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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朱子治家格言》的作者，请见“朱用纯”。朱
朱熹家境贫穷但自幼聪颖，绍兴十八年（1148年）中进士，年仅十九岁，历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于建阳云谷结草堂名“晦庵”，在此讲学，宋理宗赐名“考亭书院”，故世称“考亭学派”，又因朱熹别号“紫阳”，故世称“紫阳学派”。朱熹是程颢、程颐的三传弟子李侗的学生，承北宋周敦颐与二程学说，创立宋代研究哲理的学风，称为理学。其著作甚多，辑定《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为四书作为教本，也成为后代科举应试的科目，在中国大陆，有专家认为他确立了完整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1]。
朱熹系紫阳朱氏朱瓌（音同“归”，亦作朱瑰，五代十国时期婺源茶院府君）九世孙[2]，与凤阳朱氏同宗，皆为唐太宗大臣兼史学家朱敬则公之后裔。原籍徽州婺源县（本属安徽，1952年改隶江西）。
朱熹于宋高宗建炎四年九月十五日（1130年10月18日）午时[3]出生于福建路南剑州尤溪县的郑氏草堂（即“南溪书院”）。
五岁入小学，诵《孝经》[4]，十八岁举建州乡贡，十九岁登王佐榜进士，绍兴十九年十月以焕章阁待制兼侍讲[5]，绍兴二十年（1149年）春，回乡省墓，并赎回质田百亩，充作茶院朱氏的祭田[6]，二十二岁授左迪功郎，初任泉州同安县主簿，为官四十八年中，先后任地方官二十七年，到朝廷任侍讲官四十天，官至直宝文阁待制，封婺源开国男，食邑三百户，兼秘阁修撰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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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配︰刘清（四娘）[7]
- 子三人。
- 女五人。
- 长女朱巽，嫁崇安五夫里刘子翚侄孙刘学古，即刘玶之子，范如圭之外孙，生子刘席。
- 次女朱兑，嫁朱门四大传人之一的闽县人黄干。
- 三女朱巳，聪慧美丽，受家庭熏陶，擅长书法音律，原定嫁赵师渊之弟，即赵师夏兄弟，却天不留人，红颜薄命，十五岁时因病而亡，葬在建阳大林谷母亲的墓旁，终日与母亲作伴。
- 四女朱癸，嫁朱熹弟子建阳人范念德之子范元裕。
- 五女朱未，幼年夭折。
- 孙婿。
- （长子之婿）赵师夏
- （三子之婿）郑宗亮、黄庆臣、李公玉
- 其他孙婿︰叶韬甫、周巽亨、黄辂、赵师若（宗室）
可见朱熹和宋室关系颇不错的，最少朱家就和四个赵氏宗室联姻，虽然其中一个因朱巳早逝婚事作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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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宁宗庆元元年（1195年），外戚韩侂胄纠党击倒丞相赵汝愚。朱熹等被指斥是赵汝愚的朋党，被贬。朝廷将道学与朱熹等提倡者斥责为“伪学逆党”，一律罢官、除名、流放，终生不得出仕，史称庆元党禁。朱熹人生最后岁月活在死亡阴影之下，自言“某今头常如黏在颈上。”[10]
庆元六年三月初九日（1200年4月23日）午时，朱熹病逝于建阳考亭之沧州精舍内，享寿六十九岁。嘉定二年（1209年）诏赐谥曰“文”（后世称为朱文公）。宝庆三年（1227年）正月己巳，宋理宗下诏：“朕观朱熹集注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发挥圣贤蕴奥，有补治道。朕励志讲学，缅怀典刑，可特赠熹太师，追封信国公。”[11]后改封徽国公，从祀孔子庙。
明朝通称先儒朱子，崇祯十五年因诏位居七十二子之下，汉唐诸儒之前，特称大贤朱子，清康熙五十一年诏升大成殿配享位列孔门十哲之次。
徽州婺源县城建有文公庙（文公阙里）祭祀朱熹。文化大革命中被拆，2018年重建[12]。
徽州篁墩村（今属安徽省黄山市屯溪区屯光镇）曾建有程朱三夫子祠和程朱阙里坊，已毁于文化大革命。2019年，篁墩村挖掘出已埋在地下51年的大量石牌坊构件，包括镌刻有“洛闽溯本”、“朱熹”、“程颐”、“程颢”等字的构件残体[13][14]。
台湾有朱子公庙以朱熹为主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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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为官仅十餘年，从事教学五十余年。他考场得意甚早，寿命又长，因此能一生专心儒学，致力于办书院、讲学，朱熹了解教育对思想普及的效力，故能成为程颢、程颐之后儒学的重要人物。在经学、史学、文学乃至自然科学的训诂考证、注释整理上都有较大成就。
朱熹曾在岳麓书院讲学，使书院被誉为“潇湘洙泗”；在主江西南康军时，还修复白鹿洞书院，且为之拟订《白鹿洞书院教条》，并邀请了吕祖谦、陆九渊等学者讲学。朱熹把《大学》重新整理，认为“经一章盖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传十章，则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也。”[15]
将《论语》跟《孟子》，以及《礼记》一书中的两篇《大学》、《中庸》，合订为一部书，定名《四书》。《四书》遂与《五经》合称为《四书五经》，宋朝以后《四书》的地位逐渐超越传统儒家的《五经》[16]。
朱熹发扬《大学》中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成为后世学者必宗的追求。明代学者薛瑄说：“自考亭以还，斯道已大明，无烦著作，直须躬行耳。”清代理学家陆陇其更以朱熹的是非为是非，认为“宗朱子者为正学，不宗朱子者即非正学。……今有不宗朱子之学者，亦当绝其道，勿使并进”。
朱熹哲学发展了程颐等人的思想，集理学之大成，在朱熹看来，“存天理、灭人欲”是儒学的精髓之所在。他说“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教人明天理、灭人欲。”朱熹还建立唯心论的“理气二元论”，其中“理”是自然运作的法则，“气”是万物构成的要素，“理”、“气”不相离，但“理在先，气在后”，“理”是物质世界的基础和根源。朱熹还认为，道的价值内涵是“三纲五常”，只有达到仁者境界，将儒家价值化为自己真实的精神支柱，才算得道。[17]
朱子从程伊川（即程颐）对理的说明而肯定“性即理”的理论，“伊川性即理也，自孔孟后无人见得到此，亦是从古无人敢如此道。”[18]“性者，人所受之天理”[19]“性只是理，万理之总名。此理亦只是天地间公共之理，禀得来便为我所有。”[20]《中庸》说“天命之谓性”。人性来自天命，朱熹以为天命是自然的天理，人依天理，生而有此人性。朱子认为人类是宇宙万物中最优秀存在，具备了最精萃的“理”。在朱学中把理称为人类与生俱来的“性”，更正确的说法是“本然之性”。人性乃是天地之理赋于人，在天原间称为理，人所禀受的理称为性，人类虽是万物之灵，却与宇宙万物相同，其形体皆由“气”构成，在感情和欲望的驱使下完全不能自由。受制于“气”的性质即是“气质之性”。人类与全身皆“本然之性”的圣人不同，并非是天生的性“善”。朱子亦有不同意伊川意见，“伊川说《易》亦有不分晓处甚多。如‘益之，用凶事’，说作凶荒之‘凶’，直指刺史郡守而言。在当时未见有这守令，恐难以此说。”
朱熹晚年受到韩侂胄排斥，以为“朱熹迂腐，不识时务，不宜再用”，宋宁宗庆元二年（1196年）监察御史沈继祖弹劾朱熹：“又诱引尼姑二人以为宠妾，每之官则与偕行，谓其能修身，可乎？冢妇不夫而自孕，诸子盗牛而宰杀之，谓其能齐家，可乎？”[21]庆元四年（1198年）其学说被视为“伪学”，遭到禁止，规定凡是“伪学”中人，一律不能做官[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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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朱熹理学成为官方哲学，蒙元皇庆二年（1313年）复科举，诏定以朱熹《四书集注》试士子（读书人），朱学定为科场程式。
在明清两代被列为儒学正宗[23]。明太祖洪武二年（1369年）科举以朱熹等“传注为宗”。清代康熙帝宣扬理学“皆明白精确，归于大中至正”，使得“学者无敢疵议”[24]。康熙五十一年以“朱熹升配大成殿东序为十一哲”，以兹表彰。乾隆五年（1740年）下诏说，程朱之学“得孔孟之心传……循之则为君子，悖之则为小人；为国家者由之则治，失之则乱，实有裨于化民成俗，修己治人之要。”[25]
在中国儒学史上，朱熹理学的作用和影响力仅次于孔子。朱理学还传到了朝鲜，再传入日本，德川幕府初期，藤原惺窝就桂庵玄树弟子文之玄昌学朱子学，颇有成就。
胡道静先生称，“朱熹是历史上一位有相当成就的自然科学家。”李约瑟对朱熹在自然科学方面的工作和成就也相当肯定。他说：“朱熹是一位深入观察各种自然现象的人。”并对朱熹在解释雪花何以呈六角形时将雪花与太阴玄精石的比较予以高度评价，称之“预示了后来播云技术的发展”。李约瑟还认为“朱熹是第一个辨认出化石的人”，比西方早出四百多年。[26]
即便如此，缺乏数学训练的朱熹正如黄仁宇所言：“如是理学家或道学家所谈及的很多事物（抽象之事与具体之物混为一谈），只能美术化的彼此印证，不能用数目字证明。”“其结果则有如李约瑟之所说，朱熹在没有产生一个牛顿型的宇宙观之前，先已产生了一个爱因斯坦型的宇宙观。”[27]许多学者认为中国古代自然观特别是阴阳五行学说妨碍科学的进步[28]。中国自然哲学家在解释现象时，往往求助这种自然哲学，例如：电被解释为，“阴阳相激为电”；地震被认为是“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蒸”[29][30]。于是经验主义和神秘主义的极端形式，贯穿整个古代中国科学理论体系。
朱熹早年对佛教甚感兴趣，时常礼佛，研修佛学，遇到李侗后，则尽弃佛学，回归儒家。朱熹崇拜孔子，常常祭孔，一生功业大事，每次到任离任，都会祭孔禀告，此外也奉拜伏羲。[31]朱熹相信祈祷可以感应上天，曾多次祷雨，甚至设醮祈禳，认为祷雨无效，是因为不够诚心。[32]
成年后，朱熹坚决排佛，视作异端，痛加抨击。他觉得佛教有伤风化，不赞同佛教丧葬仪式，坚决反对火葬。在漳州任官时，曾禁止妇女出家，不许寺院日夜聚集信众，也禁止以祈福为名敛财。但是他日常则亦与僧人交往，吟诗酬唱，没有门户之见。[33]
朱熹相信鬼神存在，但平常不肯进入庙宇，认为不合义理。[34]朱子也请人看风水，但不迷信，也用《易经》占卜求筮。1195年，朱熹曾撰万言奏疏，声援被贬的赵汝愚，弟子极力劝阻，以免得罪韩侂胄，结果朱熹依照了占卜结果，放弃上书。[35]
虽然朱熹在学术上被提升到如此崇高的地位，但朱熹一生，毁誉不一。野史里更有一些他令人非议的事迹。
黄干《朱子行状》曰：“绍道统、立人极，为万世宗师。”他还总结曰：“继往圣将微之绪，启前贤未发之机，辨诸儒之得失，辟异端之论谬，明天理，正人心，事业之大，又孰有加于此者。”又曰：“自周以来，任传道之意，得统之正者不过数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后，曾子、子思日继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后，周、程、张子继其绝，至先生而始著。”
全祖望称朱子学“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矣。江西之学，浙东永嘉之学，非不岸然，而终不能讳其偏。”[36]
青年时代的毛泽东读朱熹《朱子语类》、《四书集注》时批注说：“贯通大本大源”，“圣人通达天地，明贯过去现在未来，洞悉三界现象”。[37]
钱穆尊崇朱子，始终如一，晚年撰百万言《朱子新学案》，开宗明义即谓：“在中国历史上，前古有孔子，近古有朱子，此两人皆在中国学术思想史及中国文化史上，发出莫大声光，留下莫大影响。瞻观全史，恐无第三人可与伦比。”[38]
徐渭在《评朱子论东坡文》中指责朱熹“只是要人说他是个圣人，并无一些破绽，所以做别人者人人不中他意，世间事事不称他心，无过中比求有过……”
明代小说《二刻拍案惊奇》 《硬勘案大儒争闲气 甘受刑侠女著芳名》篇，称宋淳熙壬寅（1182年），朱熹于七月十九日至九月，先后六次给宋孝宗皇帝上奏状，弹劾唐仲友，且逮捕官妓严蕊，试图屈打成招，“两月之间，一再杖，几死。”严蕊宁死不从，并道：“虽然身为贱妓，有太守有滥，罪不至死，然是非真伪，岂可妄言以诬士大夫！”后来，事件闹到皇帝耳里，认为是“秀才争闲气”，吏部尚书郑丙亦称朱熹“近世士大夫所谓道学者，欺世盗名，不宜信用”，将朱熹调任，此案转由岳飞之子岳商卿处理，严蕊无罪开释，除籍从良。今人多对此故事存疑。
满清以后，反理学的态势一度形成。颜元力反程朱的守静与虚学，他说：朱子学术不过是“禅宗、训诂、文字、乡愿四者集成一种人”“如其辟佛、老，皆所自犯不觉”[39]，“率天下入故纸中，耗尽身心气力，做弱人病人无用人，皆晦庵（朱熹）为之也！”[40]又指出：“朱子教人半日静坐，半日读书，无异于半日当和尚，半日当汉儒，试问一日十二时辰，哪一刻是尧、舜、周、孔？”又说：“终日兀坐书房中，萎惰人精神，使人筋骨皆疲软，以至天下无不弱之书生，无不病之书生，生民之祸，未有甚于此者也。”[41]
五四新文化运动激烈批评了程朱理学，认为是封建主义的代表，中国进步的思想障碍。回族人李阳泉宣称朱熹于福建漳州做知府时，曾下令妇女缠足，并令之缠至极小以为“以绝淫风”[42]。
朱熹相信风水的“山环水抱”、“藏风聚气”之说[43]，他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卜其宅兆，卜其地之美恶。地之美则神灵安，其子孙盛。”朱熹的学生蔡元定，亦精于风水，二人常相互讨论。朱熹父亲的坟墓曾三次迁移，其母坟（葬于寒泉岭，称“仰天湖穴”）、妻坟、长子朱塾坟（葬于大同山，称“龙湖穴”），自己的坟地（朱熹及其夫人合葬于黄坑九峰山，称“风吹罗带穴”），都是他自己亲自选的[44]。
洪迈《夷坚志》中描述，他在任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的时候，与当时的台州知州，也是著名学者唐仲友起了纠纷，双方并且上奏朝廷互控。朱熹后来得知唐仲友相当欣赏当时江南一带著名的营妓严蕊后，就把严蕊抓起来，试图屈打成招，罗织对唐仲友不利的口供，不料严蕊宁死不屈，朱熹莫可奈何。这件事因为闹得很大，使得后来朱熹和唐仲友双双去职。更有野史《二刻拍案惊奇》认为朱熹是为了争夺严蕊不成才扯出这些风波的，这是反理学的表现。而根据今天学者束景南教授则认为唐仲友确乎有贪污罪行，《夷坚志》中的情节很多是虚构的，但仍未有足够证据证明严蕊之事纯属虚构。
事实上朱熹本人在讼案上，实有极大偏见，他给皇帝上奏书说：“凡有狱讼，必先论其尊卑、上下、长幼、亲疏之分，而后听其曲直之辞。凡以下犯上，以卑凌尊者，虽直不宥；其不直者，罪加凡人之坐。”[45]以下犯上，以卑凌尊者，是朱熹本人难以理解的，戴震称此为“以理杀人”[46]。
朱熹所撰的史学著作不多，朱熹及其门人赵师渊编著《资治通鉴纲目》，共59卷。本书不能算是伟大的历史著作，因为朱熹不过是修订了司马光过于主观的正统观，加入了浓厚的道德信念和解释，不承认王莽政权，于三国尊蜀汉为正统。全书以纲目为体，创造了一种新的史书体裁，但是他并没有做原始材料的收集与裁定，所以连一般历史家所作的初步工作也没有[47][48]。
朱熹的母亲为歙县县城人，父亲朱松曾在歙县城南紫阳山老子祠读书，入闽任政和县县尉自署“紫阳书堂”，以“紫阳”名其居，朱熹亦题名其书房为“紫阳书房”。学者因而称朱熹为“紫阳先生”，称其学派为“紫阳学派”[49]。
《姑苏笔记》有载曾孙朱浚，贾似道柄国时，每有札子禀事，必称“浚万拜”，时人讥刺“朱万拜”。后元兵攻入建宁，朱浚被执不降，曰：“岂有晦翁孙而失节者乎？”遂自杀。
朱熹是南宋著名理学家、思想家和教育家，自幼跟随父亲朱松及武夷三先生刘子翚、刘勉之、胡审习字，尝学曹孟德书，后攻锺繇楷书及颜真卿行草，一生临池不辍，书法造诣精湛，笔墨雄赡，超逸绝伦。自古以来，传世墨迹，虽是断简残编，都被奉如至宝加以珍藏。又因其思想学说从元代开始已成为中国官方哲学，不但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而且还远播海外，产生巨大的影响。他思想学说的盛名，把其书法艺术的光芒掩却了。朱熹善行、草，尤善大字，现今传世作品以行书简牍为主，大字墨迹很少。
朱熹的书法被誉为“汉魏风骨”及“韵度润逸”。下笔点画圆润，善用中锋，运转沉着顺畅，入笔藏锋隐芒，绝无狂躁之迹；结构稳健典雅，行气连贯，不刻意工整，风格洒脱自然。朱熹是儒家哲学的宗师，书法的字里行间洋溢着文人的书卷气，崇尚传统法度是可以想见的。他主张“字字有法度，方是字”，但又要能“纵容衍裕而气象超然”。也就是说，书法必要入法而又能出法，笔墨才能表现出自然的意态。[50] 历代名人对其书法的评价很高，也明显地披露了他独特的书风：
“朱子继续道统，优入圣域，而于翰墨亦工。善行草，尤善大字，下即沉着典雅，虽片缣寸楮，人争珍秘，不啻璠玙圭璧”。
- 明王世贞《震泽集》
“晦翁书，笔势迅疾，曾无意于求工，而寻其点画波磔，无一不合书家矩矱”。
- 陆简题朱熹《朱子城南唱和诗帖》
“其词皆冲口而得，字亦纵笔所书，矩度弛张，姿态逸发，虽晋唐诸名家，未易比数”。
“前人论书谓真卿书有忠臣骨，今观文公之用笔斯言为不谬矣”。
“晦昂先生精忠古节，博雅明古，为世之贤，表明千古，然对书法尤为神妙，固平生亦书无几，故后世见者鲜矣，此卷为黄士司马藏之久矣，后乃流落于世间，吾昔在教时仅得一见，然未及尽观以为恨焉，今幸复见于友人斋中，足以与公之笔墨有缘也，用是书此以序其本”。
“是书风流韵达，雅致超群，实乃天然妙品”。
朱熹的学术思想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有重要影响。朱熹的主要哲学著作有《四书集注》、《四书或问》、《太极图说解》、《通书解》、《西铭解》、《周易本义》、《易学启蒙》等。此外有《朱子语类》，是他与弟子们的问答；《近思录》，是他与吕祖谦共同整理的宋明理学家著作之摘要，作为一本儒学入门书，历代学子必读。
朱熹是南宋最著名的理学家，开创了影响深远的“程朱理学”体系，朱熹著述共有七八十种之多，收入《四库全书》的有四十部，其中最著名有：
后人集有《晦庵先生朱文公集》、《朱子语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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