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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登发（台湾话：Î Ting-huat；；1904年9月21日—1989年9月13日），日治台湾凤山厅桥仔头庄（今高雄市桥头区）人，曾任中华民国第一届国大代表、高雄县县长，1979年曾遭“通匪”罪名逮捕。台南商业专门学校毕业本科毕业，是台湾戒严时期党外运动政治人物，因有功于台湾民主运动，被喻为台湾民主先驱、“台湾野生的政治家”[1]、“赤脚政治家”[2]。1989年儿媳竞选县长时，死于自宅，致死原因存有争议。
| 余登发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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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雄县第4任县长 | |
| 任期 1960年6月2日—1963年9月27日 | |
| 前任 | 陈皆兴 |
| 继任 | 林石城（代理） 戴良庆 |
| 个人资料 | |
| 性别 | 男 |
| 出生 | 1904年9月21日 日治台湾凤山厅桥仔头庄（今高雄市桥头区） |
| 逝世 | 1989年9月13日（84岁） 台湾高雄县仁武乡（今高雄市仁武区） |
| 国籍 | 大日本帝国（1904年－1945年） 中华民国（1945年－1989年） |
| 政党 | 无党籍 |
| 儿女 | 余瑞言（儿子） 黄余绣鸾（女儿） |
| 亲属 | 余陈月瑛（媳妇） 余玲雅（孙女） 余政宪（孙子） 余政道（孙子） |
学历 | |
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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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大正3年），余登发进入楠梓坑公学校（今高雄市楠梓区楠梓国民小学）就读。1920年（大正9年），进入台南商业专门学校本科，并从该校毕业。毕业后，最初到冈山郡役所工商课工作，后来转到高雄州厅劝业课。
昭和十年（1935年），日本殖民当局举行州庄选举中，余登发当选民选高雄州楠梓庄协议会会员。余登发自言随着日中战争爆发，民生物资缺乏开始配给。而当时官派的庄长斋藤[3]却办理配给不公，因此引起余登发发起罢免庄长的行动，并获得六位民选议员全部支持以及一位官选议员田中加入过半支持，因而轰动一时。使斋藤不得不改善他的行为，然而日后斋藤也对余登发挟怨报复，将其征召为劳务工，送至高雄州桃仔园港湾建教工程做工六十天。[4]:1
1945年二次大战日本投降后，台湾被国民政府接管，余登发于1945年当选台湾省高雄县冈山镇桥头里里长，自费设置电线杆数十只。[4]:3由于桥头乡与附近十个里当时隶属于冈山镇，为了寻求都市化起见，余登发遂与地方人士向省政府申请另成立一乡。[4]:31947年6月1日，新设桥头乡成立，余登发获乡民推派出任第一任桥头乡乡长。[4]:3
于同年十二月的国民大会代表选举中，余登发获冈山地区人士支持当选第一届国民大会台湾省代表，在冈山区长黄应枢劝诱下加入中国国民党。[4]:4并到南京参与国民大会，在南京见到国民大会大会堂前遭抬棺材抗议选举舞弊，以及听闻李宗仁从安徽省主席处以卡车载钞票到南京活动才当选副总统。使余登发对于国民党内的分裂以及选举违法舞弊有了第一手观察。[4]:5
1949年5月，余登发于桥头乡长届满前，竞选高雄农田水利会，击败官派高雄县长毛振环等人当选。[4]:7在主任服务期间致力于地方水利建设并且捐献私财建设地方。并且制止了原来的总干事潘葛利用职权赚钱，以及招待时任省水利局长章锡授花天酒地。此举引发潘葛不满，遂以自己身为屏东县民身份于今屏东县另外设立屏东农田水利会，自己做会长。然而依照当时水利法，水利会分会必须获得过半数会员同意始得成立，当时高雄农田水利会会员十万人，过半数须五万人以上同意。但潘葛利用与章锡授的关系只得到十余名会员签名同意就擅自申请。并得到省主席吴国桢批准，对此余登发于报纸批评吴国桢滥权，甚至在省政府内与吴国桢互相拍桌。[4]:12
1951年4月，余登发办理登记参选首届高雄县长选举，一度遭到省府下令撤职水利会长，并送法院查办。被余登发视为吴国桢为报拍桌之仇之举。[4]:13最后余氏获判无罪，在选举方面则并未当选。仍保留国大代表的身份。
1954年第二届高雄县县长选举，余登发因支持白派的陈新安，最终并未参选。
1960年县长选举，余登发获得陈新安支持，当选高雄县县长。任内开源节流，删除国民党高雄县党部之补助款以建设学校教室，在在获得好评。
1963年，台湾省政府以“八卦寮地目变更案”、“万金松丁坝工程案”为由将其强迫停职，并被以渎职罪判处有期徒刑两年，于1973年入狱。此时，余登发的国大代表身份也被政府取消。 稍后，1974年余登发获准保外就医。
余登发在出狱之后，与不少党外人士有所往来；1979年1月21日，余登发与其子余瑞言因为“涉嫌参与匪谍吴泰安叛乱”罪名遭逮捕（星云法师表示吴泰安本人为精神病患，幻想要推翻政府、革命，还写许多聘书，造成台东海山寺修和法师、余登发冤狱[5]）引发社会反弹，许信良、施明德、张俊宏、林义雄、黄顺兴、邱连辉、黄信介、陈菊、陈婉真、胡万振、何春木、曾心仪等党外人士，前往余登发故乡高雄县桥头乡进行示威抗议声援余登发父子，游行总策划人为施明德 ，立法委员康宁祥等人也表示对余的起诉与判决不当，是为“桥头事件”。
1979年4月，余登发因“知匪不报”与“为匪宣传”等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8年、褫夺公权5年。1980年，余登发仍再度获准保外就医。晚年余登发居住于仁武乡八卦寮自宅。1987年，许信良返国时，余登发曾经前往台湾桃园国际机场支持。
1989年9月13日，余登发被发现死于自宅卧室血泊中，法医杨日松和美国法医赛瑞尔·韦契特认为是他杀，其他7位法医认为是意外，后来用投票表决通过是意外，推翻他杀之说，但真实原因仍争议不决，如今仍是一桩悬宕已久的命案。当时他的儿媳妇余陈月瑛正准备连任第11届高雄县长。
余登发开创了高雄县的政治家族“余家班”，他与女婿黄友仁、儿媳妇余陈月瑛、长孙余政宪合计担任过6次高雄县县长；余陈月瑛、余政宪及女儿黄余绣鸾、孙余政道、孙女余玲雅、孙媳郑贵莲合计担任过11次立法委员；余陈月瑛、余政道、余玲雅合计担任过8次省议员；另外余政宪更出任过内政部长。其他受过余登发栽培的地方政治人物更不在少数；余家班不但是高雄县重要的地方派系，也是民主进步党党内重要的地方派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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