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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冈石窟位于中国山西省大同市云冈区云冈镇云冈村武州山南麓，主要建于北魏兴安二年（453年）到太和十九年（495年）间[1]，是中国第一处由皇室显贵主持开凿的大型石窟。整个窟群分东、中、西三部分。东部的石窟多以佛塔为主，又称塔洞；中部“昙曜五窟”是云冈开凿最早，气魄最大的窟群；西部窟群时代略晚，大多是北魏迁都洛阳后的作品。石窟依山开凿，在武州河北岸东西绵延1公里，主要洞窟达51个（其中保存较好的约20个[1]），整个窟群共有大小佛蹲1100多个，大小佛像51000多尊，最大佛像高达17米，最小佛像仅有2厘米高。最大石窟是第6窟（北魏孝文帝时开凿），由地面到窟顶高达20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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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冈石窟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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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 | |
| 地址 | 山西省大同市云冈区 |
| 坐标 | 40°06′36″N 113°07′21″E |
| 分类 | 石窟寺 |
| 时代 | 北魏 |
| 编号 | 34 |
| 认定时间 | 1961年3月4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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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AAAAA级旅游景区 | |
|---|---|
| 级别 | AAAAA |
| 所属地区 | 山西 |
| 评定时间 | 2007年 |
此外，在云冈石窟的崖壁后上方，还保留着建于明代、也称云冈堡的军事要塞遗迹[2]。
1961年云冈石窟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云冈石窟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北魏时，虽有太武帝七年时诏令毁佛焚经，坑杀僧人的太武灭佛，但大体来说，佛教蓬勃发展，故开窟造像颇为盛行。
初期，昙曜上奏文成帝，于和平元年（460年），在桑干河的支流武周川旁的断崖上凿山石壁，开窟五所（今称为昙曜五窟，编号为16-20）。之后，武州山开窟造像大规模地展开，进入了崇佛的高潮时期。河北等地的数十万传统匠师雕凿了其他的窟（编号1、2、3、5、6、7、8、9、10、11、12、13）。孝文帝的“汉化改革”在云冈石窟的雕凿上也有一定程度的影响，故在中区石窟中(5-13窟)可见到许多带有汉族色彩的佛像。
太和十八年迁都洛阳之后，开凿的热潮逐渐衰退，此后窟龛多由贵族官吏为祈福超渡而建。这些窟多为小型栋窟，即昙曜五窟以西的诸小窟。 [3]
在云冈石窟开凿的初期，其风格带有浓厚犍陀罗及笈多王朝的色彩。佛像的姿势也明显反映了外来的风格，包括脸形较为丰腴、肉髻较高以及眼廓较深、鼻子较高。
云冈石窟开凿的高峰期是北魏孝文帝时。石窟的主要结构多沿袭汉朝，佛像的衣着与表情也与初期较为不同。例如：大多数佛及菩萨的服饰都近似于南朝士大夫的穿着，且脸形、五官也较为世俗化、汉人化。
第三期石窟多开凿在孝文帝迁都洛阳前后，石窟规模缩小但数量增多。本期的石窟多是为了祈求平安及超渡亡者而兴建，故在窟中有世俗男女供养人排列于龛下。
2001年，云冈石窟因为满足下列评定标准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 代表一种独特的艺术成就，一种创造性的天才杰作。
- 能在一定时期内或世界某一文化区域内，对建筑艺术、纪念物艺术、城镇规划或景观设计方面的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
- 能为一种已消逝的文明或文化传统提供一种独特的，或至少是特殊的见证；。
- 人类历史发展中某—建筑风格的杰出范例。
云冈石窟的佛像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使许多佛像损坏相当严重[4]。这些因素包括了：
- 佛像本身的材质：当年为了雕刻的便利性，选在石头硬度相对较低的云冈，使得佛像较不耐风吹雨打。
- 盗窃
- 不适当的维护：清朝时为了保护佛像，曾大规模的重新泥塑。工匠将木桩打入佛像并绕上绳子，以类似今日的钢筋混凝土工程的方式进行维修。但当泥层脱落时，木桩就外露，使得佛像千疮百孔。
针对以上的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将其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后，采取了多种方法维护，包括降低水位法、化学材料灌浆加固及黏结加固等。
第16-20窟的五窟为在云冈石窟开凿最早的窟，俗称“昙曜五窟”。根据《魏书·释老志》记载，在北魏和平初年(460年),沙门统昙曜奏请文成帝“于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 高者七十尺（约20米），次六十尺（约17米）”。第16-20窟窟内统一为穹隆顶，平面呈马蹄形的大像窟（大像窟为窟内凿刻大型佛造像的窟）。五窟根据主像和窟内的不同布局，又分两组。第一组为较先开凿的第18，19，20窟。另一组是完工略晚的第16，17窟。 昙曜五窟佛教题材以三世佛造像为主，其造像艺术气势粗犷和雄浑。造像风格既反映出犍陀罗， 西域以至凉州造像的特点，又同时依照了鲜卑族容颜。其最终塑造出的便是一种新型佛像样式。[5][6]
在经历了五胡十六国血腥的纷争扰攘的乱世后，北魏庞大的社会难以愈合乱世带来的伤痛。此时的民众需要一种信仰来修复与抚慰自身的精神世界。北魏的统治者此时推行以佛治国的政治策略，借助宗教信仰为皇权服务。这种推动使得崇佛之风弥漫朝野，佛教发展势头迅猛。尽管北魏期间遭遇了太武灭佛事件, 但仅7年后，文成帝一即位就宣布恢复佛教。那时，在经历了灭佛运动后的僧人昙曜意识到，只有依靠皇权佛教才能巩固。他于是向文成帝建议于在武州山开窟五所，分别象征北魏的五位皇帝。这种绑定使得礼佛时等同于礼帝，北魏皇统与佛法共存。同时此类大像体现了昙曜在设计之初欲求佛法能在千年后依然流通，永存绝的思想。[5][7]
昙曜五窟洞窟主像对应按昭穆制辈次排列次序为太祖居中，左昭右穆, 父昭子穆。第20窟应对应的是太武帝（408年—452年，北魏第三位皇帝），第19窟对应太祖道武帝（371年—409年，北魏开国皇帝）、第18窟对应明元帝（392年—423年，北魏第二位皇帝），第17窟对应未继位就夭折了的景穆帝（428年—451年）。第16窟为五窟中完工最晚的洞窟。其最初应设计在第20窟的西侧，即今第21窟位置。但由于那里的石质较差不适合开凿大窟，无奈改到现址。第16窟对应此时当朝的文成帝(440年—465年）。[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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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佛高13.5米。右手上举胸前施无畏印，左手自然下垂，拇指与中指捏施说法印。其身着褒衣博带式袈裟，胸前结带，外衣宽大，是北魏太和年间服制改革取法的汉魏传统的佛衣样式。 南壁窟门东和西两侧各有一大型尖拱龛，龛内一坐佛,。龛楣外均雕乐伎。其中东龛龛楣外雕六身乐伎分别手持奏铜钱、腰鼓、义觜笛、法螺、排箫、齐鼓。其中除了击钹乐伎，其他五乐伎都梳逆后的辫发，代表来自北方不同的少数民族。[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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窟内主佛 -
主佛上半身
主像交脚菩萨像高15.5米，占据了洞窟较大空间。造像具有浓郁的异域情调。左臂下有东帛形支撑立柱，终因石质原因，连同右臂一并崩毁。东、西壁各开一大龛，内雕佛像一坐一立，与主尊构成三世佛组合题材。 [6]
第17窟主像象征景穆帝拓跋晃，太武帝拓跋焘的长子。他好读经史，明慧强识，仁爱宽和，笃信佛法。延和元年(432年) 被立为皇太子，时年5岁。正平元年(451),年 仅24岁的太子死于东宫,《魏书》记载为“以优薨”，太子因忧虑而死。目前学界认为拓跋晃为非正常死亡，不排除与父子间的政治斗争有关。正平二年(452), 文成帝拓跋落即位，追封其父为景穆皇帝，庙号恭宗。 交脚弥勒在佛教中代表未来佛，其先佛入灭，经五十六亿七千万年出世，为释迦的继任者。第17窟中的交脚菩萨像便暗喻未继位就死去的景穆帝。窟内地面相对窟外地面明显下沉1米，低于另四个洞窟，来表明他的尊格略低于另四位皇帝。[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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窟内交脚菩萨 -
窟内左壁 -
窟内右壁 -
窟内左壁供养天特写 -
窟外望向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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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尊立佛高15.5米。佛像右臂下垂，手已崩毁。左手挽衣襟置于胸前，指间有蹼。代表佛陀32种好相中的“手足缦相”，即手指间长有如鸭鹅趾般的缦网纤维。为了稳固手指，小指与胸部连接处有镂雕短柱状的支座。佛右肩袈裟，浅直平阶梯式衣纹。僧祇支内衣雕饰精致的联珠纹与忍冬纹，具有波斯萨珊式（萨珊王朝为224年—651年统治伊朗的王朝）的艺术风格。 外衣有序排列千尊浮雕佛，佛手中呈花瓣状的衣端上面纵向雕刻了坐长茎莲的化生像。 此类身披千佛袈裟的佛雕像世所稀有。佛经中记载，毗卢遮那佛与释迦牟尼佛都可以遍身现千佛,“释迦牟尼佛，举身毛孔，放金色光，光中，有百亿化佛。诸分身佛，放眉间白毫大人相光，其光流入释迦牟尼佛顶。见此相时，分身诸佛一切毛孔，出金色光，光中，复有恒河沙微尘数化佛”《佛说观普贤菩萨行法经》[5]
窟内东西壁（左右壁）对称配置胁侍佛，胁侍菩萨以及十大弟子像，可惜西壁（左壁）造像风化损毁严重。东壁左胁佛立于高浮雕华盖下，嘴角用石青绘出绿色的胡须。左手自然下垂执衣角，右手上举, 指间有蹼。拇指和食指对捏呈圆形，另三指竖直，表示法轮印。主佛胁侍菩萨立于束帛高台上，头戴三面宝冠，正面圆盘内有一禅定坐佛。 佛两侧东和西壁上层各雕五弟子。弟子均为异域人的面孔特征，其高额深目，眼窝深陷，鼻梁高挺。此类异域面孔的弟子其他地方少见。[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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窟内主佛 -
窟内左壁 -
窟内右壁 -
窟内右壁特写 -
窟外望向窟内
该窟为县曜五窟中最大的一个洞窟，布局较为奇特。窟外东西（左右壁）两侧各开一耳洞，窟内各有一尊倚坐佛像。北壁主尊佛像结跏趺坐，高16.8米，为云冈石窟第二高佛像。佛尊下颌崩毁，举右手，肘下雕小柱支撑。佛搭覆右肩的袈裟边缘浅浮雕折带纹饰。 南壁有云冈石窟出现最早且画面最大的故事图“罗睺罗因缘”，画幅高3米。图中佛陀立于莲台上,身披通肩式袈裟。罗睺罗（佛十大弟子之一）单腿半跪，合掌礼佛。佛陀正以功德相轮之手摸罗睺罗头顶，为他授记。[6]
窟外东耳洞佛像约与主窟同期完成。西耳洞受第20窟崩塌时的影响，窟门和明窗均坍毁。西耳洞中的佛像左手抚膝，右手上举，着褒衣博带式袈裟，为云冈中期佛像服饰样式。说明西耳洞的完工时间一直拖至中期较晚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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窟和二侧耳洞 -
窟内左壁 -
窟内右壁 -
左侧耳洞 -
右侧耳洞
该窟位于县曜五窟的最西端，露天大佛不仅成为云冈石窟的代表与象征，也是中国早期佛教雕刻艺术的杰作。 最初，该窟并非露天而是一座有窟顶，窟门及明窗的完整洞窟（类似于其余四窟）。由于外立壁后来的意外崩塌才导致佛像露天。大佛结跏趺坐，头顶有高肉髻，眉间有白毫，鼻翼高耸。其身着祖右式袈裟，质地厚重，较多地保留了中亚犍陀罗艺术的特点。大佛东西两侧各雕一立佛，一立菩萨。其中西面（左面）立佛及菩萨像仅存残迹。 [6]
北魏时期第20窟建有台阶，但一直掩于淤泥中。20世纪90年代初窟前考古发掘时才被重新发现。在这里的历次地面清理发掘工作还出土了大量千佛石块和少量造像残件，包括部分辽代的沟纹砖地面和著名的北魏景明四年 (503年)比丘尼昙媚造像碑。第20窟前曾出土过大量千佛残件表明该窟外壁崩毁前曾布满千佛雕刻。在县曜五窟外壁雕饰千佛，是北魏迁都洛阳前最后一次大型皇家工程。既然如此，第20窟的坍塌时间就不会早于迁洛前（北魏太和十八年及494年，北魏都城由平城迁到洛阳）。第20窟坍塌原因和石质密切相关。紫红色的软松岩层横贯武州山中部，这种岩层结构疏松硬度低，抗风化能力弱且遇水后容易自行分解，石窟凡其经过之处均风化破裂严重。第20窟大佛胸部以下，东立佛颈部以下，均呈现出深褐色的碎渣状。脆松的泥岩层不足以支撑上方的重量，更无法支撑窟前建筑横梁对前壁造成的负荷。北魏延昌元年(512年)，一场震级估约8级，烈度约11度的大地震震中正在大同盆地。这次强震对造成第20窟龛像崩毁。今天第20窟的外观基本上就是维持了震后的样貌。 [5]
从现存西立佛的双脚及下方莲台残迹看，当时该像已竣工。其并未在坍塌事件中同时崩毁，而是造像自颈部以下遭遇了泥岩层（一种不适合开凿大像的石层）。大约在北魏永平末年(511-512)。 留居平城的官吏开始对西立佛进行抢险修复的大型工程,。他们已经将西立佛颈部以下和双腿以上遭遇的泥岩石全部切割下来，铺在窟前地面上并准备将适合雕刻的石块重新拼接到佛像身上（用新石块替换原先松散的岩块，连接稳固后再行雕刻）但延昌元年大地震发生导致倾圮的窟前建筑物掩埋了那些石块。强震过后，人们彻底放弃了修复西立佛的计划。那些石块后埋在地下长达1500年之久。[5]
1992年的考古发掘中，在第20窟西侧的探方意外发现这130多块佛像衣纹石块。它们全部被掩在厚约1.4米的北魏红烧土中，呈东西向堆放。石块的雕刻手法娴熟与第20窟现存的东立佛衣纹样式一致。其证明延昌元年地震前西立佛身体雕刻部分已切割下来，等待修补后重新安装。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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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窟正面 -
第20窟右侧 -
第20窟左侧 -
大佛正面 -
大佛仰视视角 -
东立佛正面 -
大佛右侧飞天 -
大佛左侧飞天 -
大佛左侧原西立佛位置 -
20世纪初时的大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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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窟、第二窟位于石窟群东端，两窟并列，同期开凿，窟内布局相似，中央均有方形立柱。
第三窟是云冈最大的石窟，窟分前后两室，断崖高25米，中上部凿有12个方孔。后室雕一佛二菩萨像，从雕造手法判断，应为隋唐时期的作品。
第四窟紧邻第三窟，中央雕方形立柱。
第五窟、第六窟并列，窟前分别建有五间四层木构楼阁。第五窟窟内佛像高17米，是云冈石窟最大的雕像。第六窟中央是连接窟顶的塔柱，高达15米，两层，塔柱与周壁上雕刻有释迦牟尼佛传教事。
第七窟、第八窟并列，窟前建有三层木构窟檐。第七窟后室正壁刻有菩萨像。第八窟窟内两侧有鸠摩罗天，东侧刻有摩酰首罗天。
第九窟、第十窟并列，同期开凿，均分前后两室。
第十一窟至十三窟并列。第十一窟中央有直达窟顶的方形塔柱，四面雕有佛像，东壁有北魏太和七年造像题记。第十二窟正壁上端刻有伎乐天人形象。第十三窟正中端座一尊交脚弥勒佛像，高12米多。
第十四窟雕像多已风化。
第十五窟雕有一万余尊小佛坐像，人称万佛洞。
第十六窟至二十窟即“昙曜五窟”。
第十六窟窟形椭园，中间主佛立于莲座上，周壁雕有千佛与佛龛。
第十七窟有交脚弥勒佛倚于须弥座上。
第十八窟佛立像高达15米多。
第十九窟有一尊佛坐像。
第二十窟外侧的檐柱已坍塌，成为露天造像，主佛胸以上部位保存较完整，脸型丰满圆润，双耳垂肩，双目有神，面目慈祥，雕饰精美，刚健雄浑，是云冈石窟中最富有代表性的作品。
第二十窟以西诸窟为北魏迁都洛阳之后所凿，规模均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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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窟、第1窟 -
第1窟内部 -
第2窟内部 -
第3窟 -
第3窟内部 -
第4窟 -
第6窟、第5窟 -
第8窟、第7窟 -
第7窟～第13窟 -
第14窟～第20窟 -
第16窟内部 -
第17窟内部 -
第18窟内部 -
第20窟、第19窟 -
第19窟内部 -
第20窟 -
第20窟 -
第20窟 -
第21窟及以西石窟 -
第39窟
2018年3月1日大同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2018年5月31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批准《云冈石窟保护条例》，2018年8月1日施行。以地方性法规的形式立法保护云冈石窟[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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