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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诗绵（1920年—1989年7月5日），台湾耳鼻喉科医师，日本东京医科大学医学博士，台湾鼻咽癌研究权威。曾任台湾大学医学院副院长、花莲慈济医院首任院长。
杜诗绵于1920年生于台湾大稻埕[1]，1942年毕业于台北帝国大学医学部[2]。医学院毕业前，杜氏原先想投入内科，但获台北帝大耳鼻咽喉科创科主任上村亲一郎教授赏识，甚至亲自到杜氏家中拜访求才，因此后来杜诗绵加入耳鼻喉科的行列[1]。
进入帝大耳鼻喉科之后，师从上村教授。据杜诗绵回忆，上村教授给自己两项作业，一项是开始“练习用左手做事情”，为日后开刀做准备，其二是“养猴子”，观察猴子的行为，因猴子为研究鼻咽癌的动物之一，以培养其研究能力[1]。后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战败，上村教授离开台湾。杜诗绵继续在台湾大学完成耳鼻喉科训练，其后投入鼻咽癌研究的领域[1]。在上村教授的引介之下，杜氏与留日医师张温流的女儿张瑶珍结婚[1]。
1972年杜诗绵以〈鼻咽癌之研究〉获日本东京医科大学医学博士。1956年林天赐医师死于心肌梗塞，杜诗绵接任台大医院耳鼻喉科主任，1958年升任教授。1965年11月 中华民国耳鼻喉科医学会成立，杜诗绵当选第一届理事长[3]。
1972年至1983年担任台大医院副院长，1983年至1985年担任临床医学研究所主任[2]。在此期间，杜诗绵的腹水不断恶化，肝胆胃肠科宋瑞楼教授诊断为肝癌末期，当时并无任何方法可以根治。宋瑞楼一开始并没有打算告知杜诗绵此事，只私下告知他的妻子张瑶珍，但杜诗绵自己根据病情认为有可能跟父亲一样得到肝癌，因此不断追问宋瑞楼，才确知自己罹患肝癌，且生命可能仅剩三个月[1]。
1980年代，成立慈济基金会的证严法师希望能在医疗资源匮乏的花莲建立医院，杜氏早在建院初期即一直参与慈济医院筹建工作。在得知罹患肝癌后，证严仍邀情杜诗绵担任第一任院长。杜诗绵向证严告知自己病情，但证严仍认为杜氏为不二人选，后来杜氏同意接下此一职务，对证严法师说：“我要薪水一块钱，到东部去，对我而言是一件义不容辞的事。”[1]。于是他一边接受宋瑞楼医师的治疗，一边筹备花莲慈济医院的建立[1]。1986年花莲慈济医院落成，杜氏从台大医院荣退，担任花莲慈济医院首任院长[1]。1987年任台湾大学名誉教授，1989年因肝癌逝世，由前台大医院副院长曾文宾接任慈济医院院长一职[2]。
杜诗绵自1941年师从上村亲一郎担任助手开始，便对鼻咽癌产生高度兴趣，并着手搜集资料。1949年，杜诗绵与台大医院病理科叶曙医师合作，在《台湾医学会杂志》发表〈台湾鼻咽癌之组织病理学研究〉一文[4]，详细描述鼻咽癌的临床表现及解剖病理，具有高度学术价值，但本篇亦为两人合作的唯一一篇论文，因为后来1962年叶曙单独在《癌症》（Cancer）期刊上单独发表了〈鼻咽癌的组织分类及淋巴上皮细胞癌出现之批判性综述〉（A histological classification of carcinomas of the nasopharynx with a critical review as to the existence of lymphoepitheliomas）一文[5]，本文使叶曙成为世界鼻咽癌症病理权威，并因此入选中央研究院院士之名衔，但文中大量使用了耳鼻喉科采样之标本，却完全没有感谢任何人的协助，使叶、杜两人产生芥蒂[6]。
杜诗绵长期主持台大医院的鼻咽癌研究计划。在其主持期间，台大完成了鼻咽癌的病理分类，并对鼻咽癌的流行病学及风险因子做出相当详细的研究[6]。
同样就读台湾大学医学系的白色恐怖受难者苏友鹏回忆，杜诗绵在学期间常向他借阅当时的禁书[7]。
杜诗绵在担任台大医院副院长期间，儿子曾自行报考台大医院电脑工程师。杜诗绵发现后，本着公私分明的原则，要求主管取消儿子的面试机会，始终坚持他担任台大医院副院长期间，儿子都不能在台大任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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