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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道邻（1906年12月17日—1973年12月24日），名审交，字道邻，以字行，小名旭郎、九如，江苏萧县人（今属安徽省宿州市），西北边防军总司令徐树铮之子，生于日本东京，中华民国政治人物、法学家。[1]属孔宋系人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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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道邻是江苏省徐州府萧县人（今属安徽省）醴泉村。清朝光绪三十二年十一月初二（1906年12月17日）生于日本东京。徐道邻是徐树铮、夏宣夫妇的第三子。母亲夏宣为其取乳名“旭郎”。在老家的祖母岳氏为其取乳名“九如”（徐道邻在堂兄弟大排行中排第九）。在襁褓时，因保姆疏忽，徐道邻腿部受伤，造成终生残疾。到入学年龄，父亲徐树铮为他取名“审交”，字“道邻”（取《孟子》“交邻国有道乎”之意）。长大后，得知史可法也字道邻，徐道邻仰慕史可法，故不再用“审交”本名，而以字行。[2]
1910年暮春，徐道邻和大哥徐审义，以及刚出生的妹妹徐樱，随父母返回中国，回到家乡徐州省亲。1912年春节前后，一家四口被父亲徐树铮接至北京，居住在无量大人胡同。1912年，6岁的徐道邻在北京入私塾，父亲徐树铮请清朝举人杨汉云在家中教读。1917年秋，母亲带徐道邻和徐樱到徐州照顾徐道邻的祖母，塾师杨汉云随行。徐道邻在徐州居住3年。直到1920年底，父亲徐树铮因皖系在直皖战争中失败，避居上海英租界，才将徐审义、徐道邻接往上海读书，住在新闸路武林里。徐樱也和他们同住。[1][2]
1924年11月24日，徐道邻随父亲启程游历欧洲。1925年，父亲返华，徐道邻留在威玛德国学习。1925年12月，徐树铮被张之江绑架后杀死。徐道邻回中国，为遇刺身亡的父亲徐树铮奔丧。徐树铮曾经杀害冯玉祥妻子的叔父陆建章，冯玉祥力图报复，于是命部将张之江杀徐树铮。1926年初，徐道邻再赴德国。用一年时间完成了高中三年拉丁文、法文、世界史、数学的学业。1927年6月，通过普鲁士邦教育部考试，具备高中毕业资格，进海德堡大学学习法科。后来转入柏林大学学习法律。1931年以论文《宪法的变迁》获柏林大学的法学博士学位。[1][3][2]
1932年回中国，任职于南京国民政府国防设计委员会。1936年任行政院参议、司法组主任及诉愿审议委员会常务委员。1938年7月，任中华民国驻意大利使馆代办。[1]中意断交后，徐道邻回国。此后担任国防最高委员会参事，还任考试院考选委员会委员兼铨叙部甄核司司长三年，因徐道邻与同事相处并不愉快，有一次他还与考功司司长陈曼若当面争执，主要是徐道邻提出的政策主张不获同僚支持，故此任内三度递交辞呈，但这三次，考试院院长戴季陶都支持并且慰留他。后来他转任行政院政务处处长。[1][3][4][2]
1945年日本二战投降后，他辞去行政院政务处处长职务，在同年11月向重庆北碚法院及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告发冯玉祥与张之江，指控二人杀害其父徐树铮，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以已过行凶时刑法规定的杀人罪“追诉期十五年”，未接受他的诉状。他再提出“八年抗战，时效中断”，要继续追诉，但军事委员会和法院再未理会。[3][2]1946年春，徐道邻转入学术界，出任上海同济大学法学院院长。[4][2]他还曾短暂担任江苏省政府秘书长。[2]1947年4月29日，行政院任命徐道邻为台湾省政府秘书长。[5]:8344
1949年5月27日，徐道邻的夫人芭芭拉带着3个子女坐船从上海赴美国。徐道邻留下搜集父亲徐树铮的藏书，准备将书搜全就离开上海。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占上海后，中国共产党当局两次请回想抱着书上船离开上海的徐道邻，希望他能留下来为新中国的建设效力。但徐道邻不肯改变初衷。[4]
1951年，徐道邻抵达台湾。到台湾后，他接受杂志记者采访，并写下一篇文章报告他近两年在上海见到的事情。由于其中他对中国共产党有所好评，遭蒋介石忌恨，被软禁十多年。1954年与芭芭拉离婚。徐道邻在台湾再婚，与第二任妻子叶妙暎又生一子一女。1950年代，他曾在国立台湾大学、东海大学任教，讲授中国法制史和唐律，兼授中国政治思想史及综合社会科学等课。1962年，解除软禁后的徐道邻带着台湾的妻儿来到美国。1962年7月应聘为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教授。后来相继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密歇根州立大学。1970年2月重返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任教。[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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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著
- 《宪法的变迁》，Walter de Gruyter & Co. 1932.[2]
- 《唐律通论》，中华书局，1945年5月[2]
- 《中国法制史论集》[2]
- 《中国法制史论略》[2]
- 《行为科学概论》
- 《青年和人生观》
论文
- 《形式主义与反形式主义的宪法概念》，《公法文摘》（德文），1932年[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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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9月，《外交评论》杂志上发表了《敌乎？友乎？——中日关系的检讨》一文，署名为“徐道邻”。1935年2月9日，鲁迅在致萧军、萧红的信中曾对此文加以嘲讽，称“做的是徐树铮的儿子，现代阔人的代言人，他竟连日本是友是敌都怀疑起来了，怀疑的结果，才决定是‘友’。” 而蒋中正在该书的序文中说“民国二十三年秋，中日局势更趋危急，正进入最后关头，极思设法打开僵局，乃在病榻分章口述，而属布雷同志笔录其详，以此为中日两国朝野作最后之忠告，期其警觉，克免同归于尽之浩劫。惟以当时政治关系，不便以布雷名义出之，乃托徐道邻君印行”[6] 黄仁宇在《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中说：此文发表后，“不久对方日本即看清此文最低限度为蒋介石授意所作，于是各刊物翻译转载，一时展开了和平谈判的空气。”蒋介石在1935年3月1日的日记中说：“（《敌乎？友乎？》）表明对日外交方针与态度，实为余政治生活中之一大重要事项。国民已有谅解，并多赞成，一月之间外交形势大变，欧美亦受影响，自信所谋不误。”[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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