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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后结构主义学者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朱迪斯·巴特勒(英语:Judith Butler,1956年2月24日—),美国后结构主义学者,其研究领域有女性主义现象学、酷儿理论、政治哲学以及伦理学[2]。1993年开始任教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修辞学与比较文学系,并且1998年开始担任比较文学和批判理论学程的Maxine Elliot教授。他(them)也是欧洲高等学院的汉娜鄂兰教席。[3]
朱迪斯·巴特勒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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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 | 美国俄亥俄州克利夫兰 | 1956年2月24日
时代 | 20世纪哲学 / 现代西方哲学 |
地区 | 西方哲学 |
学派 | 欧陆哲学,第三波女性主义,批判理论,酷儿理论,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 |
主要领域 | 女性主义理论,政治哲学,伦理学,精神分析学,性,犹太哲学 |
著名思想 | 性与性别的社会建构 |
受影响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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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特勒在1984年从耶鲁大学获得她的哲学博士学位,后开始从事后结构主义和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的研究。巴特勒知名于《性别惑乱:女性主义与认同颠覆(1990)》和《身体之重:论性的论述界限(1993)》,其中挑战传统性别观并发展其性别述行(gender performativity)理论。[4]她被认为是“在现代政治理论中最有影响力的声音之一”[5]。
巴特勒自我认同为非二元[6][7],使用“她”或“Ta”的代名词[8],但2020年他称偏好“Ta”[9],表示Ta从不待在“出生指派为女性”的家中[8]。和伴侣Wendy Brown与孩子Isaac居住在柏克莱[10]。巴特勒支持LGBT运动,并讨论许多当代政治议题。包括以色列政治批判。[11]
她是犹太人,最近的工作主要集中在犹太哲学,探索国家暴力的前后和与对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批评。[12][13][14]在政治上,她是犹太和平之声顾问委员会的成员[15]和“抵制,撤资和制裁”以色列的支持者。[16]她认同“犹太教与国家恐怖主义是无关的”[15],并强调,以色列并不代表所有的犹太人。[17]她曾于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中,公开演讲。
《欲望主体:二十世纪法国的黑格尔主义反思》(Subjects of Desire: Hegelian Reflections in Twentieth-Century France)是巴特勒博士论文,主要探讨法国哲学对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继受,其中一一讨论诸如苦恼意识、主奴辩证、精神体现等概念。并批评了黑格尔男人化、成长小说式的辩证旅程,认为要超越黑格尔浪漫的辩证法,需要透过戏仿式的手法,例如德里达在〈深坑与金字塔〉透过“延异”对黑格尔意义理论进行批判,或傅柯〈尼采、系谱学、历史〉中,将权力视为生成性而非禁制性的。巴特勒在结尾中,借由引述傅柯和克里斯蒂娃,指出黑格尔的欲望论述,必须让位给关于身体的具体历史讨论。这本著作提出的观点对后来的《性别惑乱》和《身体之重》中获得发展。[18]
在〈述行与性别建制:现象学与女性主义的一篇论文〉(Performative Acts and Gender Constitution: An Essay in Phenomenology and Feminist Theory)一文中,巴特勒提出“性别即述行(gender is performative)”,因为性别认同通过行动确立,有通过差异行动建构差异性别的可能性。[19]
《性别惑乱:女性主义与认同颠覆》(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跨国销量超过十万册[20]。其中一一讨论了佛洛伊德、西蒙波娃、克里斯蒂娃、拉冈、伊瑞葛来、维蒂格、德里达与傅柯的著作[21]。其中巴特勒批判女性主义所使用的性/性别概念[22],即企图将“女人”制造为一个具有共同特征之离散、去历史化团体,这种取径强化了性别关系的二元论。巴特勒认为女性主义不应试图争辩“女人”的定义,而应该“专注于说明权力的效应,及其如何形塑我们的女人观,不只在钜观社会中,也必须在女性主义运动中。”[23]最后,巴特勒试图破坏性/性别中间的斜杠,使性别和欲望能够“灵活流动,而非取决于其他稳固因素”。她于该书提出的认同是流动自由的概念以及性别作是表演性的而非本质,一直是酷儿理论的根基之一。
〈拟态与性别不服从〉(Imitation and Gender Insubordination)收录在《暗柜里/外:蕾丝边与同志理论( Inside/Out: Lesbian Theories, Gay Theories)》,这是一本同志理论家的著作合集。巴特勒认为蕾丝边和同志这些词汇并未提供浅白的启示,但这有政治必要性。[24]巴特勒指出使用“游戏/述行、扮装与拟态来形塑性别与性特质的形,其作为持续创造的主体性,总是具有因为无述行而解体的风险”。[25]
《身体之重:论性的论述界限》(Bodies That Matter: On the Discursive Limits of "Sex")旨在厘清文本,并纠正将述行论说成性/别形构是一种日常选择的误读。[26]巴特勒引用德里达的重述性(iterability)理论,强调重复在述形理论中的角色是一种援引形式:
不能在重述、一个律法化与受约束的过程之外理解述行。而该重复不是主体所进行的展演;这种重复使主体成为可能,并构成对主体的时间条件。该重述性意味“展演”不是一个简单“行为”或事件,而是一种在约束下并通过约束、在禁制与禁忌之下并通过禁制与禁忌,透过放逐(ostracism)的威胁、死亡的控制、并强制产物的形体,从而重复的仪式、一种仪式生产。但我坚持它并非全然被事前决定。[27]
在《煽动言论:一种述行政治学(Excitable Speech: A Politics of the Performative)》中,巴特勒调查仇恨言论与言论审查的议题。他认为审查制度难以评价,在某些情况下它可能有用甚至必要,在某些情况下它可能比宽容更糟糕。[28]
巴特勒认为仇恨言论唯有在国家权威宣布如此之后,才能回顾性(retrospectively)的实存。借此国家为自身保有定义仇恨言论的权力,同时对反的限制了可允许论述。在此之上,巴特勒批评法学家麦金侬反色情的论证,因为他毫无疑问地接受了国家的审查权力。[29]
巴特勒运用傅柯《性意识史:求知意志》的论调,认为尝试任何一种审查制,无论是法律或其他种,都必然煽动它试图禁绝的语言[30];例如傅柯试图论证十九世纪西欧严厉的性规范,只会扩散他们试图控制的性特质论述[31]。巴特勒利用德里达与拉冈扩展这一论证,宣称审查制是语言的初始,而语义的“我”至原初审查制的效应。如此,巴特勒质疑任何单纯对立之论述的可能性:“若言论依赖于审查制,则人们需要寻求反对的原则,即是反对言论的形构原则。”[32]
《消解性别》(Undoing Gender)收录巴特勒对性别、姓、性特质、精神分析与间性人医疗的反思,相较于他许多其他著作,它的读者群更为广泛。巴特勒重新审视并优化其述行的概念,并聚焦于消解“性生活与性别生活的禁制规范概念”的问题。
巴特勒讨论性别如何在理所当然、无意识的状态被展演,但他说这并不意味述行是“自律或机械的”。他认为,我们的欲望并非源于人格,而源于社会规范。还讨论了“人性”和“低于人性”的概念,以及这些文化强制概念如何让我们阻碍“可得生活”,就像一个人最大的顾虑,通常是个人意志能否与常规不同。巴特勒说道,一个人可能会觉得为了生活必须获得承认,但同时被承认的条件使人“无以成活”。他建议对这些条件进行置疑,以使反抗者获致更多生活的可能性。[33]
在巴特勒关于间性人及其议题的讨论中,巴特勒谈到大卫雷默(David Reimer)的案例,他在八个月大时进行了一次恶劣的包皮切除术,而后被医生“做(made)”为女性,在医学上将其性别从男性“重新指派”为女性。后来却又被指认为“真实”男性,结婚并成为他妻子三个小孩的继父,并被他与约翰柯拉比(John Colapinto)多书写在《天作男人:作为女孩抚养的男孩(Nature Made Him: The Boy Who Was Raised as a Girl)》中。雷默在2004年自杀。[34]
在《对拼装述行论的注释》(Notes Toward a Performative Theory of Assembly)中,巴特勒讨论集结政治的权力,考虑其有何意义与如何运作[35]。他使用此框架来分析保卫的权力和可能性,例如2014麦克尔布朗和艾瑞克加纳之死相关的“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
2019年香港反送中运动里爆发了香港中文大学冲突,香港警察攻进了香港的知名学府中文大学,朱迪斯·巴特勒参与了香港监察发起的学术界联署,讉责香港警察的暴力行为[36],并促请香港政府捍卫学术自由以及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其它参与的知名学者包括诺姆·乔姆斯基、齐泽克、扬尼斯·瓦鲁法基斯、罗伯特·彼得·乔治和史迪芬·平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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