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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国军－中国人民解放军驾机叛逃（投诚）事件是指中华民国空军飞行员驾机逃往大陆地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飞行员驾机逃往台湾地区，海峡两岸之间发生的互相驾机脱逃事件。最早发生于1945年8月，时值第二次国共内战开始。直至1990年代，海峡两岸气氛趋缓、逐渐通航，未有再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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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行员脱逃起数统计 | ||
|---|---|---|
| 年代 | 国军 | 解放军 |
| 1940年－1949年 | 27起 | 0起 |
| 1950年－1959年 | 14起 | 0起 |
| 1960年－1969年 | 2起 | 4起 |
| 1970年－1979年 | 0起 | 1起 |
| 1980年－1989年 | 3起 | 8起 |
从中国大陆逃往台湾者均是从山东或福建的解放军机场，飞往韩国或台湾本岛。此外，人民解放军空军也发生过数起驾机脱逃苏联或越南的事件。
1930年2月，飞机驾驶员龙文光驾驶国民党川军刘湘部的美制O2U海盗式侦察机，自南京飞返四川时，因迷航油尽而迫降在宣化店镇西南的陈家河河滩上，被红军游击队缴获。1931年经过重新喷漆后，由徐向前代表鄂豫皖特区工农民主政府命名为列宁号。1931年5月，鄂豫皖特区工农政府军事委员会航空局成立，龙文光担任局长、钱均担任局政委。1932年10月，红四军西征时该机被掩埋。1932年9月10日，龙文光被国民政府逮捕，后于1933年8月9日以“带机投匪”的罪名在武昌被处死。[1][2]
1945年8月20日，被汪精卫政权开除军籍的空军少尉飞行员黄哲夫（化名于飞），联络少校飞行教官周致和、少尉飞行员赵乃强（1980年代官至济南军区空军副参谋长）等，共4名飞行员2名机械士，驾驶立川一式高等练习机“建国号”从扬州直飞延安，加入八路军，之后驾驶该机运送人员前往东北，参与创办东北老航校。为掩护在南京、扬州从陆路投奔新四军的汪伪空军人员与家属，此事未公开。[3]
1946年6月26日，空军第8大队35中队上尉机长刘善本、副驾驶张受益、空勤机械师唐世耀、通信员唐玉文，驾驶530号美制B-24型轰炸机从成都飞往昆明航线时，改降延安。刘善本因反对国共内战而脱离国军。同机组的11人，包括六名乘客、四名机组人员，均对此行动一无所知。刘善本将机组人员和乘客分隔开来，一边哄骗机组人员称乘客要劫机，另一边哄骗乘客称机组人员要劫机，并表示自己中立立场，劝说双方顺从“劫机”。航机抵达延安后，有四名乘客要求遣返，被允许返回。刘善本后来参加创办东北老航校。1964年晋升少将。1968年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折磨致死。
1948年9月23日，空军第4大队23中队上尉分队长杨培光驾驶一架美制P-51战斗机从北平起飞，飞抵辽源机场遭到地面炮火猛烈射击，于是被迫继续北飞到四平机场降落。
1948年12月16日，空军第8大队中尉飞行员俞渤、郝桂桥、陈九英，中尉领航员周作舟、张祖礼驾驶一架美制B-24轰炸机从南京起飞，准备轰炸南京大校场机场和总统府，当时蒋中正正在大校场机场空军俱乐部慰问空军将士。因投弹系统故障，5枚炸弹都落到南京城外燕子矶，之后轰炸机飞到解放军占领的石家庄。
1948年12月29日，空军第4大队23中队中尉飞行员谭汉洲驾驶一架美制P-51战斗机从青岛起飞，抵达沈阳北陵机场降落。
1月3日，杭州笕桥空军军官学校上尉飞行教官谢派芬（1948年11月加入中共）、中尉飞行教官蒋声翰在中共地下党员吕云荪的协助下，组织机务员李葆华、田维初、荀富贵驾驶一架美制C-46运输机从杭州起飞，飞抵郑州机场。
1月12日，杭州笕桥空军军官学校教育处上尉副官高全诤驾驶一架美制L-5通信机，从杭州起飞。原订计划飞往徐州，因天色昏暗迷途，在安徽宿县双石铺河滩迫降。
1月14日，空军第3大队28中队中尉飞行员阎承荫驾驶一架美制P-51战斗机从南京起飞，飞抵济南张庄机场。阎承荫的三哥是在抗战时期，发明空中降落伞雷的飞行教官阎雷。
1月15日，空军第20大队11中队中尉飞行员刘焕统、邹耀坤、宋宏儒，在青岛机场破坏停机库，驾驶一架美制C-46运输机起飞，飞抵沈阳。
1月27日，杭州笕桥空军军官学校飞行学员周梦龙、李延森利用飞行训练的机会，驾驶一架美制PT-17教练机从杭州起飞，飞抵合肥。
1月30日，中华民国民航局上海空中交通管制站站长邢国铮、空中交通管制站管制员刘书荣、华兴杭、飞行副驾驶李筠、机械员陈铁生，在中共地下党协助下，乘坐C-47客机从上海飞往青岛途中，劫持飞机降落济南，开创民航机投向共产党的首例。
2月2日，中华民国民航局上海龙华空中交通管制站助理管制员李愚和上海虹桥机场指挥塔台管制员刁家平，从上海驾驶一架美制L-5通信机脱逃，起飞后因机械故障在上海以北坠毁而受伤，后经中共地下党员安排，两人从地面到达解放区。
2月3日，空军第8大队中尉飞行员张雨农、任永寿、黄友寿、黄文刚，藉机务人员例行试机中午休息的机会，驾驶一架美制B-24轰炸机，强行从上海起飞，飞抵北平南苑机场。
2月19日，空军第10大队101中队中尉飞行员徐骏英、少尉飞行员魏雄英（中共地下党员）、中尉通信员赵昌燕、少尉领航员张镭，在中共地下党的协助下，从上海起飞，降落在济南。1952年6月7日，魏雄英在西藏执行空投任务时，撞山身亡。
2月22日，空军第10大队102中队中尉飞行员杨宝庆破坏停机库，驾驶第20大队的一架美制C-46运输机，从西安起飞。杨宝庆原订计划飞往北平，因燃料耗尽而迫降河北唐山。
3月7日，空军第1大队中尉飞行员王玉珂、空军军官学校上尉副中队长刘继广、中尉飞行教官禹庆荣（3人均为中共地下党员）从上海驾驶一架英制蚊式轰炸机飞抵河北石家庄。
同日，空军第10大队101中队中尉飞行员唐宛体（中共地下党员）、中尉通信员李学冕、机工长彭树新，从汉口驾驶一架C-46起飞，原计划飞往北平，因恶劣天气无法分辨航向，最终因燃料耗尽而在热河赤峰上空弃机跳伞，3人平安落地。
4月7日，空军第1大队3中队中尉飞行员梁惠福、汉口警备区少尉排长黄琪玲（国军92军军长黄翔之子）和小学女教员王亚蒙，藉黎明前警戒松懈混入机场，驾驶一架美制B-25轰炸机从汉口机场强行起飞，降落在郑州机场。
4月9日，空军第10大队中尉飞行员刁光弟（中共地下党员）、中尉领航员沈济世、少尉通信员王凡、少尉机械员徐迈、空军供应总处少尉军械官于振超、机工长罗锡龄、宋永信，在中共地下党的协助下，以试飞为名从上海驾驶一架C-46运输机起飞，飞抵济南。
4月17日，空军第8大队上尉飞行员杜道时，在第20大队机工长郝子仪的协助下，以两人驾驶第20大队的一架美制C-46运输机从台湾台中清泉岗空军基地起飞，是从台湾驾机返大陆的首例。飞机降临徐州机场时，解放军误以为敌机来袭而组织对空射击，航机机翼被击中而降落，两人未受伤。
6月15日，空军第11大队上尉作战参谋毛履武（中共地下党员），从汉中南郑机场驾驶美制P-47战斗机起飞侦察西安途中，因僚机故障返航，藉机会改变航道飞往河南安阳，安全降落。
8月25日，中央航空公司副驾驶李福遇（原中华民国空军轰炸机中队长、蒋中正专机副机机长，重庆谈判后送毛泽东回延安的专机机长），在中共地下党员的协助下驾机脱逃。李福遇在当日原准备前往广州白云机场观察飞机警卫情况，见中央航空公司有一架C-47型客机刚加满油，四周没有警卫，藉机会强行驾机起飞，经5个多小时飞行，安全抵达南京。
10月16日，空军第10大队上尉飞行员江富考、乘员周震南、石建儒、陈尚明自台湾嘉义空军基地驾驶一架C-47运输机，安全降落南京。
10月17日，空军军官学校飞行学员魏昌蜀藉午休警戒松懈机会，潜入高雄冈山空军基地驾驶一架AT-6教练机强行起飞，于福建福州义序机场降落，其间曾遭中华民国空军P-51战斗机扫射，机身3处中弹。
10月27日，中央航空公司副驾驶吕辑人、机械员领班苏文焕、机械员杨兆藩、谢超群，驾驶DC-3客机从香港起飞，经由广州、汉口飞抵北京。
11月9日，中央航空公司和中国航空公司在香港的2,000余员工和80架飞机通电依附共产党，当日有一架CV-240、三架C-46与八架C-47等机群飞往北京、天津，是为“两航事件”。
1951年3月27日，空军第10大队专机组少校飞行员戴自谨于台北上空驾驶B-25轰炸机遭机械师史殿文劫持，降落上海江湾机场。
1951年9月12日，空军军官学校飞行学员刘希尚驾驶AT-6教练机从台湾冈山机场起飞，随后飞抵福建漳州机场。
1953年6月26日，空军第1大队少校领航员叶刚、第4大队少尉飞行员孙志强，一起驾驶AT-6教练机从金门起飞，飞往大陆浙江。
1953年10月18日，空军军官学校飞行学员陶开府、监察总队测向台见习机械士秦保尊驾驶AT-6教练机从台湾冈山机场起飞，在福建漳州机场安全降落。
1954年2月19日，空军第1大队上尉作战参谋黄铁骏、军械士刘铭三，驾驶B-25轰炸机自台湾新竹机场起飞，途中4次遇险。同机副驾驶方本成不同意回大陆，黄铁骏让他跳伞；遇到两架巡逻的战斗机，黄铁骏驾机穿云进雾变换航向避开；快到大陆上空时，左侧发动机突然起火，黄铁骏按照灭火程序将火扑灭并关闭事故发动机、单飞飞行。黄铁骏担心国军战斗机追上单发飞行的轰炸机，决定贴近海平面超低空飞往杭州机场。飞至浙江三门时，飞机无法爬高超越前面的大山，为保住飞机没有跳伞而是选择在黄豆地里迫降。[4]
1954年10月26日，中华民国空军军官学校飞行学员胡弘一，驾驶AT-6教练机从台湾冈山机场起飞，随后飞抵福建同安。同年11月1日，前往追击AT-6的陈康殉职。
1955年1月12日，空军少校金马陆空联络飞行作战指挥官郝学汤（后改名郝隆年）、第20大队少校作战参谋王锺达、空勤机工长唐镜驾驶一架C-46运输机，从台湾台中机场起飞执行训练任务，飞行途中郝隆年持枪把唐镜关入底货舱，并持枪胁迫副驾驶王锺达，随后向塔台报告飞机发生故障，驾机降低到海平面数十米高度向福州飞行，途中遭台军舰舰炮拦阻射击，至福州机场上空又遭解放军高射炮射击。在福州机场上空，郝隆年将起落架放下后，突然发现襟翼放不下来了。原来关在下仓的机工长唐镜把高压液压油管搞断，油都漏光了。危急时刻，王钟达协助郝操作飞机落地滑跑，有惊无险最终安全降落。[4]
1955年2月23日，空军军官学校飞行学员刘若龙、朱宝荣驾驶1架PT-17教练机，自台湾虎尾机场起飞，于福建平漳海滩上迫降，两人获得奖金人民币1,000元。
1955年5月18日，空军第3大队第7中队中尉防逃参谋（原空军总司令部第二署中尉情报参谋）、第五届“国军克难英雄”何伟钦驾驶P-47战斗机，从台湾屏东机场起飞，于广东海丰迫降。
1956年1月7日凌晨，空军飞行员韦大卫藉台北松山机场值班人员换哨时，与台北市警局事务员翟笑梧、陆军总部士官梁枫劫持蒋纬国的A-170A型旅游专机脱逃，最后成功迫降福建南安境内，获得奖金人民币8,000元，福建军中首长叶飞设宴款待，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彭德怀、叶剑英、荣毅仁等也相继接见。[5][6]
1956年8月15日，空军军官学校少校飞行教官黄纲存在冈山机场借三机编队训练之机，带学员驾驶驾驶美制AT16型高级教练机二号机起飞久，关闭了磁电机，飞机立时在空中发出了噼里啪啦的声音，不能维持飞行高度及速度。征得长机许可，离开编队返回机场。落地后机械人员检查未查出毛病，黄表示要空中单机试飞，并以安全为由，要求多加点油加满了左油箱，取得了单机、单人、单独飞行机会。10时45分起飞后转入超低空飞行。至11时55分，于福建仙游迫降。拒绝了国家的黄金奖励，接受了8,000元人民币的安家费，被任命为驻四川的解放军空军第十四航空学校某飞行训练团少校副团长，后晋升中校。1978年转业回山东家乡，任中国民航总局山东民航管理局副局长。[4]
1963年6月1日，空军第11大队第42中队空军上尉飞行员徐廷泽驾驶F-86型战斗机自台湾新竹机场起飞，飞抵福建龙田机场，他说，“在美国的控制下，台湾军人过着屈辱的生活，美国控制着台湾的军事机构和军事活动。美军顾问汤姆强奸了空军总部一个上尉联络官的妻子，也无人过问……”，徐廷泽被授予少校军衔，获2,500两黄金。解放军指派己方飞行员葛文墉对飞机进行试飞，以了解F-86同MiG-17各项性能之对比。之后，此架F-86战斗机被送到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充当展品供人参观。
1969年5月26日，空军军官学校上尉教官黄天明和飞行学员朱京蓉驾驶一架美制T-33教练机自台湾冈山机场起飞，飞抵广东惠阳。
1981年8月8日，空军第5联队少校考核官黄植诚驾驶一架美制F-5F战斗教练机，借考核新飞行员之便前往福建。途中因后座飞行学员许秋麟坚决要求回返台湾，令其弹射跳伞，随后于福建福州机场安全降落。黄植诚在此事件中获奖金65万元，并于1988年晋升上校。及后，担任大陆广东花都空军军校校长。复晋升空军少将，任北京军区空军副司令员。此外，中华民国国防部长高魁元因此事件而引咎辞职。
1983年4月22日，陆军航空支队少校分队长李大维驾驶U-6A侦察机从台湾花莲起飞，于福建迫降，主轮折断。李大维于此事件中获奖金15万元。因其出身于军人世家，曾两度获称“中华民国国军英雄”，该事件引起中华民国军方连坐处份。
1989年2月11日，空军第737联队中校林贤顺驾驶F-5E战斗机，飞往中国大陆；因燃料耗尽后在广东丰顺上空弃机跳伞，左臂受伤。据当时台湾报载，林贤顺飞往大陆是因家中金钱支出太大，且怀疑基地长官与其妻发生婚外情。林贤顺伤愈后被授予中校军衔；及后晋升空军大校军衔，任北京军区空军参谋长助理，也是最后一位逃往大陆的中华民国空军军官。
1962年7月25日，因为政治气氛与意识型态，解放军发布通告，宣布对驾驶飞机、舰艇起义归来人员的奖励和联络方法。
1964年3月15日，再次发布通告，重申了对驾驶飞机起义归来人员的奖励方法，并公布了广东汕头、浙江青田和浙江路桥3个机场的航向、电台呼号和波长。
1988年9月11日，解放军鉴于两岸关系的缓和，宣布停止执行1962年颁布的对驾机起义的奖励方法。
迄今为止，中国人民解放军共发生17起驾机逃向中华民国、苏联和越南的事件，其中5起失败，12起成功。
1960年1月12日，解放军海军航空兵第2师5团二大队在进行编队协同训练时，飞行员杨德才驾驶编号0651的米格-15战斗机，从浙江路桥起飞脱离编队飞往台湾。结果在台湾宜兰迫降时机毁人亡，机体曾于台北展示。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架脱逃的军用飞机。[7][8]
1961年9月15日，中国大陆民航飞行员邵希彦、高知学（到台湾后改名“高佑宗”，意为保佑其在大陆的家人不受连累）驾驶一架18132号安-2轻型运输机从山东胶县起飞，在韩国济州岛降落。两人于同年10月7日抵达台湾，获黄金500两。邵希彦就读于台湾大学外文系夜间部，毕业后赴美取得硕士学位，返台后在亚洲人民反共联盟工作，成为国民党“反共宣传”的样板，1999年他退休后移民美国。高佑宗被安排在空军工作，负责心战业务，曾撰写1,000多万字的心战稿，还曾获颁“国军文艺铜像奖”，后在空军总部政二处上校副处长任内退伍。
1962年3月3日，解放军海军航空兵第6师第16团3大队8中队飞行员刘承司驾驶米格-15战斗机从浙江路桥起飞，飞抵台湾桃园军机场。刘承司来自湖南，刚从航校毕业一年。飞行员入伍时，按规定可发给一只手表，但他的大队长手表丢失，于是将应发给他的手表先补发给大队长，引起刘承司的不满。他在飞行时将买来的小闹钟套在脖子，被大队领导见到后，下令其停飞并写检讨报告。刘承司一开始拒绝，于是无法复飞。后来刘承司写出检讨报告，并积极要求复飞，大队领导同意其复飞请求。他抵台后获黄金1,000两，后加入中华民国空军，升至空军电台上校副台长。
1965年11月11日，解放军空军第8师22大队李显斌驾驶伊尔-28轰炸机，从杭州笕桥机场起飞，在台湾桃园军机场降落。降落时因未将鼻轮放出，导致机首座舱内领航员李才旺双腿骨折，尾舱通信员廉保生着陆后自杀身亡。中华民国政府将3人全部称为“反共义士”。李显斌获得280万新台币的奖金，并加入中华民国空军，以上校军衔退役。他在台湾时与张美云结婚，1991年12月经由加拿大以台胞身份回乡探母，被青岛公安局逮捕，后被以投敌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最后由于得患胃癌，获准提早于2002年5月获释，同年12月在上海病逝。李才旺伤愈后定居台湾，1976年加入美国籍。他在美国时表示本无意叛逃，并于1998年12月从美国回乡探亲。当时传闻意外死亡的廉保生实为持配枪自杀，其后中国大陆政府根据李才旺及李显斌被抓的证词相同查清原委，取消其叛逃罪名，并追赠为革命烈士。2016年9月28日，廉保生的遗骨在台火化成骨灰后，由其后代迎回天津烈士陵园安葬。[9][10][11]
1977年7月7日，解放军空军第2侦察机团1大队2中队中队长范园焱，驾驶编号3171的歼-6（米格-19）战斗机从福建晋江起飞后，直飞台南机场。范园焱获黄金4,000两，后加入中华民国空军，被授予中校军衔，娶台湾小姐彭启钰。
1982年10月16日，解放军空军第1侦察机团1大队2中队飞行员吴荣根，驾驶一架歼-6从山东文登机场起飞后，谎报发动机空中停车，乘指挥塔台忙于实施特情处置程序时，以超低空全速飞抵韩国汉城K16机场。同年10月31日抵达台湾，获黄金5,000两，加入中华民国空军，授予少校军衔。他因为外型俊帅䩄腆，经新闻媒体炒作，而成为当时台湾女性疯狂热爱对象的“阿根哥”。
1983年8月7日，解放军空军借调海军进行新型空对空导弹试验的飞行员孙天勤（试飞研究中心试飞团第二大队副大队长），藉试验飞行的机会，驾驶编号045的歼-7（米格-21）战斗机，从辽宁三十里堡机场起飞，飞抵韩国汉城南侧K16空军基地。这次脱逃创造解放军职务最高、机型最新的两项记录，韩国后来将飞机交还给中国政府。孙天勤于8月24日抵达台湾，获黄金7,000两，并加入中华民国空军，授予上校军衔。后来与同为大陆投奔台湾的音乐家李天慧结婚。
1983年11月14日，海军航空兵第6师第18团2大队中队长王学成，驾驶一架编号83065的歼-5（米格-17）战斗机从浙江岱山机场起飞，飞抵台湾附近表明投诚。中华民国空军派遣两架F-5战机进行引导，因歼5战斗机油料不足，提前于台湾桃园国际机场着陆，降落时鼻轮爆胎。王学成获黄金3,000两，后加入中华民国空军，授予少校军衔。这是歼-5型战机第一次到台湾。[12]
1985年8月25日，解放军海军航三师七团副大队长萧天润，驾驶一架轰-5轰炸机从山东胶县飞往韩国，在韩国里里市迫降时发生事故，领航员孙茂春死亡，萧天润受伤，并撞死地面的一名农民。9月20日，萧天润抵达台湾，获黄金3,000两并叙阶少中校，同机的报务员刘书义则根据其要求，返回大陆。
1986年2月21日，解放军空军第4侦察机团第3大队正连职飞行员陈宝忠，驾驶一架编号3283的歼侦-6从辽宁沈阳于洪机场起飞，以超低空脱离编队飞往韩国水原空军基地（K13）。4月30日抵达台湾，获黄金5,000两并叙阶少校。
1986年10月24日，解放军海军航空兵第5师15团飞行员郑菜田，驾驶一架歼-6战斗机自山东烟台（牟平）莱山机场起飞，降落韩国清州空军基地（K41）。他后来抵达台湾，获黄金5,000两并叙阶少校。
1987年11月19日，解放军空军第49师145团三大队七中队中队长刘志远，驾驶一架编号40208的歼-6丙战斗机从福建龙溪起飞，以超低空飞抵台中清泉岗空军基地，获黄金5,000两并叙阶少校。
1989年9月16日，空军航空兵第49师145团2大队飞行员蒋文浩中尉，驾驶40307号歼-6（米格-19）战斗机从福建漳州龙溪机场起飞，降落在金门机场。蒋文浩来自四川乐山，1965年12月3日出生。1986年毕业于空军第十三航空学校，脱逃前总飞行时数600小时，三级飞行员。家有父母、小妹与外婆。他抵达台湾后获黄金2,000两，并叙阶中尉。上尉军阶退伍以后，热衷参与潜水及海底生态摄影。中华民国空军后来在他的战机上发现已加装“电子防逃系统”，可能是之后再无解放军飞行员叛逃之其中原因。[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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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园焱驾驶之MiG-19战斗侦察机 -
王学成驾驶之MiG-17战斗机 -
刘志远驾驶之MiG-19战斗机 -
蒋文浩驾驶之MiG-19战斗机
因为政治气氛与意识型态，中华民国政府对于从大陆叛逃至台湾的解放军飞行员均赠予高额黄金，其中奖金数额与驾驶飞机种类有一定关联。
- 邵希彦、高佑宗黄金500两
- 刘承司黄金1,000两
- 李显斌黄金2,000两、李才旺黄金1,000两等
- 蒋文浩黄金2,000两
- 王学成、萧天润黄金3,000两
- 范园焱黄金4,000两
- 吴荣根黄金5,000两
- 陈宝忠、郑菜田、刘志远黄金5,000两
- 孙天勤黄金7,000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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