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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革命军骑兵第七师是1935年至1949年国民革命军中央嫡系的骑兵师。
1935年8月,国民政府中央陆军整理处以分驻在河南归德、驻马店等地中央嫡系的3个骑兵旅组建骑兵第七师,开驻河南陕县结集整训。旅改团时都是挑选的强兵、壮马。武器统一为七九口径,中正式步马枪,捷克式轻机枪,马克沁重机枪,八二迫击炮、另外还配有枪榴弹、掷弹筒等轻便武器。编成后全师官兵约有6000余,乘马7000余匹。隶属于何柱国的骑兵军。该师装备德国骑兵装具,被称为“铁帽子师”,日军称之为“北支铁头军”。编制为6000余人,马匹6000多匹,车辆12台,枪支4500支,轻机枪156挺,重机枪36挺,82迫击炮24门,37毫米平射炮6门,75毫米骑炮6门,20毫米高射炮6门。
1935年秋调陇东围剿陕北苏区,驻固原。1935年10月7日骑兵第19团于固原的青石嘴一带,遭长征中的中央红军突击,从晨六时战至下午四时许,胡团伤亡惨重,其间胡竞先几次派人向师部求援,门炳岳指挥的骑七师所属另外两团据守瓦亭一带,距离战场不足二十里而不加入战斗。天黑后,中央红军主力由骑19团与骑7师主力之结合部穿越封锁线胜利前往陕北。红军军史称此役为青石嘴大捷。《长征组歌》歌词中“势如破竹捣敌骑”即指此战。当时驻守固原城的马鸿宾部第三十五师骑兵团团长马培清回忆:“红军与胡竟先团接触后,胡要我增援,我未予置理。入夜,该团中校团附朱某带领百余人到达固原附近,与我团因误会冲突。经联系才知道胡团已被红军击溃,团长下落不明。次日拂晓,团长胡竟先到了固原,谈到该团有两个连被消灭,两个连被击溃,损失惨重。”胡竞先团向固原运送军用物资的两个骑兵连被中央红军歼灭,缴获战马100多匹及10多辆马车的军用物资,以缴获的战马组建了红军骑兵侦察连,共军骑兵部队由此诞生。胡竞先在其晚年回忆录中写:“窃揣门师长用意,系陷余团孤战,欲假红军之手杀余,其狠毒加余一人,固无足论,而遗国家日后之大祸,其罪实无可恕,岂非气数也哉?”战后胡竞先向军长何柱国请辞团长,何柱国经查证,以胡竞先“敢战而无功,事出有因”上报层峰,并温言慰之,益增门炳岳妒忌。待至息战驻防,胡竞先留恐及祸,再次请辞。何柱国为挽留他,欲以军部参谋长相聘。胡竞先感其恩,但去意已定,1935年10月返调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骑兵科少将科长。
1935年10月陕北吴起镇战斗中,骑兵第21团遭重创。1936年春,骑7师驻防陕北耀县。
师长门炳岳与东北军格格不入,一直想脱离东北军序列,给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打报告要求北上抗日。1936年10月,门炳岳率该师由西安开往绥东的平地泉、丰镇、卓资山沿平绥铁路一带驻防,从而脱离了何柱国骑兵军,改隶晋绥军骑兵司令赵承绶领导,门炳岳兼任骑兵副司令。骑兵第7师运动途中未及参加绥远抗战百灵庙战役。[1]
1937年10月,骑七师在商都与日军打了第一仗;沿平绥线经归绥、包头沿前山大道往后套撤退,沿途撤退的军民人喊马叫、哭天喊地、人马杂踏、倒毙途中、情景惨不忍睹。骑七师退到西山嘴后,门炳岳以此有利地形阻击追逐而来的日伪军,经2日阵地抗击、骑兵侧击,日伪军伤亡惨重,一口气由西山嘴后撤二百余里,到离包头只有百十里的三顶帐篷一带,得到包头援兵接应才停止后退。此战稳定了没有主力部队的后套局势。门炳岳骑7师在后套为了维持地方治安,相继收容了退至此的各路杂牌部队和当地地方武装,向中央请拨军费以维持这部分队伍。中央在批拨军费的同时,1937年10月17日准其扩大组建骑兵第六军:[2]
1939年傅作义回师后套,设立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部,骑兵第六军(仅辖骑七师)隶属之。1939年2月,裁撤骑兵第六军番号,改隶第八战区。1939年10月恢复骑兵第六军,由军事委员会直辖,仅辖骑兵第7师,门炳岳任军长兼师长。1939年12月包头战役,骑7师从黄河南岸绕路伊盟袭扰破萨县以东的平绥铁路桥梁,以阻止归绥及二十四顷地两方面敌人向包头增援。日军由铁路畅行无阻增援,迫使傅军撤离包头。骑七师奉命由河套出发经伊盟达拉特旗及新民堡,渡过冰桥后以一个团的兵力进攻萨县,一个团留在师部作预备队,同时监视二十四顷地方向的敌人;当夜完成破坏铁路桥梁的任务后,拂晓前同时将佯攻萨县的部队全部撤到萨县以南七民胡芦头一带:次日上午九时左右,二十四顷地的敌人出动,与二十团接触。日落前全师队伍转移到那令沟一带渡过黄河,又从那令沟转移新民堡。此时由傅作义指挥的攻包部队受挫后撤,途中骑七师与傅的电台失掉联络,骑七师只好沿黄河南岸西撤。1940年1月绥西战役,骑兵第7师在在西山嘴、 马七渡口、杨高明圪旦等地区抗击南路的日军骑兵集团、独立混成第2旅和绥西联军。1940年2月五原抗战,在伊克昭盟桃力民的骑七师回师临河进攻五原以西新公中的伪蒙第8师。战后,门、傅二人互相埋怨,各说其理,相持不下;门炳岳被傅作义以“作战不利”电呈委座撤职,转任军训部骑兵监中将总监,由该师副师长朱钜林代理师长。朱钜林为人忠厚,接任师长后,对傅作义恭而敬之,唯命是从;傅作义城府很深,对朱钜林表现得倍加信任,门炳岳遗留下的骑7师与傅作义的矛盾逐渐淡薄而消除了。朱钜林作为湖南汉寿人、黄埔六期骑兵科出身,融入傅作义集团,官至兵团中将副司令。
1940年8月,骑六军裁撤,新编骑兵第4师改隶暂编第四军。抗战期间驻河套的部队大都不能按时发饷,好的时候只发半饷(叫做“国难饷”),而作为中央嫡系的骑7师每月都能发八成饷:少校每月可发八十元、上尉五十元、中尉四十元,列兵每月也能发八至十元。当时的生活费用每人每月伙食三元,三天两头还能吃上肉;每匹马每月发马干费九元,当地马料(豌豆)每石(三百斤)才三元,草价就更便宜了。此外,骑七师每个连队既有办公费,还有副杂费,官兵一切生活必需品以及马匹装具等都配发。每逢冬季黄河封冻后,骑七师人马到河西一带驻防,东至包头南大树湾,西至马七渡口,东西二百多华里的黄河沿线与日伪军对峙,趁机与从敌占区走私倒换皮毛、大烟的行商合作“捞外快”,开春后随大部队武装携带到后套便获利几倍。
1941年伊盟警备总司令陈长捷、新26师师长何文鼎、骑七师师长朱钜林等率部3万多人进驻伊盟,计划建立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北线防共封锁线。中共中央为避免在绥远抗日前线的伊盟同国民党军发生摩擦,指示伊盟工委、八路军骑兵第三营撤回陕甘宁边区。陈长捷借鉴十年前阎锡山搞的绥远后套屯垦经验,成立伊盟“屯垦督办公署”,宣布开垦牧场30万亩,在很短的时间内,达拉特旗发动4次“独贵龙”运动。1943年3月26日伊盟事变发生后,国民党当局指令陈长捷、何文鼎、朱钜林以伊盟守备军、骑7师、新26师军事镇压。中国共产党从坚持团结、坚持抗日的大局出发,主张、促进“伊盟事变”和平解决。在军事镇压失败和全国舆论的压力下,蒋介石、傅作义不得不同意和平解决。伊盟事变当事方向国民党当局提出:陈、何、朱的部队立即撤出伊克昭盟;严惩肇事罪魁陈长捷、何文鼎、朱钜林,释放被捕蒙胞;赔偿蒙胞损失,救济被难蒙胞,抚恤被害蒙胞家属;保证蒙胞享有自治权、信教自由及保存风俗习惯的权利;保证蒙胞人权,不得任意更换军政职员和杀害蒙胞;免征蒙胞土地、驼马牛羊及粮食。经过4个月的反复谈判,国民党当局被迫答应将陈长捷撤职、暂缓开垦蒙地和征派粮畜、暂撤驻扎萨克旗王府的军队、“宣慰”扎萨克、乌审两旗。1943年10月骑7师调出伊盟,1943年冬改隶第六十七军(军长何文鼎),朱钜林升任第六十七军副军长调离骑7师,胡宗南趁机派中央军校七分校骑兵科长张绍武接任骑七师师长。1944年骑7师调出傅作义防区,归属胡宗南系。1945年5月骑7师调静宁整训,担任西兰公路护路工作。
1946年骑七师改为整编骑兵第一旅,旅长张绍武,副旅长张荣甲,驻静宁。1946年底陈陶(中央军校六期骑科)接任旅长。1947年7月编入整编第五军,进驻豫东围攻豫皖苏解放区。1947年12月13日晚,华野第四纵队第12师第34团在尉氏县向西追击骑兵第1旅旅部及第2团,残部约1300多人从湾李村,经相庄村自东向西渡过双洎河,进驻位于平汉铁路上的长葛县官亭寨。当晚共军在寨外佯攻,侦察火力配系。半夜时分,骑一旅还向外求援。12月14日拂晓,开始总攻,激战到当日中午。共击毙500余人,俘400人,突围溃逃200多人。战后,一些马匹被打死,当地群众就割下马肉回家煮食。[3]1948年9月张荣甲升任旅长。1949年1月与邱清泉第2兵团在淮海战役第三阶段被歼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