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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四旧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大革命初期，以大、中学生红卫兵为主力进行的以“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相标榜的社会运动。1966年北京的“红八月”期间，“破四旧”运动逐渐升级，翌年才被叫停[2][3][4]。受中国共产党发布的《十六条》和当时宣传的影响，并在毛泽东接见红卫兵、林彪讲话等的鼓动下，破四旧运动席卷中国大陆[4][5][6]。与“破四旧”相对应的是“立四新”，意指“树立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5][6]。
破四旧运动最初的重点在破除某些旧的文化传统和习俗，如更改商店、街道的名称，禁止某些服装和头发式样等等，但是在短时间内就发展为大范围破坏文物古迹、打人、抄家，甚至将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五类分子”驱逐回原籍等的暴力行动，造成巨大的社会混乱和血腥的“红色恐怖”，损毁了大量文物古迹以及古书、古董、字画等[3][5][6][7][8]。
“四旧”意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合称、统称，含贬义，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第一次明确提出，此后1966年8月8日为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另一个纲领性文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所肯定，而林彪于8月12日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式上再次提道“破四旧、立四新”[3][5]。
在无产阶级、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运动产生以前的漫长历史阶段里，所有先人创造、社会形态遗留下来的文化财富，尤其是所谓“资产阶级”的思想和风俗习惯，在文革意识形态看来，都是旧的、腐朽的、反动的，必须与之彻底决裂，清除干净[3][5][9]。
在这样一套思想观念的观照下，旧思想，是历史上从孔子、老庄等先秦诸子，经董仲舒、韩愈、朱熹，到王阳明、曾国藩、胡适、刘少奇等所有封建主义、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思想，既指他们的著作，也指在他们影响下的其他作品[9]。
旧文化，指旧时代的礼仪制度、文学艺术、教育思想和实践等精神现象，既有成文的，也有不成文的遗存。它包含的内容比旧思想的范围更广[9]。
旧风俗，指历史上人们日常生活中代代传承、相延成俗、层叠积累的时尚（包括衣食住行、年节、婚丧、娱乐）、礼节、习惯，即旧文化的世俗表现。属于一种亚文化[9]。
旧习惯，历史上、现实中长期生活形成的行为模式、倾向、风气，也包括从旧思想、旧文化、旧习惯派生出来的心理定式。与前三者相比，更加处在表象外层[9]。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提出“无产阶级文化革命，是要彻底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口号[5][12]。8月8日，《十六条》又明确规定“破四旧”、“立四新”是文革的重要目标[3][5]。1966年8月17日夜，北京市第二中学的红卫兵拟就了大字报《最后通牒——向旧世界宣战》，宣布要“砸烂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13][14]；他们形成了一个初稿，有关领导同意用《中国青年报》的印刷厂把他们的传单铅印出来，向全市散发[14]。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第一次接见红卫兵之后，首都北京的红卫兵开始走上街头“破四旧”[2][4]。
“红八月”期间，红卫兵把基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政治正确的思想文化上的破旧立新，简单化为对所谓“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一系列物化形态的破坏行动，爆发所谓的“改名潮”[2][4][8]。一时间，给街道、工厂、公社、老字号商店、学校改名，剪小裤腿、飞机头、火箭鞋，揪斗学者、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等“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等暴力行为成风[2][8][13][15]。譬如，红卫兵认为“北京是社会主义中国的首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中心，大街上怎能容忍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留下的臭名字！”于是把苏联大使馆门前的“扬威路”改为“反修路”，把近代史上曾经不准中国人通行的使馆区的“东交民巷”改为“反帝路”，将“佟麟阁路”改为“四新路”，等等[10][13][16][17]。
当时的新华社对此进行了连续、正面的歌颂性报道[8][13]。例如，《人民日报》的社论《好得很！》（1966年8月23日）指出：“许多地方的名称、商店的字号，服务行业的不少陈规陋习，仍然散发着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腐朽气息，毒化着人们的灵魂。广大革命群众，对这些实在不能再容忍了！”“千千万万‘红卫兵’举起了铁扫帚，在短短几天之内，就把这些代表着剥削阶级思想的许多名称和风俗习惯，来了个大扫除。”[13][18][19]
依据原全国人大常务副委员长吴德（时任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北京市代市长）回忆，“破四旧”期间，毛泽东曾让他去汇报“破四旧”的情况，当时林彪等人也在场。毛泽东说道：“北京几个朝代的遗老没人动过，这次‘破四旧’动了，这样也好。”林彪则说：“这是个伟大的运动，只要掌握一条，不要打死人。”[20][21]
依据研究人员整理归类，红卫兵的“破旧立新”主张包括：1. 对市民生活方式，包括流行时尚的革命化、政治化要求；2. 要求商店、街道、学校改名，使之带有革命的含义；3. 要求以各种形式宣传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4. 要求在经济领域彻底消灭资本主义或者个体经济的残余，反对物质刺激，等等[5]。其中，红卫兵涉及国家政治体制方面的要求不多，但勒令民主党派解散[5]。
北京“毛泽东主义学校（原26中）红卫兵（卫旗）”于1966年9月1日整理的《破旧立新一百例》，汇集了100条红卫兵对“破旧立新”的要求，比如[22]：
破四旧运动最初重点在破除某些旧的文化传统和习俗，如更改商店、街道的名称，禁止某些服装和头发式样等等。但是在短时间内，破四旧运动就发展到大范围的破坏文物古迹、打人、抄家、驱逐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五类分子”回原籍等暴力行动，造成巨大的社会混乱和血腥的“红色恐怖”[2][4][15]。
自北京1966年“红八月”起，这股潮流迅速涌向全国，各地红卫兵竞相效仿：冲击寺院、古迹（譬如山东曲阜孔庙、孔林和孔府），捣毁神佛塑像、牌坊石碑，查抄、焚烧藏书、名家字画，取消剪指甲、美容、摩面、洁齿等服务项目，停止销售具有“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色彩的化妆品、仿古工艺品、花发卡等商品，砸毁大量文物古迹，烧戏装、道具，勒令政协、民主党派解散，抓人、揪斗、抄家，从城市赶走牛鬼蛇神，禁止信徒宗教生活，强迫僧尼还俗[2][8][15][24]。甚至打擂台似的相互竞赛，看谁的花样翻新出彩[13]。一时间，基本没有受保护的文化遗产[注 1]，基本没有受保护的私人财产和私生活领域，基本没有受保护的人身自由（连老人的胡子都当成四旧来革除）[13]。
红卫兵对服装款式和头发式样的限令起初还能获得一些群众的响应，而红卫兵为实行他们的禁令，上街督促、检查，强行剪掉“奇装异服”，挨户到居民家要求清理“四旧”，要商店停止销售或销毁“四旧”商品，烧毁“坏”图书的举动，则很快引起了群众的不满和恐慌[5]。这些活动在一些地方引起了自发的反抗，工人、农民、军人与红卫兵发生冲突[13]。
与此同时，1966年8月22日，毛泽东、中共中央批准并转发了公安部的报告《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其中规定“不准以任何借口，出动警察干涉、镇压革命学生运动”、“重申警察一律不得进入学校”、“重申除了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破坏、盗窃国家机密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处理外，运动中一律不逮捕人”[25][26][27][28]。8月23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反对干涉学生文革、支持红卫兵运动[26][29]。
1966年8月底，中共中央感到暴力问题的严重性，发表社论，由领导人出面劝说红卫兵，或者通过一部分红卫兵发布文告宣传中央的政策，制止打人等暴力行为。林彪在8月31日群众大会上都提道：“我们一定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导，要用文斗，不用武斗。不要动手打人。... 武斗只能触及皮肉，文斗才能触其灵魂。只有文斗，进行充分揭露，深刻批判，才能彻底暴露他们的反革命面貌，把他们最大限度地孤立起来，斗臭，斗垮，斗倒。”[30] 9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用文斗，不用武斗》，破四旧运动中迅速升级的严重暴力行为在9月初开始受到抑制，至9月下旬全国范围内的暴力行为逐渐平息[5][6][31][32]。与此同时，中央文革小组于9月5日发出一份内部“简报”，标题是《把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红卫兵半个月来战果累累》，记录从8月下旬到9月初，北京已经有上千人被打死，而这份“简报”将此视为文革“累累战果”的一部分[2][33]。
1967年3月20日，中共中央内部转发《关于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处理红卫兵抄家物资的几项规定》，要求红卫兵查抄的黑五类或其他不法分子的财物，除日常生活品退给本人，其它一律上交，且相关黑五类和不法分子“不准借查抄财务的机会，喊冤叫屈，反攻倒算，违者必须严加惩办”[34][35]。此后，1967年5月14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保护文物图书的几点意见》，要求各地国家权力机关保护文物[36]。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文章引述了毛泽东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37][38] 随后，上山下乡运动开始，红卫兵运动逐渐停止，破四旧的种种行为也逐之渐渐消失[38]。文革中后期仍有“破四旧”的提法，观念上的意识形态批判还延续、伸展着，但激烈程度无法和1966年那样相比[13]。
依据1980年官方数据，在1966年北京“红八月”期间，北京市共有1,772人被红卫兵打死，另有至少33,695户被抄家、85,196个家庭被驱逐出北京[2][33][39][40][41]。另有学者指出，根据1985年11月5日北京市核查工作会议的工作报告，红八月期间的实际死亡数为10,275人 ，另有92,000户被抄家、125,000户被驱逐出北京[42][43]。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鲁迅胞弟周作人，曾与鲁迅一同居住在北京八道湾胡同，1966年8月周作人被红卫兵拉到八道湾家里院中树下，被鞭打棍抽，家也被查封，此后又被多次抄家、被洗劫一空，个人手稿以及鲁迅、陈独秀、胡适等人的通信被抄走[44][45][46][47][48]。此后，81岁的周作人曾两次向当地派出所递交“呈文”，恳请恩准他服用安眠药进行“安乐死”，但无人会理，于1967年5月逝世[47][48]。1969年，部分被抄物品运至北京鲁迅博物馆，文革结束后归还周家，而大多数物件则不知所踪[44][45][46][49][50]。
还有统计，破四旧期间北京市共有11.4万多户被抄家，全国上下总共约有1000多万人家被抄[13][51]。按周恩来的说法，上海“抄了十万户资本家”；其中上海川沙县五十多万人，七千八百多户人家被抄，上海奉贤县青村公社三百一十五户被抄，毁字画二百二十七幅，书刊六千余册[13][51]。原上海首富、永安百货老板郭琳爽是上海“爱国资本家”的代表人物，届时正在香港为父亲庆祝九十大寿，接到上海市委统战部回沪参加文化大革命的电话通知，赶回后却被中学生抄了家[13][51]。家中珍藏百余件名贵玉器被红卫兵砸毁无遗，郭氏夫妇在家门张贴署名大字报，表示“愿将本人家私全部献出”，但还是遭到多次批斗[13][51]。
破四旧成为文物古迹的一次浩劫，至今受损古迹和文物都无法确切统计，大量名人墓地和故居、寺庙、教堂、清真寺等文化遗迹和宗教场所都遭到不同程度的损毁[7][13][51][52]。仅北京市1958年第一次文物普查时记载保存下来的古迹6843处，“破四旧”中毁坏了4922处（占总数超7成）[7][52][53][54][55]。1966年秋，北京红卫兵“五大领袖”之一的谭厚兰率领200余名红卫兵前往山东曲阜，与曲阜师范学院的红卫兵共同成立了“讨孔联络站”，严重损毁了孔庙、孔林和孔府，并召开了“彻底捣毁孔家店大会”的万人大会：据统计，从1966年11月9日至12月7日，共毁坏文物6000余件、烧毁古书2700余册、各种字画900多轴、历代石碑1000余座，其中包括国家一级文物70余件、珍版书籍1000多册，这场浩劫是 “破四旧”运动中损失最为惨重的[7][52][55][56][57][58]。谭厚兰于1970年在内斗中打倒被捕，文革结束后1978年以“反革命罪”被捕入狱[56]。此外，据北京市文物管理处的文物工作人员事后写的揭发材料，林彪、叶群夫妇拿走文物字画1858件、图书5977册、唱片1083张等等，陈伯达拿走文物432件、字画127件、字帖301册、图书5355册等等，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也拿走了大量文物字画等[52][55][59]。
破坏对象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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