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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政治人物、外交官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亨利·阿尔弗雷德·基辛格[a](英语:Henry Alfred Kissinger;1923年5月27日—2023年11月29日),美国政治人物、外交官、政治学家,在理查德·尼克松政府受到重用,先后担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和国务卿,并在水门事件之后留任于杰拉尔德·福特政府,持续主导美国的外交政策。
亨利·基辛格 ![]() Henry Kissinger KCMG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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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方肖像,摄于1973年 | |
第56任美国国务卿 | |
任期 1973年9月22日—1977年1月20日 | |
总统 | 理查德·尼克松 杰拉尔德·福特 |
副职 | 肯尼思·拉什 罗伯特·因格索尔 查尔斯·罗宾逊 |
前任 | 威廉·P·罗杰斯 |
继任 | 赛勒斯·万斯 |
第8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 |
任期 1969年1月20日—1975年11月3日 | |
总统 | 理查德·尼克松 杰拉尔德·福特 |
副职 | 理查德·阿伦 亚历山大·黑格 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 |
前任 | 沃尔特·惠特曼·罗斯托 |
继任 | 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 |
个人资料 | |
出生 | 海因茨·阿尔弗雷德·基辛格 Heinz Alfred Kissinger 1923年5月27日 ![]() |
逝世 | 2023年11月29日![]() | (100岁)
公民权 | 德国(直到1935年) 美国(1943年起) |
政党 | ![]() |
配偶 | 安妮·弗莱舍尔(1949-1964) 南希·麦金尼斯(1974-2023) |
儿女 | 2 |
母校 | 纽约市立学院 拉斐特学院 哈佛大学 |
职业 | 政治人物、外交官、政治学家 |
获奖 | 诺贝尔和平奖 |
签名 | ![]() |
军事背景 | |
服役 | ![]() |
服役时间 | 1943年-1946年 |
军衔 | ![]() |
部队 | 第970反情报军团 |
参战 | |
军事奖励 | ![]() |
基辛格是出生在德国的犹太人,15岁时为逃离纳粹迫害随父母移民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美国陆军服役,战后在哈佛大学接受教育,成为政府系教授,并作为核武和外交政策专家赢得了国际声誉。在被任命为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之前,曾任政府机构、智库以及纳尔逊·洛克菲勒和尼克松总统竞选活动的顾问。
基辛格奉行现实政治,在1969年到1977年之间在美国外交政策,尤其是“三角外交”中发挥中心作用。在这段时期内,他倡导缓和政策,使美苏之间紧张关系得到缓解,并在1971年秘密访问中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会谈中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为1972年尼克松访华铺路,促成新战略性中美反苏联盟。他与越南政治家黎德寿一同获得1973年诺贝尔和平奖。1976年在福特总统连任失败后,基辛格成为乔治城大学沃尔什外交学院教授[2]。基辛格2023年11月29日于家中辞世,享嵩寿100岁[3][4]。
基辛格被公认为是国际关系学中世界秩序与现实主义权力平衡大师,其理论主要聚焦在美苏两极对抗的国际环境下如何运用国家外交手段建立政治联盟,对抗苏联一极的压力,即美国联合各种力量遏制苏联,从而达到两极力量的相对的平衡。基辛格理论后来被广泛运用于国家外交活动中,作为国家对外关系理论来源,典型表现在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以及罗纳德·里根任内的外交政策之中。
海因茨·阿尔弗雷德·基辛格出生于魏玛共和国巴伐利亚邦菲尔特的一个犹太人家庭。他是来自洛伊特斯豪森的家庭主妇保拉(Paula,1901—1998)[b]和一名教师路易斯·基辛格(1887—1982)的儿子。他有一个弟弟沃尔特(Walter,1924—2021),是一名商人。基辛格的家族是德国犹太裔[5];他的曾曾祖父迈耶·勒布(Meyer Löb)于1817年采用“基辛格”作为自己的姓氏,取自巴伐利亚温泉镇巴特基辛根[6]。基辛格童年时喜欢踢足球。他效力于菲尔特SpVgg青年队,该队是当时全国最好的足球俱乐部之一[7]。
1938年,基辛格15岁,为了逃避德国迫害,举家移居到纽约市。基辛格在1943年6月19日归化成为美国公民。
尽管中学年代在曼哈顿北部华盛顿高地度过,但他始终保留着显著德语口音。基辛格晚上在乔治·华盛顿高中上学,白天则在一家剃须刷工厂打工,高中毕业后,一边在工厂工作一边在临近的纽约市立学院用部分空闲时间学习会计。在继续工作的同时,作为兼职学生在学业上表现出色。1943年初,他的学业被中断,当时他被征召入伍美国陆军[8]。
1943年,当他就读于纽约市立学院的时候,受征召入伍,在84步兵师(第970反情报军)担任德语翻译兵,以谍报部队身份被派遣到欧洲战场,于战略情报局所属。在部队中,他优越的洞察力获得赏识,成为了北约间谍学校的教官。这也为越南战争时期他在国家安全保障会议下自设谍报委员会埋下伏笔。
1946年回国复员后,进入哈佛大学学习,在1950年以一等荣誉取得政治学学士学位。他分别于1952年及1954年获得哈佛大学的哲学硕士和哲学博士。他题为《被修复的世界:梅特涅、卡苏里及和平的问题1812—22》的19世纪的欧洲外交史研究,常被说为是哈佛博士论文中最长的一篇(魏登菲尔德和尼科尔森出版长达365页)。论文主要观点认为,维也纳会议之后欧洲协调国际秩序下的百年和平,主要归功于梅特涅和卡苏里并没有对战败的拿破仑法国采取过多的报复,而是更重视国际体系下的力量均衡。
基辛格在哈佛是师从威廉·杨德尔·艾略特的指导,他的这位老师是有名的美国历史学家,曾为六任美国总统担任过政治和历史问题的顾问。在老师的关照和学院的有利条件下,他多次出席战后对国际形势的研讨会,积攒起了进入华盛顿从政的人脉,其中值得一提的是日后的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就在这时候与其相识。
博士毕业之后的基辛格开始在政治学部的教学工作,通过参加美国政府举办的外交问题评议会,为同时代的外交政策提出了积极的建议。
作为一个渴望能对美国外交政策有更大的影响的开明的共和党人,基辛格成了纽约州州长纳尔逊·洛克菲勒的支持者和顾问,后者在1960年、1964年及1968年争取成为共和党总统提名人。1968年,当理查德·尼克松明显地会成为共和党总统提名人的时候,基辛格担任了尼克松的顾问。在尼克松当选之后成为了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总统顾问,当时,尼克松对他的提名甚至排在国务卿和国防部长之前,被认为是尼克松对其抱有很大的期待。
在担任总统尼克松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时,基辛格制定了对苏联的缓和政策以求缓解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紧张关系。他参与了战略武器限制谈判,并在1973年与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达成了《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和《反弹道导弹条约》。
当基辛格1969年开始担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时,最初对中国兴趣不大,与中国和解的推动者是总统尼克松[9]。1970年4月,美国总统理查·尼克松和基辛格向中华民国行政院副院长蒋经国承诺,他们永远不会放弃台湾或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妥协,尽管尼克松确实含糊地谈到了他希望改善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10]。
为了继续对苏联施加外交压力,在1971年7月和10月,基辛格两度秘密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协商,并负责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承诺美国将逐步减少驻台的军事力量。这为1972年尼克松访华的中美高峰会议铺路以及为中美关系正常化奠定了基石,结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国两国间23年的敌对与隔阂,从而完成了战略性的外交政策转变。基辛格亦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见面。基辛格常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称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与多任中国领导人都有交情(日后基辛格曾多次访华并得到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历任中国最高领导人的接见)。基辛格的外交对两国的经济文化都带来了很大影响,在1979年美国放弃承认中华民国,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
基辛格和越南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尼克松上任之前。在大选期间,他是尼克松阵营的秘密线人,曾给尼克松竞选团提供了约翰逊政府在巴黎和谈中的机密内容。1968年尼克松凭借尽快结束越南战争的口号当选总统,并在就任伊始就开始执行所谓的越南化计划——逐渐撤走驻越美军的同时,扶持南越的越南共和国军以继续独立抵抗北越的越南人民军和南方游击队。与此同时,基辛格在尼克松支持下,主持了轰炸柬埔寨(当时是主权独立国家)境内的越南人民军和游击队目标的行动。虽然行动计划一开始是秘密进行的,然而在美国国内,消息一经流出还是激起了一片片的反战浪潮。不仅如此,轰炸行动还间接引发了柬埔寨内战,导致后来的柬埔寨共产党崛起。
基辛格和越南劳动党中央组织部领导人黎德寿同获1973年的诺贝尔和平奖,以表扬他们为巴黎和平协约所作的努力。然而黎德寿以尚未达至和平为由,谢绝领奖。1975年北方的越南人民军攻灭越南共和国,并在南越成立越南南方共和国。1976年北越吞并南越,统一越南。
1971年孟加拉国解放战争期间,美国在南亚的外交官向尼克松和基辛格清楚无误地汇报了关于(尼克松扶持的)阿尤布·汗领导的巴基斯坦政权在东巴基斯坦(今孟加拉国)的暴行。然而2002年12月6日乔治·华盛顿大学出版的解密档案却披露,基辛格建议尼克松低调处理这些事件。由于当时美国忌惮和苏联关系密切的印度,需要维持自己在巴基斯坦的利益;同时中国一向支持巴基斯坦,此举也有助于进一步改善和中国的关系。
另一份解密文件显示因为美国害怕印度进犯巴基斯坦,基辛格曾希望中国在中印边境加强军事部署,然而美国期望中国参与战争的想法被中国婉拒了。
在1975年葡萄牙的非殖民化进程使美国关注前葡萄牙殖民地葡属帝汶,位于印度尼西亚群岛内的东帝汶1975年宣布独立。印尼总统苏哈托是美国在东南亚地区一个强有力的盟友,并开始动员印尼军队,准备吞并这个新生的国家,当时左派革阵党越来越占主导地位。1975年12月,苏哈托在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与基辛格和福特总统在会议期间讨论了入侵计划。福特和基辛格明确表示,美国与印尼关系将保持强劲,并表示不会反对拟议的吞并。他们只是想完成得“快”,直到他们回到了华盛顿提出延迟入侵。[11]因此苏哈托延迟操作一天。终于在12月7日印度尼西亚军队入侵这块前葡萄牙殖民地。美国对印尼继续给予军方军事援助,苏哈托径自与兼并计划。基辛格默许印尼的军事行动,印尼军队占领东帝汶后美国继续给予印尼军方军事援助。
1973年的赎罪节(10月6日),以埃及为首的阿拉伯联军对以色列发动了突然袭击,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了。虽然以色列随后夺回了失地,基辛格要求以色列放弃部分领土以换取和平,并在停火谈判时发挥了重要作用。在1978年以色列和埃及在戴维营签署了条约,以色列撤出西奈半岛,以换取埃及承认以色列独立和长久的和平。
尽管苏联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极力在中东地区扩张,扩大了苏联在中东的势力范围,但当苏联支持的埃及和叙利亚在1973年的第四次中东战争中再次败给以色列之后,基辛格在以、阿之间的穿梭外交谈判,哈菲兹·阿萨德领导下的叙利亚开始谋求在美国与苏联之间进行平衡外交,不再专一依赖苏联。萨达特领导下的埃及与苏联彻底闹翻、反目成仇。[12]
1970年的智利总统大选中,来自社会主义阵营,左派的阿连德以微弱优势胜出,他的马克思主义和亲古巴政策令华盛顿非常担心。尼克松政府曾考虑授权中情局组织军事政变来阻止阿连德就职并重新进行大选,不过计划因政府对反对派的信心不足而流产。基辛格是否支持这个计划已经不得而知。在阿连德执政期间美国和智利的关系一直处于冰封状态,许多涉及美国利益的智利企业被收归国有,其中包括有美资的铜矿,美国国际电报电话公司(AT&T)在智利的分公司等。美国以此对智利实施经济制裁,中情局也资助了1972和73年的反政府大罢工。在这期间,基辛格关于智利政府的一些言论颇具争议,他说“情况已经太严重了,我们不能再放手让他们的选民自己决定前途”,“我看不到有什么理由放任一个国家因为其不负责任的人民而走向共产主义”。这些言论激起了很多媒体的愤慨,认为这是对智利主权的干涉和践踏。在1973年9月11日,奥古斯托·皮诺切特在美国的支持下发动政变,推翻阿连德政权。在政变中阿连德是被杀还是自杀直到现在仍无定论。
自1962年美国与古巴断交之后,基辛格是最先提出和古巴重新建立关系正常化。然而他很快改变想法并追从肯尼迪的政策。在古巴共产党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参与了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的反殖民斗争后,基辛格支持了安哥拉全国独立联盟,莫桑比克抵抗运动等反共产主义组织的暴动,以及中情局支持的南非军队进驻安哥拉。基辛格很清楚的表明除非古巴从两国撤军,否则美国和古巴的关系将无法正常化。
基辛格对智利采取了类似的立场。1976年,在豪尔赫·拉斐尔·魏地拉领导的阿根廷武装部队通过一项名为“国家重组进程”推翻伊莎贝尔·裴隆的民选政府后实施了一系列的报复行动,包括令一些政治对手“失踪”。《国家》1987年10月的一份调查报告揭露了这样的故事:1976年6月,基辛格在圣迭戈卡雷拉酒店举行的一次会议上,为邻国阿根廷的军政府秘密镇压左翼游击队和其他异见人士开了“绿灯”数以千计的人在被处决前被关押在 400 多个秘密集中营中。在与阿根廷外交部长塞萨尔·奥古斯托·古泽蒂会面时,基辛格向他保证美国是盟友,不过敦促他务必在美国国会重新开会并有机会考虑制裁之前,尽快“恢复正常程序”[13][14][15][16]。
根据解密的国务院文件,基辛格还作为魏地拉的私人客人访问该国参加1978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并赞扬该政权,从而阻碍了卡特政府制止1976-1983 年军事独裁政权大规模屠杀的努力[17]。
1976年9月,基辛格曾积极参与有关罗德西亚丛林战争谈判。基辛格和南非总理约翰·沃斯特曾迫使罗得西亚总理伊恩·史密斯加速罗得西亚政治过渡至黑人多数统治的地位。并在莫桑比克解放阵线控制莫桑比克,甚至导致南非取消对他的支持,使得罗得西亚几乎完全被孤立。根据史密斯的自传,基辛格与其会面时告诉史密斯说,其夫人对他非常仰慕;但史密斯表示,他认为基辛格要他所做等于签署罗得西亚的“死亡证明”。最后基辛格使美国加大力度并联合其它有关各方力量向罗得西亚施加压力,迫使其结束政治上的少数白人统治。
1976年总统选举中,民主党候选人吉米·卡特击败杰拉尔德·福特,由此基辛格亦退出内阁。基辛格持续活跃于政策团体(如三边委员会)中,并参与政治顾问、演说及著作等活动。
1989年,基辛格在日本《读卖新闻》和西德《星期日世界报》上分别发表文章《天安门事件是内政问题》和《美国不能放弃中国》[来源请求],支持中国政府处理六四事件的措施,认为“对北京发生的事不可只用善与恶的观点去看”,“当时的冲突变得无法解决了”[来源请求]。
2002年11月,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任命基辛格为对美恐怖袭击国家调查委员会主席,以调查九一一袭击事件[18]。2002年12月13日,在被讯问其潜在利益冲突后,基辛格无意公布其商业客户详情,故宣布辞去这一职位。[19]
2015年1月3日,基辛格在日本《读卖新闻》说,“日本对本国安保承担起更多的责任、对国际安保发挥更积极的作用,是难免的;总而言之,日本将成为一个普通国家”,普通国家意味着日本将和其他国家一样可以拥有军队并参加战争,但“如果日本推行独断且具有攻击性的外交政策,将成为地区隐患”;就亚洲局势,基辛格说,“亚洲地区缺乏一个可以关怀弱小国家、维护地区平衡的国家,中国周边国家都通过与美国合作来保持(和中国之间的)平衡”,“我反对美国对中国建立包围网,也不赞成以中美关系为核心的外交政策”[20]。
2022年5月26日乌克兰危机期间,基辛格透过视讯方式出席瑞士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在关于乌克兰的言论上引起了强烈反弹。在谈及俄乌战争的问题上,基辛格表示,由于未能与俄罗斯重启谈判,西方与克里姆林宫的关系会进一步疏远,这将对欧洲的稳定产生可怕的长期后果。他认为,在理想情况下,俄乌战争的分界线应该恢复到开战的原状,即乌克兰边界恢复到2022年2月份战争开始前的状态。这意味着他认为俄罗斯应该被允许保留2014年吞并的克里米亚。他又称,在俄乌两国恢复分界线之后继续的战争将不是为了乌克兰的自由的战争,而是一场针对俄罗斯本身的新战争。基辛格的言论立刻在社交媒体及其他国家引起了强烈反对[21]。包括乌克兰在内的许多批评者不同意他的观点,指出基辛格明显在发表一些不切实际的东西[22]。8月13日,基辛格改变此前对乌克兰的看想,承认不支持乌克兰加入欧洲-大西洋的愿望是错误的,并补充说乌克兰应在战后被视为北约国家[23]。
2023年7月,时年100岁的基辛格访问中国,并在北京与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中共中央外事办主任王毅和中国国防部部长李尚福会面。[24][25]这也是基辛格最后一次访华。基辛格曾访华100多次。[26]
政治上基辛格倾向于要淡化普通民众的反应,以达成政治妥协,基辛格长期以来一直认为,政治和情报应该并驾齐驱,以便在国际舞台上实施明智的政策。他主张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使他受到左派人士争议,英国记者克里斯多弗·息金斯在他的著作《基辛格的审判》中指责他犯下“战争罪、危害人类罪以及串谋谋杀、绑架和酷刑”[27][28][29][30]。2013年4月,维基解密曝光170万份基辛格时代美国机密文件,曝光了美国敢死队、秘密轰炸战争、暗杀等基辛格幕后操纵的丑闻。[31][32][33][34][35]
2018年特朗普政府下的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听证会,95岁的基辛格出席再度强调表示中国崛起是政策和历史的必然,中美两国在维持权力平衡上都有审视的必要,不计代价阻止大国间的直接对抗是世界运转的底线,一个两大强权对抗的世界不会让人类得利,只有全世界皆输的结局。[36]
高中时,基辛格认识并约会了安·弗莱舍(Anneliese "Ann" Fleischer,1925年11月6日—),但由于战争,他们一度疏远,两人于1949年2月6日结婚,当时亨利25岁,安·弗莱舍23岁。婚礼在亨利位于华盛顿高地的公寓举行,约有12人参加。婚礼仪式按照犹太教正统派举行。他们的大女儿出生于1959年,大儿子出生于1961年,但他们于1963年分居,并于1964年离婚。安妮随后加入了妇女解放运动。1973年,她与化学家索尔·科恩结婚。
1955年,基辛格在哈佛大学的一次研讨会上认识了奥地利女诗人英格博格·巴赫曼;两人的恋爱关系持续了几年[37]。
1974 年,基辛格与前哈佛大学学生、纳尔逊·洛克菲勒的秘书南希·莎朗·马金尼斯(Nancy Sharon Maginnes,生于 1934 年)再婚[38][39]。他前妻的两个孩子也出席了仪式。他们住在康涅狄格州肯特郡和纽约市。基辛格的儿子大卫(David) 曾担任NBC环球电视工作室的高管,随后于2005 年成为柯南·奥布莱恩的制作公司Conaco 的负责人[40]。
据报道,基辛格在离婚和再婚之间曾有过很多恋情,此时合众国际社报道称“摇摆不定的亨利结束了他的单身时光”(Swinging Henry Ends His Days of Bachelorhood)。
达里尔·格罗夫(Daryl Grove)将基辛格描述为对美国足球发展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43]。1978年,基辛格被任命为北美足球联赛董事会主席[44]。
基辛格自童年起就是家乡球队“菲尔特SpVgg”(现为格雷特霍夫体育会)足球俱乐部的球迷。即使在他任职期间,德国大使馆每周一早上都会向他通报球队的结果。他是荣誉会员[45],拥有终身季票[46]。2012年9月,基辛格观看了菲尔特队以0-2 输给沙尔克的主场比赛,此前他曾承诺,如果他们从德国足球乙级联赛升入德甲联赛(德国顶级足球联赛),他将观看菲尔特队的主场比赛[4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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