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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钓运动始于1970年[1]，是由中国大陆、香港、台湾为了回应日本宣称拥有钓鱼岛主权所发起的一系列民间运动。其活动方式包括游行、示威、驾船出海至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海域与登陆钓鱼岛宣示主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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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为台湾省基隆市东北方约186公里（102海里）的钓鱼岛与附近七个小岛（共计五个无人岛与三个岩礁）的合称，总面积约6.1636平方公里，是大屯山及观音山山脉向东北延伸入东海海底的突出部分，实为台湾北部的地质延伸，在地质上与台湾东北方花瓶屿、棉花屿、彭佳屿一脉相承，同为台湾的附属岛屿。[2]。钓鱼岛上有淡水，没有居民，附近海域自古是台湾、福建渔民的传统渔场。
1968年10月，联合国亚洲经济开发委员会（ECAFE）指出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海底大陆棚为一大油田，引起台湾、日本与中国大陆方面的关注。
1970年9月10日，美日在未与华方协同下达成协议，美国准备在1972年把美军二战时所占领的琉球群岛交予日本，当中包括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过程中，虽然美国没有明文提及钓鱼岛的法定地位，但是由于美国驻日大使馆表示“钓鱼岛为琉球群岛一部分”，日本可以对钓鱼岛进行直接管辖，而日本也开始驱逐来自台湾的渔民，引发全球各地华人抗议。
1970年9月，中国时报董事长余纪忠与总编辑臧远侯决定指派记者登上钓鱼岛采访。9月1日，记者宇业荧、姚琢奇、刘永宁、蔡笃胜等人在基隆搭乘于水试所租用的海宪号远洋渔船启航。9月2日上午9点30分，一行人成功登陆钓鱼岛，并在岛上升起中华民国国旗，海宪号船长王德泉则用八厘米录影机拍下这段画面。随后中国时报记者又在峭壁上留下“蒋总统万岁”五字[3]。
1970年11月17日，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台湾留学生组成“保卫钓鱼岛行动委员会”，表示“反对美日私相受授”、“外抗强权，内争主权”，一方面抨击美国与日本，另一方面也要求中华民国政府应该力争主权。
1971年1月29日，二千多位台湾及香港留美学生在联合国总部外面示威，高呼“保卫钓鱼岛”。以台湾和香港留学美国为主的学生，分别在华府、纽约、旧金山、西雅图、洛杉矶、芝加哥(见美国中西部钓鱼岛示威游行)等地举行第一次保钓示威，光纽约就有近一千三百人参与示威。两周后，香港教师、学生组成“香港保卫钓鱼岛行动委员会”，发动学生上街示威，指控美日勾结；其中，该年7月7日学联在维园发起的七七大示威更演变成严重冲突：香港皇家警察威利警司率领千多名警察，以近乎一比一比例武力驱散示威者，用警棍随意殴打手无寸铁的市民，由此为香港70年代的学运潮揭开了序幕。[4]
1971年3月，包含赵元任、余英时、李远哲、张系国在内的500多位华裔学生上书总统蒋中正，呼吁政府抵抗日本新侵略，并拒绝参加“中日韩联合开发海底资源协定”。在1971年8月下旬布朗大学的保钓运动国是讨论会以及9月初密歇根州安娜堡国是大会[5][6]，两场会议辩论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是保钓运动中首次有左派台湾留学生公开支持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才能代表中国（CHINA）；决议1971年9月21日在联合国总部前举行九二一联合国大游行，争取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留美的左派台湾学生以五星红旗开道，后面跟着的是10个人挂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的牌子，再后面是10面毛泽东画像招牌。[7]
在台湾，由张俊宏和陈鼓应等人于1968年所创立的改革派杂志《大学杂志》，是台湾最早的保钓运动发声管道之一。1971年1月开始，大学杂志开始刊登保钓运动的消息，包括学者丘宏达的相关文章，同时也鼓吹自由主义，希望政府恢复人民政治自由。
1971年4月10日，在华盛顿、西雅图、旧金山、洛杉矶等城市举行第二次海外保钓示威活动。单单在华盛顿所举行“保卫中国领土钓鱼岛”大游行中，就估计约有2500-4000人参加。以当时每年留学海外约2千人、每人平均在学三年估算，推估每两位留学生中就有一位出来参与示威游行。
1971年6月，在美日签署移转琉球（包括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在内）管辖权文件的同一日，上千大学生发动示威游行，至美、日大使馆递交抗议书。不过此后随着美日的签约已定，台湾学生的保钓运动也就暂停。[8]
1971年10月，联合国大会2758号决议通过，引起台湾内部的忧患意识，学生以保钓运动为名，开始组织社团，发起学生运动。1972年4月4至9日，国民党政府担心学生运动失控，连续6天在《中央日报》副刊登出孤影（敏洪奎）《一个小市民的心声》一文，希望将学生运动降温。
因为保钓运动与联合国等议题，让台大学生王杏庆、王复苏等政大、师大学生，经过学生社团间的相互联络、交换意见，于1972年12月初在报纸联名发表《我们的呼吁》，要求青年学生拥抱国家、社会，表达自己的声音。王复苏等150多人组织“社会服务团”，开始调查社会议题，学生运动由爱国保钓转向关心社会议题。1973年，台大学生又发起以服务农村、渔村、山地部落等的“百万小时奉献运动”，希望学生主动进行社会关怀。中华民国政府担心因保钓运动而衍生的学生运动失控，中国国民党透过救国团介入并接手各类社会服务团体，以控制学生运动。同时，警备总部搜索陈鼓应等人的住宅，指控他们立场亲共。1974年，警备总部发动台大哲学系事件，解除自由派学者的教职，台大哲学研究所因此停招一年。学生运动遭到压制，保钓运动的风潮也在台湾降温。
1996年以后，香港和台湾民间多次组织了保钓的行动。但是日本每次都派出警船拦截，只有极少几次登岛成功。当时尚为英属香港的全球华人保钓大联盟的陈毓祥等五人随保钓号货轮在9月26日抵达钓鱼岛海域，多次被日本舰艇与军机围追堵截，难以抢滩，五人跳海示威，向钓鱼岛游去，其中陈毓祥遇溺身亡[9]，另一名遇溺的保钓人士方裕源则被日本的直升机救起，送往石垣岛的医院救治。陈毓祥的逝世激发港、台两地的保钓行动。10月6日，即陈毓祥举殡当日，由台北县议员金介寿和香港立法局议员曾健成领导的新一轮保钓行动，于基隆租用了上千艘渔船出发驶往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参与者在10月7日成功登陆钓鱼岛，并一同在岛上同时挥舞五星红旗及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以表示钓鱼岛是所有中国人的领土。[10] 当日，建国党成员在香港保钓人士下塌的酒店外示威，并焚烧了两面五星红旗。10月9日，保钓行动委员会成员闯入日本驻港领事馆，在馆内高唱《义勇军进行曲》达半小时，以示抗议；其后，日本右翼团体日本青年社向新华通讯社香港分社发出恐吓信，表示会杀死所有中国人。
在1970年代初保钓运动兴起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官方并没有表示支持，其民间也没有相关活动。
1978年8月，《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署。
1978年日本右翼团体提出于钓鱼岛修建直升机场，其后200多艘中国大陆渔船到有关海域宣示主权，日本右翼团体放弃建机场计划。当时邓小平表示，钓鱼岛主权问题可在日后慢慢解决。[11]
2000年以后，中国大陆逐渐放宽民间保钓行动的限制，民间保钓行动比以往积极。
2003年12月26日由中国918爱国网、爱国者同盟网在厦门市举行全球华人保钓论坛，汇集了海内外华人代表30多人，并决定成立中国民间保钓联合会，推选童增为会长。
2004年1月，武汉大学学生梁振参与保钓并出海，是湖北地区直接参加保钓行动的第一人。[12]
2004年3月24日保钓人士冯锦华等7人成功登上钓鱼岛，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大陆人民首次登上钓鱼岛。[12]
2006年10月22日香港保钓行动委员会的“保钓二号”渔船载着中国大陆及香港、澳门保钓人士起程前往台湾，预定于抵台后与台湾及海外保钓人士会合，共同前往钓鱼岛宣示主权，与此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发表声明警告日本政府冷静对待保钓人士。但因为受到民进党政府的阻挠，禁止“保钓二号”停靠基隆港，台湾保钓人士未能出海，最终“保钓二号”直接前往钓鱼岛。但“保钓二号”进入钓鱼岛附近海域后，遭到日本海上保安厅舰只和侦察机包围，并遭日方舰只撞击驱逐，结果“保钓二号”在进入距离钓鱼岛12海里的水域停下后，船员为十年前于保钓行动中在钓鱼岛海域溺毙的保钓领袖陈毓祥举行公祭仪式，然后被迫折返回航。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发表声明重申中国拥有钓鱼岛主权。当时出于维护地区稳定的目的，北京、台北都没有派出军队参与保钓运动。
2008年6月10日，发生联合号海钓船事件，台湾联合号渔船在钓鱼岛海域遭日本巡逻船撞沉，船上16人被日本巡逻船救起，但船长何鸿义和两名船员则被日本当局扣留二至三天后才获释返抵台湾。此一事件引发台湾社会的不满。日本当局发表声明，对日方巡逻船撞沉台湾海钓船联合号一事，承认日方确实有疏失，于当时台北县政府出面打国际官司取得胜利后，日方召开记者会发表了正式道歉声明，九十度鞠躬对此表示遗憾，并正式赔偿船员损失。[13][14]
十二名台湾保钓人士在6月15日搭乘“全家福号”渔船前往钓鱼岛宣示主权，并由台湾海巡署派出巡防舰保护，在钓鱼岛海域顺利绕岛一周后返航。之后日本发表声明，对台湾当局侵犯领海表示遗憾。
2008年11月9日中华保钓协会在台北县永和市(今新北市永和区)成立。
2009年，台湾和中国大陆，以及香港、澳门的保钓团体曾计划进行新一轮联合保钓行动，计划5月上旬乘船前往钓鱼岛[15]，但因天气恶劣而取消。
2010年9月7日，日本海上保安厅巡视船在钓鱼岛海域与中国渔船发生冲撞，并扣押船长。当日，中国大陆民间保钓人士在北京的日本驻华大使馆前发起抗议示威[16]；香港的保钓人士在日本领事馆外焚烧日本国旗，手举抗议标语，并向日方递交请愿书要求释放被扣押的中国船长。同时，又有香港的政党代表前往日本领事馆进行请愿。游行负责人表示，将会根据事态的发展制定进一步的行动。[17]
2010年9月18日，来自台湾、中国大陆和港澳的华人在日本驻纽约总领事馆前集会，是当地20年来最大规模的保钓示威。[18]
2010年9月13日，台湾的两位保钓人士中华保钓协会执行长黄锡麟及理事殷必雄等人乘坐渔船，前往钓鱼岛宣示主权途中，驶至距离钓鱼岛约40海哩水域时乘坐渔船到钓鱼岛海域时，遭受日本舰只拦阻。随行的海岸巡防署舰艇以探照灯、LED跑马灯、广播向日方宣示：“钓鱼岛为中华民国海域，请勿干扰本国渔民活动，海巡署有保护渔民活动的义务”。[19]在厦门的保钓人士原先准备13日出海到钓鱼岛海域，但因被当地有关部门阻挠而无法成行被迫押后[20]。
2011年1月2日，世界华人保钓联盟在香港成立。
2011年6月29日，台湾一艘保钓船驶到钓鱼岛以西约33公里，被日本海上保安厅3艘巡逻艇阻截。双方对峙3小时后，保钓船驶返台湾。[21]
2012年6月14日，因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计划将钓鱼岛国有化，为应对该危机保钓联盟决定于该月16日乘保钓船赴钓鱼岛，宣示中国对钓鱼岛的主权和维护东海利益[22]。但是出发当日中国大陆的参加人士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请回，导致行动被迫取消[23]。而对于这次选择大陆作为出发点是因为前几次从香港和台湾出发均被政府阻挠，香港海事处宣布“禁止保钓船只出海”；[24] 行政院海岸巡防署也阻止台湾保钓船只出海。[23]
2012年12月14日，台湾平埔族凯达格兰族后裔表示，钓鱼岛原本是属于凯达格兰族所有，岛上还有祖先数千年前留下的遗址。岛上的座标石柱、蟒雕、龟雕、祭天坛、祭海平台等，都是先人留下的共同遗产，甚至还有神秘符号；预计明年3月至5月间，将动员180位族人登岛祭祖，并向联合国申请将钓鱼岛列为世界文化遗产。[25] [26] 钓鱼岛名称源于解作“跳板”意思的凯达格兰语“钓依达阿”。[27]
2013年1月24日，包括中华保钓协会理事长谢梦麟、世界华人保钓联盟会长黄锡麟、保钓人士游嘉文、保钓人士许登魁、全家福号船长游明川、全家福号印尼籍船员共7人在凌晨1时45分[28]从新北市瑞芳区深澳渔港搭船准备将“妈祖神像、中华民国国旗、跟“还我钓鱼岛”抗议布条”送到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中的钓鱼岛主岛悬挂，以向日本表达抗议。海巡署派出百吨级10018、10050快艇，千吨级和星舰与五百吨级连江舰护航。全家福号上午9点40分开到距钓鱼岛西南方28浬，海上保安厅8艘公务船即以蛇行、造浪、喷水和排黑烟等方式阻止其前进。[29] 10点50分，3艘中华人民共和国的2000吨级海监船出现在距钓鱼岛西南西20浬处，距海巡署“和星舰”左侧2.5浬。为避免引起两岸共同保钓声音，海巡署舰艇以广播、LED灯表示“钓鱼岛是中华民国领土，这是中华民国钓鱼岛海域”指示大陆海监船离开。[29][30]约11点30分，因为不敌海上保安厅公务船，钓鱼岛西南方17浬处，全家福号在和星舰前方停滞，3艘大陆海监船则在和星舰后方0.3浬，海上保安厅公务船在周围海域。随后全家福号决定返航。[30]
2013年8月3日，航海家翟墨在新浪微博声称，他驾驶的帆船“姜太公号”在傍晚进入距钓鱼岛3海里海域，又撒下逾百面红旗。翟墨微博上传的照片显示，姜太公号船驶近距离钓鱼岛3海里内时，有“海警2166”等数艘中国海警局船只和海上保安厅6艘舰艇在旁。共同社报道，在同一时间段内，海上保安厅的巡逻船发现3艘中国海警船先后驶入尖阁诸岛附近的日本领海，并在航行约5个半小时后进入领海外侧的毗连区。第11管区海上保安总部（那霸）透露，姜太公号在日本领海内航行时，将10个插有红旗的浮标投入海中。日本外务省亚洲大洋洲局参事官下川真树太事后致电中国驻日大使馆官员进行抗议。[31]
2014年4月12日，香港普艺拍卖有限公司拍卖《使琉球记》，拍卖方声称该书“证明钓鱼岛早已是中国领土一部分”。[32]
2014年9月18日，香港保钓行动委员会的“启丰二号”在南丫岛海域报称展开“捕鱼活动”，但去向未明。下午4时左右，启丰二号被香港水警船只截停，并带回西湾河水警基地接受调查。[33] 同年10月12日，保钓行动委员会成员罗堪就及古思尧为了响应占中运动，在香港海事处监视下，强行开启丰二号出海，但航行至南丫岛附近海域时遭水警船只拦截。水警登上启丰二号调查，并声称应海事处要求，要求罗堪就等人立刻返航、往西湾河水警基地接受调查。罗堪就和古思尧拒绝，被警方当场以阻差办公等罪名拘捕，押返西湾河水警基地。[34]
2012年7月3日，中华保钓协会执行长黄锡麟等人从新北市乘坐“全家福号”渔船出发，在海巡署船只的保护下前往钓鱼岛海域宣示主权；但由于未能成功登岛，他最终将此行所带的五星红旗丢在钓鱼岛海域上。日本方面对此行动向台湾表示抗议，但中华民国外交部拒绝接受抗议。[35][36][37]事后，对于台湾保钓人士携带五星红旗却未拿中华民国国旗的举动，引起台湾舆论哗然，持续在台湾各大讨论区、论坛发酵，使得正因林益世索贿案而饱受抨击的马英九政府立场十分尴尬。此一事件也由钓鱼岛宣示主权行动被激化为台湾主权归属的争论。有人质疑黄真正立场和动机，并认为马英九政府在不知情下被利用，也应追究相关人员失职责任。[38][39][40][41][42]
2012年6至7月期间，日本东京都提出购买钓鱼岛，积极推动所谓钓鱼岛国有化，日本两名右翼人士登陆钓鱼岛，中国大陆的反日情绪高涨，8月多个城市民众反日游行期间，有人翻出1950年代《人民日报》的文章并质疑，引发争议及网络上的争论。[43]9月15日，正值周末，中国大陆大批市民上街示威游行，号召抵制日货。[44]但在个别城市，抗议示威游行活动失控，长沙、青岛、西安等地发生打砸抢烧等违法犯罪行为。多辆日系车被掀翻，很多店铺被打砸、洗劫一空，有日本商店的街区冒起了浓烟，也有部分平民被游行者暴力攻击致使严重受伤。[45]
2012年8月，正值中国大陆反日情绪高涨，发生启丰二号船员登上钓鱼岛事件。8月12日，香港保钓行动委员会一行共14名保钓人士（包括1名大陆人士、1名澳门人士、2名凤凰卫视记者），从香港出发乘坐启丰二号保钓船前往钓鱼岛海域宣示主权。8月15日，启丰二号在接近钓鱼岛12海里时不断受日方船只阻拦，其间日本海上保安厅船只曾发射水炮驱赶，启丰二号的船头、船身和导航仪受到破坏。启丰二号最终成功突围搁浅，有7名成员成功登上钓鱼岛，并挥舞五星红旗与青天白日满地红旗，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又插上旗帜，但随即被登岛的日本海上保安官及警员拔走。日方扣押了全部14名保钓成员，将他们押送至石垣岛和冲绳县那霸市。此次事件是继2004年中国大陆保钓人士登岛，及1996年香港保钓人士登岛后，再次有华人成功登上钓鱼岛宣示主权。[46]此次事件也触发中日外交风波，最终在中国严正交涉下，日方释放14名保钓人士，分别乘坐飞机及启丰二号返回香港。[47][48]
2012年9月18日，包括新同盟会、中国统一联盟和中华黄埔四海同心会等组成的中华民国政治团体联合会议上午召开“勿忘九一八，保卫钓鱼岛”临时会议，发表共同声明，呼吁两岸合作保钓，捍卫钓鱼岛主权，勿让历史重演。[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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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9月24日起，以宜兰渔民为主的“为生存、护渔权”民间保钓活动，24日下午3时集结75艘渔船，从南方澳渔港出发前往钓鱼岛海域。中华民国海巡署出动超过10艘舰艇护航，并成立紧急应变中心、指挥所，全程掌握状况。这次应是历年最大规模的民间保钓行动，经过10多个小时漫长航程与海上颠簸，台湾渔船于25日清晨5时进入钓鱼岛海域，在距离钓鱼岛约18浬处集结，准备绕岛。日本海上保安厅出动10多艘巡逻艇以扩音器与字灯劝离，随行护航台湾渔船的海巡署巡逻艇则向日本喊话“这里是中华民国领土海域，请不要干扰台湾渔民作业”。双方舰艇一度对峙，但海巡署仍继续为台湾渔船护航，让台湾渔船可以继续向钓鱼岛前进。[50]海上保安厅在驱赶过程中以水柱驱离渔船，并一度吊放小型快艇冲撞台湾渔船；海巡署舰艇则是同样以水柱还击。[51]最后，宜兰渔民从凌晨开始驶向钓鱼岛，一度逼近到距岛3浬左右，过程中数度被日方舰艇阻挠及喷水。对峙直到上午9时，渔民认为抗议目的已达成，因此决定返回南方澳渔港。[52]
中华民国政府将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划归台湾省宜兰县头城镇大溪里管辖，邮递区号290。[54]
在李登辉政府时代，国防部曾制定名为“汉疆计划”的登陆计划，但最终被总统李登辉否决。
1990年高雄市举办台湾区运动会，当时高雄市市长吴敦义曾打算利用将区运圣火送上钓鱼岛的方式保钓；当保钓船队前往钓鱼岛途中，遭到了日本海上保安厅的舰艇采取冲撞的方式强烈拦阻，无功而返。 [55]
2012年7月6日，立法院院长王金平表示，搁置主权、共同开发该海域的资源是台湾的既定政策，目前台日关系非常良好，台湾会单独处理这个问题，不可能在这个问题上和中国联手。[56]中华民国外交部驻日代表沈斯淳重申台湾不会和中国共同处理钓鱼岛，以及“渔权优先、搁置主权、和平共同开发资源”的四大原则没有改变。行政院大陆委员会副主委刘德勋表示，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主权问题，也是国际议题，而不是两岸议题。政府的立场很清楚，中华民国坚持主张拥有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不可能与中国大陆共同处理相关议题。[57][58]海巡署则强调，只要是国人，都将保护其安全，以及不跟中国合作处理钓鱼岛的原则。[38][39]
针对2012年7月9日美国的意见，中华民国外交部表示，美方清楚说明对钓鱼岛主权归属不采取立场，也非常了解中华民国坚持拥有钓鱼岛主权与管辖权的主张。美国的表态不影响中华民国对钓鱼岛主权的主张；美日安保条约是着眼于（亚太）区域和平稳定，台湾也支持这个目标。[59][60]
2012年7月6日，民主进步党表示，坚持捍卫主权领土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政府行政部门（如海巡署等）必须维护中华民国的领土主权；但反对保钓议题被操作成台湾、中国联手对抗日本，导致保钓沦为中国的统战工具。民进党也认为，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问题需朝向台日双方共同有利的海洋渔业资源开发等经济合作方向解决。民进党主席苏贞昌对海巡署放任部分人使用五星红旗保钓表示不满。[61][41]
台湾民众部分对日本抱有好感，因此对于钓鱼岛主权争议较为冷淡。台湾民众目前对于保钓还没有主流民意[62]，2012年7月6日民进党发言人林俊宪质疑保钓行动被当成统战工具[41][63]。
李登辉在卸任总统后公开认为，钓鱼岛是日本领土[64]；2014年1月14日，民进党桃园县议员罗文钦说，台湾不用附和李登辉这种言论，毕竟李登辉对日本有他的情感纠结[65]。2015年8月4日，前民进党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干事蔡百铨表示，钓鱼岛原本是凯达格兰族的，“凯族是台湾人，钓鱼岛当然是台湾的”；李登辉政府把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纳入宜兰县头城乡，如今李登辉却三不五时就要说“尖阁群岛”是日本的[66]。
2012年7月17日，旺旺中时民调中心完成的电话民意调查显示，41%的台湾民众认为，若日本强占钓鱼岛，则应动武保钓。[67]
2013年8月14日下午，台湾建国联盟、台湾钓鱼岛光复会、中华国家法治改造促进会等保钓运动团体在立法院举行“还我钓鱼岛，共肇亚洲和平”记者会[68]，台湾建国联盟主席吴清指出：日本侵占钓鱼岛，过几年就会侵占台湾，非常可恶；如果钓鱼岛落入日本手里，中华人民共和国绝对会插手，到时东亚一定会爆发战争，所以他们一定要光复钓鱼岛；如果日本不把钓鱼岛还给台湾，一定会有很多台湾人自杀[69]。
2013年10月9日，台湾建国联盟到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抗议，前民进党大老张俊宏在场大谈保钓运动，现场台湾建国联盟人士还高举“还我钓鱼岛，大家一起来”标语[70]。
2020年6月8日，宜兰县议会通过议员蔡文益之提案，建议将钓鱼岛改名为“头城钓鱼岛”，经宜兰县政府送请中华民国内政部更名。宜兰县县长林姿妙说，钓鱼岛是宜兰县头城镇的辖区、也是中华民国土地，门牌号码是“钓鱼台1号”。蔡文益说，从历史角度看，钓鱼岛是宜兰县头城镇大溪里所有，也是台湾渔民捕鱼的地方；日本冲绳县石垣市拟将钓鱼岛更名为“登野城尖阁”，影响主权、更影响渔权，宜兰县议员不分党派抗议这种恶霸行为。民进党宜兰县议会党团总召集人陈俊宇说，日本政府要重视台湾人的意见与宜兰人的想法，日本政府不能因钓鱼岛问题而破坏台日双方好不容易建立的友谊[71]。中华民国总统府发言人丁允恭表示，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华民国领土，这是政府一贯的立场，总统府呼吁各方以和平方式解决争议[72]。
2020年6月9日，钓鱼岛教育协会、台湾钓鱼岛光复会、中华保钓协会共同发起，十多个团体聚集于日本台湾交流协会台北事务所前，抗议石垣市意图更改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之名称，现场未见中华民国国旗，仅见五星旗飘扬；日本台湾交流协会未派员出面回应，也未收下抗议书。总指挥詹澈表示，这是台湾渔民首次到日本台湾交流协会台北事务所前为渔权与主权发声。宜兰县苏澳区渔会常务监事林月英表示，若非现在是渔汛期，将有更多台湾渔民加入抗议；钓鱼岛为台湾渔民的传统作业海域，石垣市改名之举居心叵测，更伤害苏澳镇与石垣市作为姐妹市的情谊[73][74]。中华民国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说，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台湾固有领土，台湾拥有钓鱼岛主权的事实不因任何国家或地方政府将岛屿改名而改变，日方对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片面举动无助于区域安全与稳定，外交部呼吁石垣市切勿因地方性事务而影响台湾与日本全面友好的伙伴关系[75]，亦呼吁包括日方、中方相关各方理性自制，我方将持续关注并捍卫渔权。[76]
2020年6月22日，中华民国总统府就改名之举表示，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华民国的领土，主权属于中华民国，这是不争的事实，任何单方面行为不能改变。府方注意到，中国公务船长期以来在相关水域进行一些活动，骚扰到附近渔民，导致这一次风波。[77]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认为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台湾岛之附属岛屿”，归台湾省宜兰县“管辖”。
《人民日报》1953年1月8日在第四版刊载一篇无署名的“资料”《琉球群岛人民反对美国占领的斗争》，文中写有“琉球群岛包括尖阁诸岛”的字样[78]。《人民日报》于2011年以署名文章表示，该文为翻译日语的引用资料，“不能代表中国政府有关钓鱼岛归属的立场”。[79][80]
自1970年代钓鱼岛问题升级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1978年后明确宣称“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属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的台湾岛之附属岛屿。中国对此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同时也称“中国政府捍卫钓鱼岛领土主权的决心是坚定不移的。”[81]1992年2月25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法》，正式将钓鱼岛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范围，日本政府提出抗议。[82]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也因经常只作出“严正声明”而缺乏实际的军事或外交行动，被民间所诟病。
在2000年以后，针对民间日益高涨的捍卫钓鱼岛的呼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开始派出海监船、渔政船等执法船支赴钓鱼岛附近海域巡航。在一些重大事件发生后，其频率往往会有所增加。[83]
2008年12月8日中国海洋监测船“海监45”、“海监46”利用日本海上保安厅船只交班的时机，进入12海里以内的日本划定的绝对禁止区。13日，在日本福冈举行的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上，中国总理温家宝与日本首相麻生太郎会面时，就钓鱼岛主权问题发生争执。[84]
2010年9月7日中国渔船与日本巡逻船钓鱼岛相撞事件后，中国渔政执法船对钓鱼岛海域的巡航常态化[85][86][87][88][89]。中国渔政201号船更数次挤进围绕钓鱼岛巡航的日本巡逻船近岛内圈。[90]
2013年4月23日，中国大陆海监船23日上午8时驶进钓鱼岛12浬海域，追击约80名日本右翼团体成员搭乘的小型渔船船队。日本海上保安厅巡逻船围绕在日本渔船船队周围，采取保护和警戒措施。中国海监船在钓鱼岛海域徘徊，并持续约1小时在日本渔船后方侦查。随后，大陆海监船从后方对渔船发起追击，意图驱赶日本右翼团体搭乘的渔船；海上保安厅巡逻船则驶入海监船与渔船之间，迫使海监船更改追击目标。大陆海监船在上午10时许，于钓鱼岛12浬处减速，停止对渔船的追击。[91]
2014年9月18日，福建省霞浦县人民法院对媒体披露，该院首次对钓鱼岛海域专属经济区行使了“民事司法管辖权”，对一起发生在钓鱼岛海域沉船事故的案件的人民调解协议书做出了确认裁决。[92]
1972年5月，日本从美国接受随同冲绳列岛管治权一起移交的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行政管辖权后，海上保安厅时常派出巡逻船巡逻钓鱼岛邻近海域，并阻止保钓人士或日本右翼团体登岛，维持“无人岛”状态，这在相当长时间是中国及日本之间的默契。
2012年4月18日，石原慎太郎提出东京都政府购买钓鱼岛构想后，以东京都政府为首的日本右翼政治人士积极响应[94][95]，逼使日本政府正式收购钓鱼岛[96]，避免东京都政府获得对钓鱼岛的直接管辖和管理权。
2014年1月，香港传媒报道，在香港注册的日本右翼团体“香港靖国神社崇敬奉赞会”致函民主党及保钓行动委员会，要求对方停止有关“蔑造南京大屠杀、日本侵华”及“坚持钓鱼岛（岛）属中国领土”等“带侮辱性的诽谤言论”，否则将会采取法律行动以及追讨损失。保钓委员会成员曾健成强调“绝不罢休”，“不排除远赴日本靖国神社焚烧神主牌泄愤”[97]。
2020年6月9日，日本冲绳县石垣市市长中山义隆9日对市议会提交行政区划更名案，将尖阁诸岛（台湾称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中国称钓鱼岛）的地址“登野城”改为“登野城尖阁”。
2020年6月22日，日本冲绳县石垣市议会表决通过，确定将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日本称尖阁诸岛）的所在行政区名，从“登野城”变更为“登野城尖阁”，预计10月1日施行。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卢岚于2012年7月9日表示，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处于日本的管辖权之下，属于《美日安全保障条约》第5条的适用范围，该条规定美国有义务防卫日本。而1972年美国将冲绳（琉球）的管辖权移交日本以来，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就在日本政府的管辖之下。这是日本政府7日表明计划将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国有化以来，美国官方首度明言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适用美日安保条约。她透露，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与日本政府8、9日在东京举行会谈时，曾讨论到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问题。2010年10月，希拉里在美日外相会谈后的记者会上也明确表示，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适用美日安保条约第5条。但卢岚同时表示，有关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主权问题，美国不采取特定的立场，期待当事者之间以和平的手段解决。[98]2012年8月15日香港保钓人士登陆钓鱼岛一事，卢岚暗示美国视其为挑衅行为，不过仍重申对于钓鱼岛问题不会选边站，希望有关方面通过和平方法解决。[99]
保钓运动爆发以后，台湾独立运动组织独立台湾会在1971年4月25日发表〈致钓鱼岛行动委员会的一封公开信〉，声明钓鱼岛及其附近海域是台湾的领土、领海，反对亲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中华民国民间保钓团体的主张应归属于“中国”[100]；同年7月14日，独立台湾会再发表〈第二次钓鱼岛列岛声明〉，反对美国、日本政府在《冲绳岛返还协定》中将钓鱼岛列岛归入日本领土[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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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美国保钓运动的不少右派台湾留学生之后都成为反共爱国联盟等团体的重要成员，例如马英九；而一些参加保钓运动的左派台湾留学生倒向中华人民共和国；五位左派台湾留学生李我焱、陈恒次、陈治利、王正方和王春生并于1971年9月访问北京，受到周恩来接见。但当时中国大陆处于文革时期，周恩来以当时环境不佳为由，并不赞成他们留在中国大陆。不少台湾留学生如林孝信、郭松棻等人也因此被列入黑名单而长期无法返台。林盛中于1971年获美国布朗大学地质系博士学位，1972年赴大陆任中国地质科学院矿床地质研究所副研究员，是少数左派在当时赴大陆的例子。
一些统派学者如陈鼓应、王晓波等人，也将保钓运动视为中国民族主义的号召基础。2008年11月9日，中华保钓协会在台北县永和市成立，第一届理事长刘源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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