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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历史可追溯至11世纪，该岛开始被受重视是14世纪三佛齐王子拜里米苏拉建立马六甲苏丹王朝将其建设成港口，并于1613年被焚毁。新加坡现代历史要追溯至1819年英国人斯坦福·莱佛士把该岛建设成港口，在英国治下该地茁壮为重要的转口港，负责印度-中国以及东南亚间之贸易，进使该地成为主要的海港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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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新加坡在1942年到1945年被大日本帝国所占领，当战争接近尾声之际新加坡重新为英国统治也开始让新加坡自治，新加坡渴望加入马来亚联合邦并在1963年和该国一起建立马来西亚，然而源于种族以及殖民地等遗留下来的问题，很快社会内部矛盾被各方激化，促使人民行动党和掌握马来西亚政权的巫统产生歧见，最后马来西亚将新加坡逐出联邦，新加坡在1965年8月9日成为独立的共和国。
在面临失业率高以及住屋不足的压力下，新加坡开始一连串的现代化过程，建立起轻工业、发展大型国宅以及重金投资在公共教育上，从独立后新加坡每年经济成长率高达9%以上，在1990年代该地成为世界最为繁荣的国家之列，伴随而来的是高度经济发展的自由市场经济、国际贸易，以及在亚洲仅次于西亚的国民平均所得[1]。
新加坡早期的历史记载并不多，使用的名字也各不相同。公元3世纪，马来人将新加坡的主岛命名为“Pulau Ujong”，取意“（马来半岛）末端的岛屿”。东吴孙权时期交广刺史吕岱于243年派遣朱应、康泰南宣国化。康泰于归国后著《吴时外国传》记录出使南国时的经历的一百数十国的见闻，其中蒲罗中国就是Pulau Ujong的对音，是新加坡最早的中文名称[2]。后来，新加坡又被赋予“Negeri Selat”（海峡之邦）的别誉，因而先有早期的华人移民以“Selat”（海峡）为本源，呼其作“石叻”；后有士大夫在编撰相关书籍时，于《新唐书》中称“萨庐都”，在《宋史》中作“柴历亭”。
据史料记载，1320年，元朝派人到“龙牙门”（Selat Panikam）寻找大象；1325年，龙牙门派使臣到中国。而“龙牙门”就是今天的岌巴港（Keppel Habour），位于新加坡南岸的海峡中。
1330年，中国元代航海家汪大渊首次来到新加坡，并在所著《岛夷志略》一书中将之称为“单马锡”，并留下“近年速古台王朝曾派七十多艘兵船攻打单马锡，一月不下”的记录。1365年的《爪哇史颂》把新加坡叫做“Tamusik”，而绘制于1430年（明代宣德五年）的《郑和航海图》则称新加坡为“淡马锡”，类似的名字还出现在同一时期的一份越南文献上。显然，无论是“单马锡”、“淡马锡”、还是“Tamusik”，都是爪哇语Temasek”（海城）的对音，源自梵文“tamarasa”（黄金）。直到14世纪末，其梵文名字“Singha-pura”（狮城）才首次出现。
暹罗（今泰国）以及位于爪哇岛的满者伯夷（Madjapahit）曾争夺着新加坡的控制权。根据马来文献《马来纪年》的记载，新加坡在一次与满者伯夷的战争中失败。因而于14世纪末被满者伯夷统治数十载。
当时三佛齐被满者伯夷国攻占，三佛齐王子拜里米苏拉由巨港逃至淡马锡，杀了当地的暹罗摄政王，并自己宣布成为新加坡的新统治者。五年后，他因暹罗的威胁而逃亡马来半岛上的麻坡，然后到了马六甲，建立马六甲苏丹王朝。新加坡自始成为该苏丹国中重要的一部分，于15世纪初至16世纪初被马六甲统治。
在1511年以前，柔佛是马六甲王朝领土的一部分。1511年，葡萄牙占领马六甲，柔佛王朝因此而成立，新加坡属其统治。1613年，亚齐苏丹国入侵柔佛，焚毁新加坡河河口的据点。此后两个世纪内没有关于新加坡的史料[3][4]。
18世纪中叶，英国正在扩张其在印度的版图以及与中国的贸易。他们急需找到一个能够让其船只停泊、维修的港口，以在与荷兰人的贸易竞争中取得优势。因此，他们于1786年和1819年分别在槟城和新加坡建立贸易站。
1818年末，印度总督哈斯丁勋爵（Lord Hastings），决定授权明古连总督斯坦福·莱佛士爵士在马来半岛的南端建立一个新的贸易港。1819年1月29日，莱佛士在考察附近岛屿后登陆新加坡。第二天，他就与天猛公签订初步的协定，在当地建立一个贸易港。虽然天猛公是实际的统治者，新加坡仍是柔佛-廖内-龙牙马来苏丹国的一部分。柔佛苏丹阿卜杜勒·拉赫曼在前一年已经和荷兰人签订条约，他的王国其实已经处于荷兰的统治之下。显然莱佛士面临的是一个棘手的问题。
但是，莱佛士知道柔佛内部对这位新苏丹的合法性有很大的分歧。阿卜杜勒·拉赫曼只是前一位苏丹的小儿子。莱佛士成功地将被流放的长子东古侯赛因偷渡回新加坡。1819年2月6日，莱佛士宣布东古侯赛因成为受大英帝国所承认的柔佛苏丹。一份新的正式条约签署，授权英国在新加坡合法地设立工厂，被视为正式开埠。该举动遭到荷兰的马六甲以及爪哇总督的强烈抗议。
在1819年8月之前，英国政府并不知道莱佛士与荷兰人的冲突。而当他们知晓时，新加坡已经成为英国重要的一块殖民地。而且，英国曾经在拿破仑战争中对荷兰施与援助。到1820年时，新加坡开始为英帝国产生利润，三年后，新加坡的贸易额已经超过槟城。1824年，新加坡的殖民地地位进一步地得到确立，2个新的条约正式签署。
第一个是1824年3月的《英荷条约》。根据此条约，荷兰撤销所有对英国占领马来半岛、新加坡的反对意见，并将他们在马来半岛和印度的所有殖民地让给英国人。作为回报，英国同意将其在苏门答腊的明古连让给荷兰。两国在马六甲海峡中划出一条分界线，两国各自取其南北两端。英国也依此条约从荷兰手中获得马六甲。该条约也有效地削减柔佛苏丹国的影响力，它的国土被分成三份：位于马来半岛的柔佛（仍属苏丹管辖），新加坡（已经正式属于英国），和廖内群岛（由荷兰控制，今为印度尼西亚的一部分）。
第二个条约是8月与新苏丹东古侯赛因和天猛公签订的，两个人同意将岛屿的管辖权让给英国，而因此他们获得更多的现金回报。
新加坡、马六甲和槟城这三个英国位于马来半岛的殖民地，于1826年成为海峡殖民地，受到英属印度当局的管辖。1832年，新加坡成为海峡殖民地的政府所在地。1867年4月1日，海峡殖民地正式成为英国的直辖殖民地，由位于伦敦的殖民地办公室直接管辖。
随着1860年代中蒸汽船的发展以及1869年苏伊士运河的开通，新加坡成为航行于东亚和欧洲之间船只的重要停泊港口。1870年代前后，随着当地橡胶种植业的发展，新加坡也成为全球主要的橡胶出口及加工基地。到19世纪末，新加坡获得前所未有的繁荣，1873年到1913年间，当地的贸易增长八倍。经济的发展也吸引区域内的移民。到1860年，人口已经增长到80,792，其中华人占到61.9%，马来人和印度人分别占13.5%和16.05%，其他人种，包括欧洲人，则占到8.5%。
殖民政府采取许多措施来解决新加坡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政府于1877年委派威廉·必麒麟出任华人保护府，照顾新加坡华族社群的需要，尤其是控制苦力（俗称“猪仔”）的非法贸易和阻止妇女沦为妓女。1889年，总督史密斯禁止所有的私会党。虽然如此，许多社会问题，如住屋短缺和卫生水平低下，一直到二战时仍未改善。1906年，由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在新加坡设立南洋分会；一时间，南洋华侨踊跃的捐款，间接支持该会的革命活动。
新加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唯一一起事件是1915年的印度兵起义。驻扎在新加坡的印度穆斯林士兵听说将被派去攻打奥斯曼帝国后，他们将兵营里的英国军官全部杀害，准备起义。殖民政府从缅甸和柔佛调来军队，才镇压起义。一战结束后，英国在新加坡斥资五亿修建一个海军基地。这个海军基地拥有世界上最大的船坞，并储存着能够支持整个大英帝国海军六个月的油库。之后，政府又建一个空军基地，协助保护海军基地。首相温斯顿·丘吉尔称新加坡为“东方的直布罗陀”。可惜的是，这个海军基地并没有任何战舰。英国的策略是将英国皇家海军全部驻扎在欧洲，在新加坡有需要时才遣航过来。
1941年12月7日，日本攻击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由此开启。日本的目标是要通过攻占东南亚，来取得当地的天然资源，以应付自身的战争需要，而马来半岛是块富产资源的土地（盛产锡、橡胶）[5]。另外作为英国在东南亚的政治经济中心，日军必须要拿下新加坡才可以彻底把英国赶出东南亚。在日军发动马来亚战役前，英国参谋认为日军无法穿过马来半岛浓密的森林，所以日军会选择从南部海域攻击新加坡；同时，英军也坚信新加坡是座堡垒，能够承受日军的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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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于1941年12月8日（为珍珠港事件隔天）开始入侵马来半岛（史称马来亚战役），首先在马来半岛北端暹罗领地北大年府登陆并且击退驻守该地的暹罗宪兵，目标是向西南越过马来—暹罗边境进攻马来半岛西部地区[5]，同年12月11日亦有一支日军在马来亚北部的哥打峇鲁登陆，这与日军在暹罗的北大年府及宋卡港所实施的登陆行动相配合。英国皇家海军派来Z舰队包括航空母舰不挠号、战列舰威尔士亲王号、却敌号、及4艘驱逐舰，该舰队在战争爆发前已到达该区并由海军上将汤马鄞·菲利浦斯指挥，目的是拦截准备登陆哥打峇鲁的日军，但是不幸地该舰队航空母舰不挠号在途中搁浅，不得不回航，由于日军拥有空中优势，导致英国皇家海军于1941年12月10日威尔士亲王号及却敌号被日军轰炸机在彭亨、关丹外海击沉，这使得英属马来半岛的东海岸门户大开，英国皇家海军远东舰队经此役后更无力对抗日军的登陆行动[5]。
日军利用快报废老旧轻型坦克快速地突破驻守在丛林里面的英军伞兵坑防线，因为在马来半岛上英军连一台坦克都没有，坦克被英军参谋认为不适合在丛林地形作战，故英军在马来半岛上没有配置坦克。当时拥有9万余人占人数优势的马来半岛驻守英军却持续败退，最后不得已只能撤至新加坡岛，撤退时英军顺势将连接马来半岛和新加坡两地的柔佛长堤炸毁、隔绝两地，让整个新加坡岛瞬间变成一座要塞方便防守。1942年1月31日，战争开始仅55天，日军占领整个马来亚半岛[5]。
1942年2月1日，负责指挥日军的陆军中将山下奉文采用声东击西战术先派一部队在新加坡岛东北部假装进攻，成功吸引驻守在该岛上英军的注意力，然后在新加坡岛西北部的日军趁机用充气皮艇渡过柔佛海峡并在裕廊登陆[5]。日军受到星华义勇军和盟军的联手抵抗，揭开新加坡保卫战的序幕。1942年2月13日，日军第18师以猛烈火力攻打鸦片山，爆发鸦片山战役，是为日军攻打新加坡最激烈的一次战斗。由于日军第一次攻击失败，战亡400人，所以决定乔装成英国印度兵。守军于鸦片山上、仅剩42人的第一马来军团的阿南·宾·赛迪上士识破敌人的诈术，对日军展开攻击。最后，马来军团寡不敌众，全部阵亡，阿南上士遭俘虏。日军为了泄愤，把阿南的四肢砍掉，并将他用麻袋装起来倒挂在树上，用刺刀朝他刺了几十刀。阿南死时仅27岁。
1942年2月15日（时值农历新年），英国陆军白思华中将向大日本帝国陆军的山下奉文中将签署无条件投降同意书。新加坡岛上总数约12万余人的英军顿时成为俘虏，负责进攻的3万人日军却只有9千6百余人战死或失踪，日军以大约8个星期的时间就成功占领马来亚半岛跟新加坡，当中许多被俘英军士兵遭遣送到缅甸、日本、朝鲜、满洲国等地修盖铁路。之后，日本将新加坡改名为“昭南岛”，行政上称作“昭南特别市”。同年2月18日至25日，为报复星华义勇军和先前支持中国抗日战争的新加坡华侨，日军开展以“大检证”为名的肃清行动，并分别在大坡、小坡、芽笼、后港、裕廊等几个区域进行。最后，日军抓走约二万多人，当中绝大多数都被带到偏远的海边予以集体枪杀，剩下则被送到暹罗做苦工、建造“死亡铁路”。
日军还勒索南洋华侨，要华侨交出五千万元俸纳金。山下奉文当时给的理由是：“华侨支持重庆政府抗日，这笔俸纳金，是你们向日军赎罪的买命钱。”日本人成立南洋华侨协会，要七十多岁的华侨长老林文庆博士担任会长，并要他以协会的名义去筹钱。新加坡要负责一千万元。
由于资源严重缺乏，米价从一斤五元涨到五千元。于是，日本军政府定量供应粮食，成人每月可领4.8公斤，儿童2.4公斤，致使许多民众不得不在自家花园里种植木薯、番薯、香蕉等农作物。同时，政府也发行新的军用票（俗称“香蕉票”），使其与殖民地时代的叻币同值使用。可是随着军政府的滥印钞票，其价值贬到100叻币可换2380元军用票。讽刺的是，日军投降日是华人的中元节，许多人索性将军用票当作冥纸，烧给先人鬼魂。
随着日本投降，新加坡人民无不高兴。由于英军尚未抵达新加坡，这里仍由日军管理。但是日本的战败导致这些原本作威作福的士兵失去威信，新加坡已经差不多进入无政府状态。仇杀事件多发；商店遭洗劫一空；日本军营遭焚。最终，1945年9月12日，在政府大厦举行受降仪式。代表新加坡的是东南亚联军总司令路易斯·蒙巴顿将军，日方则本来是由南方日军总司令寺内寿一签字，但是因为他在西贡病倒，所以改由马来亚区总司令坂垣征四郎代替。
1945年9月，英军重返新加坡，英国开始实行军事管治。1946年3月，军管结束，海峡殖民地也正式解散。1946年4月1日，新加坡成为直辖殖民地，而槟城和马六甲则成为马来亚联盟的一部分。1948年，槟城和马六甲成为马来亚联合邦的一部分。
战后的新加坡已经与战前大不相同，人民要求在政府中有更大的发言权。总督的权力被分散，一个由官方人士及被任命的非官方人士组成的顾问组成立。该体系于1947年7月变为两个分开的行政及立法会议。虽然总督依然拥有很大的权力，但是人民已经有权选出立法会议中的6名成员。
1948年6月，由于马来亚共产党企图使用武力夺取马来亚及新加坡的政权，新加坡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并持续长达12年。到1953年底，英国政府任命一个由蓝带尔爵士率领的考察组重新评估新加坡的宪法地位，并提供相关建议。政府最后接受蓝带尔的建议，并最终修改新加坡的宪法，赋予新加坡更大程度的自治。
1955年的选举是新加坡历史上第一次重要的政治事件。新的登记制度使原本只有75,000人的合格选民增加到三十万人。而且华人选民的数量首次大幅度增加。最后，劳工阵线取得10个席位。大卫·马绍尔于1955年4月6日成为新加坡的首任首席部长。他领导的劳工阵线与巫统及马华公会组成联合政府。
马绍尔在作为首席部长期间受到许多困难。1955年5月，福利车厂事件爆发。林清祥和方水双等工会领袖要求福利巴士公司加薪，在公司拒绝后开始暴乱，焚烧车厂内的巴士。这场暴乱还获得新加坡的华校的支持。最后政府动用水炮和催泪弹才驱走暴民。在1955年期间，共产党人共发动275起示威活动和暴乱。
在与伦敦政府关于新加坡完全自治的宪制谈判破裂后，马绍尔于1956年6月6日辞职，由劳工部长林有福出任新的首席部长。1957年3月由林有福组成代表团，成功在伦敦与英国达成协议：英国政府同意让新加坡作为一个自治邦，在英联邦之内实行自治，和给予新加坡更多权力等。1958年5月28日，双方在伦敦正式签字。
1959年，新加坡取得完全自治。同年5月30日，新加坡第一次举行大选，选举第一届完全民选的立法会的51名成员。人民行动党在选举中获得43席，成为最大党。同年6月3日，新加坡宣布实行内部自治。同年6月5日，新加坡最后一任总督顾德爵士宣布新宪法生效，新加坡成为自治领，他本人续任首任自治邦元首，李光耀则是成为自治邦总理。
新政府成立后，李光耀决定释放被林有福政府关在樟宜监狱的亲共政治犯，如林清祥、蒂凡那、方水双等人。他们在出狱后，都表明接受行动党现任中央委员会的领导。
1961年5月27日，马来亚首相，东古·阿卜杜勒·拉赫曼公布想把新加坡、马来亚、文莱、砂拉越和北婆罗洲（沙巴）联合起来组成联邦。这是因为随着新加坡政局不稳定，东古害怕新加坡有朝一日会被共产党人占据，利用新加坡作为基地对马来亚展开行动，使马来亚之前对抗马来亚共产党成果功亏一篑。
人民行动党支持合并，但是党内亲共人士怕合并会对他们不利，所以林清祥等13人脱离行动党，成立社会主义阵线，反对合并。对此，李光耀决定在1962年9月1日举行全民投票。选票上有三个选项：
选票上没有反对合并的选项，社阵只能要求人民投空白票。最后71%的人支持第一个选项，只有26%的人响应社阵号召，投空白票。1963年2月，李光耀在英国及马来西亚支持下，发动冷藏行动，多位社会主义阵线人士遭逮捕下狱。9月16日，马来西亚成立，领土包括新加坡、马来亚、砂拉越和沙巴。文莱因为国内发生叛乱活动而拒绝合并献议。
印尼和菲律宾反对合并。印尼总统苏加诺对北婆罗洲地区有野心，同时认为马来西亚的成立是英国帝国主义的表现。1963年1月20日，苏加诺开始对马来西亚展开“对抗”。菲律宾政府认为沙巴是属于苏禄管辖，因此应该是菲律宾的领土。菲律宾总统费迪南德·马科斯后来承认沙巴是马国的。但是印尼的对抗活动到1966年8月苏加诺被推翻后才结束。
英国1956年主张在远东部署核武对抗共产势力，1958年决定在新加坡秘密兴建核武库，1962年送原子弹到新加坡，次年投掷训练。军事评论员黄东认为，60年代印尼总统苏加诺亲共，英国在新加坡部署核武制衡印尼[6]。
合并后，新加坡开始和联邦政府发生矛盾，对治国方针也有不同的看法。1963年12月21日，新马政府之间第一次发生公开矛盾。首席部长李光耀批评马来西亚的年度预算案没有给予提升社会状况足够的预算。新加坡在合并前，和马来亚政府谈判时，就提到设立单一市场。马来亚政府当时也同意在合并后逐步实行单一市场政策，条件是新加坡要给砂拉越和沙巴贷款一亿五千万元，在15年内还清。新加坡因此希望在合并后能够加强贸易。但是，由于印尼实行对抗，使得新加坡的经济受到很大的影响。联邦政府也没有实行单一市场的进展，于是新加坡决定延迟贷款。双方都称对方在拖延时间，不遵守承诺。新加坡的商人也开始投诉联邦政府歧视他们，没有给他们和其他州属一样的利益，反而对他们实行固打制。
双边经济的矛盾在1964年12月，联邦政府要求新加坡将上缴联邦的税收从40%增加到60%后升温。当时马国财政部长陈修信说这是因为印尼的对抗活动而导致军备预算案增加。新加坡则认为这对自己不公平，因为其他州属并没有因此增加缴税。
同月，联邦政府宣布将关闭新加坡的中国银行分行，原因是中国银行在资助马来亚共产党的武装活动。由于该银行对新中贸易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所以新加坡极力反对。但是，联邦政府还是宣布要在1965年7月关闭银行。
两地在政治上也有冲突。1963年，由巫统、马华和国大党组成的联盟在联邦政府的支持下参加新加坡州选举。然而，联盟不仅未添一席，原本控制的芽笼士乃、甘榜景万岸和南部岛屿这三个选区也被人民行动党夺取。事实上，这场大选不像是联盟和行动党的竞争，更像是社阵和行动党的竞争。首相东古·阿卜杜勒·拉赫曼对此表示非常失望，甚至亲自来新加坡表达不满。联盟原先以为新加坡的马来人会支持他们，结果大失所望。
1964年，行动党参加联邦选举。他们认为既然联盟可以在泛马来亚的名义下参选，行动党应该也可以这么做。从一开始，行动党只表达对马华的挑战，而不是巫统。行动党认为他们如果在联盟内会比马华更有作为。然而，巫统把行动党的参选看成对国内马来人的统治地位的挑战。最后，行动党由蒂凡那赢得一席，成为马国会最大反对党（行动党在新加坡州议席有12个，总共有13个议席）。巫统和行动党的冲突加深。而此时期在马来西亚其他州属的行动党党部，正是今日民主行动党的前身。
巫统内部一些激进的领袖开始抹黑行动党，说行动党的政策导致许多马来人流离失所，贫困和低教育，是个华族政党。新加坡的华人和马来人原来的和睦也开始淡化，种族冲突最后于1964年7月21日，先知穆罕默德的诞辰，在芽笼爆发。当天，25000名马来族游行者本来是要沿着芽笼路走到一所清真寺，路上由于有一群人走散，华族警员于是叫他们归队。那群马来人不满，就将他痛殴一顿。消息传出去后，华人开始在街上殴打马来人，种族暴乱开始。政府开始从联邦政府请来镇暴警察，但是由于警察偏袒马来人，当解严后，有23人死亡，454人受伤。马来西亚总理东古·阿卜杜勒·拉赫曼、新加坡州首席部长李光耀、马来西亚副首相敦阿卜杜勒·拉扎克都来新加坡巡视，安抚民心。
然而，1964年9月，由于印尼特务的挑拨离间，新加坡又发生种族暴乱。印尼特务将一名马来族三轮车夫谋害后逃走，马来人认为是华人干下的，所以展开报复行动。共有12人死亡，109人受伤。巫统内的极端分子将李光耀比喻成马来西亚的公敌。双边关系持续恶化。
1965年5月，行动党和其他主要的反对党成立马来西亚人民团结总机构，要求建立“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巫统党内激进人士非常不满李光耀的行为，甚至要求东古将他逮捕。东古·阿卜杜勒·拉赫曼怕纷争将会进一步恶化，决定将新加坡驱逐出联邦。1965年8月9日，马来西亚国会以126票赞成、0票反对，同意将新加坡驱逐出联邦，李光耀为此落泪[7]。新加坡共和国正式成立，李光耀为总理，优素福·伊沙克为总统。
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1965年8月9日）后，由于担忧印马对抗中印尼可能进行攻击，以及马来西亚内部巫统保守派反对分离协议而使得新加坡沦为傀儡国或以不利的协议再度融入联邦的威胁，新加坡积极寻求国际承认，并于1965年9月21日加入联合国。同年10月，新加坡加入英联邦。1967年8月8日，新加坡协助成立东盟组织。
作为一个蕞尔小国，世界对于新加坡是否能继续存在表示疑问。除了主权纠纷，其它重要的问题包括住宅短缺，缺乏土地与天然资源短缺。失业率当时高达12%。社会主义阵线当时也宣布进行民主抗争，抵制议会，动乱随时会发生。
新加坡开始一连串的措施，发展工业及经济。于1961年设立的经济发展局致力于实行国家经济发展方针，重视新加坡的制造业。裕廊工业区于1968年成立，除此之外在加冷、红山和大巴窑等地也建立轻工业基地。为了吸引外资，政府决定给予外国企业优惠。同年，经济发展局重组，裕廊镇管理局以及新加坡发展银行也在该年成立。工业化之迅速使得新加坡的制造业在十年内成为世界主要电子产品出口国。作为世界主要的港口，新加坡成功吸引著名的石油公司，如壳牌公司和埃克森美孚，成为世界第三大炼油国。为了提供更有竞争力的工作团队，新加坡教育部决定使用英语为主要教学媒介语。
住房问题被放在首位。1961年，河水山的平民窟发生大火，多达16000人流离失所。建屋发展局负责建筑所有的政府组屋，廉价提供给民众。直到今天，建屋发展局仍然为新加坡建造组屋和新镇，超过80%以上的居民居住在组屋里[8]。
进入1980年代的新加坡经济发展迅速，政局稳定。失业率低至3%，国内生产总值每年增长8%。这时的新加坡开始将目光转移到芯片制造业以及其它高科技产物以和邻国的廉价劳动力抗衡。樟宜机场于1981年开幕，新航也成为区域主要航空公司。旅游业和服务业蓬勃发展。
然而新加坡政治舞台却被人民行动党所主宰。从1966年到1981年，人民行动党甚至占据整个国会。执政党经常利用各种司法程序，压制反对派的声音。比较著名的反对党政治人物包括J.B.惹耶勒南和徐顺全（同样也因诽谤被判破产）。
八十年代，总理李光耀以年青一代选民在投票时，往往不太重视在国会里维持少数种族代表的重要性为由，提出集选区的构想，把原有单议席单票制的选举制度，改为两种选区的选举制度，一种为单议席单票制选区，一种为中选区有四至六席，候选人中必须至少有一人属于少数族群，以名单投票制，赢者全取该选区所有议席。这就是所谓集选区制度。有人认为，集选区制度对反对党不利[9]，集选区制度从1988年选举集选区设立至2011年选举，反对党没有从集选区得到席次。同时，李光耀政府设立“非选区议员（即委任议员）”的制度，如国会内反对党民选议员少于某个数字，可以委任反对党的人出任非选区议员，补足这个数字，但非选区议员在国会中可以自由发言，不能对宪法修正案、拨款法案或补充拨款法案、关系到政府的财政法案以及对政府提出不信任等的动议，投票作出表决。以上两种制度，被视为人民行动党进一步压缩反对党空间的政策。
1990年李光耀卸下总理职务，由吴作栋继任总理，2004年吴作栋卸下总理职务，由李光耀的儿子李显龙继任总理。
2006年5月6日，由总理李显龙领导的人民行动党在国会选举中获得胜利，在总共84个议席中获得82席，另外2个议席仍被新加坡工人党和新加坡民主联盟所保留[10]。
2011年由总理李显龙领导的人民行动党在国会选举中获得胜利，保住执政权，而新加坡工人党既保存自己现有的一个单议席选区的席次，现任议员刘程强转跑道出战阿裕尼集选区，成功击败人民行动党外交部长杨荣文的团队，攻下一个集选区。为新加坡史上第一个由反对党当选的集选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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