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股文又称八比文[1]、八章文、时文、时艺、制艺，是中国明、清皇朝及越南阮朝考试制度中所规定的一种特殊文体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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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开始，中国出现了开科取士的科举制度，开出中国社会低下层知识分子能成为上层官僚的途径。在隋唐时，科举中写文章的部分（明经）主要是写诗歌，直到明、清两代才正式转变为八股。
历史背景
北宋王安石变法，王安石认为唐代以诗、赋、帖经取士，浮华不实，于是并多科为进士一科，一律改试经义[2][3]。
考试的文体并无规格，没要求对仗排偶。当时有的考生主动运用排比笔法，写成与八股文类似的文章。被部分学者视为八股文发展的开端[4]。
元代的科举制度，基本沿袭宋代[5]。用“经义”、“经疑”为题述文。但把出题范围，限制在《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种经书中。考试时的文章格式还没有限定对仗排偶。元代王充耘（字与耕，吉水人，元统甲戌进士），“以《书经》登第，其用功甚深，此乃所作经义程式也”[6]。有些历史学家认为这才是最早的八股文雏形。
例如邓之诚在《中华二千年史》卷四“制艺文”道：“宋熙宁中，王安石始废诗赋用经义，元祐后复罢，迨元仁宗延祐中，定科举考试法。于是王充耘始选八比一法，名《书义矜式》，遂为八股滥觞。”
明朝八股文
明代洪武元年（1368年），诏开科举，对制度、文体都有了明确要求[7]。士人参与科举考试必须通过三场的考试2。不过写法或偶或散，初无定规。明宪宗成化年间（1464年－1487年），经王鏊、谢迁、章懋等人提倡，八股文逐渐形成了以讲究格律、步骤，并逐渐形成比较严格的程式。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始由“经义”变为开考八股文，规定要按八股方式作文，格式严格，限定字数，不许违背经注，不能自由发挥。
题目必须用四书五经中的原文。题目又分大题、小题两类。
内容须以程朱学派的注释为准。历代解经之作很多，科举考试只用程朱一派。《周易》依程传朱学本义，《尚书》依朱熹学生蔡沈传，《诗经》依朱熹《诗集传》，《春秋》依胡安国传，而以《左传》为本事，《礼记》依陈澔集传，《四书》依朱熹《四书集注》。考生行文命意，必须就题阐释，依注作解，不得擅自生发，独出新论。八股文还要求代圣人立言。如题目是孔子、曾子、子思、孟子及其门人的话，则必须模拟语意，即使是三桓、阳虎、荷蓧丈人、齐人妻妾等各类人物，也要设身处地，肖其口吻。只有记事题和连章题不用模拟口气。
| 名称 | 另名 | 行文格式 | 内容要求 |
|---|---|---|---|
| 破题 | 无 | 二句散行文字。 | 将题目字面意义破释。 |
| 承题 | 无 | 四、五句散行文字。 | 将破题中紧要之意，承接而下，引申而言，使之晓畅。要求明快关连，不可脱节。 |
| 起讲 | 小讲、原起 | 散行文字 | 浑写题意，笼罩全局。 |
| 起股 | 起比、题比、提股、前股 | 四五句或八九句双行文字，两扇句式必须相同，要求相对成文，形成排偶。 | 开始发议论 |
| 中股 | 中比 | 句式双行，句数多少无定制。要求相对成文，形成排偶。 | 内容是全篇的重心所在，必须尽情发挥，进一步搜剔题中正反神理奥妙，要求锁上关下，轻松灵活，宜虚不宜实。 |
| 后股 | 后比 | 句式双行，多少无定制。需相对成文，形成排偶。 | 作用是畅发中比所未尽，或推开，或垫衬，要求庄重踏实，振起全篇精神。 |
| 束股 | 束比 | 双行，每扇二、三句或四、五句。需相对成文，形成排偶。 | 用来回应、提醒全篇而加以收束。 |
| 大结 | 无 | 散行，不一定用对偶。 | 全文结束语，不用圣贤口气，可以发挥己意。 |
八股文起承转合有一定的规矩。最初三股和末一股可采取散文形式，中间四股需用排偶的句子。
八股文的字数有限定。明初制度：乡试、会试，用《五经》义一道，500字。《四书》义一道，300字。
清朝八股文
清世祖顺治三年（1646年）宣布恢复科举取士，沿用明朝的八股文，做出一些小改变。后来的康熙帝意识到科举考试中的八股文“空疏无用，实于政事无涉”，于1663年废止八股文。1665年，礼部侍郎黄机上疏：“先用经书，使阐发圣言微旨，以观心术。不用经书为文，人将置圣贤之学于不讲，请复。”1668年，康熙恢复八股文考试。
1738年，兵部侍郎舒赫德上书乾隆皇帝：“科举之制，凭文而取，按格而官，已非良法，况积弊日深，侥幸日众。应将考试条款改弦更张，别思所以遴拔真才实学之道。”乾隆组织讨论之后，发现没人能提出替代科举之方，这次提议暂且结束。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清政府宣布停止科举考试使用八股。1904年，清政府举行了最后一次科举，翌年起废除。
大部分与明代类似，但将八股中最后可以发挥己意的大结改为三、四句收束，不能发挥己意思，又叫收结或落下。
评价
隋文帝开皇七年（587年），开启中国科举取士制度之先河，通过科举考试，按成绩来选取任用人才。科举考试由唐、宋时期的重视个人才气的诗赋、策论转而为明代的以《五经大全》的儒学经义为主，乃是科举制度为追求公平原则的落实。但是由于考试范围的限定化以及题目的不断重复，加上参与科举考试的考生大幅增加，因而造成了士子素质参差不齐以及“废书不观”等坏现象。为了解决这一经由科举市场决定政府人才来源所必须承受的“劣币驱逐良币”的风险，于是在科举题目上出现了截题、搭题以及在文章写作上出现了综合了诗赋、策论的八股文等应变措施，这也就是说，士子对于题目必须要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同时在八股文章的写作能力上也必须具备一定的水平，才能进一步的获取考官的青睐。
采用《四书》《五经》这一标准化的教科书，士大夫阶层容易形成一致价值观，共通的语言，降低上下级官员间沟通成本。[原创研究？]
明初大儒唯程朱之式是依，是一种普遍现象，故其于诸子学之观点亦因仍于程、朱，宋濂、解缙以及薛瑄等皆是如此。在明成祖永乐年期修撰的《五经大全》，如以科举制度的发展来看，顾炎武曾质疑“仅取已成之书，抄誊一过，上欺朝廷，下诳士子”、“⋯⋯故使治经者以宋儒朱考亭先生之说为宗。上之所取，士之所以取于上；师之所教，弟子之所以传于师，其说皆必出于是。上之所以取而不出于是，由变礼易乐，叛于时王之法也，无所逃当世之责；师弟子所习而不出于是，其罪若伪符节尺量之罪也，徇于路者得而讥之。”，可说是经过宋、元以来，诸儒在经学义理诠释方面的沉淀以及升华所得出的一个共同的规范准则。况且，文章的好坏较难有统一准则，八股文有固定格式，相对来说评判较为公正客观，争议度相对减少。[原创研究？]
在八股文对于外在形式上的“学古”以及风尚的追求之下，士人逐渐重视秦汉典籍于时文方面的运用，因此此时编纂的诸子学书籍也以尽量能符合士子的需求为首要，因而产生了对于古籍进行文章行文脉络的文理、文气以及文法、文句的评点书籍，如沈津《百家类纂》、陆可教、李廷机《诸子玄言评苑》、陈深《诸子品节》、焦竑、翁正春、朱之蕃《新锲翰林三状元会选二十九子品汇释评》、焦竑、翁正春《新锲二太史汇选注释九子全书正集》、归有光、文震孟《诸子汇函》、陈仁锡《诸子奇赏》、郭伟《新锲分类评注文武合编百子金丹》、谭元春《庄子南华真经评》、孙、锺之衣《六子全书》、锺惺《老子文归》、陈继儒《老子隽》等书籍的产生皆是为应科举需求而为之评点。[原创研究？]
八股文严格地规范了行文格式和体裁，使阅卷者能快速、准确地阅卷，答卷者也能更简洁和有针对性地应对。这对防止主观阅卷和提升答阅卷双方的磨合效率有积极作用。同时也对文章中所涉及的考点有更中立的评判。[原创研究？]
八股文题目，内容，格式都限制太严。考生们只是按照题目的字义敷衍成文，因此扼杀了作者的创意，也扼杀了读书人的自由意志。结果造成八股文内容空洞，专讲形式，成了文字游戏。读书人为了考取功名专研析八股文，但八股文的限制太严，而且题目限于经书，束缚了读书人的思想，程朱义理之学在科举制度的引导下逐渐僵化。[来源请求]顾炎武言：“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才，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余人也。”[8]
读书人“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竭尽一生精力钻研八股文的写法，对政治，社会实际情况缺乏了解。而有些读书人亦对人情世事缺乏了解，一旦为官，缺乏足够的知识来应付民间大小事情，只好委任幕僚师爷及下级官吏决策事宜，使得吏治日渐败坏，政治难上轨道。[9]
- 杨慎：“本朝以经学取人，士子自一经之外罕所通贯。近日稍知务博，以哗名苟进而不究本原，徒事末节。五经诸子则割取其碎语，而诵之谓之蠡测。历代诸史则抄节其碎事而缀之，谓之策套。其割取抄节之人已不通经涉史，而章句血脉皆失其真。”（杨慎：《升庵集》卷52，《举业之陋》）
- 袁了凡：“今教子弟者多不读五经，务记臭烂时文，以为捷径者入。”（袁黄：《了凡袁先生论文》，《游艺塾续文规》卷4）
- 顾炎武：“今日科场之病莫甚乎拟题。且以经文言之。初场试所习本经义四道。而本经之中，场屋可出之题，不过数十。富家巨族，延请名士，馆于家塾，将此数十题，各撰一篇，计篇酬价。令其子弟及僮奴之俊慧者，记诵熟习，入场命题十符八九，即以所记之文，抄誊上卷，较之风檐结构难易迥殊，四书亦然。发榜之后，此曹便为贵人。年少貌美者多得馆选。天下之士靡然从风。而本经亦可以不读矣。”（顾炎武：《拟题》，《日知录》卷16）
- 黄宗羲：“科举之弊，未有甚于今日矣。余见高、曾以来，为其学者，五经、《通鉴》、《左传》、《国语》、《战国策》、《庄子》、八大家，此数书者未有不读，以资举业之用者也。自后则束之高阁，而钻研于蒙存、浅达之讲章。又其后则以为泛滥而说约出焉。又以说约为冘，而圭撮于低头四书之上。童而习之，至于解褐出仕，未尝更见他书也。此外但取科举中选之文，讽诵摹仿，移前掇后，雷同下笔已耳。”（黄宗羲：《科举》，贺长龄、魏源：《清经世文编》卷57，《礼政上》）
- 魏禧：“明世黜杂学，尊孔子，勒四书五经为题目。法视前代，为独正、贩夫、监子莫不知仁义道德之名，然才略迂疏，不逮汉唐远甚。及其后，则遂欲求为东晋、南宋而有不可得者。天下奇才异能，非八股不得进。自童年至老死，惟此之务。于是有身登甲第，年期耄，不识古今传国之世次，不知当世州郡之名、兵马财赋之数者。而其才俊者，则于入官之始而后学。”（魏禧：《制科策上》，《魏叔子文集》卷3）
- 陈廷敬：“学者⋯⋯所服习者，本义、集传、蔡沈、胡安国、陈澔，之所谓五经而已。《易》、《诗》、《书》、《礼》，学文者犹加诵习焉。《春秋》则概删。圣人之经不读，读胡氏传。传亦不尽读，择其可为题目者。以其意铺叙为文，不敢稍逾分寸，以求合于有司。”（陈廷敬：《经学家法论》，《午亭文编》卷32）
- 阎若璩：“三百年文章学问不能直追唐、宋及元者，八股时文之害也。”（阎若璩：《潜邱札记》卷1）
- 钱大昕：“明初袭用元制，乡会、试题四书在五经之前，由是士子应试专以揣摩四书文为事，经义徒有其名尔。”（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90，《元史卷五》）
- 崔东壁：“明以三场取士久之。而二三场皆为具文，止重四书文三篇。因而学者多束书不读，自举业外茫无所知。”（崔述：《考信录》，《提要卷上》）
现状
2014年9月，杭州市高级中学在新版语文教材中收录王鏊《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王守仁《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及曾国藩《与诸弟书》等三篇八股文，并引发社会关于八股文的讨论。[10]
注解
^ 注解1：近人蔡元培认为：“八股文的作法，先作破题，上两句，把题目大意说一说。破题作得及格了，乃试作承题，约四五句。承题作得合格了，乃试作起讲，大约十余句。起讲作得合格了，乃作全篇。全篇的作法，是起讲后，先作领题，其后分作八股（六股亦可）。每两股都是相对的。最后作一结论。由简而繁，乃是一种作文的方法。”
^ 注解2：初场主要是以儒学典籍来测验士子对于经学义理的理解能力，并进而阐发微言大义，以“代圣人立言”；次场则以朝廷文告写作以及法令的裁判，来测验士子对于古今朝廷事务之了解，以及对于辞汇掌握之能力；第三场则以古今治道、学术之演变及其良莠，来测验士子对于历史事件的递嬗并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式。杨慎即认为：“初场在通经而明礼，次场在通古而瞻辞，末场在通今而知务。”
参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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