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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条目页的主题是台湾南投县的乌牛栏。关于台中丰原的乌牛栏，请见“乌牛栏 (台中市)”。乌牛栏，（台湾话：O͘-gû-lân）是台湾南投县埔里镇的一个传统地域名称，位于埔里盆地爱兰台地南部。相较于今日行政区，其范围大致包括铁山里不含西端及东北部、爱兰里、南村里东北部边界地带。[1][2]乌牛栏之役发生所在地。
在清朝时期迁移到埔里一带，平埔族从清朝道光初年开始陆续往埔里迁移，当时迁到埔里的平埔族群多达三十几社，是埔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移民潮。丰原一带的巴宰人是首先迁移到爱兰台地的平埔族群。
原本在台中丰原乌牛栏的巴宰族乌牛栏社，仍旧称新居地为乌牛栏。台湾清治末期至日治初期，乌牛栏地区为一街庄，称为“
1901年（日治明治三十四年）11月，全台废县厅改设二十厅，该庄隶属于南投厅。1903年（明治三十六年）6月，该庄编入“埔西区”，隶属于南投厅。1909年（明治四十二年）10月，合并二十厅为十二厅，埔西区仍隶属于南投厅。1920年（大正九年），全台地方制度大改正，废十二厅改设五州二厅，该庄改制为“乌牛栏”大字，隶属于台中州能高郡埔里街[3]。
而1904年设置的埔里社公学校和埔里社公学校乌牛栏分教场两个地方，学区并不是以埔东与埔西来区分，埔里社公学校的学区是扣掉一部分大肚城庄的埔东区以及埔西的大湳庄与牛眠山庄、乌牛栏分教场则是少了大湳庄与牛眠山庄的埔西区与大肚城庄的一部分，1915年成立的埔里信用组合与乌牛栏信用组合的分区也是用这个分区，是因为考量到地缘关系做出的弹性调整、以交通与经济上的共同区域为划分，也可以从中看出埔里的两个势力版块。
战后埔里街改制为埔里镇，隶属于台中县，大字亦改制为里。1950年10月，中、彰、投分治，埔里镇改隶属南投县。
受到原住民运动思潮的影响，1980年初开始，乌牛栏社的族人开始积极寻找自身族群的定位，并且1999年开始，透过教会的协助每年举办传统仪式，后续也开始进行族语复振的工作，并向原住民族委员会申请复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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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区发展较早的聚落有林仔城（篮城）、大肚城、恒吉城等，在日治期初期的官方地图上已有记载。[1]此外，本地区尚有水里城聚落。[4]
国道6号又称“水沙连高速公路”，是雾峰至埔里的横贯高速公路，大致以西南西—东北东走向经过本地区西北部边界外不远处，并在最近处设有爱兰交流道，有连络道与省道台14线相接。由此向西南西可前往北山坑、国姓、草屯、万斗六的旧正、丁台南部并止于国道3号雾峰系统交流道；向东北东可前往埔里市区东北郊的东侧端点（埔里端）并止于省道台14线路口。[1][5][6]
省道台14线（中山路四段～三段）是彰化中庄子至南投庐山的干道，大致以西北—东南走向转西向东再转西南西—东北东走向再转西向东经过本地区南部边界外不远处，其后于本地区东南端外缘经省道台21线路口转北北东与其共线后，到达本地区东南部边界并沿边界地带而行，至恒吉城聚落转东南东出境。由该道路向西北经国道6号爱兰交流道连络道路口、国道6号高架桥下后可前往国姓市区西南郊、草屯、芬园、彰化中庄子并止于省道台1线路口；向东南东转东北东再转东独行并绕过埔里市区北侧后可前往仁爱（雾社）、庐山等地。[1][5][7]
省道台21线（中山路三段）是台中市东势区天冷至南投县信义乡塔塔加的干道，大致先以东南东—西北西走向与省道台14线共线到达本地区东南部边界中央地带后，转南南西沿边界而行以至出境。由该道路向东南东转东北东再转东经埔里市区北侧再转北北东过眉溪牛眠桥、国道6号埔里交流道连络道路口后转西北可前往国姓东北部、新社东南部、东势南端并止于省道台8线路口；向南南西经省道台14线路口后转南南东独行再转南南西可前往鱼池、水里东南部、信义、和社、塔塔加等地。[1][5][8]
乡道投73-2线（铁山路）是水尾至爱兰的道路，其东南侧端点位于本地区东南部边界中央处的省道台14线、台21线共线转角路口。由此向西北西转西北蜿蜒而行，于本地区北部出境后可前往房里西部、水尾南部偏西并止于乡道投73线路口。[1][2]
乡道投77线（育溪路、南环路）是寿全桥至爱兰桥的道路，其西北侧端点位于本地区东南端外缘南港溪爱兰桥东北侧省道台14线、台21线共线路口。由此向东南东经大肚城西南端转东南微南可前往生蕃空东北部、水头西部并止于南港溪寿全桥东侧的乡道投72线路口。[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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埔里爱兰教会：位于埔里的爱兰教会是一间以巴宰族人为主体的教会，也是埔里基督教信仰的重要起源地。[9]其前身是乌牛栏教会，是埔里第一座基督教礼拜堂，教会的发展过程与埔里巴宰族群的社群活动、教育文化与医疗体系发展有着重要的连系，近年移居外地的巴宰族人成立“兰侨”组织，凭借著基督信仰凝聚族群意识，而埔里“南投县巴宰族群文化协会”则透过教会组织极力重振巴宰族人的传统文化。[10]
教会发展：爱兰教会的前身乌牛栏教会的设立与发展，历经清代巴宰族群的集体改信时期（1871－1895）、日本治台时期（1895－1945）走向自治、自养、自传及战后原住民教会发展（1945－）的三个时期。1883年乌牛栏教会正式升格为堂会，为一独立自主的教会，另有牛眠山、大湳、城内及北山坑等支会。[11]
最早的礼拜堂由茅草屋所盖，1871-1880大部分由信徒自行募资并在教室会的协助下完成第三间礼堂的建造，且在教会成为独立堂会后，教势也随之提升，成立地方教会小会，并选出长老与执事，共同治理教会，到1883年升格为会堂时，教势不断兴旺，1890年文姑娘及朱姑娘来协助教会事工，兰大卫在中部传道时，教会的教势达到最高峰。[12]
教育发展：早期的乌牛栏教会除了引进新式的医疗设施外，也聘请地方仕绅黄利用担任“耶稣教小学校”的首位教导，教授汉学，[13]日治时期，因当时汉人社会中存有严重的重男轻女、男尊女卑的观念，导致普遍女子的就学机会并不高，日本政府为教育平埔族女子，于1898年设立“埔里社公学校乌牛栏分教场”，借由乌牛栏基督教礼拜堂为教学地点，最初有平埔族女子三十二人，因教学成效不错，又再1899年（明治三十二年）改为埔里社公学校乌牛栏分校。1901年（明治三十四年）增设男子部，招收平埔族子弟。1911年（明治四十四年）独立为“乌牛栏公学校”。早期的信徒不分男女皆受教育，日语成为教学必备语言，巴宰族人在校使用日语，家中则可用族语，教会的主日学则采用罗马拼音学习汉字，学习风气盛行遍及埔里各村社，甚至有人曾进修高等科。[14]
基督教会的设立与在地发展：早在1871年，埔里爱兰教会就由英国传教士协助建立。 早期基督教会在台湾，除了传教，常常会结合医疗、教育、当地文化与社会等与生活息息相关之面相。但初期台湾并不能完全接受基度教之教义或相关活动，必麒麟事件成为当时的转捩点，透过必麒麟，成功使马雅各能够深入平埔族，并顺利将基督教信仰传入巴宰族群部落。
从此之后，基督教逐渐成为巴宰族的主要信仰，甚至举族集体信教，其中潘开山五干为关键人物，甚至被称为埔里最早的基督教信徒。某天他与族人至山上打猎时不慎受伤，给予及时救治的正是马雅各传教士，[15]，由此可知，[16]
基督教于1863年后，与部落里的长老有着互相支持的密切关系，平埔族文化一直都是以长老为最高领导者，因此对部落中长老做的任何决定必然服从，也因为这种制度下的影响，基督教长老教会得以快速传播。
1873年后，甘为霖牧师再度前往埔里，当时乌牛栏地区教会数量逐渐增多，且都是以巴宰族人为主而设立，[17]。这些事件与教堂皆发生于1870年代初期，相较于其他礼拜堂，乌牛栏礼拜堂建立的时间较晚，最初的教堂仅仅是简单的茅草屋，[18]，深受当时传教士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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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埔里黄宅（历史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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