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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子丰，OBE[?]（英语：Lam Chi-fung，1892年11月6日—1971年4月17日），香港银行家及浸信会教育家和慈善家，1922年创立嘉华银行前身嘉华银号，1956年至1971年出任香港浸会书院首任校长、1950年至1965年任香港培正中学校长、以及由1941年至1971年出任香港浸信会联会主席。
林子丰生于广东揭阳县一个基督教家庭，早年前往香港从事白米贸易，后来代理越南无烟煤进口。1922年，他在广州创办嘉华银号，银号其后改组成为银行，总部更于1924年迁往香港。嘉华银行在二、三十年代曾经有相当的发展，但后来业务却因为中国大陆政局不稳而收缩，1941年香港沦陷后，全数业务更告停顿。及至战后，林子丰重整嘉华业务，并一直担任董事长至1971年逝世为止。然而，此后嘉华银行控股权辗转落入他人手上，到1986年获中信集团注资，从此添上中资色彩。林家于2002年完全退出嘉华业务，而曾经多次改名的嘉华银行最终在2010年易名为中信银行（国际）。
林子丰生前十分热衷于浸信会事工，除任浸联会主席外，又尝任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会长及九龙城浸信会执事会主席等职，并且于1951年和1963年分别牵头创立香港浸信会神学院和香港浸信会医院。在教育方面，他早于三十年代已协助广州培正中学在香港设立分校，太平洋战争期间还在澳门义务担任广州培正中学和广州培道女子中学两校校长。战后，他对香港浸会书院和香港培正中学的发展不遗余力，并成功为两校争取由香港政府拨出土地发展，其后促成港府在1970年认可浸会书院为注册专上学院。浸会书院后来于1972年改名浸会学院，复于1994年获港府批准正式升格为香港浸会大学。
林子丰育有七子两女，长子林思显博士历任香港市政局委任议员、立法局非官守议员、嘉华银行董事局主席和香港浸会学院校董会主席等职；次子林思齐博士于1988年至1995年任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省督，是该国历来首位华人省督和第二位非白人省督。
林子丰祖籍广东汕头揭阳县金坑，1892年11月6日生于当地，其父林绍勋在乡村教书，后来成为浸信会牧师。[1]成长于基督教家庭的林子丰在14岁的时候已成为基督徒，他早年就读于浸信会揭阳真理中学，其后转读汕头𬒈石中学。[2]中学毕业后，有志成为医生的他在1911年前往北京协和医学堂学医，但未几便回厦门同文书院修读外语和商科。[3]学成后，林子丰一度计划出国深造，但最终却选择返回家乡生活。[4]
1916年，懂得英语的林子丰获得伯父聘用，加入在潮汕经营米业的广源盛行任职英文书记，并被派往香港协助米号开拓当地市场，未几更获擢升为司理。[5][6]后来，林子丰自组四维公司，出任总经理，进口代理越南无烟煤，并涉足米业和船务，到1926年进一步与潮商陈子昭等创立众益轮船公司，业务遍及澳门、广州、湛江、汕头和越南等地。[7]据了解，企业家霍英东的母亲早年因家境困顿而得到林子丰协助，被他聘用负责把越南运来的煤炭驳运到岸上，从而赚取佣金帮补家计。[8]
林子丰的贸易生意稳定下来后，他还察看到拓展银行业的商机，于是在1922年2月2日在广州创办嘉华银号，复于同年6月改组为嘉华储蓄银行，银号最初由林子丰邀请嘉南堂及南华公司两家公司的股东合股经营，因而得名。[9][10]1924年，林子丰把嘉华储蓄银行总行迁至香港中环德辅道中，当时的资本为50万港元。[9]到1931年，他又在上海开设分行，股本增至100万港元，业务一度快速扩张；[9]惟后来政局动荡，加上日本开始对中国展开侵略行动，林子丰面对经济不稳的困局被迫于1935年关闭上海和广州的分行。[9]虽然如此，林子丰作为香港知名潮商，仍于1937年至1939年当选香港潮州商会会长。[11]此外，透过在越南经商的影响力，他于1935年协助促成国民政府与法属越南政府签订《中法越南商约》乙部，事后于1936年获越南皇室颁授龙纹宝星勋章以资肯定。[12]然而，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林子丰的银行业务受到进一步打击，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和香港沦陷后，全数业务更告停顿。[9]一直到1945年香港重光后，嘉华储蓄银行才于香港重新开业，随后于1949年1月易名为嘉华银行有限公司。[9]
战后，林子丰继续担任嘉华银行董事长一职，银行业务在战后平稳发展。[13]同时间，他于1947年创立以生产电筒为主的捷和制造厂，其后又成立植丰置业有限公司，并担任两家公司的董事长。[11]踏入五十年代，林子丰开始淡出自己的商业业务，并专注于教会和教育工作，于是逐渐把家族生意交给林思显和林思进等儿子打理，但他仍留任嘉华银行、捷和制造厂和植丰置业三家公司董事长的职务，直到去世。[14][13][15]林子丰身后，由于家族后人无心经营嘉华银行，结果控股权落入美国财团手上、1974年再落入新加坡侨商刘灿松手中。[9]到1986年，陷入财务危机的嘉华银行接受中信集团注资打救，嘉华从此添上中资色彩，并且于1998年易名中信嘉华银行。[9]2002年，中信嘉华银行在中信集团策划下收购香港华人银行。[9]同年，中信嘉华银行改名中信国际金融控股有限公司，而收归旗下的香港华人银行则改称中信嘉华银行有限公司，林家自此完全退出嘉华银行业务。[9][16]2010年5月，中信嘉华银行有限公司进一步改名为中信银行（国际），“嘉华”一名正式走进历史。[9]
林子丰一家笃信基督教，早年他已经是坚道浸信会会众，曾主持该会财政部和传道部的工作。[17]1938年，他举家由香港岛搬到九龙城嘉林边道大宅居住，[12]遂于翌年参与创立九龙城浸信会，他除了跟妻子成为该会第一届执事外，他本人还终身出任该会执事会主席。[18]林子丰跟妻子多年来都十分关心九龙城浸信会的发展，1962年夫妇两人更捐出12万港元支持兴建九龙城浸信会新堂。[19]在九龙城浸信会的工作以外，林子丰在1938年参与创立基督教蒲岗福音堂，并当选值理会主席，该福音堂专门为来自潮州的基督徒而设，后来进一步改组成为九龙城潮语浸信会。[18]同年3月，香港浸信会联会成立，林子丰即获邀出任执委之一，负责主持战时救济工作。[20]自1941年起，他还终身出任浸联会主席，指导香港浸信会的发展，并见证著二战后浸信会会务在香港的急速扩展。[21][22]此外，林子丰早于1930年至1932年已经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会董，及后于1933年至1934年和1939年至1956年两任青年会会长，期间于1938年兼任粤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随军服务团港方主席，以及在1947年一度兼任青年会总干事。[23][24]1956年卸任青年会主席后，他再获邀出任名誉会长，至1959年为止。[25]
热心于教会事工的林子心也积极参与社会公益，他曾于1935年为家乡揭阳县出资修建引水道，[23]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除了透过教会主持大小救济工作，又于1940年响应国民政府的号召在港澳地区为救国公债筹款，最终以超额筹得超过200万圆法币，同年获国民政府褒授“忠义为怀”牌匾一块以示感谢。[22][18]避居澳门期间，他应澳葡政府邀请出任澳门粮食管制委员会常务委员暨国际难民赈灾会委员，协助当局应对战时大批难民涌入当地的挑战。[26]1945年香港重光后，林子丰应当时的英国临时军政府首长海军中将夏悫爵士请求，从澳门带来大批由他代理的无烟煤到香港，协助解决市面上煤炭物资不足的问题。[26]林子丰在战后初年也关注香港住屋不足的问题，当时中国大陆大批难民为逃避国共内战而走难来港，他们大多居住在依山搭建的木屋区，居住和卫生环境都十分恶劣。1950年1月，九龙城东头村木屋区发生大火，烧毁木屋6,000间，20,000人无家可归。[27]由于当时的香港政府未有全面的公共房屋政策，林子丰遂参与成立港九各界联合救济九龙城火灾难民委员会，并捐出1,000港元接济灾民。[28]期间，他多次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会长身份在电台呼吁市民响应捐款赈灾工作，及后又任九龙城火灾善后建设委员会副主席，参与该会建设小组委员会，最终原址设立了“博爱村”以安置灾民，“博爱村”后来经港府重整而成为了东头平房区的一部分。[28][27]
林子丰也十分积极从事教育工作，他早于三十年代已经担任广州浸信会培正中学校董，1933年协助该校在香港何文田觅得土地兴建校舍作为香港培正小学，其后于1935年开办初中。[23]1941年香港沦陷后，林子丰为躲避日军管治而逃往中立的澳门，虽然被迫中断不少商业业务，但仍不忘教会和学校的工作，1944年更答应义务担任澳门培正中学和迁到澳门的广州培道女子中学两校校长，协助两校渡过战时的困难日子，期间更接济不少落难师生。[26]战后，林子丰返回香港着手重整浸信会的教育工作，他率先于1946年出任香港培道中学校主、校董及监督，协助向港府争取拨出土地兴建校舍。[21][29]1950年，他进一步应邀义务出任香港培正中学校长，任内他成功游说港府教育司高诗雅答应批出毗连原校舍旁的大幅土地作扩充之用，而E座新校舍在1953年落成启用时，更邀得时任香港总督葛量洪爵士主持启钥仪式。[30][31]林子丰在任香港培正中学校长15年，1958年至1959年兼任校监，期间学校获得各界不少捐助，校务有长足的发展，中小学部学生人数达数千人之多，成为香港数一数二的中文学校。[32][33]1965年卸任校长后，他获邀出任香港培正中学校监一年至1966年为止，另外于1963年至1970年出任澳门培正中学校监。[34]此外，林子丰自1926年起也任九龙城民生书院校董，1955年5月起出任校监兼校董会主席。[35]
林子丰对教育的关注，使他在1951年获邀出任香港大学中文学会副会长，1952年当选香港教师会历来首位华人会长，以及在1954年奉委港府教育委员会委员。[36]1951年，林子丰又被港府奉委为香港高等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参与检讨香港的高等教育发展，促成后来于1952年发表的《贾士域报告书》。[36]虽然报告书认为香港只需要一家香港大学，但欢迎开办更多的专上院校，为林子丰日后提出兴办浸信会专上院校埋下契机。[37][38]1955年，林子丰以发扬浸信会的办学精神为号召，正式向浸联会建议倡办一所浸信会专上学院，并由他出任香港浸会书院筹委会其中一名委员。[37]浸会书院于1956年3月5日正式成立后，他本人更义务担任校长至1971年逝世为止。[37][39]创校初年，由于未能觅得土地作校舍之用，浸会书院一度要借用香港培正中学校舍授课，到1959年终获港督柏立基爵士答应批出九龙塘窝打老道的一幅土地作为永久校址，新校址随后于1966年落成启用。[37][39]为了让书院有举办典礼的场地，林子丰在1970年庆祝与妻子的金婚纪念时，特意捐出港币50万兴建大专会堂，惟会堂要到1978年5月，即林子丰身故后七年才告落成。[40]
除了浸会书院，浸联会有鉴于广州的两广浸信会联会神道学校因政局变迁在1950年被迫关闭，遂研究在香港兴办神学院。[41]有关构思获得林子丰大力支持，并由他本人出任浸会神学院筹委会主席，香港浸信会神学院在1951年正式成立后，继续由他一直出任董事会主席及神学部部长一职。[41][42]神学院原设于九龙城“博爱村”，其后于1959年迁往何文田山道，1999年再迁到西贡以北的西澳。[41]另外，浸联会于1952年提倡设立一所浸信会诊疗所服务大众，并推举林子丰第六子林思安医生为筹委会主席，其后诊疗所于1956年在九龙窝打老道启用。[20]1959年，港府在林子丰推动下进一步答应在拟建中的窝打老道浸会书院校舍旁边兴办一所香港浸信会医院，浸会医院在1959年4月动工，1962年落成，并于1963年7月1日正式启用。[20]
作为香港浸信会的领袖人物，林子丰是香港与美国和其他海外浸信会的重要沟通桥梁。[43]战后，他热心参与世界浸信会联会的工作，1955年首次以香港代表身份到英国伦敦出席第九届世界浸联会大会，而且当选大会副会长，继后又获美国的奥克拉荷马州浸会大学颁授荣誉法学博士学位。[44]及后，他于1960年连任第十届世界浸联会大会副会长，并于巴西出席大会期间荣获巴西荣誉公民及里约热内卢城市之钥两项殊荣，随后他转往美国访问的时候，又获颁德州荣誉市民和北卡罗莱纳州荣誉公民及城市之钥等殊荣。[45]1965年，他再一次到美国出席第十一届世界浸联会大会，其后分别获得贝勒大学和史丹森大学（Stetson University）颁授荣誉法学博士学位，在美期间他还成功筹得20万美元以支持浸会书院的建设。[19]为肯定他对香港教育和浸信会事工方面的工作，贝勒大学还于1959年特设林子丰博士科学奖学金以为表扬。[44]至于香港方面，英廷也于1953年和1957年分别向他颁授英女皇伊丽莎白二世加冕奖章和OBE勋衔，对其教育和慈善工作予以肯定。[46][47]
林子丰晚年仍热心于浸信会事工和香港浸会书院的发展，并且成功争取浸会书院在1970年3月取得港府认可的注册专上学院资格，及后校名于1972年改名为香港浸会学院。[48][39]多年以后，浸会学院再于1994年获港府正式批准升格成为香港浸会大学。[39]1971年4月17日上午八时五十分，林子丰因为中风病逝于香港浸信会医院，终年78岁。[15]身后，他的家人在同年4月24日为他在九龙殡仪馆举行大殓，同日于九龙城浸信会举行安息礼拜，遗体随后安葬于香港华人基督教联会薄扶林道坟场。[15]此外，浸会学院、香港培正中学和澳门培正中学等多家生前与林子丰关系密切的学校和教会，都在他身后举行大小纪念活动以示哀悼。[49]至于林子丰遗下的浸会书院校长一职，则由该校物理系主任谢志伟博士接任。[20]
林子丰1920年于家乡揭阳县娶陈植亭为妻，林子丰夫人生于1902年，是当地名门之后，[4]婚后两人育有七子两女，七名儿子依次分别是林思显、林思齐、林思进、林思忠、林思敬、林思安、林思耀；[15]两名女儿则名林思英和林思谦。[15]林子丰夫妇的长子林思显先后担任过香港市政局委任议员和立法局非官守议员、嘉华银行董事局主席和香港浸会学院校董会主席等职，曾获CBE勋衔；[50]次子林思齐于1988年至1995年任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省督，是该国历来首位华人省督和第二位非白人省督。[51]
林子丰早年与妻子陈植亭结婚后，于1920年在家乡揭阳县建成植丰园作为居所，宅第后于2012年11月获广东省人民政府评定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5]迁居香港后，林子丰一家曾居于香港岛西区大安台，后来因山体滑坡一度暂居于广源盛行位于文咸西街的办公室。[10]后来林子丰经商致富，举家由般咸道迁到半山区罗便臣道，1938年再搬到九龙城嘉林边道大宅。[52]
| 附录：主要经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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