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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蕾莎修女[4] （拉丁语：Mater Teresia；1910年8月26日—1997年9月5日），或特里萨修女[4] 、特蕾莎修女，天主教会中称加尔各答的德肋撒修女（拉丁语：Sancta Teresia de Calcutta；“德肋撒”即“特蕾莎”）[5][与来源不符][6]，原名阿涅泽·冈婕·博亚久（阿尔巴尼亚语：Anjezë Gonxhe Bojaxhiu，又译依搦斯．龚莎．波雅舒[6]），阿尔巴尼亚裔印度籍[2]天主教会修女及传教士[7]，生于奥斯曼帝国科索沃省的斯科普里（今北马其顿共和国首都）。在马其顿生活近十八年后，特蕾莎迁往爱尔兰，后迁往印度，并于印度度过其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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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蕾莎在1950年创立仁爱传教修女会，为患艾滋病、麻风和结核者提供居所，运营粥厂、药房、诊所、儿童及家庭咨询机构、孤儿院及学校。传教会成员必须贞洁、贫穷、服从等三誓愿，以及第四个誓愿“全心主意为最贫苦的人服务”[8]。截至2012年，该修会在全球133个国家活动，会士数目超过4500人。
特蕾莎曾获得诸多荣誉，包括1962年拉蒙·麦格塞塞奖及1979年诺贝尔和平奖。2016年9月4日特蕾莎获天主教会封圣，9月5日（其过世日）成为其圣日。
特蕾莎在其生前及逝后均颇具争议。大众对其慈善事业广泛赞许，但对其反堕胎立场则评价不一；其仁爱之家的医疗和居住条件亦受到一定批评。纳文·恰维拉为特蕾莎所作传记于1992年出版，诸多书籍及电影亦以其为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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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涅泽·冈婕·博亚久（特蕾莎本名）诞生在今日北马其顿首都斯科普里老城石桥附近，是当地的阿尔巴尼亚裔。当时的北马其顿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一部分。她的父亲尼格拉（Nikolla Bojaxhiu）是一位富商且积极参与反土耳其运动，争取阿尔巴尼亚裔的独立。母亲(Dranafila Bojaxhiu) 虽家教严格，却有着深深的慈爱和信仰。
在特蕾莎9岁那年，父亲病逝，母亲便以卖布和刺绣的生意，独自辅养三个孩子成长。特蕾莎修女有个大六岁的姐姐、和大三岁的哥哥（姐姐后来也成为修女）。家中说阿尔巴尼亚语，是天主教家庭，她所居住的城市的居民多为穆斯林和东正教信徒，仅有少数天主教徒
特蕾莎修女出生的那一年即1910年，时逢阿尔巴尼亚人群起叛乱。两年后即1912年，巴尔干战争爆发；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9]
特蕾莎修女[10]10岁（1920年）时她到克罗地亚公立学校读书。参加了学校中的天主教学生会。这个学生会特别支持到外地传教。
12岁（1922年）立下志愿，将来要到外国传教，从事救助穷人的工作。
15岁（1925年）在中学念书时，家乡有耶稣会的神父们被派到印度的孟加拉去服务。神父们寄回家乡的书信中，报告了印度有关的一切。她看到这些书信，很受感动，她和姐姐决定到印度接受传教士训练工作。
18岁（1928年）那年，她终于选择奉献生活，追随天主的圣召。9月25日只身到爱尔兰洛雷托修会做初学生。此修女会是玛利华德于1609年成立的，重视派遣传教士到印度传教的使命，在印度的加尔各答教区有修院。她在自己家乡听说此事，便愿到印度传教。
1929年1月6日，她从爱尔兰到印度加尔各答，在喜马拉雅山下的大吉岭开始初学训练。
1931年5月24日在大吉岭发初愿。1937年5月24日在大吉岭发永愿，决定成为终身职的修女，并依法国19世纪最著名的修女圣特蕾莎（Saint Teresa）的名字和精神，改名为特蕾莎。特蕾莎做了修女之后，被派到加尔各答的圣玛利亚罗雷托修女会中学教地理和宗教课。这座学校虽然座落在加尔各答的贫民窟旁，但是学校学生都是富家女孩。这所贵族学校夹在贫苦地区当中，好像沙漠中的宫殿那样，高大的围墙，隔离的是两个世界。
1940年代初期，特蕾莎修女在圣玛利亚罗雷托修女会中学担任校长一职，当时印度贫富差距非常大，校内一片安宁，但校外却满街都是无助的痳疯患者、乞丐、流浪孩童。
1946年9月10日改变了特蕾莎修女的一生，也改变了成千上万人的一生。她那天坐火车去大吉岭，在车站看到一个乞丐不断地说：“我渴……我渴……”这个情境不断在她的脑海里浮现。她回到修院后，感觉到神在呼唤她为贫穷的人服务，于是便向神师则来斯定艾森神父（Rev. Celeste Van Exem）和加尔各答的总主教佛迪南贝利耶（Ferdinand Perier）征询意见。他们建议她要忍耐且小心行事。
1947年东巴基斯坦脱离印度独立，加尔各答涌入了数以万计的难民，大多数都是怕被穆斯林迫害的印度教徒，传染病如霍乱和麻疯病等都没有受到控制，在街头巷尾爆发开来。于是，加尔各答的街头暨学校的高墙外越来越像是地狱。这折磨著特蕾莎修女的心。
1948年2月7日，玛利特蕾莎修女写信给罗马梵蒂冈的总会，请求许可她离开劳来多修女会，专心为印度穷人服务。同年8月得到教宗庇护十二世许可以自由修女身份行善。特蕾莎修女到巴特纳城一座医院受护士训练。三个月后，回到加尔各答城，暂住在安贫小姊妹会。十二月她在加尔各答城最穷的地区莫地及尔（Moti Jihl）为失学穷苦儿童办了一所露天学校。起初，由于她个人力量有限，而需要救助的人太多，因此困难重重。但特蕾莎修女咬紧牙关，依靠天主，终于有善心人士受修女善行感召，捐助场所、设备、食物，还有人奉献心力，协助特蕾莎修女的工作，其中不少是她过去的学生一富家的小姐。有11个女孩也决定奉献一生，追随特蕾莎修女为贫苦的人服务。
1949年2月6日，特蕾莎修女搬到哥美斯家庭为她准备的房子里。3月19日（圣若瑟庆节），第一位初学生加入她的服务行列，她是特蕾莎修女在意大利城教书时的学生，本名叫苏巴西尼达斯（Sabashini Das）。入修会后，取名依搦斯。
1950年10月7日，教宗批准了特蕾莎修女与12位修女成立了仁爱传教修女会（Missionaries of Charity；又称博济会），特蕾莎修女将教会的修女服改为印度妇女传统的白棉粗布沙丽，这是印度阶级社会中最底层的“吠舍”所穿的。特蕾莎修女却把“吠舍”定义为“主的儿女”，她认为，既然要为穷人服务，理应穿着与那些贫民相同的衣服。白布镶上朴素的蓝边，成为博济会修女的制服。这个修会除了天主教修会传统的贫穷、贞洁、服从三个誓愿以外，还加上要全心主意，不要酬劳，为最贫苦的人，也就是基督受难的化身而服务。
1952年开始，特蕾莎修女开始了最引人注目的善行，就是为快要死亡的穷人服务。特蕾莎修女在加尔各答市政府捐赠的伽黎神庙旁的一间空房子，建立世界知名、让穷人得以善终的收容之家（垂死之家），有快死的穷人，因为修女们的细心照顾而起死回生的。对这样的人，除了给予适当的照料之外，还教给他们谋生的技能。垂死病人得到收容之家的修女、医生、护士、义工的细心照顾，平静安详而有尊严地离开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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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10月特蕾莎修女首次离开印度。这次是美国邀请她参与会议。在回加尔各答之前．她转赴罗马，拜访教宗若望廿三世。亚加及尼枢机承认她的传教修女会是一个宗座的修会。在罗马，特蕾莎修女首次遇到自己的哥哥拉沙，这是她十八岁离家修道后第一次与哥哥见面。
1965年2月1日，仁爱仁教修女会正式被批准为宗座修会，特蕾莎修女从此可在印度之外建立修院。7月26日，在南美洲委内瑞拉的科科罗特建立一所修院。
1968年教宗保禄六世邀请特蕾莎修女在罗马建立一座修院。
1982年，在贝鲁特难民营遭围攻的紧要关头，特蕾莎修女斡旋以色列国防军与巴勒斯坦游击队之间实现暂时停火，并因此得以从一座处于交战前线的医院中成功救出37名孩童[11]。南斯拉夫爆发科索沃战争后，特蕾莎告诉一方的指挥官，说战区里面那些可怜的女人和孩子都逃不出来。指挥官说：“修女啊，我想停火，但对方不停，没办法。”特蕾莎说：“那么只好我去了。”特蕾莎修女走进了战区，交火的双方在得知了特蕾莎修女走进战区后，便立刻停火，都在等特蕾莎修女把那些可怜的妇女和孩子带出战区后，双方才又重新开战。后来这个消息辗转间传到了联合国大会，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听后，叹了口气说 ：“ 这件事我做不到。”在国际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的陪伴下，特蕾莎修女穿越交战区域前往被损毁的医院，疏散年轻病患[12]。
1985年，特蕾莎修女在纽约建立“艾滋病医院”。1988年，在旧金山创立了艾滋病患之家。
1980年代末期，东欧正处于逐渐开放的过程中，冷战的阴云开始有了消褪的迹象，特蕾莎修女为将慈善事业扩展至那些以往对仁爱传教会加以拒绝的共产国家，开始着手几十个计划。虽然她对于堕胎及离婚案的坚定立场招致批评，但她“偏向虎山行”：“别人说什么都没关系，你只管微笑着接受，然后（接着）做你自己的工作。”特蕾莎在亚美尼亚大地震之后访问了当时的苏联加盟共和国亚美尼亚，并与时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古拉·雷日科夫举行了会谈。特蕾莎修女四处出访，帮助和照料了埃塞俄比亚的饥民，切尔诺贝利的核辐射受害者以及亚美尼亚大地震的灾民[13][14][15]。
1990年在经历几次心脏病发作后，特蕾莎修女住院多时，她向时任教宗若望保禄二世申请辞去总会长的职务。但是，修会于九月八日又再次选她为会长，她又再次出任该职。
1991年3月31日，特蕾莎修女首次回到了故乡，在祖国阿尔巴尼亚的首都地拉那的一座主教座堂作了弥撒。此教堂在恩维尔·霍查时期被改为戏院，在不久前的1991年2月才恢复宗教场所的性质。特蕾莎修女又在自己家乡开设三间会院(一座仁爱之家兄弟会)，她的梦想也实现了。
1995年，特蕾莎修女计划在中国设立一所仁爱之家，但受到政府的婉拒。
截至1996年，特蕾莎在超过一百个国家运作了517个慈善计划[16]。瘦小矮弱的特蕾莎修女，有着坚强意志，半世纪来，凭着对天主旨意的顺服，发展出“仁爱传教修女会”团体。如今在全球，一共七十一国家设立了七百四十多家救济院、一一九个痳疯病中心、七百多家巡回诊所，近年又成立艾滋病服务中心。这个专为“穷苦中的至苦者”服务的慈善机构如今已遍布全球[17]。近五千修女继续着她的志业。受其感召而投入的义工则超过一百万人。他们服务的对象很广，因为特蕾莎修女对贫穷的定义非常宽广，包括了物质与精神层面。她曾说，举凡饥饿者、孤单者、无知者、胎儿、遭种族歧视者、被弃者、患病者、贫困濒死者、被囚者、酗酒者、吸毒者……，都是《玛窦福音》里耶稣所谓“我弟兄中最小者”。而缺乏爱，是其中最贫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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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蕾莎修女去世后，加尔各答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向圣座封圣部申请特蕾莎修女宣圣。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在2003年10月，把特蕾莎修女列入了真福名单。
早在1960年代，特蕾莎修女已赢得印度政府的褒扬，她于1962年被授予莲花士勋章，1969年被授予尼赫鲁奖，该奖旨在表扬促进国际了解的国内外人士[18]。她于1972年及1980年两度获得印度政府最高奖印度国宝勋章。她的官方传记由一位印度公务员撰写，并于1992年出版。
特蕾莎修女在1962年因其对促进亚洲各国间相互包容与理解的突出贡献被授予麦格塞塞奖，此奖亦被称为亚洲的诺贝尔奖。该奖项的理事会表示特蕾莎修女为那些居住在陌生国度中的悲苦穷人竭力服务，此举为众人指明了方向[19]。
也就是从这时起，普世天主教信众开始敬仰特蕾莎修女，为褒奖她的扶困济贫工作、为和平做出的不懈努力以及在她身上体现出的基督之慈爱，教宗保禄六世于1971年颁予她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和平奖[20]。1976年，特蕾莎修女更获颁旨在褒奖促进和平人士的和平于世奖。[21]
多个国家政府与社会团体均授予特蕾莎修女荣誉褒奖。1982年，因着她“在更广义的层面上对澳大利亚与人道主义的共同信念所作出的努力”被授予澳大利亚勋章[22]。英国与美国竞相为特蕾莎修女颁奖，1983年她获得英国功绩勋章， 1996年9月16日特蕾莎修女成为了美国荣誉公民。1994年，修女的故乡阿尔巴尼亚为她颁发国家金质荣誉奖章[23]。
印度与世界各国诸多大学均为特蕾莎修女颁发荣誉学位[24]。（包括：1994年受中华民国台湾天主教静宜大学之邀访问台湾，获颁荣誉博士学位。）
其它的社会奖项包括1978年的巴尔赞奖——此奖为全球学术界最高的荣誉奖项之一[25]、1975年的艾伯特·史怀哲奖（Albert Schweitzer）[26]。
1979年，为表彰特蕾莎修女为消除对和平造成威胁的贫穷及困苦所作的工作与成就，她被颁予诺贝尔和平奖。她到挪威领取和平奖时，希望挪威政府取消为她准备的国宴。她的想法是：“一顿国宴，只让一三五个人吃饱，但国宴这笔钱交给仁爱传教修女会，便能够让一万五千个印度人得到一日的温饱。” 挪威政府回应了特蕾莎的要求，答应她把宴会的六千美元费用交给她使用，修女拿到这笔钱，同时还拿到了40万瑞币的捐款。那个被所有人仰慕的诺贝尔奖牌也被她卖掉了，所得售款连同奖金全部献给了穷人。对她来说，那些奖牌如果不变成钱为穷人服务就一文不值[27]。特蕾莎修女在发表获奖感言时设问：“我们能为促进世界和平做些什么呢？”她随后答道：“回到家里，爱你的家人。”她接着说道：“在全世界范围内，我发现贫穷不仅仅存在于整体贫困的国家中，在西方国家，贫穷更加难以消除。当我从大街上搭救回来一个饥饿的人，我给他一碟米饭，一块面包，我便很满足了。（因为）我让人吃饱了。但是，那些被社会排除在外的人，他们不被人需要，没人爱他们，他们生活在恐惧中，他们被社会抛弃。这样（精神上）的贫困太难（消除）了。”同时她指出，堕胎是“世界和平最大的破坏者”[28]。
“然而，特蕾莎修女从来就不是一个重要的存在。”查特基指责特蕾莎造成了外界对他的家乡的负面印象[29]，并认为特蕾莎修女时常反对印度民族主义的做法在印度政界造成了不必要的隔阂与摩擦。
在生命即将走至尾声时，年迈的特蕾莎修女招来了一些媒体的批判与否定。记者是无神论者、反宗教者，他是针对特蕾莎修女的最强烈反对者。在同为特蕾莎修女反对者的查特基的鼓励与推动下，希金斯被英国第四频道委任，担任一部抨击特蕾莎修女的纪录片《地狱天使》（Hell's Angel） 的共同编剧与制作人，但查特基对该片流露出的“哗众取宠的（拍摄）手法”十分不满[30]。随后，希金斯在其1995年出版的《传教立场》（The Missionary Position）更加猛烈地批判当时85岁的特蕾莎修女[31]。而下列多项针对她的质疑与否定均来自于希金斯与查特基二人。希金斯于1995年出版的《传教立场：理论与实践中的特蕾莎院长》（The Missionary Position: Mother Teresa in Theory and Practice）[32]一书中向读者宣称：“你所知道的特蕾莎修女，不只部分是假的，而全部都是假的。”在1981年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问：“您是否在教导穷人应该忍受苦难？”修女回答道：“我认为，穷人接受自己的命运、与受难的基督分享痛苦是非常美好的。我认为，穷人受苦会对这个世界更有帮助，我们的目标仅仅是救治伤员和病人。[33]” 希特蕾莎修女所服务的印度城市加尔各答是现代化的大城市，大部分报导特蕾莎修女的文章都夸大了加尔各答穷苦的程度，将其形容为人间地狱的做法是十分错误的。与此观点截然相反的是，加尔各答虽然在历史上曾是一座重要的城市，但在20世纪初时业已衰落，并且直到21世纪的今天仍深陷于“惊人的贫困”中[34]。在1943年孟加拉饥荒期间数量惊人的加尔各答人被夺取生命[35]，德肋已在加尔各答待了十余年；印度分治带来的严重暴乱和流离失所，以及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严重的能源短缺、罢工潮和共产暴力那萨尔党派对该市基础设施的摧毁所导致的严重经济停滞使人民进一步陷入困苦中，而1971年印度与巴基斯坦之间的战争导致成千上万的难民涌入加尔各答：所有这一切直到1990年代中期才有所缓和[来源请求] 而查特基撰写的批判书籍《特蕾莎修女：最后的审判》（Mother Teresa: The Final Verdict）中详细列出印度几十年来的重大灾害，并断言仁爱之家几乎完全没有进行过救助。希金斯认为特蕾莎修女并不是无私的人道主义者，他认为特蕾莎修女对于“痛苦”有一种扭曲的崇拜，将受苦视作让人最接近上帝的途径。他认为特蕾莎修女创办的仁爱之家不是用来治疗穷苦的人，而是让他们痛苦的死亡的场所，因为“那些疗养院没有任何现代化的医疗设备，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是没有受过医疗训练的修女，她们使用没有消毒的针筒，不使用任何止痛药，也不打算治好任何人”。查特基则在他自己的书中明言，特蕾莎修女即使在生死攸关的场合也不愿让病人住她的疗养院。查特基认为，特蕾莎修女的“穷人的帮助者”的形象是对公众的误导，他判断在特蕾莎修女所办的最大的收容所里也仅有三、四百人，而根据他的统计，属于新教神召会的加尔各答另一慈善组织每日发放13000份免费餐，远远多于特蕾莎修女全部收容所发放数量的总和[36]。据CNN报道，特蕾莎修女的仁爱之家单单在加尔各答，每年为500,000户家庭提供食物，对90,000名麻风病患者进行医学治疗，同时还为20,000名学龄孩童提供系统教育。但CNN的数据来源不明[37]。希金斯的书中提到，仁爱之家的一些前雇员及一位名为苏珊·希尔兹（Susan Shields）的修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特蕾莎修女不允许她们买医疗器械，而是将捐款转入梵蒂冈银行作为一般用途，即使捐赠者特别注明将捐款用于慈善活动[38]。除了法律规定的政府有关部门外，特蕾莎修女从不向公众提供其慈善组织的财务状况[36]。
柳叶刀及英国医学杂志报道了仁爱之家的重复使用针头等医疗用具，恶劣的医护环境，包括为所有病人洗冷水澡，以及拒绝现代化的医疗护理，系统化的病理诊断。柳叶刀的编辑，罗宾·福克斯医生描绘这种场景是无组织无纪律的，因为那里缺少医生，没有医疗知识的志愿者要为患者作出医疗决定。他同时观察到那里并不把可治愈和不可治愈的患者分开，从而导致那些原本可被救治的患者有死于感染和得不到及时护理的危险。福克斯医生指出，这并不是医疗，而是只是看护。因为医疗代表了用专业的医疗来减轻病人痛苦，并强调满足病人的需要和愿望，而她却不在乎这些。
印度人民党在对待基督徒的态度问题上曾与特蕾莎修女发生冲突，但在修女去世后，该党赞扬了她的善举，并派遣代表出席了她的葬礼。另一方面，世界印度教徒会议（印度教徒之民族主义组织）反对印度政府为特蕾莎修女举行国葬，该组织秘书Giriraj Kishore认为“她的首要责任是为教会服务，其次才是社会公益”，并指控特蕾莎修女赞同基督徒为临终者施行“秘密洗礼”[39][40]。但是，该组织的双周刊《前线》杂志的文章随后表示上述指控是“明显的谬误”，并表示他们“无意改变社会对她的观念，特别是在加尔各答”，文章在称赞特蕾莎修女的自我牺牲、勇气与力量的同时，亦批评修女公开反对堕胎的行动，认为这种活动应该是非政治性的才对[41]。
特蕾莎修女过世之后，尊敬她的印度人民要求将她列入圣人的行列。天主教教会进行宣福仪式前，必须要有奇迹的见证记录，特蕾莎修女的奇迹见证纪录来自于一位印度妇女Monica Besra，她声称自己是特蕾莎修女施行奇迹的见证人。她曾将特蕾莎修女的照片放在腹部，癌肿瘤奇迹般地消失了。她的丈夫曾一度对媒体声称这是妻子接受医院手术治疗的结果，而他们受到来自天主教会要替特蕾莎修女进行宣福的压力而谎报奇迹，《时代》杂志报导称，治疗该名女子的医生同受到天主教会的压力必须对外声称此为奇迹。但Monica Besra的丈夫后来改变了态度，将癌肿瘤的治愈确称为特蕾莎修女的奇迹[42]。教宗方济各2015年12月认可她的第2个神迹，让巴西一名罹患脑瘤的男子痊愈。
1969年，英国记者、作家、独立电影人兼讽刺评论家马尔科姆·蒙格瑞奇拍摄了一部以特蕾莎修女为主的纪录片《Something Beautiful for God》，片中拍出收容所和印度街头惊人的贫穷和无助，以及特蕾莎决定终生侍奉最贫穷的人的精神，让许多人相当感动，也让特蕾莎修女变成了世界名人。该记录片录制期间，一些片段感光不足，特别是拍摄临终者的居所的那些片段，被认为品质太差不可能用到影片中去。在摄制组从印度返回后，惊讶地发现那些昏暗的片段变得明亮起来，品质好到令人难以置信。蒙格瑞奇认为那是来自特蕾莎修女的“天赐神光”[43]照亮了胶片。而摄制组的有些人则认为那是超敏柯达胶片造成的奇效[44]。不久后蒙格瑞奇改信了天主教。
特蕾莎修女一生中曾18次被提名为年度最受尊敬人物（Gallup's most admired man and woman poll）中的十大最受尊敬女性之一，并在20世纪80-90年代间数次当选[45]。1999年，特蕾莎修女被美国人民投票选为二十世纪最受尊敬人物榜单之首（Gallup's List of Most Widely Admired People of the 20th Century）。排在她后面的是马丁·路德·金与美国前总统肯尼迪[46]。在此次广泛囊括各年龄层（除婴孩外）的调查投票中，她以压倒性的优势成为全美人民心目中的伟人[47]。
在特蕾莎修女去世后，民众采用多种多样的方式来纪念她，多所博物馆以她的名字命名，多座教堂以她为主保圣人，她的名字亦被用来给各式各类的建筑物和道路命名，其中包括地拉那特蕾莎修女国际机场。2009年，在她的家乡马其顿共和国首都及最大城市斯科普里，特蕾莎修女纪念楼正式对公众开放。早在1984年，印度泰米尔纳德邦政府在科代卡纳尔成立了一所名为特蕾莎修女女子大学的公立大学[48]。印度本地治里政府于1999年成立了特蕾莎修女健康学研究生与研究学会[49]。她的传记作家Navin Chawla在印度各类不同的报刊上发表多篇文章以表达对她的怀念与敬仰[50][51][52][53][54][55]。
2010年8月26日，为纪念特蕾莎修女百年诞辰，印度铁路局将一列新火车命名为“修女特快”[56]。泰米尔纳德邦政府于同年12月4日在金奈举行了由该邦首长戈代加讷尔(Kodaikanal)主持的特蕾莎修女百年诞辰纪念活动[57][58]。
多部电影电视作品以特蕾莎修女为主题：于1969年上映的纪录片《Something Beautiful for God》及其1972年出版书作；1997年由杰拉丁·卓别林主演的艺术电影奖获奖影片《特蕾莎修女：因天主的贫者之名》；2003年拍摄的意大利小型电视连续剧《加尔各答的特蕾莎》（此片于2007年二度上映并获得金美奖CAMIE Awards）[59]。2015年上映电影The letters 《爱无止尽特蕾莎》。
- 特蕾莎修女荣获诺贝尔奖上台致词时说：“有很多破坏和平的东西，但在我看来，今天和平最大的破坏者是堕胎，因为这是直接的战争，直接的杀戮——直接由母亲自己实施的谋杀。”[60]此言传达了天主教教会对堕胎的一贯看法，也是她一生为之抗争的立场[61]。
- 特蕾莎修女1997年9月5日以八十七高龄过世前数个月，因病住院。当时，治疗特蕾莎修女的医师报告说，她有睡不着的困扰，但医学上无法解释原因。德索萨大主教想到：可能是有邪灵在打扰她。征得特蕾莎修女同意后，他派遣一位神父进行驱魔[62]。这是天主教教会的一种宗教仪式[63]。神父施行“庇护祈祷”后，特蕾莎修女“后来就平静睡着了”。但天主教专家表示，特蕾莎修女曾受接受驱魔，听来极其罕异。天主教会很少动用驱魔秘法，只有言行剧烈变异，但生理学、心理学都无法解释之际，方才施行。[64]
特蕾莎修女在世的最后几年，身体不断出现状况，尤其心脏病，令她胸口疼痛及呼吸困难。最后因突如其来的心脏停止，让她没有痛苦地安祥辞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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