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瓦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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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瓦伦（荷兰语：De Wallen）是荷兰阿姆斯特丹最大和最著名的红灯区，也是其主要的观光地之一；坐落于阿姆斯特丹最古老的部分之中心地区，覆盖若干位于老教堂以南的街区，横跨数条运河。德瓦伦是小巷组成的网络，由一个包含大约三百个单间小屋的小巷所组成，通常用红灯和黑灯以为标识。这些小屋是由性工作者租用，在窗户内的小屋或玻璃门后方空间提供性服务。这个区域主要借由窗外展示以进行卖淫，是阿姆斯特丹具有历史且最典型的红灯区性工作。
德瓦伦与Singelgebied和Ruysdaelkade一起构成了阿姆斯特丹的Rosse Buurt（红灯区）。其中德瓦伦是最古老、面积最大的地区，也是阿姆斯特丹的主要旅游景点之一。但市政府正在研究降低游客人数的方法[1][2]，阿姆斯特丹市政府设法从业者手中买下房产，目的是与时尚设计业者合作，开发提升该地区的商业形态与风格[3]。
该地区还有许多性用品商店、性爱剧院、窥视秀、性博物馆、大麻博物馆和一些出售大麻的咖啡店。
位置
红灯区总面积约6500平方米，北到Niezel，东至Zeedijk／Nieuwmarkt，南达Sint Jansstraat，西抵Warmoesstraat。
性工作专区在以下街道：Barndesteeg，Bethlehemsteeg，Bloedstraat，Boomsteeg （现已关闭），Dollebegijnensteeg，Enge Kerksteeg，Goldbergersteeg，Gordijnensteeg，Molensteeg，Monnikenstraat，Oudekerksplein，Oudekennissteeg，Oudezijds Achterburgwal，Oudezijds Voorburgwal，Sint Annendwarsstraat，Sint Annenstraat，Stoofsteeg，Trompettersteeg。
在 1970 年至1990 年代，部分小巷被关闭且锁上，但在建筑物的墙上，仍可看到用砖块覆盖过去窗户的遗迹。
历史
在1270 年，阿姆斯特丹 Rokin 和 Damrak 两条河流的交汇处，在河面上建造一座桥梁并设立坝门以防止洪水泛滥。随后附近形成一个港口，船只频繁进出带来水手、移民，吸引性工作者聚集，成为性交易红灯区。且因为运河围墙带来该区域的名称：德瓦伦De Wallen或Walletjes的名称都来自“城墙”(wall)一字。
荷兰从中世纪晚期开始，性交易开始受到限制，已婚男子和神父被都禁止进入德瓦伦区域。 1578 年荷兰反抗西班牙统治的起义期间，成立有新教徒城市委员会 (Protestant city board)，开始将通奸视为罪行应受惩罚，性工作受到禁止因而转入地下。性工作者暗中集中至一些提供食宿、保护的处所继续工作，他们经常会在晚上冒险去酒吧和旅馆拉客交易。当时情况是，以店面方式经营性交易仍然属于违法，但如果低调隐而不显就可以受到容忍。当时的交易规模虽小，但此营业形态已经遍布整个城市，著名的地区包括阿姆斯特丹的De Haarlemmerdijk、De Houttuinen、善德街 (Zeedijk)和港口的周边。
此模式发展到 18 世纪，性工作者会在侨德仕街（De Gelderskade）和善德街 (Zeedijk) 的赌场揽客，然后一同前往隐藏的营业处所，然而这方式对于有钱绅士比较没有吸引作用。于是赌场转变经营形态，提供房间并投资豪华家具，为性工作者提供食宿，逐渐转变成为雇用多人的妓院，有些赌场规模可多达 30 名性工作者。著名的妓院包括 Pijlstraat 的 De Pijl、Nieuwmarkt 的 De Fonteyn 和 Prinsengracht 的 Mr. Therese。另外有些无法负担高价的嫖客，则会在老教堂广场 (Oudekerksplein) 周边寻找性工作者。尽管当时卖淫实际上仍属非法，但非正式而言，某种程度的宽容模式一直存在。
在拿破仑占领时期，1811年荷兰卖淫禁令取消，法国士兵成为德瓦伦性工作者的主要顾客。 [4]当时立有管制法规，强制性工作者进行健康检查，以保护士兵免受性病的侵害。合格者可以得到了一张红牌，做为工作许可证；如果发现有性病感染，卡片将被取消收回，直到疾病已经确定消失。由于当时没有可靠的梅毒治疗法，必须采用危险的治疗方式，例如以水银浴来缓解症状。
到20 世纪初期，宗教组织发起运动以期望结束卖淫活动，在1911 年通过了禁止妓院和拉皮条的法律，但卖淫工作本身并未受到严格取缔。历史重演，只要性交易不引起社会干扰，隐藏在地下还是被社会所容忍。随着德瓦伦的许多性营业场所被强制关闭，一些性工作者搬到 De Pijp继续工作。 依据1935 年的估计，德瓦伦大约仍有 150 个伪装成其他行业的性营业场所，场所的店面假扮成各种营业类型，包括按摩、修脚、修指甲和美容护理等行业。也有性工作者继续在老教堂广场周边工作，但当时必须自我隐蔽，站在紧闭的窗帘后面，从一个小裂缝中向外凝视以寻找顾客。如果性工作者站在门口揽客，就立刻会遭到逮捕。
合法化
荷兰性交易自2000年起开放，除街头卖淫揽客，性工作成为合法。但工作许可证非以性工作绿卡的形式发放，因此合法的性工作者仅限欧盟公民或其他取得荷兰永久居住权的外国人。在某些情况下，非欧盟公民可以在没有工作许可的情况下在荷兰合法工作，例如荷兰公民的配偶，也可以从事工作。
德瓦伦的性工作者来自世界各地，在法律上被视为个体经营者，自私人房主那里以每班8小时€100-150的价格租赁房间，该租金也包括闭路电视安全系统。尽管在口交中并不常使用避孕套，性接触时则广泛使用。20分钟的性服务通常要价€50。从 2013 年 1 月起，阿姆斯特丹性工作的法定工作年龄从 18 岁提高到 21 岁。[5]
荷兰没有强制要求性工作者接受STD或HIV检测，当健康和社会服务现成时，性工作者们便不必通过定期健康检查。但在没有正式法令指导方针下，一些妓院和俱乐部会主动定期对性工作者进行筛查。妓院老板和性工作房间出租者多会要求性工作者在雇用或租赁房间前提出健康证明，例如 SERVSAFE 测试。[6]
为了抵消负面宣传，Mariska Majoor——卖淫信息中心（Prostitution Information Center）的创办者——在2006年2月和2007年3月组织了2个“开放日”，允许参观者进入一些橱窗妓院以及西洋景，并说明该处所的工作条件，以促进性工作行业的透明化。[7][8] Majoor 还协助促成在红灯区安置全球第一座性工作者的雕像。一座女子立门雕像于2007的红灯区开放日，被安置在老教堂广场 (Oudekerksplein) 的老教堂 (阿姆斯特丹) (Oude Kerk)前方，雕像前方铭记：尊重全世界的性工作者 (Respect sex workers all over the world)。[9]
拉皮条和人口贩卖
城市当局十分关注有关德瓦伦的拉皮条（pimping）及人口贩卖的报道，荷兰已经被UNODC（UN Office on Drugs and Crime）列入人口贩卖受害者目的地的基本国家名单中。[10]
两位曾在该地区工作的匿名的Beurstraat（公平大街）警察局的便衣警察在2005年10月透露，在德瓦伦有两个主要的人口贩卖团伙——“loverboys”以及“the Turks”。前者大部分是由年轻的摩洛哥男性组成，使用浪漫之技劝诱女性为其充当妓女。后者即土耳其人团伙则把重点放在贩运东欧妓女上。2003年初一项对该团伙的调查痛苦地失败了：只有少数人被捕，由于缺少证据，被告很快被释放。
在2004年，阿姆斯特丹当局下令研究阿姆斯特丹拉皮条及人口贩卖的性质和规模。威廉·普罗佩研究所（Willem Plompe Institution）承担了该任务。研究者在教授Frank Bovenkerk的领导下发现，在皮条客控制下的妇女能被很容易地投入合法的妓院，且妓院所有者知道这些妇女被皮条客控制。橱窗卖淫的一般设置据说有助于皮条客，因为它便于妇女受到其皮条客的直接控制。[11]研究者们与妓女谈话，妓女们指出，一个妓女几乎不可能独立工作及抵抗暴力的顾客。几乎所有妓女都是为男友、皮条客或人口贩子工作。研究者假设，拉丁美洲和非洲妓女由在其祖国的男子在幕后扮演主要角色。另一方面他们怀疑东欧妇女是由人口贩子扮演主要角色。据设，这些人口贩子将对这些妇女的监督工作分包给了主要为阿尔巴尼亚人的皮条客。
研究者们参考了由Beursstraat警察局警官编纂的一份文件集。它包含了一个76名在之前半年内在德瓦伦开业的有犯罪纪录的皮条客的名单。在这76名皮条克中，5名是外国人，其他人是荷兰人，但其中只有3名是荷兰本地人。研究者们随机询问了超过20名荷兰妓女她们是如何进入卖淫领域的。她们中许多人都是被其（前任）男友通过风流韵事介绍开始从事卖淫的。这些女孩称此为“voodoo”。这些男友经常是皮条克。这些妇女如今大多不是为她们自己选择的男友工作，就是已经从一位皮条客跳槽到另一位。有时她们说她们已被以数千欧元的价格卖掉。[12]
根据[来源请求]一个基督教的援助工作者组织Scharlaken Koord（英语：Scarlet Cord）称，2001年﹣2002年在他们联系的德瓦伦439位荷兰橱窗妓女中，380位指出其被情夫介绍开始从事卖淫工作。根据[来源请求]这些援助工作者称，许多妓女发现很难脱离卖淫，因为她们被社会隔离并欠下巨债，后者经常是由其男友以她们的名义欠下的。通常她们只能与其他妓女或她们的皮条客为友。Scharlaken Koord已经为妓女们设立了特别的“伙伴”项目，在该项目中伙伴们帮助这些妇女建立新的社会网络。[13]
大麻咖啡店
在荷兰各地包含德瓦伦，大麻咖啡店获有销售大麻和供应软饮料的许可。有些店贩卖小包装大麻食品，甚至提供含有大麻的全餐。依规定，大麻咖啡店内不允许贩卖酒，也不允许单独销售烟草，所以大多烟草是预先卷好的大麻及烟草混合物。
在大麻咖啡店政策开放之前，一些大麻产品已经在店内公开销售。第一家咖啡店于 1970 年代开业，由于面临来自警察和地方议会的执法，经常受到强迫关闭。1976 年，荷兰政府采取局部开放措施并修改法律，将少量使用大麻的行为合法化，让持有30 克大麻以内者不算是刑事犯罪。[14]
该容忍政策等同许可大麻咖啡店，只要店内没有卖其他硬毒品，就可以合法贩卖大麻。但位于德国和比利时边境的某些荷兰城市不允许大麻咖啡店营业，因为考量的跨境人流及使用大麻，可能会增加当地的犯罪率。
在 1990 年代，大麻咖啡店受到地方议会很大的压力，因此组织成工会以主张自身利益。自 1995 年以来，荷兰政府也不断受到周边国家的压力，要求控制大麻咖啡店，此导致数家咖啡店因忽视法令而被关闭，且在关闭之后新许可证没有重新颁发。
2007/2008年市政府行动
2007年9月，阿姆斯特丹市议会在市长乔布·科恩的要求下，关注于该地区人口贩卖和拉皮条，强令所有者Charlie Geerts关闭51个卖淫橱窗，减少德瓦伦橱窗总数三成。阿姆斯特丹当局从Geerts手中购买了18%的资产，以将该区发展为时尚设计师及其他高档行业的区域。[15]
卖淫信息中心的Mariska Majoor以及性工作者权利组织De Rode Draad的代表谴责该决定，宣称其不会减少犯罪，却只能助长剩余橱窗的更高的租金以及更多的竞争。[16][17]
2008年1月，市议会宣布关闭该地区Casa Rosso实况性剧院（live sex theatre）以及Banana bar 脱衣舞俱乐部的计划。[18]当地业者已经组成了“Platform 1012”团（名称来自该区域邮编）以反对阿姆斯特丹市政府的努力。[15]最后，市政府的行动导致了Yab Yum，Casa Rosso以及the Banana Bar的关张。
2008年末，因为可疑的犯罪团伙活动，市长乔布·科恩（Job Cohen）计划关闭该市400个卖淫橱窗中的一半；该市70个大麻咖啡馆和性俱乐部中的一部分也将被关闭。[19]
2009 年，荷兰司法部宣布关闭阿姆斯特丹的 320 个卖淫“窗口”。[20]
人权问题及未来走向
Metje Blaak从事性工作 25 年后成为电影制作者。她表示：“在红灯区透过窗户可以看到一切，是安全的而且敞开的，如果关闭合法妓院会将性工作者推向街头”。[21] 但也有完全不同意见，Karina Shaapman曾经是窗口性工作者，现在是阿姆斯特丹市议员，她说：“有些市民以红灯区旅游景点而自豪，认为这是美妙愉快的地方，可以展现我们城市的自由风格。但其实背后有很多严重犯罪，对女性的剥削，以及社会困境，实在不值得骄傲。”[22]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将荷兰列为人口贩运受害者的最经常目的地。[23]阿姆斯特丹前市长乔布•科恩 (Job Cohen) 曾表示，红灯区已不再是小规模商业问题，而是大型犯罪组织在背后进行贩卖妇女、毒品、杀人和其他犯罪活动。[24]
根据法律，欧盟 27 个成员国的欧洲公民有在荷兰从事任何工作的合法权利，其他国家公民必须已经持有居留许可才能在性交易中合法工作。 但阿姆斯特丹市政府委托研究中发现，皮条客控制下的性工作者，实际上很容易取得合法妓院工作 [25]，使皮条客对妇女的直接控制。[26]根据一位前性工作者所称：阿姆斯特丹红灯区约有 75% 的性工作者来自东欧、非洲和亚洲。 [27]此充分显示大型的犯罪链接确实隐藏在表象之下。
性工作者团体也致力于提高对其权利的认识。卖淫信息中心 (The Prostitute Information Centre) 成立于 1990 年代，是一个由性工作者领导的组织，提供该地区有关人身安全和相关权利的信息。 [28]基督教援助工作者组织Scharlaken Koord也为性工作者设立了一个特殊的“朋友”(Pal) 计划，帮助女性性工作者扩大建立社交网络。 [29]
2019 年 7 月，阿姆斯特丹新任市长 Femke Halsema 宣布新的政策构想，要为当地居民、性工作者、企业主和其他所有相关人员提出几种未来可能的选择。[30]一份名为“阿姆斯特丹窗口卖淫的未来”的报告中，概述红灯区未来可考虑的四个可能的转变方向。Halsema市长表示，该地区如今出现不可接受的情况，市政府已准备好思考深远的解决方案，要敢于大胆思考，考虑结束红灯区的卖淫活动。 [31]因为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自2020年起，阿姆斯特丹红灯区暂时处于强制关闭状态。
参见
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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