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辅，CMG，QPM，CPM[?]（英语：Henry Wylde Edwards Heath，1912年3月18日—2002年7月29日），英国殖民地资深警务人员，1959年4月至1966年12月出任香港警务处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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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辅于1931年加入英属背风群岛警队，任职见习副督察，1935年以助理警司身份调往香港警队。二战以前，他曾经在广州学习广东话，又借调至英属印度旁遮普省警队接受训练及学习乌尔都语。伊辅在1941年参与香港保卫战，香港沦陷后遭日方囚禁于赤柱拘留营，至日本于1945年无条件投降后才获得释放。
香港重光后，伊辅重新加入香港警队，他在1947年获擢升为警司，复于1950年升任警务处助理处长，任内筹组了反贪污部及改组刑事侦缉处。1959年出任警务处处长以前，他曾经在1954年、1956年和1958年署任警务处副处长，另外又在1948年获保送到英国诺丁汉修读法证课程、1953年于伦敦苏格兰场政治部和军情五处接受特训、以及在1957年再一次于英国参与高级警务人员保安训练。
在警务处处长任内，伊辅处理中国难民涌来香港所衍生的种种治安问题，并积极扩充警队的人手和规模。在其治下，警队还于1961年侦破了曾昭科间谍案，以及在1966年4月与驻港英军联手平息九龙骚动。伊辅后来出席港府的九龙骚动调查委员会，罕有地公开承认警队内确实存在贪污问题，惟辩称不少个案是中国传统文化使然，难有调查结果。
生平
伊辅在1912年3月18日生于英属西印度群岛蒙塞拉特，[1]父母分别是禾夫顿·杰拉德·希斯医生（Dr Wroughton Gerald Heath）和莉莉安·碧翠斯·豪斯（Lilian Beatrix Howes），祖上源自英国，但数代均在当地生活。[2]伊辅的父亲在殖民地政府任职医务官，后来曾任蒙塞拉特的行政立法两局议员。[2]
伊辅幼年就读于英国告罗士打郡克洛斯司祭长学校（Dean Close School），后来到默西赛德郡升读皇家海军的“HMS康威号”（HMS Conway），在练习船上接受海军训练。[2]他在学的时候尤其善于榄球和木球。[1]然而，伊辅认为自己不适合海军生活，因此未有完成训练便返回西印度英属背风群岛。[1]正好当时的背风群岛总督是伊辅父亲的友人，在他的建议下，伊辅决定投身殖民地警队，并到北爱尔兰唐郡纽敦纳兹的皇家阿尔斯特警队警校接受警务训练。[3]
在警校完成训练后，伊辅在1931年加入背风群岛的殖民地警队，于安提瓜岛任职见习副督察。[1]数年后，他在1935年获擢升为助理警司，并在他的主动要求下于同年3月外调到香港警队任职。[1]起初，他被送往广州学习广东话，期间游历华南各地，到1937年7月才重返警队，并于同年奉委官守太平绅士。[4][5]在广州两年的生活，让他说得一口比外省人更流利的广东话，也使他成为了一位了解地道文化的中国通，对他在香港工作起重要帮助。[6]加入香港警队初期，他曾任职于地方警区、刑事侦缉处和政治部等部门。[3]
第二次世界大战在1939年爆发后，初时香港虽然未受直接波及，但是伊辅即向殖民地部提出加入英军服役。[1]他在1940年被安排到英国告罗士打郡福尔菲尔德（Falfield）接受民事防卫班的训练，[7]同年却获转送到英属印度旁遮普省省会拉合尔（今位于巴基斯坦），在当地警队接受进一步的培训，而且还在翌年通过了乌尔都语的所有考试。[1][7]
1941年11月，伊辅学成返回香港警队任职，然而同年12月8日，日本发动了太平洋战争，并且挥军香港，香港保卫战一触即发。[1]在战事期间，伊辅以港岛东区指挥官的身份，驻守遭受日方猛烈轰炸的湾仔警署，负责指挥警队抵抗日军入侵。[1]然而，由于驻港守军寡不敌众，港督杨慕琦爵士在同年12月25日向日方无条件投降，为三年零八个月的日治时期揭开序幕。在沦陷期间，伊辅与不少外籍人士一样遭日方拘禁于赤柱拘留营内，到1945年9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后才得以获释。[6]战时的工作为他换来一面1939年至1945年星章、一面太平洋星章、一面国防奖章和一面1939年至1945年大战奖章。[3]
香港重光后，伊辅重返警队，并升任警司（追溯至1944年生效）；[8]他在1947年因为薪酬调整被暂降回助理警司职级，到1949年4月才重新升任警司（追溯至1947年生效）。[3][8]在战后初年，伊辅于1946年至1947年出任警察训练学校校长，其后先后担任九龙及新界区指挥官，[3][1]并在1948年获警队补送回英国诺丁汉修读法证课程。[7]1950年，年仅38岁的伊辅获升任为警务处助理处长，并且兼任刑事侦缉处处长。[1]在助理处长任内，伊辅负责在1951年至1952年间筹组警队反贪污部以处理贪污投诉，另外又在1955年改组刑事侦缉处；[9]在1953年，他还被送到伦敦苏格兰场政治部和军情五处接受特训。[7]
伊辅在1954年、1956年和1958年署任警务处副处长，[9]在1957年更再一次获补送到英国接受高级警务人员保安训练，为升任更高级的警务岗位做好准备。[10]在1958年10月，港府宣布殖民地大臣选以伊辅接替届满退休年龄的麦士维出任警务处处长。[11]他随后在1959年4月1日以署理警务处处长身份履新，复于4月16日正式升任处长一职。[12][13]出任警务处长处以前，伊辅曾在1953年6月的英女皇加冕授勋名单获英廷颁授殖民地警察劳绩奖章（CPM）和英女皇伊丽莎白二世加冕奖章；[14]在1957年6月的英女皇寿辰授勋名单，他复获英廷颁授女皇警察奖章（QPM），以肯定他多年来在香港警务工作方面的表现。[15]
香港警队在战后经历过不少挑战，由于中国大陆在1949年政权易帜，内地政局动荡，触发不少难民南逃涌来香港。[1]警方不单止要派驻充足警力管制边境关卡，还要应对难民涌入连带衍生的治安、贩毒和三合会犯罪等社会问题。[1]在1956年发生的“双十暴动”中，国民党和共产党在市区的流血冲突更演变成暴动，警队需要派出防暴警察联合驻港英军采取行动，才得以维持局势。[1]
在这种背景下，伊辅就任警务处处长任内依旧要面对内地难民偷渡来港等棘手问题。其中，在1958年，中国大陆发动了“大跃进”，实行“三面红旗”，可是一连串的政治运动却造成内地工业停顿，农产歉收，更触发内地的新一轮难民潮。[16]在“大跃进”初时，由于中方派兵严守中港边境，所以难民人数处于稳定的数字；但到了1962年，中方突然开放边境，于是一时间内地难民又再度大规模涌入香港，对边境管制构成沉重的压力。[16]伊辅任内虽然已增强警力打击人蛇偷渡，又协助新成立的人民入境事务处管制难民涌来香港和着手遣返难民回到内地，不过成效始终有限，[17]而香港人口更由1961年至1964年的短时间内，由250万急增至300万，加重了社会各方面的负担。[16]
另一方面，为了改善新界，特别是元朗一带的治安，伊辅任内在1963年筹备兴建元朗警察总部（即元朗警署），以取代旧有的屏山警署。[18]元朗警察总部在1965年10月20日由他主持揭幕启用仪式，是当时新界地区规模最大的新式警署，并统率下辖沙田、大埔、八乡、屏山、流浮山和船湾各地的警署。[18]同时间，为配合警队发展，伊辅任内大幅增聘人手以应付警队不同的工作，到1966年卸任的时候，警队人手已逾13,000人，远多于战后初年的1,500人。[1]伊辅还主持兴建多座警察宿舍，设法改善警员的待遇，任内由他主持揭幕的警察宿舍计有在1960年10月落成的长沙湾警察宿舍、[19]1963年7月落成的荃湾警察宿舍和1966年5月落成的北角丹拿道已婚警察宿舍等。[20][21]
伊辅任内的警队还发生过多宗轰动的事件，当中包括在1961年侦破了曾昭科案。[22]曾昭科是当时少数晋身警队高层的华人，在警队内备受器重，他在1960年9月获港府保送到英国剑桥大学深造，[23]到1961年更以年仅36岁之龄返回香港出任黄竹坑警察训练学校副校长，职级为助理警司。[24]然而，在1961年10月3日，警队在政治部主任彭定国主持下突然采取行动，引用《递解外国人出境条例》（Deportation of Aliens Ordinance）将曾昭科拘捕，一时引起舆论议论纷纷。[25]曾昭科被拘捕后，先后被拘禁于山顶警署和尖沙咀漆咸道军营，接受政治部的盘问。[24]同年11月30日，曾昭科与另外四名与港府无关的人士一同在罗湖被递解出境，并为中共方面所接收。[26][24]曾昭科由被捕、审讯、革除英籍至递解出境，前后不足两个月，使到事件扑朔迷离。[27]外界一般相信，曾昭科因从事间谍活动而被递解出境，但无论是伊辅、警队、港府、殖民地部，以至中方和曾昭科本人，均拒绝披露曾昭科案的细节，使外界始终无法得悉内情。[27]有消息则指，曾昭科暗地里为中国搜集香港政府的高度机密情报，然后透过在澳门的幕后指挥者，把情报转交到中国大陆，但最终被警队政治部揭发。[28]
至于伊辅任内所面对最大的危机，是在1966年4月应对称之为“六六暴动”的天星小轮加价事件。[1]事件起因源于港府在1966年批准调高多项公共服务收费，其中以天星小轮头等收费获准由原本的两毫上调五仙至两毫半最引起舆论关注。[29]虽然当时的草根阶层大多会乘搭三等座位，未有受到加价影响，但是天星小轮母公司的怡和主席兼董事总经理郝礼士却扬言“加价后，无能力搭头等船的可改搭三等”，使到争议火上加油。[30]同年4月4日，一名25岁青年苏守忠在中环天星码头发起绝食抗议连串加价，苏守忠翌日被警察控以阻街拘捕，使事件迅即恶化。[29]在4月5日晚上，一批青年在尖沙咀天星码头集结声援苏守忠，并在九龙发起游行，沿途吸引不少人群加入，秩序也开始失控。[29]
在4月6日上午，伊辅与各区警司、驻港英军高层和港府高层代表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局势。会上虽认为中共和黑社会未有介入事件，但评估当晚可能会再出现骚动，结论警方与英军须作好应变准备。[29]当晚，九龙多处地区果真发生骚动，暴徒在各处放火，并且抢劫商店和袭击公共设施，伊辅迅即派出警察训练分遣队对付滋事份子，期间发射多枚催泪弹和小量木弹和实弹。[29]及至凌晨1时08分，港督戴麟趾爵士对九龙地区实施宵禁，但暴徒在4月7日晚上再次集结，在旺角弥敦道一带纵火烧车和抢掠商店，港督除了在凌晨时份再次实施宵禁外，还派出驻港英军协助警方镇压暴动，数百人被捕。[29]在4月8日清晨2时，伊辅乘坐直升机从高空巡视九龙地区，视察市面情况和警方维持秩序的工作。[31]同日，他于日间时份派出大批警力在九龙布防和搜捕怀疑滋事份子，骚动到当晚终告平息。[29]
骚动平息以后，港督戴麟趾爵士在5月3日宣布委任首席按察司何瑾爵士、香港童军总监罗征勤、香港大学前校长赖廉士爵士和律师黄秉干为九龙骚动调查委员会委员，负责就骚动的起因展开调查。[32]在委员会聆讯期间，市政局议员叶锡恩等作供人士多番指责警方对被捕人士采用过分武力，更对部分人士作出严刑逼供。[33]不过，伊辅在其他场合向记者回应有关指控时，只强调警察如果不当使用武力，是有违警察训练的初衷，但对警方有否不当使用武力不置可否。[33]
在1966年8月，伊辅获传召向委员会作供，在连日的聆讯中，虽然他反指叶锡恩过往每次向警方作出投诉，都使警方不胜其烦，[29]不过他却罕有公开承认警队内确实存在贪污问题，又披露有警官曾经主持驾驶执照考试，在短短三个月内贪污得10万港元。[34]然而，伊辅也向委员会辩称，警队内存在的贪污问题同样存在于其他政府部门，尽管警队反贪部每年处理的贪污投诉个案有上升的趋势，但他认为部分个案的案情涉及警务人员瓜分贪污所得，是中国传统使然，难有调查结果。[34]警队内部的贪污问题，要待日后的港督麦理浩爵士在1974年成立总督特派廉政专员公署，才得以逐步肃清。
九龙骚动后不久，港府于1966年8月宣布伊辅行将届满55岁退休年龄，并已提出退休申请，获得批准。[35]他随后于同年12月18日正式卸任，旋于翌日早上离港。[36]在离港当日，伊辅与夫人在多名警队高层和各界人士欢送下，于皇后码头登上水警轮横渡维多利亚港，到九龙尖沙咀海运大厦转乘“长沙号”邮轮离开。[37]当邮轮开出时，岸上警察银乐队还奏出《何日君再来》一曲，而伴随邮轮的水警轮则同时燃放爆竹欢送。[37]水警轮一直护送“长沙号”邮轮至鲤鱼门，然后升起“顺风旗”，整个欢送仪式才告终结。[36]伊辅夫妇乘坐邮轮离港后，首先到澳洲和新西兰作退休前休假，到1967年3月才正式返回英国定居。[37]
伊辅在警务处处长任内曾数次离港作长期休假，当中包括在1960年12月至1961年8月和1965年2月至8月，每次休假都是由警务处副处长署任他的职务。[38][39]在1966年12月卸任后，警务处长一职遂由原副警务处长戴磊华接任，而副警务处长则由高级助理警务处长伊达善接任。为表扬伊辅在香港警队多年来的工作，他在1963年英女皇寿辰授勋名单中获英廷授予CMG勋衔。[40]
伊辅离开警队后定居于英格兰萨塞克斯郡锡福德，退休后的他沉醉于高尔夫球和桥牌，而且一直到80多岁还继续参与滑雪活动。[1]伊辅在2002年7月29日于萨塞克斯郡病逝，终年90岁。[41]他的丧礼随后在8月29日正午12时于布莱顿举行，[42]除了伊辅的家属外，另一前警务处长伊达善、前副警务处长武毅（Peter Moor）、前助理警务处长史务实（Richard Smallshaw）和前总警司高令时（Dennis Collins）等多名旧部均有出席；[43]至于正借调往汉普郡布林斯山警官学院任教的苏锦棠警司，也代表香港警队出席丧礼。[43]
个人生活
伊辅在1945年12月娶琼·米尔翠·克里彻特（Joan Mildred Critchett）为妻，两人共有两子一女。[1][2]伊辅生前的兴趣包括高尔夫球、滑雪和桥牌，并且是锡福德高尔夫球会和英国坎大哈滑雪会（Kandahar Ski Club）会员。[2]
荣誉
- 以下列出荣誉全称及缩写：^
| 附录：主要经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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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脚
参考资料
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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