治时期的日本警察，去世后被台湾人奉为神明，尊称为义爱公，俗称日本王爷，奉于东石富安宫等台湾寺庙。
生平
森川清治郎于1861年生于横滨市，1892年与兜木千代结婚，1893年生下独子森川真一[1]。
森川原任职于横滨监狱，1897年自愿只身来台湾，担任台湾巡查，配属台南州知事官尾邦太郎麾下，后任职于东石乡鳌鼓派出所[1]。
1900年，森川调派至东石乡副濑派出所，并从日本接妻小来台同住。到任后，利用当地信仰中心于东石富安宫创办简易教室，不仅自掏腰包聘请教师，还购买文具作为成绩优良者的奖励[1]，于庙内设学堂教民读书，亲自持锄教民农耕，并教导卫生常识，深受地方敬重[2]。
有一回盗匪犯案后，一位平日受人敬重的部区长被指与盗匪同谋而遭警方缉捕。周遭认识区长的众人皆不相信区长会是盗匪的同路人，于是森川积极提出区长无罪之证据，并含泪请愿，终洗清区长之冤枉[3]。
1901年，台湾总督府开始课征渔业税，一艘竹筏课4元50钱，村民无力缴纳。森川陈情上司减税，非但未准反遭上司斥责并限期收缴[2]。
1902年4月7日，森川巡视港墘厝（龙港村）后，于庆福宫内留下‘苛政扰民’之遗书，使用警备长枪自杀，死谏上司未重视民间疾苦[2]。
1923年，东石地区流行流行性脑膜炎，当时副濑村的保正（村长）李九梦见森川，提醒村民注意环境卫生即可安然度过，果真副濑村民无人伤亡。村民因此雕刻神尊恭奉，尊称为义爱公，农历四月初八日为义爱公圣诞千日，永祀富安宫中，已分灵至台北、彰化、嘉义和高雄等地[2]。亦有日本警察曾来此庙祭拜[4][5]。
据研究，相较于森川氏的事迹在1900年代被有意无意的隐晦，1920年代因祂被奉祀为神而出现报纸报导，到1930年代则是森川氏故事最被推广周知的时期，并被推举为“明治的吴凤”。而1930年代时的多元论述，包括以森川氏之例：
- 鼓励读者反思警民关系和“民众警察”语汇的意涵；
- 异族执政者却热爱台湾居民到牺牲自己属难能可贵，但却没考量官方要统一税改的立场；
- 可视以“部落教化神”的身份兼而推展同化政策；
- 因台湾人既有宗教习惯而成为防疫神和媒介童乩开药方，进而成为当地居民本土化和在地化信仰的一环等等。
之后，义爱公的身份和意义也因时空而再度转化。森川氏可说是以森川氏、义爱公的身份存在，更是为了时人的实际需求而存在。[6]
参见
参考文献
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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