盎格鲁爱尔兰人

盎格鲁-爱尔兰人（英语：Anglo-Irish people，爱尔兰语：Angla-Éireannach），又译英裔爱尔兰人，是指一个居住在爱尔兰岛上的种族、社会和宗教集合体，他们大多和英格兰的文化互通，在19世纪以前通常以自己是新教的后裔而自居^[4]。

盎格鲁爱尔兰人 Angla-Éireannach
王尔德 乔纳森·斯威夫特 乔治·贝克莱 劳伦斯·斯特恩 叶芝 萧伯纳 乔治·斯托克斯 约翰·丁达尔 乔治·约翰斯通·斯托尼 乔治·斐兹杰惹 沙克尔顿 乔治·坎宁 威灵顿 波义耳 阿拉伯的劳伦斯 巴麦尊
分布地区
北爱尔兰	人数：407,454[1][2]
爱尔兰	人数：177,200[3]
语言
英语（标准英语、爱尔兰英语）
宗教信仰
基督教圣公宗
相关族群
阿尔斯特苏格兰人、英国人、英格兰人、苏格兰人、威尔士人

与此同时，盎格鲁-爱尔兰人是目前爱尔兰共和国的一个明显的社会阶级，其祖先在过去历史中拥有新教优势（英语：Protestant Ascendancy），所以在19世纪之前的爱尔兰岛中占据大部分经济资源。在大英帝国时代，有很多盎格鲁-爱尔兰人在科学、法律、农业、民主政治方面的对英格兰有巨大贡献，但对爱尔兰岛本身的贡献却非常少^[5]。

定义

“盎格鲁-爱尔兰人”一词是20世才被爱尔兰共和国的政府发明出来的，为了精确定义那些不想被视为爱尔兰人、并坚持使用英格兰式英语的人，方便区分爱尔兰岛上那复杂的各类族群。

他们大多属于爱尔兰圣公会，有部分则信仰循道宗，无论信仰何种宗教，盎格鲁-爱尔兰人都认同英格兰文化（英语：Culture of England），这两个教会在1871年之前一直是爱尔兰的国教。盎格鲁-爱尔兰人也有小部分人属于反对英格兰国教的教会，例如卫理公会、罗马天主教等，但他们通常不反英格兰政府。无论盎格鲁-爱尔兰人的信仰如何，他们都不认为自己是“爱尔兰人”，而自认是“英格兰人”。

直到1800年，“英格兰王国”与“爱尔兰王国”才在法律文件上有真正结盟，之后就合称为“联合王国”。在法律允许英爱合并之前，许多盎格鲁-爱尔兰人就已经和英格兰的军事体系紧密结合，英格兰的许多杰出的爱尔兰总督、陆军将领、海军将领都是盎格鲁-爱尔兰人，作为镇压爱尔兰独立的一支武装力量，持续时间可达一个多世纪。

从20世纪的1900年开始，由于民族主义的风行，盎格鲁-爱尔兰人在英格兰的地位逐迅速下降，最终和一般爱尔兰人无异。因为英格兰在此时，开始只把出生在英格兰的英格兰人视为自己的同胞，而出生在爱尔兰的“盎格鲁-爱尔兰人”则被英格兰人直接当作是“普通爱尔兰人”。所以，盎格鲁-爱尔兰人一步步陷入身份认同的混乱，对英格兰人来说他们是爱尔兰人，但对爱尔兰人来说他们又是英格兰人。

另外，在北爱尔兰的阿尔斯特省的长老教会信徒，则不愿意使用这个名词。因为他们虽然说英语、也居住在爱尔兰岛上，但他们主要是苏格兰人的后裔，而不是英格兰人的，所以他们一般自称“阿尔斯特苏格兰人”以保持自己的民族认同。在美国，阿尔斯特省人被称为苏格兰-爱尔兰裔美国人（Scotch-Irish）。

作为“社会阶层”的历史

The V. Rev. Jonathan Swift的大理石半身像，位于都柏林圣帕特里克大教堂内。斯威夫特从1713年到1745年是圣帕特里克学院的院长。

“盎格鲁-爱尔兰人”一词最开始时用来形容17世纪到20世纪初，爱尔兰的专业人士和土地阶级的，他们在爱尔兰掌握了比较多的社会资源。在17世纪中，这些盎格鲁-爱尔兰人的地主取代了原始“盖尔爱尔兰人”和“古英语英格兰人”，他们能理解爱尔兰的大部分文化，同时也心向英格兰当局，因此迅速取代旧地主而成为爱尔兰的统治阶级。他们在生活中使用带有些许爱尔兰口音的“新英语”，并随着英格兰本土的英语而改变，并非执著于保持自己的特色，所以形成了有别于“古英语”的明显特征。盎格鲁-爱尔兰人在此时自称为“Hiberno-Norman的后裔”，他们是中世纪来自英格兰的一匹崇尚武力的定居者。

根据在17～19世纪之间生效的刑法，尽管执行的严厉程度不同，英国和爱尔兰的罗马天主教徒 被禁止担任公职，而在爱尔兰，他们也被禁止进入都柏林圣三一学院以及法律、医学和军事等专业。拒绝宣誓的罗马天主教地主的土地在爱尔兰种植园期间大部分被没收. 罗马天主教徒继承土地财产的权利受到严格限制。那些皈依爱尔兰教会的人通常能够保留或收回他们丢失的财产，因为这个问题主要被认为是效忠问题之一。18 世纪后期，位于都柏林的爱尔兰议会赢得了立法独立，《废除测试法》的运动开始了。

并非所有盎格鲁-爱尔兰人的起源都可以追溯到克伦威尔时期的新教英国定居者；有些是威尔士血统，有些是古英语的后裔，甚至是本土的盖尔语皈依英国国教的人。这个统治阶级的成员通常认为自己是爱尔兰人，同时在政治、商业和文化方面保留英国人的习惯。他们参加当时流行的英国体育运动，尤其是赛马和猎狐，并与英国统治阶级通婚。他们中许多较成功的人大部分职业生涯都在英国或大英帝国的某些地区度过。许多建造的大型乡间别墅，在爱尔兰被称为大房子，这些成为爱尔兰社会中阶级统治的象征。

都柏林工人阶级剧作家布伦丹·贝汉 (Brendan Behan ) 是一位坚定的爱尔兰共和党人，他将盎格鲁-爱尔兰人视为爱尔兰的有闲阶级，并将盎格鲁-爱尔兰人定义为“骑马的新教徒”。

“盎格鲁-爱尔兰人”的小说家伊丽莎白·鲍恩(Elizabeth Bowen ) 直接讲述了她的经历，她称自己为“在爱尔兰是英国人，在英格兰是爱尔兰人”，但并未完全接受属于其中任何一个^[6]。

由于他们在“军队中极端维统治者”，以及他们对保守政治的态度，盎格鲁-爱尔兰人也被Correlli Barnett等历史学家等同于“爱尔兰的普鲁士人”，与普鲁士的容克阶级所表现出来的行为较为一致^[7]。

参考注释

1. Census 2011: Religion: KS211NI (administrative geographies). nisra.gov.uk. [11 December 2012].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3-02-25）.
2. Census 2011: Key Statistics for Northern Ireland (PDF). nisra.gov.uk. [11 December 2012]. （原始内容存档 (PDF)于2017-02-03）.
3. 8. Religion (PDF). Central Statistics Office. [30 October 2018]. （原始内容存档 (PDF)于2020-11-11）.
4. The Anglo-Irish, Fidelma Maguire, University College Cork 互联网档案馆的存档，存档日期2 May 2006. and Donnchadh Ó Corráin
5. Wolff, Ellen M. An Anarchy in the Mind and in the Heart: Narrating Anglo-Ireland. Lewisburg: Buck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6: 37. ISBN 0838755569.
6. "Ireland's lack of civic morality grounded in our history", Irish Times, 9 April 2011, p.14
7. Henry Ford Museum & Greenfield Village. 2001-10-05 [2019-08-04]. （原始内容存档于5 October 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