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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里和20世纪初期,基督新教和天主教的医生以及外科医师的在华医疗宣教(英语:Medical missions in China),为中国现代医学奠下许多基础。西方医学宣教建立第一批现代化诊所和医院,训练第一批护士,并开设第一批医学院。[1]他们还展开反对鸦片滥用的工作。许多成瘾的中国人接受医疗和护理,最终对公众和官方舆论发生影响。[2]到1901年,中国是医疗宣教教士最普遍的目的地。当时有150名外国医生,管理128家医院和245间药房,治疗过的患者达到170万人次。1894年,男性医疗宣教士占所有在华宣教士的14%。女性医疗宣教士占4%。中国的现代医学教育是由国际宣教士管理的医院,在20世纪初期肇始。 [3]
中国的传统中医历史悠久。道家的道士发展呼吸吐纳方法(请参考:内功),并采取一些植物和矿物的疗法,但他们的方向是期望获得长生不老,而不是提供治疗。佛教给中国带来有关致病原因的新观念,强调心灵的作用。相传,佛陀本人曾对宝志禅师说:"你先去医治他的身体,之后我再来对他的精神痛苦做治疗。"
据报导,中国第一家医院是由宋朝诗人苏轼在杭州所建立,而与此同时,圣巴多罗买医院和圣托马斯医院则在伦敦建立。苏轼的医院雇用的人员是佛教的比丘。蒙古帝国的记录提到一个名叫艾西(Aisie)的人,他是一名语言学家,占星术士,是元朝时期忽必烈汗的御医。他于1271年在北京(当时称为燕京)开设一家医院。艾西可能是法国或犹太裔。1273年的记录说他是穆斯林,但较早的记录则说他是基督徒。[4] [5]
没有证据表明公元635年的聂斯脱里主义基督教宣教会,或者他们之后在元朝时的宣教会,或者是天主教方济各会的若望·孟高维诺在1294年的宣教会有在中国从事任何医疗宣教工作。
1569年,属于罗马天主教会的葡萄牙人在澳门创立"仁慈堂")。1667年,圣辣菲医院(Hospital de St. Raphael,当地称为白马行医院[6])在当地建立,由仁慈堂管理,在澳门为患有癌症的病人提供医疗服务的拉拉.雷伊斯诊所(Lara Reis Cancer Clinic)也由仁慈堂管理。
耶稣会在华医疗宣教会的宣教士在17和18世纪参加过医疗工作。明朝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徐光启由利玛窦安排皈依天主教,受洗后取名保罗(Paul)。耶稣会宣教士使用从印度而来的一磅金鸡纳树皮,成功治愈康熙皇帝和朝中疟疾的患者。"康煕三十八年(1699年),宣教士罗德先(Br. Bernard Rhodes)还用自制的西药为皇帝医好上唇肿病与心臓病,据说罗德先与另一名宣教士安泰(Etienne Rousset)也因此成为当时的御医"[7][8]。人们对罗德先的评语是:"一位外国人,分文不取,却能做我们那些最相关的医生即使收钱都不肯做的事,这是多么奇特。"。[9]
最早的西方医学疗法是1820年由马礼逊(Rev Robert Morrison)牧师和约翰·利文斯顿(John Livingstone)医生(曾在不列颠东印度公司担任外科医生)在澳门为中国人而开的一家慈善药房中提供。虽然马礼逊不是医生,但他曾在伦敦的圣巴多罗买医院做过短期的研究。马礼逊药房的目的之一是发现中国药典是否"除了有减轻西方人痛苦的手段以外,能不能提供任何别的用处 "。
马礼逊私底下购买800册中医书籍,以及各式中药。一位李姓中国大夫指示配药,并由一位草药师傅在场解释他提供药材的特性。[10]
1828年,原来在不列颠东印度公司任职的基督教外科医生汤玛斯·理查逊·卡利吉博士在广州开设一家医院(博济医院,后改称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卡利吉相信基督徒有责任帮助中国的病人,但他无法把全部时间投入医疗宣教的工作。他与当时的基督新教宣教士协会联系,并在1834年由第一位全职新教医学宣教士伯驾,经由美国公理会差会任命,在广州开设一家医院。
伯驾很快意识到需要有经过训练的中国人来协助,并于1836年训练第一位医学学生Kwan Ato(关杜)[11]。伯驾把乙醚麻醉和全身麻醉药(利用麻醉用氯仿)引进中国。孙中山医生是他医学院学生中最有名者,孙中山在1886年于广州学习一年,然后返回香港继续学业。
1836年10月,郭雷枢、伯驾、裨治文联合发表了一份公开声明,呼吁建立中华医学传教会。不久后,伯驾执业的消息传开。当时中国不允许公开宣教,外国人被限制只能住在广州十三行。虽然中国人半信半疑,他们仍然被新医院所吸引。来自村庄的已婚妇女整夜坐在广州大街上,以便在第二天清晨找机会排入拥挤在医生门口病人队伍里面。另外,1838年中华医学传教会召开第二次会议,会员投票决 定,因广州眼科医院进行装修和扩建,由伯驾在澳门开办并主管一间医院,于是,伯驾南下澳 门,并将他的学生、医院侍役、门卫、买办及几位正在治疗中的病人一同带至澳门。 而由于主 管澳门医院的伯驾为美国人,因此,其又被称作美国医院。[12]在1840年,伯驾的广州眼科医院因为第一次鸦片战争发生而关闭之前,已经治疗过9,000例严重病例,还有无数的轻微病例。[13]
在1839年时,在中国的医疗宣教士只有两名。到1842年,有更多的医疗宣教士抵达。50年后,则已有61家医院和44个药房,其中有 100名男性和26名女性医生,以及一批经由医疗宣教士训练过的本地助手。西方医术在中国普及之前,一般中国人对外科手术所知不多,但很快的,他们对外科治疗的需求就远超出宣教医院的能力。在1895年宣教医院的年度报告中说,每年接受治疗的病例不少于 500,000例,施行约70,000例手术,其中约有8,000例属于重大手术。起初,中国人必须对外科医生建立信心,并冷静地接受艰难的外科手术。医院在动手术前会先征询患者的亲属,万一有高风险的手术失败,通常患者家属不会对医院有所怨恨。[14]
最初,中国人常对宣教医生到中国行医的动机有所困惑。根据查尔斯·埃斯蒂斯·萨姆纳(Charles Estes Sumner)于1895年发表的一篇论文[15],那些曾接受过医疗宣教士的和善态度和医疗技术的病人,对他们而言,几乎算是碰到奇迹,因此他们觉得能启发这种工作的宗教一定是好的宗教。
萨姆纳解释说,有些人对此并未表示感激,认为他们自己允许外国人提供治疗,等于他们也对外国人提供了帮助,许多患者不愿接受医生的宗教信仰,但是有些则愿意接受。萨姆纳认为,许多患者返回偏远老家之后会皈依基督教。[14] 这种说法是描绘自认高贵基督教徒对东方中国人的看法,以及他们忘恩负义的行为,展现早期西方人对待亚洲人的家长式观念。
用中文撰写的西方医学文献,首先是由医疗宣教士所提供,而当地人的西医训练也是首先由医疗宣教士所提供。
在19世纪传入中国的西医,主要是由基督教宣教组织派遣而来的医疗宣教士,例如伦敦会(英国)、大英循道会差会 (英国)、圣道公会(英国[16]、和美国长老会。伦敦会在1839年派遣医学宣教士合信(生1816年,卒1873年年)到广州,成立营运非常成功的惠爱医馆[17][18]。香港华人西医书院是由伦敦传道会于1887年成立,第一位毕业生(1892年)是孙中山,他在 1911年领导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建立中华民国。香港华人西医书院于1911年并入香港大学,成为香港大学医学院,于2006年改称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
由于中国有男女授受不亲社会习俗,中国妇女不愿接受西医男性医生的治疗。因此,中国急需受过西医教育的女性医生。美以美会女子外国宣教协会于1873年 安排卢辛达·库姆斯医师到中国北京,专门治疗中国妇女的疾病,她是第一位女性医疗宣教士。库姆斯医师还在1875年建立中国第一家西医妇女儿童医院。上海的第一家西医女子医院西门妇孺医院(现称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由黎施德在1884年成立。
随后,女性医疗宣教士富马利博士(生1854年,卒1927年)[19]由长老会差会派出,在中国广州建立第一所女性医学院广东女医学堂,提供四年制课程。[20][21]由于建校经费由美国印第安纳州Edward A.K. Hackett先生捐赠,该校后改名为广东夏葛女医学校(The Hackett Medical College for Women),后又改为私立夏葛医学院(The Hackett Medical College)。到1915年,该校已经有60多名学生,多数是住校。1936年该校并入私立岭南大学,其后成为中山医科大学的前身院校,最终又成为中山大学医学学科的源流之一。
大多数学生受到富马利医师的影响,成为基督徒。学院文凭上标有广东省政府的正式印鉴,表示是政府正式承认的学院。这个学院致力在宣导基督教和现代医学,以及提高中国妇女的社会地位。夏葛医学院附属柔济医院[22][23],是学院的附属机构,学院毕业的学生包括周理信(生1890年,卒1979年)和黄婉卿(WONG Yuen-hing),两人在1910年代末毕业[24][25][26],然后在广东省的医院执业。
从事人道主义工作,也存在其特有的风险。在乱世时,流传说外国医生会挖人眼以制药饵。1868年发生的扬州教案是由这种错误观念所引起。[27]当1894年夏天在广州和香港爆发腺鼠疫瘟疫时,有谣言说外国医生散布有气味的药袋来杀人,一闻到就会致命,因此密谋全面举事,诛杀外国人
大多数早期宣教医院一开始仅配备一名医疗宣教士,没有其他受过训练的人员协助。最早的宣教医院中,有伦敦会在上海设立的 "中国医馆"(由雒魏林于1844年创立)在运作,雒魏林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发生,英国军队占领舟山时,在浙江省定海开设第一家中国宣教医院。[28]后来被称为"仁济医馆,英文则称为山东路医馆"(请参考: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太平天国动乱期间,宣教医疗进展中断,直到1865年,宣教医院和医学院开始设立,属于永久性质的机构。东华医院在香港成立,大清皇家海关总税务司(1912年后改称中国海关总税务司)附设的医疗服务及其珍贵的医疗记录在由此开始。由于当地中国人不相信西医,以及不相信外科手术,海关医疗服务的医生通常治疗的是外国患者。
万巴德爵士(生1844年,卒1922年)曾在福建省厦门市的"济世馆医"工作。他在那里服务期间发现肺吸虫。1866年,美国圣公会差会的汤蔼礼牧师(Elliot Heber Thomson)和中国牧师吴虹玉在上海虹口救主堂附近(今塘沽路大名路)开办同仁医院。1869年,英国圣公会的密杜氏(Dr Meadows)博士来到杭州,在横大方伯(今解放路)租房开设戒烟所,1871年,甘尔德医生(James Galt)将其扩展为大方伯医院,后来发展为广济医院,这所医院由梅滕更(David Durean Main)博士领导下,蓬勃发展,设有专门的麻风病和结核病疗养院,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已有459张病床。
1875年,西格妮·特拉斯克从美以美会获得经费,在福建省福州市建立一家女子医院,该医院在成立后第一年年底已有1,208名注册患者。特拉斯克的福州当地学生有许金訇,她被安排到美国学习。之后许金訇在1895年回到福州,为当地的妇女提供西医训练。[29] 1880年,英国伦敦会的马根济博士建立天津马大夫医院(现为天津市人民医院)。路博施博士接任马根济,让这家医院成为当地颇负盛誉的医院。[30]
在此期间,另一位著名的医疗宣教士是中国内地会(现已改组为海外基督使团)的创始人戴德生,他曾在皇家伦敦医院受教。虽然最初的中国内地会少有训练过的医生,但后来有两位训练有素的宣教士赐斐德和海恒博加入。[31] 1883年,苏格兰长老会传教医师司督阁在盛京(沈阳)东关小河沿开办一所诊所,后来发展为盛京施医院(现称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司督阁后来在1912年在医院旁建立奉天医科大学(后被并入现在的中国医科大学)。
马雅各(James Laidlaw Maxwell)博士于 1865年开始在台湾开展医疗宣教工作。他育有两位著名的医疗宣教士儿子。马士敦和小马雅各。马士敦在北京协和医学院担任妇科学教授,小马雅各在前中华医学会(China Medical Association,请参考中国医疗行业)工作,并担任麻风病医疗传道会远东区秘书。小马雅各最终于1949年初重中国,在杭州担任麻风病专科医生,并在浙江医科大学担任医学教授。他于1951年去世,小马雅各赢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尊重,葬礼时政府有派员参加。在香港的喜灵洲有"麦克斯韦纪念医院"以他的名字命名(这医院在1975年被关闭,病人移往荔枝角医院)。[32]
1931年,在中国的500家医院中,有235家由基督新教宣教士所管理,有10家由天主教宣教士所管理。当时接受西式医学教育的,医生中,宣教医院的占61%,护士中宣教会占32%,医学院中宣教会占50%。到1923年,在中国的宣教医院病床的数目以及教会医生的数目,都占全世界宣教会的一半左右。[33]
到1937年,中国共有254家宣教医院,但其中一半以上,或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日军空袭炸毁,或者在中国抗日战争、或是在国共内战之中,两军交战时被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些医院中的大多数至少已部分复原,最终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接管,但仍继续作为医院运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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