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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行动委员会（英语：Political Action Committee，简称：PAC）是美国的一种527组织，它将成员们的竞选捐款汇集到一起用于捐赠给候选人的选举活动、提案或立法。[1][2] 政治行动委员会也是一个法律术语，美国竞选资金改革期间，有人提出这个术语，因而这个术语是专用于美国所有的竞选资金活动；而其他国家和地区对于竞选或政治竞争的开支则通常称为“政治资金”。在美国联邦层面，如果一个组织为影响政治选举而收入或支出超过1,000美元且于联邦选举委员会登记注册，则被视为一个政治行动委员会。这是根据《美国联邦竞选法》的规定，该法于2002年被《两党竞选改革法案》（也称“麦凯恩－费因戈尔德法案”）所修订。[3][4] 而在州层面，则依据各州的选举法规定而定。
此条目介绍的是美国的选举集款组织。关于中国国民党的曾设立的政治行动委员会，请见“中华民国国家安全局”。来自公司或工会财务部门的献金是非法的，但是它们可能会选择赞助政治行动委员会并为其管理或筹款提供财务支持。隶属于工会的政治行动委员会只能向工会成员募捐；而独立的政治行动委员会则可以面向公众募款并从中支付自己的运营成本。[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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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多候选人政治行动委员会可以给予候选人如下捐输：
- 每次选举向候选人或候选人委员会捐献5,000美元（初选和大选分开计算）；
- 每年向政党捐献15,000美元；
- 每年向另一个政治行动委员会捐献5,000美元。
- 而在独立于候选人及政党以外时，政治行动委员会的开支则不受限制。
在2010年“联合公民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的裁决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推翻了《两党竞选改革法案》中禁止企业和工会在政治竞选中进行独立支出的条款。[6] 通过该项裁决，禁止公司或工会财务部门用于资助竞选活动的独立开支是违宪的，但同时依旧裁定禁止公司和工会直接捐款给联邦竞选活动。[7][8] 这些寻求为联邦候选人提供捐款的组织还是必须依靠传统的政治行动委员会。[9][10]
政治行动委员会诞生于1943年的劳动运动。[11] 第一个政治行动委员会是成立于1943年7月的产联－政治行动委员会，该委员会由产业工会联合会总裁菲利普·穆雷领导并由西德尼·希尔曼直接主管。它是在美国国会禁止工会直接向政治候选人捐款后成立的。[11] 该限制最初是通过《1907年蒂尔曼法案》对公司起效，[12] 但随后因为1943年通过的《史密斯－康纳利法案》修订后并扩大到工会上。[11] 这些立法导致政治行动委员会的诞生，而于1970年代产生的一系列竞选改革立法则是加速了政治行动委员会的出现。[13]
美国联邦立法仅仅允许两种类型的政治行动委员会，即：关联型和非关联型。但通过司法程序使得第三种政治行动委员会得以合法，即独立的仅仅只支出政治献金的政治行动委员会（也就是“超级型政治行动委员会”）。
美国境内目前4,600个已注册的活跃的政治行动委员会中的绝大部分都是“关联型政治行动委员会”，有时也被称为“企业型政治行动委员会”。它们由企业、非营利组织、工会、贸易团体或卫生机构所建立，只能面向“受限制的群体”募集和接收资金；这些群体通常由公司的经理、股东或非营利组织、工会及利益集团的成员组成。截至2009年1月，所有已注册的政治行动委员会中有1,598个与企业相关、272个与工会相关，以及995个与贸易组织相关。[14]
某些具有意识形态的团体、单一议题团体以及国会议员或其他政治领袖可能会组织“非关联型政治行动委员会”，这些非关联型政治行动委员会可以接受任何个人、关联型政治行动委员会及组织的资金。截至2019年1月，全美大约有1,594个非关联型政治行动委员会；这是所有政治行动委员会类别中增长最快的。[14]
在美国，民选官员及政党不能直接向候选人提供超过联邦法律所限制的金额，但是他们可以组建一个独立支出的领导型政治行动委员会。只要该领导型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支出不与其他候选人协调，那么此类支出是不受限制的。[15]
按照联邦选举委员会的划分，领导型政治行动委员会属于非关联型政治行动委员会，因此可以接受个人和其他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捐赠。由于现任官员跟容易吸引捐款，所以领导型政治行动委员会相当于占据执政地位的政党从其他政党手中吸取份额的一种手段。虽然由当选官员领导的领导型政治行动委员会不能直接给自己的竞选活动提供资金，但是却可以通过赞助旅行、管理费用、顾问、投票或其他非竞选活动来间接帮助其获选。[16][17][18]
在2018年度选举周期里，领导型政治行动委员会共计想联邦候选人捐赠了超过6,700万美元的献金。[19]
- 前共和党众议员约翰·杜里图名下的领导型政治行动委员会向一家只雇佣其妻子的公司支付了总开支的15%。其中，2003年和2004年支付给他妻子公司的款项为68,630美元，而2005年和2006年则分别为224,000美元。因此，杜里图家族在2007年受到了突袭式调查。[20] 经过数年调查，司法部于2010年6月宣布撤销此案且并未提出任何诉讼。
- 前共和党众议员理查德·庞博通过其领导型政治行动委员会向酒店支付了价值22,896美元的账单并为其支持者购买了价值320美元的棒球球票。[22]
超级型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正式名称是“仅独立开支型政治行动委员会”，这种政治行动委员会可以在独立于竞选外的其他活动（例如：广告）中进行无限制的支出，但不得为竞选人或协调竞选人阵营及政党提供资金贡献。与传统的政治行动委员会，超级型政治行动委员会可以从个人、公司、工会或其他团体募集资金，且接受捐赠的资金规模没有限制。[24]
超级型政治行动委员会能够成立源自两项司法裁决：“联合公民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以及两个月后的“SpeechNow网站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Speechnow.org v. FEC）”。在“SpeechNow网站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中，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裁定，不向候选人、政党及其他政治行动委员会捐款的政治行动委员会可以接受来自个人、工会和公司（盈利或非利润部分）的无限制捐款以进行独立支出。
“联合公民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和“SpeechNow网站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的裁决结果就是导致在2010年诞生了一种新型的政治行动委员会，也就是后来通称的“超级型政治行动委员会”。[25] 在2010年7月22日的公开会议上，联邦选举委员会批准了两项咨询意见以根据法律修改联邦选举委员会的政策。[26] 这些咨询意见是因应两个现有的政治行动委员会——保守派的“增长俱乐部”和自由派的“常识10（Commonsense Ten）[27]”——的要求而发布。它们的咨询意见给出了一封措辞示例信函，所有的超级型政治行动委员会都必须提交一封这样的示例信函才能够解除管制状态；时至今日，现在的超级型政治行动委员会也依然使用此类信函。联邦选举委员会主席斯蒂芬·瓦尔特对这两个咨询意见都持反对态度，并且他也给出了自己的意见。瓦尔特在他的声明中强调“法院在‘SpeechNow网站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中才裁决并未涉及到该法案及委员会条例中的某些规定，因此仍然可以禁止‘常识10’募集和接收超过5,000美元的捐款以及任何来自工会或公司的捐赠。”[28]
“超级型政治行动委员会”这个名词据说是由记者伊莉萨·纽琳·卡尼（Eliza Newlin Carney)所创造。[29] 而根据政客的报道，在《CQ名单报》担任游说及影响领域撰稿的专栏作家伊莉萨·纽琳·卡尼“在《国家杂志》工作时，首次公开报道中使用并定义了‘超级型政治行动委员会’这个名词。在卡尼2010年6月26日所撰写的一篇有关‘劳工声音（Workers' Voices）’的报道里就认为这是一个‘超级型政治行动委员会’，随后这个名词就在‘联合公民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后变得流行起来。”[30]
根据联邦选举委员会的意见，超级型政治行动委员会不得直接与候选人或政党进行协调。此限制的目的在于防止超级型政治行动委员会与它们所支持的候选人进行互补性或平行性竞选活动；亦或预防超级型政治行动委员会可能与候选人或现任官员进行任何交换条件谈判。但是，候选人与超级型政治行动委员会的管理者通过媒体进行竞选战术或战略探讨却是合法的。[31][32]
超级型政治行动委员会可能支持特定的候选人。在2012年美国总统大选中，超级型政治行动委员会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共和党初选中，超级型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支出甚至超过了候选人自身的竞选活动开支。[33] 截至2012年4月上旬，“恢复我们的未来”——一个通常被认为是为支持米特·罗姆尼当选美国总统而成立的超级型政治行动委员会——已经花费了4000万美元；而支持纽特·金里奇的“赢得我们的未来”超级型政治行动委员会则也已经花费了1600万美元。[34] 而一些超级型政治行动委员会则由候选人的前同事负责运营或提供建议。[35]
在2012年的总统大选期间，给予超级型政治行动委员会的大部分资金来自富人而不是公司。[33] 根据响应性政治中心的数据，在2011－2012财政年度里，仅占排名前100的超级型政治行动委员会捐赠者数量3.7%的人却捐献了超过捐赠总额80%的资金；[36] 而不到“最活跃的超级型政治行动委员会”获捐总额的0.5%是由上市公司所捐赠。[37]
同样也是根据响应性政治中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2月，作为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组织的313个团体收到了98,650,993美元并花费了46,191,479美元。这意味着即便在2012年选举周期的早期，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总收入已经大大超过了2008年的总收入。居于领先地位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单独所募集的资金已经超过了2008年排名前九的政治行动委员会所募款的总和。[38]
由于过度依赖负面广告，超级型政治行动委员会也招致了舆论的批评。[39]
此章节所列2012年数据并包括州级政治行动委员会所募款项。
2019年，伯尼·桑德斯与伊丽莎白·沃伦在竞选中为自己增加了筹款限制，包括“誓言放弃政治行动委员会献金”。[40][41] 虽然他们没有接受关联型或非关联型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捐赠，但桑德斯[42]和沃伦[43]都至少得到了一个超级型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支持。[44]
截至2020年1月，美国国内至少已有联邦政府与38个州的州政府要求超级型政治行动委员会全部或部分披露其独立支出或竞选通讯。[45] 这些披露规则旨在阻止潜在或看似腐败的捐赠。[46][47] 同时，联邦选举委员会以及包括响应性政治中心在内的独立机构也会对各家超级型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捐款及开支进行追踪。[48][49]
然而，尽管有披露规则，但是选民仍然有可能在投票前无法获知超级型行动委员会的捐赠对象。[50] 例如在联邦选举中，政治行动委员会可以选择是按“月度”或“季度”提交报告。[51][52][53] 这使得政治行动委员会可以将在选举最后几天所募集的捐款在报告提交前突击性支付完。
此外，在一个备受瞩目的案例中，超级型政治行动委员会为了达到给捐款个人隐匿真实身份的目的而为其注册了有限责任公司。[54] 一家超级型政治行动委员会在其所提交的捐赠者名单里有一家无迹可寻的有限责任公司捐赠了250,000美元，这导致了后面陆续有多名“秘密捐赠者”被调查了出来。[55] 但是，竞选资金专家认为这种策略已经违法，因为这已经构成以他人名义捐款的事实。[56]
混合型政治行动委员会，有时也被称为“克里委员会（Carey Committee）”，是一种类似超级型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政治行动委员会。它即可以有限度地向竞选阵营或委员会提供资金，但也可以仍然无限度地进行独立支出。[57][58]
响应性政治中心会在其网站OpenSecrets.org按照每个选举周期公布当时最大的政治行动委员会排名。[59] 用户可以根据收入或支持类型，以及政党和政治行动委员会的类别对名单进行筛选。
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中，排名前十的政治行动委员直接或通过其子公司、附属机构向总统候选人捐献了总计29,349,895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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