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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特复兴式（英语：Gothic Revival architecture，匈牙利语：Neogótika），又译哥特复兴风格、维多利亚哥特式、新哥特式，是一种18～19世纪的欧式建筑风格，以往上削尖的屋顶和一节节的骨架外观为特征，上接新古典主义风格，下启1890年的新艺术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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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兴哥特式建筑和真正的哥特式建筑有差异，它们在装饰风格上类似，而内部构造却不同，新哥特式的风格可自成一派。哥特式和新哥特式建筑最显著的区别在于“建材”，新哥特以钢骨架和钢筋混凝土为支撑，而哥特以木结构和砖头为支撑。新哥特式建筑的审美受到“中世纪精神”的影响，它虽然借鉴了欧洲的中世纪建筑，但不是完全复制，而是加强了其中的几个元素，例如三角形窗、尖顶装饰品、柳叶刀窗、滴水罩饰等。总体来说，新哥特式建筑剔除了原本哥特式的宗教性，而增加了实用性。
新哥特式建筑发源于1740年代的英格兰。在19世纪初，当时欧洲主流的建筑风格是新古典主义，但英国民间依然喜欢建造欧洲中世纪的哥特式建筑，以补充新古典主义建筑中所欠缺的繁复装饰。恰逢英国爆发了1830年的“盎格鲁大公主义”以及1833年的“牛津运动”，英国政府在这之后就顺应民意，允许民间建造复古的哥特式建筑，并将这些新的建筑命名为“复兴哥特式建筑”。由于发源地在英国，所以造新哥特式建筑造得最多的国家也是英国。
从19世纪开始，新型工业国家的建筑师们也开始建造新哥特式建筑，以此展现该国的工业化成果，例如比利时、匈牙利、美国，以及当时还是英国殖民地的加拿大和澳洲。到了19世纪中叶，哥特复兴式已经成为西欧的代表建筑风格之一。在整个19世纪以及20世纪初，大批新哥特式建筑被建造出来，其数量在1870年代达到顶峰。然而，随着新建筑形式“新艺术风格”的出现，新哥特式建筑在20世纪初期就迅速消亡了。到了20世纪中后期，西欧国家们出现了“修复古建筑的热潮”，1958年，英国率先成立了维多利亚协会，以修复英国本土的哥特复兴式、爱德华式建筑以及维多利亚式建筑等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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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特式建筑被普遍认为是始于1140年的巴黎圣但尼圣殿，终结于16世纪初亨利七世礼拜堂。不过，哥特式建筑并没有完全消失，仍残留在当时正进行的大教堂建筑项目，以及英国、法国、西班牙、德国和波兰立陶宛联邦等地的乡郊地区教堂建筑项目，如1646年在博洛尼亚，巴洛克建筑师卡罗·拉伊纳尔迪为始建于1390年的圣白托略大殿兴建的哥特式拱顶（完成于1658年）。同样地，17世纪后期哥特式建筑在市区如牛津和剑桥保存下来，如克里斯多佛·雷恩爵士的汤姆塔。
18世纪中叶，随着浪漫主义崛起，具影响力的鉴识家对中世纪重新探索，从欣赏的角度研究特定的中世纪艺术，例如教堂建筑、皇家和名人墓碑、彩色玻璃和哥特式手稿；其他哥特式艺术却仍被视为野蛮和粗糙，如挂毯和金属制品。早期的哥特复兴，除了纯美学角度，亦渗入了民族主义，因为其复兴使人联想起民族的历史人物事迹。
法国的新哥特式建筑始于1780年代后期的“英国热”。1816年，当法国学者亚历山大·德·拉博尔德称：“哥特式建筑自有其美丽”时，新哥特式对法国读者来说仍是新思想。1828年开始，塞弗尔产国营瓷器厂为德勒的路易-菲利普皇家小教堂生产印有珐琅绘画的平板玻璃，开始了法国新哥特式风格浪潮。
1831年，维克多·雨果发表《巴黎圣母院》，哥特式的圣母院在这部深受欢迎的小说中占据重要位置。雨果试图以其著作唤醒人们关注尚存的哥特式建筑，而不是要复辟哥特式建筑。同年，法国的新君主成立古迹总检查长一职，1833年由梅里美出任，后于1837年成为历史纪念碑委员会的秘书。该委员会在1840年指示维欧勒·勒·杜克检验韦泽莱的修道院。在此之后，维欧勒·勒·杜克开始复修法国的象征性建筑，如巴黎圣母院、罗克塔亚德城堡等。法国首个重要的新哥特式教堂，巴黎的圣克罗蒂德圣殿于1846年开始建造，其建筑师是来自德国的François-Christian Gau（1790年至1853年）。
与此同时，在德国，要建成科隆大教堂的兴趣重新燃起。1820年代的浪漫主义运动下，建筑工作在1824年重新启动，标志着德国返回哥特式建筑。[1]
19世纪初，在浪漫民族主义影响下，日尔曼人、法兰西人和英格兰人，都声称12世纪时期的哥特式建筑是源自其母国。当时的英格兰人称哥特式为“早期英格兰（Early English）”风格，隐含着哥特式建筑是英格兰人创造的意思；雨果于1832年出版的《巴黎圣母院》中写道“启发，假如可以的话，爱护民族建筑如同国家。（Inspirons, s'il est possible, à la nation l'amour de l'architecture nationale.）”隐含着哥特式建筑是法兰西人的民族遗产；而在德国，1880年代完成的科隆大教堂，为当时世界上最高的建筑，被视为哥特式建筑巅峰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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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0年代后期，仍然是少年的奥古斯都·皮然已为两名人设计哥特式奢侈品。他为皇家家具制造商Morel and Seddon为乔治四世的温莎堡设计哥特式装饰；他又从1828年起为皇家银匠Rundell Bridge and Co.设计银器，利用14世纪盎格鲁-法式哥特风格。1821和1838年间，皮然和他的父亲发表了一系列建筑图样，至今仍被哥特式复兴建筑师奉为圭臬。
皮然最著名的建筑是伦敦的威斯敏斯特宫，他于1836至1837年，以及1844年和1852年设计，古典风格派查尔斯·巴里一同设计。皮然设计外部装修及内部，而巴里则设计建设的对称布局。
约翰·拉斯金在他两部影响深远的理论著作补充了皮然的思想： 1849年的建筑的七盏明灯和1853年的威尼斯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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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英格兰，圣公宗正经历以牛津运动形式出现的英国天主教（Anglo-Catholic）和仪式主义的思想复兴。当时，教会需要兴建大量教堂，以应付日益增加的人口。大学中正形成教会学运动，支持者认为哥特式是唯一适合教区教堂的建筑风格，尤其钟情于英式哥特建筑。
法国维欧勒·勒·杜克是深具影响力的建筑师，擅长复修建筑。他认为通过复修，可将建筑物提升到比初建成时更完整的境界。他将这理论应用到卡尔卡松城墙、巴黎圣母院和圣礼拜堂的复修。在这方面，他与英国的拉斯金不同，因为维欧勒·勒·杜克会更换建筑物的中世纪石工。他对哥特式采取理性态度，有别于哥特式复兴的起源－浪漫主义。
在整个职业生涯，他始终困惑于铁和砖石是否应该结合应用在建筑物中。哥特式建筑复兴初期，铁已在哥特式建筑物中使用。不过，拉斯金和其他复古哥特式支持者认为，铁不应该用于哥特式建筑。随着结合玻璃和铁建成的水晶宫和牛津大学博物馆庭院相继建成，并成功以铁表现哥特式风格，在19世纪中叶，否定铁的思想开始消退。1863和1872年间，维欧勒·勒·杜克发表了一些结合铁和砖石的大胆设计。虽然这些项目从来没有落实，但影响了几代设计师和建筑师，特别是西班牙安东尼·高第、英格兰Benjamin Bucknall等。
铁的弹性和强度容许新哥特式的设计者，创造用石头无法达成的新结构形式，例如卡弗特·沃克斯的纽约中央公园的铁桥（1860年代）。Vaux采用了来自哥特式拱廊和窗花格的透雕细工，其风格预示了新艺术运动。
1872年，哥特复兴在英国相当成熟，建筑教授查理斯·洛克·伊斯特莱克出版了《哥特复兴式建筑的历史》。不过要到1928年，第一本艺术历史学界的专著《哥特复兴式建筑论文》才由艺术历史学家肯尼斯·克拉克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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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科技发明如灯泡、电梯、钢造结构的出现，使得用笨重的砖石建成的建筑显得过时。钢造结构取代了扇形肋穹顶和飞拱的非观赏功能。一些建筑师在钢造结构中使用新哥特式的装饰线条，例如卡斯·吉尔伯特的1913年伍尔沃斯大楼和雷蒙德·胡德的1922年芝加哥论坛报大楼。但是，20世纪上半叶，新哥特式渐被现代主义所取代。
尽管如此，哥特复兴式风格仍有影响力，只因为许多具此风格的大规模项目在20世纪下半叶仍在施工中，如吉尔斯·吉尔伯特·斯科特的利物浦大教堂。在美国，詹姆斯·甘布尔·罗杰斯的重建耶鲁大学校园项目，和查理斯·马金尼斯的波士顿大学早期建筑，使学院哥特式建筑仍流行于美国的大学校园。拉尔夫·亚当斯·克拉姆成为美国哥特式建筑的主导力量，他最宏大的建筑项目有圣约翰座堂，以及普林斯顿大学的学院哥特式建筑。
1930年代后，新的哥特兴复式建筑落成量急剧下降，但仍未绝迹。例如，1950年代末至2005年翻修的圣埃德蒙兹伯里座堂。在2002年，德米特里·波菲里奥斯被委托在普林斯顿大学设计一个新哥特式风格的学院宿舍，将被称为惠特曼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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