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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税（英语：Carbon tax）指的是对生产商品和服务，在过程中任何阶段依据使用化石燃料的碳含量所征的税。碳税的目的是彰显碳排放所隐含的社会成本。透过提高化石燃料的价格而达到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目的。此举不仅可降低对产生高排放的商品和服务的需求，也可激励人们将所有活动的排放强度减少。[1]当使用煤炭、石油或天然气之时，其大部分或全部的碳都会转化为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导致气候变化。针对这种负面外部性，可利用征税而达降低的目的。[2][3][4][5]
最简单形式的碳税是仅涵盖二氧化碳排放。这种税收也可涵盖其他温室气体，例如甲烷或一氧化二氮，根据其全球暖化潜势（GWP）换算为二氧化碳当量进行征税。[6]碳税是一种皮古税。[7]
研究显示征收碳税确实可减少排放。[8]许多经济学家认为碳税是应对气候变化最有效（成本最低）的方式。[9][10]全球至少已有77个国家和100多个城市已承诺在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11][8]截至2019年，已有25个国家实施或计划实施碳税。[12]46个国家透过碳税或碳交易计划制定某种形式的碳定价。[13]
有了碳税，会让人们的消费成本变得更加昂贵，对其福祉造成负面影响，尤其是对穷人。例如汽油和电力的价格将会因此上涨。[14]为让碳税更为公平，政策制定者可尝试利用财政手段，将碳税收入重新分配给低收入群体。[15][16]把政策变成碳费与红利模式，跳脱出原本仅为简单税收的框架。[17]
碳定价概念中同时包含碳税和碳交易。碳税的两种常见经济替代方案是与碳抵销与碳信用连结的可交易配额与碳信用，另外是提供补贴，鼓励企业采用低碳技术或转向可再生能源。
二氧化碳是人类活动排放的几种温室气体之一（另外还有甲烷和水蒸气）。而目前普遍的科学共识是人类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是导致气候变化的主要原因，[18]二氧化碳是这类温室气体中最重要的。[19]全球人类活动每年可产生270亿吨二氧化碳。[20]大气中二氧化碳的物理效应可透过地球-大气系统能量平衡的变化（即二氧化碳造成的辐射强迫）来测量。[21]不同的温室气体具有不同的物理特性：全球暖化潜势（GWP）是国际公认，用来衡量二氧化碳之外温室气体暖化作用的尺度，以吨二氧化碳当量单位表示。
碳税透过提高会排放温室气体的化石燃料的价格来达到减少排放的目的。如此做不仅降低对产生高排放的商品和服务的需求，也激励人们减少其活动的排放强度。[1]
碳税是一种污染税。[22]英国出生，后来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工程学的大卫‧戈登‧威尔森在1973年首次提出这种概念。[23]碳税与传统命令和控制规范（明确限制或禁止排放污染）不同，[24]碳税的目的是引导市场找出降低污染的最有效方法。[25]碳税是种间接税，即对交易征税，而非对收入征税（直接税）。碳税是种价格工具，因为它设定的是价格而非排放限额。[26]碳税除能激励节能之外，还能让风能、太阳能和地热能等再生能源更具竞争力。
在经济理论中，污染被认为是负面外部性（对未直接参与交易的第三方产生的负面影响），是一种市场失灵。为解决此种问题，英国经济学家亚瑟·塞西尔·皮古提议对商品（在本例中为碳氢化合物燃料）征税，前面所说的燃料是造成外部性的来源（二氧化碳），把外部性也加入成本之内（内部化）就得以准确反映商品的真实成本。对负面外部性所课的税收即为庇古税。
在庇古设计的框架内，所涉及的外部性具有边际性，且规模够小，不会扭曲经济。[27]但据称气候变化会导致灾难性（而非边际性）的后果。[28][29]所谓"非边际性"是指影响的程度会显著将收入和福利的成长率降低。专门用于缓解气候变化的资源数量规模具有争议性。[28]用于减少碳排放的政策可能会产生非边际性影响，但据称并非灾难性的。[30]
设计碳税时涉及两个主要因素：税率水准和收入用途。[31]前者本于碳的社会成本（SCC），SCC用于尝试将碳污染外部性的成本予以量化。而订立确切的数字是环境和政策界争论的议题。较高的SCC表示碳污染对社会造成较高的成本。斯坦福大学的科学家估计碳的社会成本高达每吨200美元以上。[32]较保守的估计约为每吨50美元。[33][34]
碳税提案中引发争论的另一个主题是收入用途。[31]政府可利用收入来增加自由支配支出，或是处理预算赤字问题。然而此类提议往往存在累退税的争议（低收入户税款支出比例会变得更高），并因此类税收导致能源成本增加而引发公众强烈反对。[35]为避免此情况，同时增加碳税普及率，政府可让碳税达到税收中立（不会影响整体税款收入），[36][37]透过与碳税水平呈比例的所得税降低，或将碳税收入作为红利，返还给公民来达成。[38]
当一个国家/部门由于有排放监管，而将排放迁移到监管较少的别处产生时，就会发生碳泄漏的问题。[39]泄漏效应既可能是负面的（即增加整体减排的有效性），也可能是正面的（降低减少整体减排的有效性）。[40]负面碳泄漏符合理想，可称为一种有益效应"溢出"。[41]
根据一项研究，针对短期的碳泄漏，需要将长期影响纳入来作判断。[42]:28例如仅在发达国家征收碳税，可能会将排放泄漏到发展中国家。然而由于发达国家对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的需求减少，导致价格下降，可能会出现理想的负的碳泄漏，让开中国家用比煤炭排放较少的石油或天然气作为取代，而减少排放。然而从长远来看，如果降低污染的技术发展受到延迟，这种替代可能无法带来长远效益。
根据欧盟的2030年能源和气候框架（2030 Energy and Climate Framework ）以及欧盟于2019年采用的第三次碳泄漏清单的审查（适用年份为2021年到2030年），碳泄漏是其气候变化政治考量的核心。[43]
目前已有政策提出以处理引入碳税制度国家所担心的，因为与未征收的相比，前者可能会因此丧失竞争力。[44][45][46]:5提出的方案有边境调整机制（参见欧盟碳边境调整机制）、关税和禁令，用意在鼓励各国征收碳税。
边境调整机制用来补偿从未制定碳价格国家进口商品/服务中的隐含排放量。另一选择是对这些国家实施贸易禁令或是征收关税 - 但世界贸易组织（WTO）可能不会接受这种做法。WHO所采的判例法并未提供有关气候相关税收的具体裁决。[47]但已对边境调整机制的行政事项进行过讨论。[48]
许多公司设算有"碳的内部价格"，利用这种内部价格来评估未来创设专案所具的风险，并将其纳入投资决策中。当公司在 a) 将排放大量二氧化碳，b) 做长远计划时，通常会列入更高的内部价格。[49]石油公司的资产（工厂、炼油厂）通常会有很长的使用寿命，有可能会受到未来能源政策的影响。
研究显示碳税可有效减少温室气体排放。[8][50][51]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碳税是遏制气候变化最有效率及最有效果的方式，对经济产生的不利影响最小。[52][53][54][10][55][56]
有项研究报告提起瑞典实施的碳税，已成功将交通运输产生的二氧化碳量减少11%。[50]于2015年，有项对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省的研究发现因为征收碳税的缘故，而减少5-15%的温室气体排放，而在总体经济方面的负面影响却小到可忽略不计。[51]对同一行省于2017年所做的研究，发现整个行业均从碳税中受益，且"就业人数每年增长0.74%，数字不大，仍具有统计上的意义"，但碳密集型和贸易敏感型行业则受到不利影响。[57]于2020年对征收碳税的富裕民主国家做的一项研究显示其经济成长并未因此受到限制。[58]
碳税似乎并未对欧洲的就业或国内生产毛额（GDP）成长造成不利影响。[59]碳税在经济上的影响，范围从零到适度正面的均有。[59]
多项研究发现征收碳税在社会福利和税收抵免没有增加的情况下，对贫困家庭的打击将比对富裕家庭更大。[60][61][62][63]美国塔夫兹大学经济学教授吉尔伯特·E.·梅特卡夫认为在美国征收碳税会发生累退税的效果，而提出质疑。[64]
碳税会提高电价。[14]
关于碳定价（如碳交易与碳税）与气候正义之间的关系存在争议。但碳定价可根据一些气候正义原则进行调整，例如污染者自付原则。[65]许多气候正义的支持者反对碳定价。为缩小此二概念间的差距，可在碳定价之时也设定排放上限，将服务不足社区所受的污染降低，并将碳税收入公平分配。[66]
自碳税的概念首次提出以来，许多经济学家都将其优势描述为减少二氧化碳污染的一种手段。称赞其"比目前的特定监管法能更好的控制污染。"[67]它也因其具有市场机制的简单性而受称赞。描述中包括有"最有效的指导生产者和消费者做决策的方式"，因为"碳排放对地球气候的有害影响存有尚未予定价的社会成本。”[68]
然而碳税却遭到相当多民众的反对，此种建议在几次选举中受到拒绝，在某些情况下因反对势力扩大而被推翻，拉动者的因应做法之一是将碳税收入专门回馈给大众，以赢得支持。[69] 一名称为公民气候游说团是个拥有500多个分会的国际性组织，[70]其主张就是以累进碳费和红利的架构推动碳税立法。 曾于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工作过的气候学家詹姆斯·汉森也表示支持征收净零排放的碳费。[71]
从2019年起，已有超过3,500名美国经济学家参与《经济学家碳红利声明》的签署。[72]声明中描述在美国实施碳税的好处，以及如何制定碳税。其中一项是将税收而来的收入回馈给公众。该声明最初的签署人是45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联准会前主席、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前主席、和美国财政部前部长。[73][74]这份声明被认为是经济学家达成共识的一具有历史意义的范例。[75]
在某些情况下，使用碳税收入的方式可能会影响公众的支持度。而将收入用于气候计划和补偿低收入住房是普遍的做法。[76]但事实证明提供有关已实施碳税国家的具体收入用途的资讯，在增加公众支持的效果有限。[69]
全球洞察与咨询顾问公司GlobeScan于2021年对31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一项民意调查，发现平均62%的人支持碳税，只有33%的人反对。在调查的31个国家和地区中，有28个国家和地区的大多数民众均支持征收碳税。[77]
截至2015年，发展中国家的碳排放量占全球的63%。[78]然而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实行减缓碳排放的计划方面（包括碳税）会面临各种障碍。[79]发展中国家往往将追求经济成长摆在降低排放之前。许多国家将核电作为一种零排放能源而推展。[80]
风能和太阳能是化石燃料的替代品。风力是一种再生能源。
位于美国纽约州的瓦萨学院经济学教授Ben Ho认为，"虽然碳税是应对气候变化最佳政策组合中的一项，但并非最重要的。"[81]
限额与交易（cap and trade）是另一种做法。设下整体碳排放量上限，因而产生的排放许可证在排放者之间进行交易。许可证可透过政府拍卖的方式或根据实体现有排放量免费提供（祖父条款）。拍卖而得的收入可用于降低别的税收，或是资助政府计划。[82]限额与交易方式的变体包括有设定排放许可的价格下限和/或价格上限。[26]也有碳税与与碳交易结合的做法。[42]
根据祖父条款取得排放许可，加上设定排放上限，具有效率上的优势，因为它适用于所有行业。限额与交易为所有生产者提供平等的诱因以减少其边际排放，由于碳税会对某些部门提供免税或是降低税率，因此限额与交易较具有优势。[82]
碳税和碳交易体系都是为碳排放制定价格而达到减排的目的。.[83]在没不确定性的情况下，两者都可产生二氧化碳效率市场假说下的数量和价格。[83][84]当环境损害以及每单位二氧化碳的补偿税收无法准确计算时，采排放许可制度可能较有利。[84]如果企业的二氧化碳减排成本无法确定，最好的做法是课税。[84][83][85]
排放许可制度可用来调节总排放量。在实际做法上，由于上限通常设定得非常高，[83]导致许可证价格变得低下。在欧盟排放交易体系（EU ETS）的第一阶段，[86][83][85]各企业将排放量减少到规定的数量，仍无需购买任何额外的排放许可，[83]导致许可证价格在两年后达到接近零的程度，交易系统为之崩溃，促成改革的需求，最终在EU ETS第3阶段开始实施。[83][87]
当混合系统被引入时，碳税和排放许可系统之间的区别可能会变得模糊。混合系统对价格变动设定限制，可能会减弱排放上限的效力。当价格过高时，发证机构会增加发放许可证。当排放量低到没有人需购买许可证时，价格下限可能会受到破坏。[88]吉尔伯特·E.·梅特卡夫提出一系统 - 排放保证机制（1.设定一减排目标，例如在2035年之前将碳排放量较2005年减少45%、2. 政府设定一减排曲线、3. 根据实际排放量与减排曲线的差距来自动调整碳税税率、4. 整个减排计划和排放保障机制将写入碳税中，以确保政策透明度和可预测性。），[89]此想法原则上已被非政府组织气候领导委员会采纳。[90]
詹姆斯·汉森在其第一本著作《我孙辈的风暴》和一封致时任总统的巴拉克·奥巴马的公开信中均指出，碳交易的做法只会为银行和对冲基金赚钱，并让那些主要碳排放产业"一切照旧，行事如常"。[91][92]
两项与碳税相关的税种是排放税和能源税。排放税要求个别排放者为其排放的每吨温室气体支付一定的费用或税收，[9]而能源税则针对燃料征收。
在缓解气候变化方面，碳税并不能完美取代排放税。[93]例如碳税鼓励减少使用燃料，但不鼓励碳捕集与封存的减排措施。
征收能源税有提高能源价格的作用。[93]:416能源税是根据燃料数量或是能源的价值从价课税（从价税），而与这些燃料产生的温室气体数量不一定相关，也不会顾及其各自的全球暖化潜势。研究显示要减少一定数量的排放，从价能源税将比碳税成本更高。虽然温室气体排放是一种外部性，但使用能源服务可能会导致其他负外部性产生，例如碳税并未涵盖的空气污染（如排放氨或悬浮微粒）。因此征收碳税与能源税的综合可能比单独征收碳税更能减少空气污染。
这些税收中的任何一项都可与退税结合，即所征收的税款将返还给符合资格的各方，对排放量大的实体征税，并补贴碳排放量较少的实体。
狭义碳税仅针对二氧化碳，并未涵盖其他温室气体，例如具有更大暖化潜势的甲烷。[16]
许多国家直接对燃油征税，例如，英国直接对车辆用油料（包括汽油和柴油）征收碳氢化合物税。
虽然征收直接税等于向消费者发出明确的信号，但在影响消费者使用燃料的效率受到下列原因的挑战：[94]
车辆燃料税可能会减少车辆燃油效率提高时出现的"反弹效应" - 通常消费者可能会因汽车燃油效率提高而增加行驶的里程或购买吨位更大、马力更强的车辆，而将效率提高的部分抵销掉。[95]
于2018年对一批顶尖经济学家所做的调查发现58%的受访者同意"运用碳税较运用限额与交易更能有效实施气候政策"的说法，31%的受访者表示没有意见或认为并不确定，但没受访者表示不同意。[54]
在1996年发表的一项回顾研究报告，撰写者的结论是于国际配额（上限）制度或国际碳税之间仍难以抉择。[93]:430一项在2012年针对碳税、碳交易和在产业层级设定命令与控制规范三者间做比较，所得结论是在不影响工业生产的情况下，市场机制比排放标准（即在产业层级设定命令与控制规范）更能实现排放目标。[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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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能源税和碳税都是为履行《联合国气候变化纲要公约（UNFCCC）》下的承诺。[5]在大多数情况下，税收会与免税额结合施行。
间接的碳定价，例如燃油税，比碳税更为常见。 经合组织（OECD）于2021年报告称，其评估的71个国家中有67个征收某种形式的燃油税。只有39个国家征收碳税或是施行排放交易系统（ETS）。然而征收碳税正以更快的速度成长。此外有些国家计划在未来几年进一步将现有的碳税强化，包括新加坡、加拿大和南非。[98]
目前的碳定价政策，包括碳税，仍被认为不足以产生符合《巴黎协定》气候目标的减排需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经合组织等机构表示目前的化石燃料价格普遍未能反映出其造成的环境影响。[98]
台湾立法院在2023年1月10日三读通过《温室气体减量及管理法》修正为《气候变迁因应法》，该法案的内容之一即为碳费制度的施行。[99]待配套法规完成制定后，台湾将于2025年起征收碳费。[100]
许多欧洲国家已征收能源税或部分基于碳含量的能源税。[5]其中包括丹麦、芬兰、德国、爱尔兰、意大利、荷兰、挪威、斯洛文尼亚、瑞典、瑞士和英国。这些国家都未能对所有部门使用的燃料征收统一形式的碳税。[101]
在欧盟会员国层级曾于1990年提议征收碳/能源税，但由于产业的游说而告失败。[102]于2010年，欧盟执行委员会曾考虑对根据欧欧盟排放交易体系（EU ETS）而购买的污染许可证征收一种泛欧最低税，拟议的新税将根据碳含量进行计算。[103]建议费率为每吨二氧化碳4至30欧元。[104]
哥斯达黎加于1997年开始对碳氢化合物燃料征收3.5%的碳税。[105]部分收益将用于"环境服务付费"（PSA）计划，这项计划激励土地拥有者实施永续发展和森林保护。.[106]该国约有11%的国家领土受到这项计划的保护。[107]此计划目前每年向约8,000名土地拥有者支付共约1,500万美元。[108]
在2008年加拿大联邦大选中，加拿大自由党领袖斯特凡·迪翁提出的碳税（冠以"绿色转变"的名称）成为焦点。此碳税为税收中立，及所收的碳税和退税维持平衡。然而事实证明此建议并不受欢迎，导致自由党败选，得票率为该国联邦成立以来最低者。[109][110][111][112]保守党以承诺"制定并实施涵盖北美的温室气体和空气污染限额与交易体系，并于2012年至2015年间实施"而赢得选举。[113]
该国于2018年立法，从2019年开始征收税收中立的碳税，[114][115]以履行总理贾斯汀·杜鲁道的竞选承诺。[115]所制定的《温室气体污染定价法》仅适用于没有适当碳定价的省份。[115]
截至2020年9月，该国的13个省和地区中有7个使用联邦碳税，另有3个省和地区制定有自己的碳税计划。[116]
联邦政府于2020年12月发布更新计划，碳定价每年每吨将增加15加元，到2025年达到每吨95加元，2030年达到每吨170加元。[117]
魁北克省是第一个开征碳税的省份。[118][119]从2007年10月1日起向能源生产者征收，收入用于能源效率计划。汽油税率为每升0.008加元，即每吨二氧化碳当量约3.50加元。[120]
美国曾多次提议征收全国性碳税，但从未完成立法。例如于2018年7月23日，众议院议员卡洛斯·库贝洛（共和党-佛罗里达州）提出议案H.R. 6463，[121]称为"市场选择法案"，此项碳税提案中取得的收入将用于支持美国的基础设施和环境解决方案。[122]提案已交给众议院的商品交易所、能源和信贷小组，但尚未成为法律。[123]
好几个组织正积极推动全国碳税提案。为解决保守派担心碳税会扩大政府规模并增加生活成本，最近的提案均以税收中立为中心。[124][36]公民气候游说团 (CCL)、republicEn（以前称为E&EI，为乔治梅森大学气候变化沟通中心的专案）[125]、气候领导委员会 (CLC) 和美国碳红利组织 (AFCD) 支持透过边境调整机制征收税收中立的碳税。CLD及AFCD倡导名为"贝克-舒尔茨碳红利计划"的特殊框架，该计划自2017年宣布后已获得全国两党的关注。[126][127]贝克-舒尔茨碳红利计划的核心原则是逐步提高碳税，所有收入都作为平等红利返还给美国人民。[128]该计划由共和党元老政治家詹姆斯·贝克和乔治·普拉特·舒兹共同起草。计划也得到企业如微软、百事可乐、First Solar、美国风能协会、埃克森美孚、BP和通用汽车等大型企业的支持。[129][130]
迄2024年4月，美国尚未有全国性的碳税通过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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