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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兰人（英语：English people，古英语：Anglecynn）又译英吉利人[8]，指的是土生土长于英格兰的族群，以及他们的后代，在历史上，英格兰同时从征服者和被征服者那里混血了非常多次，并于15世纪塑造出了共同的民族意识，最终在21世纪时完成明确的民族构建[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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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兰人讲英式英语，属于西日耳曼语的一大语支[10]，至少从公元4世纪开始，英格兰的主体居民就已经在使用西日耳曼语，虽然他们分裂成好几个不同的部落，但因为文化的互通而一同构成了如今英格兰的历史和文化。英格兰人在语言上的起源是盎格鲁-撒克逊人，从这个名字可以得知，英格兰人种族的来源有两个，一个是盎格鲁人、一个是萨克森人。盎格鲁人在古英语中被称为“Angelcynn”，意为 “天使的部落”，是公元5世纪左右登入不列颠岛的[11][12]。在罗马人从不列颠岛撤退后，盎格鲁人定居在不列颠岛的南部，此时他们往北扩张的时候，遇到了其他跟随罗马人移民到此的几个早期部落，例如撒克逊人部落、朱特人部落、弗里斯兰人部落、以及被罗马化的凯尔特人部落。因为这几个部落的文化都大同小异、相似度极高，所以盎格鲁人选择萨克森人的文化为主要融合对象，此后，这批人便统称为“盎格鲁-撒克逊人”[13][14]。盎格鲁-撒克逊人在10世纪时完成了文化统一，把英格兰土地上的每一个部落都改造为同样的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但并非是他们具有统一的野心，而是盎格鲁-撒克逊人迫切需要团结，以应对丹麦王朝（移民英格兰的北欧人）的文化入侵。随后是11世纪后期，法国化的诺曼人入侵不列颠岛，将当时西欧最先进的法国文化带入英格兰，此后英格兰人被视为西欧国家的一部分，其民族成分也不再有颠覆性改变[15]。
以族群的角度看，英格兰人被认为凯尔特布立吞人、盎格鲁-撒克逊人、凯尔特人、维京人等远古族群的进行混血后的集合体[16]。近年，大量外国人移民到英国，绝大多数都选择居住在英格兰的伦敦都市圈内，这造成英格兰人的人口比例减少，而非英国的欧洲人、白人、拉丁人、亚洲人也能成为英国多元化大家庭中的一分子。一般来说，大多数英格兰人都是英国公民[17][18][19]。
同时，因为英格兰是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中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构成国，所以英格兰人的同化能力也是英国中最强的，目前英格兰的各种习俗已经扩散至整个不列颠群岛，甚至深远的传播至印度、巴基斯坦、缅甸、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亚洲地区，而英国本土的苏格兰人、爱尔兰人、威尔士人、康沃尔人在语言上保持了与英格兰的显著区别，除此之外在民族服装、音乐、建筑等都能区分这些联合王国人[20]。按照历史顺序，英格兰王国在1707年的《联合法案》中和苏格兰王国合并成为“大不列颠王国”，之后又和爱尔兰王国合并为“联合王国”，爱尔兰独立后，联合王国仍能维持在北爱尔兰的统治并一直延续至今。
由于英格兰政府和统治全联合王国的政府在历史上几乎重合，所以在21世纪之前，针对英格兰人的“民族认同构建”从未完成过[21][22]。
1990年代开始，由于义务教育的普及，越来越多的英格兰人能清楚的意识到自己并不等同于整个联合王国，英格兰应该转型为一个标准的“构成国”[23][24]。英格兰人看到威尔士人、苏格兰人和北爱尔兰人追求民族独立的过程，反向觉醒出英格兰的民族意识，经过1990～2010年代这20几年的漫长教育，目前英格兰人对本民族的认同有了飞越性的提升，民族构建趋于完成。
英格兰人的民族意识提升还与英国的政府模式有关。之前的英国政府只把英格兰视为“直辖区”，由于大不列颠的政府机构就是英格兰的政府机构，所以在官方文件上两者是互通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由于大英帝国的衰落，英格兰在联合王国内的优势越来越小，而其它“构成国”的权力则越来越大。于是从1990年代开始，英国政府刻意将英格兰的行政体系从整个英国中抽离，允许英格兰组建自己独立的政府机构，这给与了英格兰非常大的发挥空间。随后，英格兰人就在教育、文化推广、习俗宣传的层面上寻找其它联合王国的构成国所没有的东西，并写进教科书中[25]。这种“权力下放”的模式让英格兰人的情感得到了书面上的凝聚，透过“将英格兰降级为联合王国一个附属”的模式，让苏格兰、北爱尔兰等有独立欲望的构成国感到平等，所以又被称为“让英国稳定统一的最佳模式[26]”。
今日，仍然有许多外国人并不能理解英格兰、不列颠和联合王国之间的区别，因此在英国的第一代移民可能依然混乱的使用这三个词汇。例如“英格兰的（English）”经常用来指代语言，而“不列颠的（British）”则用来指代人种，甚至出现“英式英语（British English）”这样的不精确复合词。同时，大多数“非白人的英国二代移民”却能有着清醒的民族意识，他们自认为是英国人，但不会说自己是是英格兰人，大多数学生在小学时就已经能分辨这些细微的差别。随着义务教育的普及，往后这些定义会越来越明确化。在2004年年度的人口调查中，英国国家统计局针对英格兰人的身份认同进行了调查，他们发现，58%的白人移民会将自己的国籍直接描述为“英格兰”；而非白人的移民则更倾向于将自己描述为“英国人”[27]。
目前英国人和不列颠人的认同依然混乱，两者并未建立明确的区别。
在英式英语中，“English”和“British”经常能互换使用，甚至许多错误的、不精确的用法因为使用次数太多，反而成为一种主流。截至2022年为止，也没有任何一个专业机构能调查出“有多少英格兰人自认为是不列颠人”，因为这个答案的肯定率几乎是100%。不仅英式英语中无法分辨“英格兰”和“不列颠”，美式英语以及大多数欧洲的语言都不同程度的混淆了两者的差异，语言上的过度统一让两种身份互相黏着。
在Krishan Kumar对英格兰人身份认同的研究中，描述了“人们说，我讲英语，但我是不列颠人（I speak English, I am British）”的常见口误。他指出，这种失误通常只有英国人自己和外国人才会犯：“联合王国的非英语成员在表示‘英语’时很少说‘英国人’”。Kumar表示，虽然这种模糊是英格兰在英国的主导地位的标志，但它也“对英国人来说是个问题，以集体方式将自己与不列颠群岛的其他居民区分开来”[28]。
1965年，历史学家AJP Taylor写道：
上一代人推出《牛津英格兰史》时，“英格兰”还是一个包罗万象的词，威尔士在大多数时候可以模糊的加入英格兰，而大不列颠、联合王国、甚至大英帝国都没有像英格兰那么模糊。外国人视它为一个大帝国的名字，并且觉得这很高雅，但英格兰人对此却毫无认知，例如Bonar Law是一个出身于加拿大的苏格兰人，他在当选联合王国的首相时，为了凸显地位高贵而故意称自己为“英格兰的首相”，这在当时可以原谅，不过现在却是个严肃的种族歧视问题。现在，关于联合王国“构成国”的用语都变非常严格，贸然在“地理意义”之外使用“英格兰”一词的话，会引发其它构成国的抗议，尤其是苏格兰人的抗议[29]。
然而，尽管泰勒认为这种模糊效果正在消失，但诺曼·戴维斯 ( Norman Davies ) 在他的著作《群岛：历史》 (1999)中列举了历史书中许多“不列颠”仍被用来表示“英语”的例子，反之亦然[30]。
2010年12月，马修·帕里斯 ( Matthew Parris ) 在《旁观者》( The Spectator ) 中分析了“英格兰人”对“不列颠人”的使用情况，认为英格兰人的身份其实一直存在，而增长或减少，只是英格兰人理所当然把自己视为不列颠的主人[31]。
最近的遗传学研究表明，英国新石器时代的人口在很大程度上被来自北欧大陆的人口所取代，该人口在公元前2400年左右以钟杯文化为特征，与东欧大草原的颜那亚人有关。该种群与其他一些钟杯种群，例如伊比利亚钟杯种群，缺乏遗传亲和力，但似乎是西欧发展起来的绳纹器单坟人的一个分支[32][33]。目前尚不清楚这些钟杯种群是否继续在不列颠群岛发展过凯尔特语言，或者后来的凯尔特移民是否将凯尔特语言引入了英国[34]。
这些钟杯种群与北欧人的密切遗传亲缘关系，意味着英国和爱尔兰人口与其他西北欧人口在遗传上非常接近，无论在第一个千年期间引入了多少盎格鲁撒克逊人和维京人的血统[35][32]。
后来的入侵和迁移对英国人口的影响一直存在争议，因为仅对现代DNA进行采样的研究产生了不确定的结果，因此受到了各种各样的解释[36][37][38]。然而，古代DNA已被用于更清楚地了解这些人类运动的遗传效应。
2016年的一项研究使用在剑桥郡墓地发现的铁器时代和盎格鲁撒克逊时代的DNA，计算出十个现代东英格兰样本平均只有38 的盎格鲁撒克逊血统，而十个威尔士和苏格兰样本各有30%的盎格鲁撒克逊血统。撒克逊血统，在所有情况下都有很大的统计分布。然而，作者指出，在不同样本组之间观察到的相似性可能是由于最近的内部迁移[39]。
另一项2016年的研究利用在英格兰北部发现的墓葬证据进行，发现一方面是铁器时代和罗马时期的尸体，另一方面是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尸体，存在显著的遗传差异。来自现代威尔士的样本被发现与铁器时代和罗马墓葬的样本相似，而来自现代英格兰大部分地区，尤其是东英格兰的样本更接近盎格鲁-撒克逊时代的墓葬。这证明了盎格鲁-撒克逊移民对现代英语基因库的“深远影响”，尽管研究中没有给出具体的百分比[13]。
第三项研究结合了前两项研究的古代数据，并将其与来自英国和爱尔兰的大量现代样本进行了比较。这项研究发现，现代英国南部、中部和东部人口的“主要是盎格鲁-撒克逊式血统”，而来自北英格兰和西南英格兰的人口则具有更大程度的本土血统[40]。
2020年的一项重要研究使用了欧洲不同地区维京时代墓葬的DNA，发现现代英国样本显示英国本土“北大西洋”人口和类似丹麦人的贡献几乎相等。虽然后一个签名的大部分归功于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早期定居，但据计算，其中多达6%可能来自丹麦的维京人，另外4%来自代表挪威人的类似挪威的消息来源维京人。该研究还发现平均18%的混合物来自欧洲更南端的来源，这被解释为反映了诺曼人统治下法国移民的遗产[41]。
一项题为“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迁移和早期英语基因库的形成”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2022年研究发现，英国人具有多数类似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血统，有大量本土凯尔特英国人，以及新确认的中世纪法国人混血儿。还观察到显著的区域差异[42]。
第一批能被称作“英国人”的人是盎格鲁-撒克逊人，这是一群密切相关的日耳曼部落，在公元5世纪罗马人撤离后，他们开始从丹麦南部和德国北部迁移到英国东部和南部来自英国。盎格鲁撒克逊人将他们的名字命名为英格兰（Engla land），意思是“天使之地”。
盎格鲁-撒克逊人到达的土地上已经居住着通常被称为“罗马-不列颠人”的人——他们是1～5世纪在罗马统治下居住在不列颠地区的当地讲布列托尼语的人口的后裔广告。罗马帝国的多种族性质意味着在盎格鲁撒克逊人到来之前，可能还有少数其他民族也存在于英格兰。例如，有考古证据表明，早期北非存在于坎布里亚郡阿巴拉瓦（现为桑兹堡）的罗马驻军中：公元4世纪的铭文称，罗马军事单位“Numerus Maurorum Aurelianorum”，意思是“单位来自毛里塔尼亚（摩洛哥）的 Aurelian Moors”，让军事单位驻扎在那里[43]。尽管罗马帝国吸收了来自四面八方的人民，但基因研究表明罗马人并没有大量融入英国人口[44]。
盎格鲁-撒克逊人到来的确切性质以及他们与罗马-不列颠人的关系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传统观点认为，各种盎格鲁撒克逊部落的大规模入侵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英国南部和东部，除康沃尔郡外的所有现代英格兰的土著英国人口。这得到了吉尔达斯的著作的支持，吉尔达斯给出了该时期唯一的当代历史记录，并描述了入侵部落(aduentus Saxonum)对不列颠原住民的屠杀和饥饿[45]。此外，英语仅包含少量从不列颠语来源借来的单词[46]。
这种观点后来被一些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重新评估，并提出了更小规模的迁移，可能基于接管国家统治并逐渐使居住在那里的人们适应文化的男性战士精英[47][48][49]。在这个理论中，已经提出了导致盎格鲁-撒克逊化的两个过程。一个类似于在俄罗斯、北非和伊斯兰世界部分地区观察到的文化变化，在这些地方，政治和社会上强大的少数文化在相当短的时间内被稳定的多数人所接受。这个过程通常被称为“精英统治”[50]。第二个过程是通过激励来解释的，例如WergildIn of Wessex的法律法规中概述了这一点，它产生了成为盎格鲁撒克逊人或至少说英语的动机[51]。历史学家马尔科姆·托德 (Malcolm Todd) 写道，“更有可能的是，很大一部分英国人口留在原地，并逐渐被日耳曼贵族统治，在某些情况下，他们与德国贵族通婚，并在其中留下凯尔特人的名字，这无疑是非常可疑的,。早期的盎格鲁-撒克逊王朝列表。但是我们如何在考古学或语言学上识别主要盎格鲁-撒克逊人定居地区幸存的英国人，仍然是早期英国历史上最深刻的问题之一。”[52]
一种新兴的观点是，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人口替代程度，以及罗马-不列颠人的生存程度，在整个英格兰各不相同，因此盎格鲁-撒克逊人在不列颠的整体定居不能用以下方式来描述特别是任何一个过程。大规模迁移和人口转移似乎最适用于东英吉利和林肯郡等东部地区的情况[53][54][55][56][57]，而在诺森比亚的部分地区，许多本地人随着移民成为精英，人口可能会留在原地[58][59]。在一项对英格兰东北部和苏格兰南部地名的研究中，贝瑟尼·福克斯发现大量移民定居在泰恩河和特威德河谷等河谷，原始英国人则迁移到贫瘠的山区并逐渐融入当地文化在更长的时间内。福克斯将原始英格兰人统治该地区的过程描述为“大规模移民和精英接管模式的综合”[60]。
大约从公元800年开始，丹麦维京人对不列颠群岛海岸线发起的攻击浪潮之后，陆续有丹麦人在英格兰定居。起初，维京人在很大程度上被认为是与英国人不同的民族。当阿尔弗雷德大帝签署阿尔弗雷德和古斯鲁姆条约以建立丹麦法时，这种分离就被铭记在心，丹麦人统治英格兰，丹麦人占领英格兰北部和东部[61]。
然而，阿尔弗雷德的继任者随后赢得了对丹麦人的军事胜利，将大部分丹麦人并入新生的英格兰王国。丹麦人的入侵一直持续到11世纪，在英格兰统一后的时期内同时有英国和丹麦国王，例如，埃塞尔雷德二世（978～1013年和1014～1016年）是英国人，而克努特（1016～1035年）是丹麦人。
渐渐地，英格兰的丹麦人开始被视为“英国人”。它们对英语产生了显著影响：许多英语单词，例如anger、ball、egg、got、knife、take和they，都起源于古诺尔斯语[62]，以及以-thwaite和-结尾的地名by起源于斯堪的纳维亚[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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