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慕陶（1902年—1985年），字世佛，湖北鄂城人，黄埔军校第五期毕业，中华民国宪兵将领。曾担任台北宪兵第四团团长，为镇压二二八事件行动的共同执行者，属军统系。
生平简介
民国十五年（1926年），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五期炮科，担任少尉炮兵排长。在国民革命军北伐时，与张宗昌作战，升任中尉，占缺连长。
民国十七年（1928年），考入军官研究班宪兵科，升为上尉，改任南京江宁宪兵教练所学生中队中队长。
1931年，晋升少校参谋官，1932年调为团附，1934年任宪兵司令部总务处教育科主任，1935年升中校，任宪兵第一团营长，1936年驻守洛阳，在西安事变时，将所有奉系军官拘押。1937年参加南京保卫战，1938年任宪兵第八团副团长，驻兵江西上饶；1939年升宪兵第十五团上校团长，1942年任铅山警备司令，1944年升为少将，担任军事委员会风纪第一巡察团委员，1946年调任台北宪兵第4团团长，与周召南、瞿荆洲、刘国龙、汪大锟等在台北开设私立金瓯小学，后改为金瓯女中。
1947年二二八事件时，张慕陶开始分化台湾仕绅，并怂恿蒋渭川（社会运动家蒋渭水之弟）为国民党广播，分化仕绅之间的感情，并与警备总部参谋长柯远芬等人作好部属，以配合接下来国军的登陆扫荡。3月8日中午12时，张慕陶在台北中山堂对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委员们公开演讲：“枪杆为军队之生命，若要向其缴械，危险之事，势必发生，余愿保证，倘不发生缴械，则社会必无动乱……本省此次要求改革政治，甚为正当，中央一定不会调兵来台……本人决以生命保证，中央绝不对台湾用兵”[1]，借此松懈民众的防备心理。[2]
宪兵二营于3月8日抵达基隆后，于晚上10时开往台北。长官公署并于晚上10时30分下令总攻击。而宪兵第4团积极参与逮捕民众，警总参谋长柯远芬指出：“缉捕为首阴谋份子，由宪兵张慕陶团长主其事，警总调查室、军统局台北站协助之”。[2]
例如台湾省参议员王添灯于3月11日被宪兵第四团逮捕，由张慕陶亲自审讯。辗转听到王添灯死亡真相的苏新表示，一个在宪兵第四团（团长是张慕陶）当宪兵的证词：张慕陶审讯王添灯的时候，他在门口站岗。他被打得很厉害，鲜红的血从脸上往下流，后来满头满面都是血块，但是王添灯绝不屈服，大骂张慕陶。张慕陶骂王添灯：“你这个野心家，想当台北市长……”王添灯回答说：“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当台北市长，但是，如果台湾人民要我当台北市长，我就当……”张慕陶暴跳如雷说：“好！就让你到阴间当台北市长！”命令卫兵往王添灯身上泼汽油，从头上到脚底，都是湿淋淋的。最后拉到一个地方，点火把他烧死了。蓝博洲于《消失在历史的迷雾中》书上表示，苏新所听到的说法，虽然不一定是真的，但总算是一种可能。而且，从他所听到的内容来看，它也十足地反映了一个封建专制政权的残酷性的一面。[3]
3月23日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陈仪发布公告，绥靖期间的逮捕人犯均由宪兵执行，庶免扰民[4]（时任警总参谋长柯远芬表示：逮捕作业，主要是由宪兵依陈仪所核定名单来执行，名单系由陈仪直接交给宪兵围长张慕陶，警备总部自始至终未参与逮捕作业，失踪者如林茂生、陈炘等人究系如何处理，难以判断，因系由张慕陶执行[5]）。国防部长白崇禧抵台视察后，发现滥捕与秘密逮捕情况严重，宪兵第四团与警备总部互相争夺逮捕权限，于是白崇禧于3月29日指示逮捕应由警备总部统一执行，并于3月31日代电通令所有军警各机关，非有国防部命令，不得擅自逮捕，宪兵第四团接获此命令后不服此项指示。4月4日宪兵第四团团长张慕陶呈文警备总部表示：“为免除事实之困难与绥靖工作之牵掣起见，乃要求宪兵在各管区内有‘径行逮捕’之权”，显见张慕陶领导宪兵第四团目无法纪。[2]
张慕陶1948年回中国大陆参加国共战争，调升宪兵司令部东南区司令部副司令，兼首都卫戍区第二绥靖分区司令，1949年因中国国民党政府连败多场关键战役，随之迁台。
注释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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