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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香港独特的历史及其中西文化荟萃一堂的特色,香港大专院校形成其独特的学生文化。而各间大学又因其组织结构有别,文化各有不同,如香港大学以舍堂为单位,而香港中文大学则以书院为单位(而属下崇基学院,其文化类似香港大学,以宿舍为单位,走读生及走读生舍堂则被摒除在外;其他书院则较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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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院互片,正称“四院会师”,是香港中文大学迎新营中的一项以书院为单位的传统活动。香港中文大学(下称中大)四所于2000年以前成立的成员书院学生(即联合书院、新亚书院、逸夫书院及崇基学院),传统上会在大学迎新营其中一天于校园百万大道(通常是靠近科学馆一端)举行“四院会师”,以书院为单位,由各书院旧生带领新生向其他书院呼喊口号,约有1000名新生参与此活动[1]。口号内容既有互相激励,亦有诋毁其他书院,全凭学生创作。活动本意是联络各书院学生的感情,特别是加强每间书院内部的归属感和凝聚力。而自2012年,五所新创立书院正式招生后,亦模仿四院会师的模式,创立了“新四院会师”(善衡书院不会参与),但通常会在百万大道近图书馆一端进行,并在四院互片及九院学生合照后才紧接进行。
近年香港各大学迎新活动中屡次出现意识不良的活动,惹来公众人仕关注[2]。直至2002年8月23日中大迎新营“四院会师”中,有逸夫书院学生展示印有“新亚桑拿”字样的性感少女大型海报(影射新亚书院女生)[3],并呼喊含意淫亵的口号,事件被传媒广泛报导。 事后“中大书院迎新营筹委会”发表声明致歉[3]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中大学生会则发表声明强烈谴责[4]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此外,女生丘梓蕙就2002年“四院会师”涉嫌性骚扰向中大校方投诉,但投诉人认为校方以息事宁人的态度处理,并在投诉后遭受同校其他同学歧视[5]。平等机会委员会于2004年公布该会因应事件进行对校园性骚扰的研究结果,认为学生“对于性骚扰缺乏敏感度”,亦因害怕被视为破坏者而不愿申诉[6]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又提及各院校的性骚扰投诉机制,没有处理投诉人在投诉时受到歧视的情况。新妇女协进会代表则批评校方“往往把性骚扰事件简化为品味或纪律问题,甚至把责任推在受害人身上”。[4]
社会上对此亦有各种解读。有人认为这种“淫秽”迎新文化反映香港社会转变中一种身份认同危机:因为大学生对“精英”认同感、社会政治议题日渐淡薄,以致用大众文化里的“淫秽”团结彼此(叶荫聪,2002)。亦有人认为社会大众对学生“淫秽”的斥责是基于大众心目中理想大学生的形象(主流道德规范)和实际的大学生表现之间差距(梁文道,2002)。学生方面,有的认为这不过是游戏,对社会不曾有任何影响,但因为社会对大学生的期望与现实不一样,又因传媒消息灵通,使外间得知此事,便对大学生作道德审判(曾繁光,2002[5]。)但亦有认为学生的口号押韵,很有创意[6]。
2002年后的“四院会师”活动在内容和形式上并没有大改变,但为免传媒大肆渲染,活动负责单位在活动后立即向新生回收口号纸(片词),亦不得借阅或污损,避免落入传媒手中[7]。
组织心理学认为,迎新营能给予人生路不熟的新生重要的社交契机,以及建立友谊所需的“频繁接触”与“群体项目”,建立大学阶段最重要的初始友谊[8]。
学生组织方面
有论者认为迎新营之组织应更民主,而非由年长同学主导一切[8];
学校监管方面 有论者认为,学校有责任确保学生活动符合基本的道德与价值观,而非以“干预言论自由”为名,置身事外,逃避应有的监管责任[8];如学生之间发生欺凌事件,学校应严肃处理,不应轻轻带过,或单纯视之为学生认知不足,只管“加强教育”,而对犯事者从宽处理[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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