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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地马拉革命（西班牙语：Revolución de Guatemala）是危地马拉历史中的一段时期，起于1944年独裁者豪尔赫·乌维科遭群众起义推翻，迄于美国策划的1954年危地马拉政变导致总统哈科沃·阿本斯下台。众称此时期为＂十年之春＂（Diez años de primavera），为危地马拉自1930年至1996年内战结束之间多年来少数有施行代议民主制的岁月，而这段时间里实施的土地改革计划更是对拉丁美洲影响深远。[1]
| 日期 | 1944年10月 – 1954年6月 |
|---|---|
| 别名 | 十年之春 |
从十九世纪末到1944年，危地马拉由一系列的威权统治者治理，他们都透过支持咖啡外销来强化危地马拉经济。1898年至1920年间，曼努埃尔·何塞·埃斯特拉达·卡夫雷拉总统给予专门贸易热带水果的美国公司联合果品诸多特权，该公司并剥夺了许多原住民的公共土地。在1931年至1944年豪尔赫·乌维科任内，情势变本加厉，不仅劳动条件更加恶化，国家更往警察国家发展。[2]
1944年6月，一场由大学生与劳工团体主导的争取民主群众运动迫使乌维科下台。乌维科下台前指派组成以费德里科·庞塞·瓦尔德斯为首的三人军政府取代自己原本的位置。该军政府延续乌维科的高压政策，不过1944年军政府被阿本斯领导的军事政变推翻，该政变在当地又名＂十月革命＂。政变要角虽也组成军政府，但旋即开放公开选举。选举由进步派哲学教授胡安·何塞·阿雷瓦洛取得压倒性胜选。阿雷瓦洛施行较温和的社会改革，包括成功地提升识字率以减少文盲的扫盲计划，以及改良大型自由选举程序，尽管不识字的女性仍无投票权且共产党仍被禁止。
阿雷瓦洛任期于1951年结束后，阿本斯也以雪崩式胜利赢得大选。阿本斯延续了阿雷瓦洛的改革，并着手进行更大胆的土地改革，称之为900政策。900政策内容即为，大地主未耕作的土地将被没收并分配给贫苦农民，而地主会拿到一些补偿。此政令估计约惠及50万人左右。受惠者大多为西班牙入侵后祖先被剥夺土地的原住民。阿本斯的政策与联合果品公司产生严重冲突，后者损失不少未耕作的土地。联合果品公司遂向美国政府进行游说，意图推翻阿本斯政权，而美国国务院则借口阿本斯为共产党员，并推动政变工程回应联合果品的游说。卡洛斯·卡斯蒂略·阿马斯掌权成为军政府首脑，引发危地马拉内战。内战从1960年持续到1996年，期间美国支持的军方对马雅原住民进行种族灭绝，并广泛地侵害平民人权，建立了独裁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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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524年西班牙入侵之前，危地马拉的人口主要由马雅人构成。[3]西班牙征服此地后带来一套由富有的欧洲地主监管奴隶与不自由劳动者的经济系统。然而，19世纪末前危地马拉原住民仍高度保有其公共土地。[3]19世纪末，全球对咖啡的需求大增，咖啡出口逐渐成为危地马拉政府的重要收入来源。于是，国家通过可夺取印地安人土地的法令、松绑劳动法规让种植园可以使用强迫劳动的劳工，全力支持咖啡栽种产业。[3][4]
以美国为根基的联合果品公司就是收购了大量危地马拉国家土地与原住民土地之众多外国公司的其中一家。[4] 曼努埃尔·何塞·埃斯特拉达·卡夫雷拉总统在1898年至1920年间允许危地马拉乡村地区进行有限的工会化，但也同时对联合果品公司作出更多让步。[3][5]1922年，危地马拉共产党成立，共产党获得都市劳工不少支持，但对乡村地区与原住民族群几乎没有影响力。[4]1929年，受到大萧条影响，危地马拉经济崩溃，失业率飙升，导致工人与劳动者浮动不安。基于害怕革命可能爆发，持有土地的精英们纷纷支持豪尔赫·乌维科，乌维科在省长任内以又残暴又有效率而闻名。1931年乌维科赢得选举，不过该次选举只有他一位候选人独立参选。[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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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维科竞选总统时发表声明表示自己支持劳工运动，当选后却快速转向威权政策立场。他废除原有的劳动负债担保制度，并以流浪法代之，流浪法要求所有无土地的工作及龄男子做100天的粗活。[6]除此之外，国家还要印地安人无偿劳动建设公路、铁路等基础设施。乌维科还把工资冻结在很低的水准，并通过法律让地主可以用任何手段保护其财产而完全不用因此被起诉[6]，演变成历史学家所描述的谋杀合法化。[7]乌维科大幅强化警力，使危地马拉的警察成为当时拉丁美洲最残暴而有效率的警察。[8]警察被赋予更大的权限可以射杀或囚禁任何疑似违反劳动法规的民众。结果这些法规导致农民对乌维科强烈反感。[2] 乌维科高度蔑视该国的原住民，曾一度称他们驴子跟差不多。[9]
乌维科对欧洲的法西斯主义领导者如佛朗哥、墨索里尼等充满憧憬。[10]不过他并不像欧洲的法西斯主义者视美国为敌，他反而把美国视为对抗假想敌墨西哥共产党的盟友。1941年美国对德国、日本宣战，乌维科随即按美国指示逮捕危地马拉境内的德裔人士，借此争取美国支持。[11]他允许美国在危地马拉设立一处空军基地来保护巴拿马运河。[12]乌维科也像他的前任总统们一样，给予联合果品公司诸多特权，授予联合果品公司200,000公顷（490,000英亩）的公有地，换取联合果品公司建设港口的承诺，但后来又以经济危机为由，免除联合果品公司建设港口的义务。[13]自从联合果品公司进入危地马拉以来，联合果品公司就一直用迫迁农民的方式来扩张自己的土地所有权，把农民的农地改造成香蕉种植园。整个过程在乌维科统治下加速进行，乌维科政权根本没有采取任何措施阻止联合果品公司。[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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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导致危地马拉经济不稳。乌维科为了因应局势对任何形式的示威游行及持异议者进行更残忍的打压。[15]1944年，邻国萨尔瓦多爆发棕枝主日群众叛乱，一度短暂地推翻独裁者马克西米利亚诺·埃尔南德斯·马丁内斯。然而，马丁内斯很快地集结仍忠诚的军队击败叛军，重新夺回政权（虽然也只又苟延残喘地在位将近一个月），导致大量的萨尔瓦多革命人士流亡危地马拉。[16]不约而同地，危地马拉市的圣卡洛斯大学也同时爆发了一系列的示威抗议。乌维科于1944年6月22日冻结宪法来应对混乱的事态。[15][16][17]示威者至此已不仅是学生与工人，更包含许多中产阶级成员，示威者扬言发动大罢工，并于隔日递交最后通牒给乌维科，要求立即恢复宪法。示威者还递给他一份有311位知名危地马拉人所联署的陈情书。乌维科派出警察朝群众开枪，干扰示威进行，并宣布戒严。[18][19][17] 示威群众于是和军方展开长达一星期的冲突，反叛势力取得上风。6月底，乌维科向国会递出辞呈，大街小巷的示威者欢欣鼓舞地庆祝。[20]
但民主并未随着乌维科的辞职降临。乌维科临走前指派庞塞·维德斯（Federico Ponce Vaides）、艾瓦多·阿里萨（Eduardo Villagrán Ariza）、皮内达（Buenaventura Pineda）等三位将领组成军政府领导临时政府。数日后，庞塞·维德斯说服国会指派他当过渡总统。[21][22]庞塞一面保证会尽快举行选举，但另一面又同时镇压示威。[23]庞塞过渡时期，新闻自由遭到冻结[23]，任意羁押民众的状况持续，且禁止纪念示威中被杀害的革命者。[22]然而，示威已经成长到政府无以扑灭的地步，甚至乡村地区都开始组织反独裁活动了。政府开始以警力恫吓原住民，已祈能维护军政府掌权至即将到来的选举。结果反而造成部分民众转而支持武装革命。[22]至此，军队开始对军政府不抱幻想，开始筹划政变。[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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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10月1日，主流反对派报纸的编辑亚力罕卓·科多瓦（Alejandro Cordova）遭到暗杀。政变策划者开始跟街头示威者的要角暗通款曲进行联系，意在将政变转变成获群众支持的起义。不久后，庞塞·维德斯宣布展开选举，但争取民主群众却指称选举为造假，并指责庞塞·维德斯试图操纵选举。[24]庞塞·维德斯企图玩弄危地马拉不同种族族群间的紧张关系来稳定自己的政权。支持革命最具声势的群众主要来自拉迪诺人、混血人口与西班牙后裔三个族群。庞塞·维德斯想利用这三个族群对印地安人的恐惧，于是付钱号召上千名原住民农民在危地马拉市游行表达对他的支持，并允诺原住民只要支持当初帮助乌维科进行独裁统治的危地马拉自由党，他就会给予原住民土地。[25]
10月中旬，争取民主群众中的不同职业包含老师、学生、进步派军人都开始发动各式各样的计划想要推翻军政府。10月19日政府方面得知其中一项阴谋的情报。[24]同日，一小群军官发动政变，主要的领导者为弗朗西斯科·哈维尔·阿拉纳与哈科沃·阿本斯。[26] 虽然政变最初主要由阿本斯与山多沃少校谋划，但山多沃说服阿拉纳加入政变行列；[27]山多沃本人最后反而胆怯失去勇气没有参加政变行动。[27]政变后次日，他们得到其他军方派系及民间团体加入。起初，战斗不利于革命派一方，但在经过一场呼吁群众支持的声明后，革命派的行伍涌入大量工会份子与学生，他们最终制服了仍忠于庞塞·维德斯的军警。10月20日，庞塞·维德斯宣布无条件投降。[24]
一如乌维科的下场，庞塞·维德斯被允许安全地离开危地马拉。军政府的三个位子被阿本斯、阿拉纳与一位在示威游行中扮演要角的上流社会青年豪尔赫·托里埃略三人所取代。虽说阿拉纳较晚才参与政变阴谋，但他的变节连带造成原本守卫总统府的荣誉卫队倒戈加入革命方阵营。因此，阿拉纳得以取得军政府中的重要一席。军政府成立后向总统府、国会与制宪议会保证会进行自由且公开的选举。[28]
部分学者认为庞塞·维德斯的投降与新军政府的成立算是危地马拉革命的开端。[28]然而，革命军政府并未立刻威胁到精英地主的利益。庞塞·维德斯下台两日后，一场暴力示威在印第安小村庄帕齐西亚爆发。新军政府旋即以残忍镇压回应，扑灭了示威者声音，死亡民众包含女人与小孩。[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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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安·何塞·阿雷瓦洛·贝尔梅霍生于1904年，在中产阶级的家庭中成长。阿雷瓦洛曾任职小学教师一阵子，赴拉普拉塔大学取得教育哲学博士学位及奖学金。1934年返抵危地马拉，在教育部求职。[30][31] 但因不安于乌维科的独裁统治，他回绝了原本梦寐以求的职位。他离开自己的国家到阿根廷任教，1944年才又回到危地马拉。[30]1944年7月，俗称＂老师党＂的危地马拉国家复兴党成立，阿雷瓦洛获该党提名参选。在一股前所未料的支持声浪中，阿雷瓦洛得到包含学生联合会等许多主流示威组织的拥护。他的学术背景以及他过去跟独裁统治较无瓜葛，使他得到学生与老师的青睐。再加上，他过去在保守的阿根廷的求学，而不是在充满革命的墨西哥求学，使得地主们比较不担忧他会推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之类的激烈改革。[32]
1944年的危地马拉总统大选在12月展开，虽然这次选举只有能识字的男人可以投票[33]，但那次选举在当时普遍被认为自由而公平。[34] 至少不像之前类似的历史情况，没有任何一个军政府成员站出来参选。[34]票数与阿雷瓦洛最接近的对手雷西诺斯，被人认出竞选团队中有数名乌维科政权的成员。[34]选票在1944年12月19日进行了计票，阿雷瓦洛的得票是其他候选人票数总和的四倍多，得票率高达86.25%，取得选举大胜。[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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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雷瓦洛于1945年3月15日上台执政，接掌自独立124年来的迟滞不前、充满各种社会与经济问题、三百万国民的生活品质实质倒退、国民的营养不良与健康不佳并非罕象的危地马拉。尽管乌维科任内的政策利用不必支薪的劳动力建设公共道路，但国内的交通运输严重残缺。四分之三的劳动力从事农业，几乎不存在任何工业。 在都市，老练的银行员月薪大概是90美金，劳动力集中在外资企业，四万人直接或间接仰赖联合果品公司及其子公司的鼻息度日。劳工和中产阶级为数虽少，但数量逐渐增长，迷失在危地马拉的传统架构中。 在乡村，农地多在富裕地主手上，2%的富裕地主持有国家将近四分之三的农地，但仅其中1%有进行耕作。人口的激增迫使每个小农能分到得农地越来越少，90%的小农仅持有15%的可耕地。原住民农民要不是没地栽种，就是因农地太小而难以维持生计。印地安人的生活被绑定在大种植园中，服从＂以工代税＂（In lieu of taxes）的古老体制，每年必须在种植园中付出150天的劳动。危地马拉虽于1824年废除奴隶制，但在乡村这种普遍存在的非自愿劳动早已行之有年，到1945年仍然持续。全国有七成民众是目不识丁的文盲人口，但印地安人的文盲情况却更严重，高达95%都是文盲。若以族群来看当时危地马拉人的平均寿命，拉迪诺人约可活50岁，印地安人则仅40岁。[35][36]
阿雷瓦洛称自己的意识型态为“精神社会主义”（Socialismo Espiritual）。他深信唯有透过家长式的政府，才能缓解多数危地马拉人的落后。他强烈反对古典马克思主义，并相信规范良好的资本主义社会可以造福全体国民。[37] 阿雷瓦洛就职后，他的思想被反映在危地马拉议会批准的新宪中，该宪堪称是当时拉丁美洲最先进的宪法。新宪除了不识字的女人外，大家都有投票权，新宪下放权力，将国家大权去中心化，且为多党并存的政治系统提供保障。共产党则被禁止。[37]这部宪法与阿雷瓦洛的社会主义思想为接下来阿雷瓦洛和阿本斯颁布的改革打下基础。尽管后来美国政府抹黑阿雷瓦洛的革命思想是激进共产主义，但实际上阿雷瓦洛的想法非但没有显著左倾，反而还很坚定地反共。[37]阿雷瓦洛对危地马拉的经济愿景是非常重视民营企业的。[38]
1944年的革命并未撼动到劳工组织的对手，如地主精英与联合果品公司的地位。阿雷瓦洛的当选无疑是为工会注入强心针。[39]1944年的示威强化了劳工运动，迫使庞塞·维德斯放弃执行流浪法，1945年的新宪更直接废止流浪法。1945年5月1日，阿雷瓦洛发表演说庆祝劳工得以组织，得到广泛地正面回应。新宪法所保障的新闻自由也让大众注意到危地马拉市残酷的劳动条件。[39]早从很久以前，工会就落入两大阵营，共产党的工会跟非共产党的工会，只不过在乌维科的镇压性政策下，两派工会都地下化了，直到革命后才又浮上台面。[40]
乌维科时期被关押的共产党领袖后来被释放出来，强化了危地马拉的共产党运动。这些被释放共产党领袖包括米格尔·玛墨（Miguel Mármol）、维多·曼努埃·古铁列兹、格拉榭拉·贾西亚（Graciela García），较不寻常的是，格拉榭拉·贾西亚是当时不被允许加入共产党的女性。共产党自此开始在首都发展组织，并成立名为＂清澄学校＂（Escuela Claridad）的劳工学校，传授读书写字，并协助组织工会。清澄学校成立六个月后，遭阿雷瓦洛总统勒令关闭，并将非危地马拉籍的共产党领袖全数驱逐出境。不过，共产党运动得到了教师工会撑腰，还是生存了下来。[41]
阿雷瓦洛对非共产党的工会的反应是繁杂的。1945年，他宣布所有乡村地区少于500人的工会为非法工会，而这差不多包涵了所有的种植园。[41]联合果品公司的香蕉工人工会是少数大到足以从该法生存下来的工会，1946年该工会组织罢工，导致阿雷瓦洛禁止国内所有罢工，并表示直到新的劳工法订定才做解禁。此举造成部分雇主用各种影响力拖延劳工法通过，好让他们能用有利条件剥削劳工到最后一刻。[41]危地马拉的众多工会也因美国政府劝服美国劳工联合会创立国际区域劳工组织（Organización Regional Internacional del Trabajo，ORIT）而受害，该组织的反共立场极为强硬。[41]
尽管遭遇强立的反对，但到1947年各工会还是组织出了足够的支持力道来推动国会通过新劳动法。从各种不同角度而言，新劳动法有许多革命性的改革；它禁止以＂年龄、种族、性别、国籍、宗教信仰或政治归属＂作为区分不同薪资水准的基础。[42]它提供了一系列工作场域的健康与安全准则，并设定每日工时不得超过8小时、周工时不得超过45小时的标准，不过国会最后屈从于种植园主的压力，使种植园免受上述规范。该法还要求种植园主应为种植园工人子弟建设小学，并添增工人位阶之威严。[42]尽管新劳动法中有多项规定自始至终都未被执行，但还是在1948年建立了一些行政机制，使该法部分规定得到系统性地实施。[42]这部劳动法总体而言对危地马拉劳权有正面影响，将平均工资提高了三分之一以上。[43][42]
阿雷瓦洛政权也试图把民主思想扩张至海外。阿雷瓦洛上台不久便决定与独裁者佛朗哥治下的西班牙断交。在阿雷瓦洛当选后隔年的两次美洲国家会议中，他倡议拉丁美洲的共和国不该承认和支持专制政权。但想当然耳，当时美国支持的中美洲独裁政权为数不少，阿雷瓦洛倡议的落败并不令人意外。作为回应，阿雷瓦洛于是宣布危地马拉与索摩查治下的尼加拉瓜及特鲁希略治下的多米尼加两国断交。[44] 阿雷瓦洛了解到跟这些拉丁美洲政府合作难以产生成果，遂转而力挺加勒比联盟，加勒比联盟当时主张拉丁美洲各国应以民主取代独裁统治，且必要时得采取武力手段。结果，区域中的各独裁政权直接给阿雷瓦洛政权贴标签，指称该政权是共产党。[45]
阿雷瓦洛政权对中美洲联邦的概念跃跃欲试，认为这是民主政权在区域中生存的唯一方法。他接触了中美洲数个有民主选举的国家，但皆遭到回绝，仅得到邻国萨尔瓦多总统卡斯塔内达·卡斯特罗赞同。两位总统于是着手策划联盟事宜，并设立了几个委员会研究这项议题。1945年末，两国宣布联盟成立，但由于两国都出现内部危机，只好推迟联盟成形进程。1948年卡斯塔内达·卡斯特罗被奥斯卡·奥索里奥领导的军事政变推翻，联盟之事于是告吹。[46]
弗朗西斯科·哈维尔·阿拉纳在十月革命后成为三人军政府中的要角，也是军衔最高的军官。阿拉纳反对将权力让渡给文人政府，试图先延迟1944年的选举，然后取消选举。为了使阿雷瓦洛能顺利执政，危地马拉政府让阿拉纳担任新设的＂危地马拉武力首长＂（Jefe de las Fuerzas Armadas de Guatemala）一职，该职之位阶高过国防部长，掌握全危地马拉的军官任命权，任期六年。1945年冬，阿雷瓦洛因卷入一场车祸而重伤，革命行动党（简称PAR，1945年由危地马拉国家复兴党及危地马拉群众自由阵线两党合并而来，18个月后又因部分党员理念路线不合分裂）的高阶党员随即与阿拉纳协议，该党将提名阿拉纳于1950年参选总统，换取阿拉纳抑制政变发生。 [47]
地主精英害怕遭到阿雷瓦洛改革，见政局如此便开始拉拢阿拉纳。阿拉纳起初对卷入政治不感兴趣，但不久后也开始偶发性地批评政府。阿拉纳在1948年的国会选举支持数名反对党参选人，但最后他们都落选了。到了1949年，危地马拉国家复兴党和革命行动党都公开将阿拉纳视为政敌，但阿拉纳也得到了危地马拉群众自由阵线的一小部分人支持。左派政党此时相信只有军官能击败阿拉纳，于是支持阿本斯。 [48]
1949年7月16日，阿拉纳向阿雷瓦洛递发最后通牒，要求拔除内阁与军中的阿本斯支持者，否则将发动政变。阿雷瓦洛却将此消息知会阿本斯与其他左派领导人，并得到应该流放阿拉纳的共识。两天后，阿雷瓦洛与阿拉纳会面，回程经过阿马蒂特兰荣光桥（Puente de La Gloria）时，阿拉纳的坐驾遭到一小支阿本斯领导的军队阻截，阿拉纳二话不说直接掏出短枪要求让路。枪战于是爆发，含阿拉纳在内总共三人死亡。阿拉纳在军中的支持者愤而起兵造反，但终究因群龙无首，喋血一战之后，叛军隔日便谈判投降。这场未遂政变造成约150人死亡200人受伤。阿拉纳的支持者被流放国外，值得一提的是，日后接受中央情报局扶植而成为总统的卡洛斯·卡斯蒂略·阿马斯也在其中。当时政府对整场政变相当低调，许多细节皆未公开。[49]
阿本斯在阿雷瓦洛的内阁中担任国防部长，本身就是强大的总统参选人，在1949年的未遂政变中，阿本斯表现出对政府的坚定支持，更使他的名声锦上添花。1950年，阿本斯获得在经济议题上相对温和的国家整和党（Partido de Integridad Nacional，简称PIN）提名参选总统，并快速地得到左派政党、许多工会以及大党革命行动党的背书。[50]此次选举虽有十位参选人，但有政治实力挑战阿本斯的没几个。[50]部分上流社会与中产阶级认为改革操之过急，力挺以第一票支持以色列建国而闻名于世的外交家贾西亚·葛兰纳多博士。阿本斯的另一位对手伊迪戈拉斯·富恩特斯则是乌维科时期位居要津的高阶军官，伊迪戈拉斯·富恩特斯是所有反革命死硬派的拥护对象。竞选中，阿本斯承诺选民深化改革，延续并扩张阿雷瓦洛的治理成果。[51]1950年的危地马拉总统大选于十一月15日举行，文盲妇女无此次选举之投票权，选举过程平和公开，阿本斯以得票率65.44%当选。阿本斯于1951年三月15日就任总统。[50]
阿本斯生于1913年一个瑞士裔的中产阶级家庭。[52]1935年阿本斯以优异成绩从危地马拉国家军事理工学院毕业，之后在乌维科政权的陆军任官。[53]作为一名初阶军官，他被派去戒护以脚镣相串的政治犯囚徒进行强制劳动。这种拿枪当工头的差事带给阿本斯很大的心理冲击，激化了他的想法，阿本斯开始跟军营外的劳工运动进行连系。1938年他与玛丽亚·克里斯缇那·维亚诺瓦相识并结婚，玛丽亚对社会改革很感兴趣，她的想法深刻地影响了阿本斯，而玛丽亚本身也是家喻户晓的人物。另一个影响阿本斯想法的人物是何塞·曼努埃·富杜尼，富杜尼是知名的共产党员，后来成为阿本斯的顾问。[52][53]1944年阿本斯受够了乌维科的威权政权，阿本斯招集其他军官图谋与政府作对。乌维科1944年辞职下台后，阿本斯目睹了庞塞·维德斯威吓国会，要求国会确保自身成为总统。受到庞塞·维德斯此举激怒，阿本斯执行了颠覆庞塞·维德斯的政变行动，并成为与政府外部的群众运动有密切联系的军官。[52]
阿本斯带领危地马拉现代化最关键的计划就是土地改革法案。[54]在共产党领袖与非共产党经济学家等幕僚的建议下，阿本斯亲自草拟了土地改革法案。[55]为了这份法案，阿本斯也曾请教过一些拉丁美洲经济学家的意见。[54]土地改革法案于1952年6月17日由国民议会通过，并立即生效。土地改革聚焦在把大地主未耕作的土地转移给穷苦农民，让穷苦农民有自己的农场。[54]阿本斯也寄望土地改革能为接下来国家要进行的基础建设计划累积资本，因为在美国的指示下，世界银行于1951年拒绝向危地马拉发放贷款，使危地马拉缺乏资本的急迫窘境更加火烧眉毛。[56]
土地改革法案的官方名称是900政令。900政令的影响下，只要大于673英亩（272公顷）的未耕作土地都会被政府征收。若是地产大小介于672英亩（272公顷）到224英亩（91公顷）之间，则只有耕作面积小于三分之二的地产才会被政府征收。[56]地主会收到政府债券作为补偿，债券的价值等同于被征土地价值，而土地价值则是用1952年地主报税时的价值来计算。[56]地方政府会成立由劳资政三方组成的委员会来决定土地的重分配事宜。[56]近35万笔私有土地中，仅1710笔地目遭到征收。政令本身按温和资本主义框架设计；然而，由于政令施行相当急促，也造成零星任意没入土地的情况。土地征收时有一些暴力事件发生，包含征收大地主土地时，也包含在征收自有土地稍大的小农时。[56]
至1954年，已有14,000,000英亩（5,700,000公顷）的土地完成征收并重分配，约50万人因900政令受惠得到土地，也就是当时六分之一的危地马拉人口。[56] 该政令还向收到土地者提供贷款。国家土地银行（Banco Nacional Agrario，简称BNA）于1953年7月7日成立，至1954年6月，该行已发放9百万美金的小额贷款。53,829名申请者收到平均约225美元的贷款，这个金额是1950年危地马拉人均收入的两倍。[56]国家土地银行出色的执行效率，就连素来不满阿本斯的美国政府，其大使馆内部文件也对该行赞誉有嘉。[56] 这些小额贷款还款率很高，1953年3月至11月间放出3,371,185美元，1954年六月已经收回3,049,092美元[56]法律还规定了通过重分配土地的道路必须被国有化，于是乡村地区的连结程度大幅地提升。[56]
结果异于谤政府者所料，900政令造成危地马拉农业总体生产力小幅度提升，也提高了耕作面积。农用机械的购买量也呈现成长的情况。[56]整体而言，900政令显著地提升数以千计的农民家庭的生活品质，而危地马拉原住民又占了这些受惠农民的多数。[56]历史学家皮耶罗·葛雷杰西认为，900政令任意征收农地的不义，远小于它所矫正的不义。[56]而另一位历史学家葛雷格·葛兰丁则认为，900政令有很多方面的瑕疵，其中之一就是对种植园主太过谨慎、太过恭敬，还造成农民社群的分化。但这些改革仍代表危地马拉内部出现权力移转，利于以往被边缘化的一群。[57]
1899年，香蕉贸易公司（Banana-Trading Concerns）与波士顿水果公司两家美国大型水果公司合并成立了联合果品公司。[58]联合果品公司在中美洲持有大量土地与铁道支撑其香蕉出口生意。[59]1900年联合果品公司成为世界最大香蕉出口商。[60]到1930年联合果品公司的营业资本达到两亿一千五百万美金，并蝉连危地马拉最大地主与最大雇主的头衔数年。[61]联合果品公司得到卡夫雷拉等等危地马拉总统授予特权后，疯狂地拓展事业版图。 这些特权通常都是以危地马拉政府税收盈余为本换来的。[60]联合果品公司在1930年与1932年间豪尔赫·乌维科争取权位时予以支持，而乌维科夺权成功后，也不忘此恩，表示愿意签暑极为有利联合果品公司的新合约涌泉以报。新合约包括出租予该公司大片土地99年、免除所有税金，并保证其他公司不能竞争这份合约。在乌维科统治期间，联合果品公司根本没有缴税，伤害了危地马拉政府应对大萧条影响的能力。[60]乌维科请托联合果品公司把工资压到日薪50美分，防止它处工人要求更高薪资。[61]联合果品公司也垄断了巴里奥斯港，该港口是危地马拉进出大西洋的唯一锁钥，使联合果品公司得以从货物往来中赚取暴利。[61]至1950年联合果品公司年收益达六千五百万美元，是危地马拉政府盈余的两倍。[62]
由于联合果品公司长期和独裁者乌维科合作，1944年后被革命派视为危地马拉进步的绊脚石。联合果品公司对不同肤色员工的歧视政策，更恶化了公司的形象，而公司外派中美洲的美籍干部，大多是习惯湿热气候的美国南部人，他们大多对种族歧视习以为常，所以也不对歧视政策感到诧异。[62][63]树大招风，作为瓜国最大的地主与最大的雇主，阿雷瓦洛改革对联合果品公司的影响比对其他公司的影响大了许多。阿雷瓦洛时期的新劳动法让劳工可以用罢工的方式追求更好的薪资与职业稳定性。联合果品公司认为自己遭到改革特别针对，于是拒绝与多组罢工者协商，且惯性违反新劳动法。[64]1952年阿本斯推动900政令，更使公司的危机雪上加霜，因为原本公司拥有的550,000英亩（220,000公顷）土地，仅15%有在耕作，剩下的闲置土地尽成了土地改革的标的。[64]
遭到改革后，联合果品公司对美国政府成员展开强力的游说，促使国会议员、参议员批判危地马拉政府没有保护联合果品公司的利益。[65]危地马拉政府却回应说，联合果品公司本来就是瓜国进步的最大障碍。美国历史学家史提芬·史列辛格与史提芬·金泽观察并评述道：“对危地马拉人而言，他们的国家遭到外国资本无情地剥削，外国资本获取巨大利益，但却对瓜国福祉完全没有贡献”（"To the Guatemalans it appeared that their country was being mercilessly exploited by foreign interests which took huge profits without making any contributions to the nation's welfare."）[65]1953年，200,000英亩（81,000公顷）的未耕作土地被政府征收，政府以每英亩2.99美元的金额补偿联合果品公司，这个金额是当初公司买地时出价的两倍。[65]此后政府又作了更多征收动作，400,000英亩（160,000公顷）的土地被收归国有，这次补偿以联合果品公司报税时申告的地价计算补偿金额。[64]联合果品公司自此对华盛顿展开更多的游说，本来就与公司关系匪浅的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更是游说对象的重中之重。[65]联合果品公司更展开连年的公关行动，一面抹黑危地马拉政府，另一面则找来精明的公关专家爱德华·伯内斯替公司擦脂抹粉，描绘公司成为受害者的可怜形象。[66]德怀特·艾森豪在1952年选上总统后，联合果品公司的公关行动更是快马加鞭地进行。联合果品公司委请鹰派色彩浓厚的克莱蒙联合事务所（John A. Clements Associates）产生一份长达235页批判危地马拉政府的研究报告。[67]后世的历史学家评述这份研究报告充满“夸张、无礼的描述及奇怪的历史理论”[67]但这份报告还是对当时的国会产生了强大的影响力。总而言之，联合果品公司大概花了50万美金影响与收买美国各式各样的法律制定者与公仆，只为了推翻危地马拉政府。[67]
当然，美国决定在1954年推翻阿本斯政权不光只是因为联合果品公司的游说。危地马拉革命期间，中美洲出现很多军事政变并带来很多坚定的反共政权。1950年陆军少校奥斯卡·奥索里奥当选萨尔瓦多总统，1952年独裁者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掌握古巴大权。[68]联合果品公司在洪都拉斯也持有大笔土地，宏国自1932年以来都是由亲美反共的政权治理。这些发展让阿本斯政权与邻国政权关系更加恶化，紧张情势比当初阿雷瓦洛支持加勒比联盟可说有过之而无不及。[68]美国新成立的中央情报局对此也忧心忡忡。根据美国历史学家李察·伊玛曼表述，在冷战初期，美国与中央情报局采取非黑即白的反共观点。是故，即便阿雷瓦洛查禁共产党，美国政府还是先入为主地认定革命派政府已遭共产党渗透，将对美国构成危险。[69]危地马拉革命期间，流传在美国政府部门间的各种报告与备忘录更加巩固了前述观点。[69]
杜鲁门时期虽然美国政府深信危地马拉政府已经被共产党渗透，但至少到杜鲁门任期结束之前，美方仅采取外交与经济手段抑制共产党的影响。[70]1944年美方断绝军售危地马拉，1951年更封锁其他国家贩售武器给危地马拉。1952年杜鲁门认为阿本斯政权已经到了不得不被推翻的地步，始着手草拟代号PBFORTUNE行动的颠覆计划。[71]该计划的原型最早由索摩查提出，他声称只要给他足够的武器，他就有办法推翻阿本斯政权。杜鲁门于是决行该计划，并责成中央情报局执行之，计划内容完全没有知会美国国务院。[71]中央情报局得令后开始筹备事宜，将一艘联合果品公司的船只装满武器、取得右翼反共独裁者特鲁希略与希门内斯的资金赞助，并找来卡洛斯·卡斯蒂略·阿马斯统率准备入侵危地马拉的军队。[71][72]然而就在万事俱备时，国务院发现了这份阴谋计划，时任国务卿的迪安·艾奇逊以事迹败露及干涉他国内政不利国家形象为由，力谏总统杜鲁门，这才使美方放弃PBFORTUNE行动。[71][72]
1952年11月，德怀特·艾森豪在竞选中承诺更强硬的反共政策，当选美国总统。艾森豪的内阁中，国务卿及中央情报局主任的位子由与联合果品公司过从甚密的杜勒斯兄弟档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与艾伦·杜勒斯分别出任。在前述双重因素作用下，美方推翻阿本斯的动机比以往更加强烈，内部阻力也更小了。[73]
于是推翻阿本斯政权的想法又在美国政府死灰复燃，1953年8月艾森豪授权中央情报局执行代号PBSUCCESS行动的计划。[74]PBSUCCESS行动动用了约两百七十万美元做＂心理战与政治行动＂。[74]而PBSUCCESS行动的总预算估计则在五百万美元至七百万美元之间，整个计划动员至少一百名中央情报局探员。[75]PBSUCCESS行动的计划内含一份暗杀名单，打算透过暗杀危地马拉政府的政府要员使政变顺利进行。中央情报局还汇编了一本载记各种暗杀要领的暗杀手册、整理了一份军政府该对付的人物清单。[74]中央情报局在考量过含伊迪戈拉斯·富恩特斯在内的几位人选后，决定由卡洛斯·卡斯蒂略·阿马斯来领导政变。[75]同时，美国国务院也展开外交活动误导其他国家，营造危地马拉政府与共产党、苏俄关系良好的形象，避免其他国家对危地马拉政府产生同情。[76]到了1954年阿本斯已经因为武器不足而忧心如焚，决定从捷克斯洛伐克秘密地进口武器，这是首次有东方集团的国家输出武器到美洲。[77][78]中央情报局视瓜国此举为最后一根稻草，决定立刻发动政变行动。[78]
1954年6月18日，卡洛斯·卡斯蒂略·阿马斯率领载有480人的车队穿越洪都拉斯边境进入危地马拉。中央情报局提供了这些人武器，并在尼加拉瓜与洪都拉斯的军营中将他们训练成一支军队。[79][80]基于行动的仓促导致招兵买马的时间不足，这支军队在数量上还是远远不敌危地马拉陆军，所以中央情报局要求卡斯蒂略·阿马斯的军队先驻扎在危地马拉边境，不直接发动地面进攻，而先对瓜国民众与政府发动心理战，使他们以为卡斯蒂略·阿马斯的胜利是木已成舟的既定事实。心理战包含让教士布道时顺便进行反共宣传、以中央情报局的飞机扫射数个城镇、海上封锁危地马拉。[79][80]中央情报局还派出飞机在危地马拉全境到处洒放传单、放送名为＂自由之声＂（The Voice of Liberation）的无线电广播频道宣称卡斯蒂略·阿马斯将在短期内解放全国。 [79]
卡斯蒂略·阿马斯本来想突袭萨卡帕并攻打巴里奥斯港，但在进军过程中遭到危地马拉陆军击退。[80]中央情报局的宣传战则还比地面进攻来得有成效，一名危地马拉飞行员因此而变节，导致阿本斯担心空军大规模叛变而禁止自军飞机起飞。[79]中央情报局取得空优后，派出美国飞行员驾驶的飞机轰炸城镇制造更强烈的心理效果。[79]中央情报局本来为了减少美国介入的踪迹使用老旧的二次大战飞机，但不久后就发现这些飞机不适合轰炸任务，复向艾森豪申请添增两架新型飞机，并在艾森豪、艾伦·杜勒斯与助理国务卿亨利·何兰一番激辩后得到核准。 [80]遭到空袭轰炸后，危地马拉向联合国申请调查，但遭美国在安理会说此为瓜国内部事务而投下否决票，联合国于是对瓜国处境袖手旁观。[81][82]6月25日，中央情报局的飞机轰炸危地马拉市，摧毁瓜国政府的油料库。阿本斯闻讯，情急之下下令军方配给武器给当地农民、工人。[83]军方于是抗命，还反过来要求阿本斯要不就辞职，不然就与卡斯蒂略·阿马斯谈判投降。[83][82]
阿本斯自知若危地马拉陆军不支持，主战也是毫无意义，只好在1954年6月27日辞职，将大权交予心腹狄亚兹·德·里昂中校。[83][82]1954年7月7日，美国大使约翰·普里伏在萨尔瓦多主持仲裁，几天后，卡洛斯·卡斯蒂略·阿马斯进入军政府并成为临时总统。[83]7月13日，美国承认新的危地马拉军政府。[84] 两个多月后，10月，危地马拉举行选举，所有政党都被禁止参选，参选人只有卡洛斯·卡斯蒂略·阿马斯一人。毫无意外地，卡斯蒂略·阿马斯取得99%的选票胜选。[83][85]卡斯蒂略·阿马斯当选后，危地马拉施行当初在萨尔瓦多仲裁时拟好的宪法，新宪法取消革命时期的几乎所有改革。[82]
卡斯蒂略·阿马斯取得政权后，数以百计的农民领袖遭到围捕并被处决。历史学家葛雷格·葛兰丁称：“今日的学界及危地马拉知识分子之间已有共识，1954年的变局意味着西半球最压抑国家的起点－这个国家要为二十万百姓所遭受的凌虐与屠戮负责”（"There is general consensus today among academics and Guatemalan intellectuals that 1954 signaled the beginning of what would become the most repressive state in the hemisphere—a state responsible for the torture and murder of two hundred thousand of its citizens."）[86]继军事独裁复辟后，乡村地区爆发一系列左派叛乱，这些叛乱很大程度上得到民众支持，进而引爆了至1996年方休的危地马拉内战。这些叛乱活动团体中最具声势的是危地马拉贫民军，该组织全盛时期有二十七万名成员。[87]绵延36年的内战导致二十万民众葬身战火之中，人权状况严重倒退，大量民众遭到屠杀、强暴，空袭与被消失的情形更是屡见不鲜。[87]历史学家估计这段期间约有93%的反人权案件是由美国所支持军方犯下[87]，此中包含1980年代的玛雅人种族屠杀。[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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