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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四十一年,赐同进士出身。先后任福建邵武、晋江及山东潍县知县。
天启二年,由知县入京任监察御史,长官左都御史赵南星拟按年例将吴甡对调出京,吴甡于是推荐方震孺等,追论崔文升、李可灼等红丸案进药用药错误致光宗身亡之罪,因而留京,成为东林党人。之后建议撤销内操,请朝廷召用邹元标、冯从吾、文震孟,于是和执政的魏忠贤积怨相忤。
天启七年二月,削籍。
崇祯改元,以故官起用为监察御史。温体仁、周延儒攻讦东林党人钱谦益。吴甡恐防思宗任用两人,建议入阁的枚卜大典在廷推名单中选用,事件因以平息。当时对魏忠贤党羽的追究和京察同时举行,吴甡建议魏党的罪恶并非选举法则所能概括,应该要先定罪。监察御史任赞化因为弹劾温体仁而外谪,吴甡上书救任、大力诋击吏部尚书王永光向太监献媚,请罢黜王。两者皆没有得到采纳。
吴甡巡按河南的任上,有妖人聚众抢劫村落,吴甡捕获并诛杀首领。
崇祯四年,朝廷任命吴甡携带内帑十万两赈济延绥,吴甡描述当时鄜州“一县之内,十室九空”[1],延长县“流贼数万,屯聚城下”[2],清涧县“荒乱尤甚,县中之民,半化为盗,因之饥馑,人心汹汹……城十里外皆是贼巢”[3]。时任三边总督杨鹤指:“非救荒,乃救乱也。”[4]吴甡颁布朝廷谕令,贼党解散。思宗得知,即时任命吴甡巡按陕西。吴甡弹劾延绥镇总兵官杜文焕杀良冒功,杜下狱夺职。吴甡数番为民请命,都得到朝廷允许。吴甡后为大理寺丞、左通政。
崇祯七年九月,越级擢用为右佥都御史,巡抚山西。吴甡上书陈述防御、边寇、练兵、恤民四难,以及议兵、议将、议饷、议用人四件事。每年年终扼守黄河,提防陕西河南来的贼人,接连三年没有一贼通过,期间修筑长城。
崇祯八年四月上书:“晋民有三苦:一苦凶荒,无方法糊口谋生;一苦追呼,无力缴纳租税;一苦杀掠,无办法保全性命。因此悉数沦为盗贼,请朝廷蠲免最残破的十州的县租。”思宗即时令朝廷商议施行。户部建议征收间架税,吴甡力争反对,没有接得到采纳。
秋,清国征服察哈尔,清军攻略朔州,兵锋直抵忻州、代州,明国守将屡败。宣大山西总督杨嗣昌派遣副将由代州前往侦察,亦战败逃走。山西巡抚吴甡降五级,杨及大同巡抚叶廷桂降三级,三人戴罪视事。早前定襄县多次地震,吴甡说:“必定有清兵。”下令有司打造守城器具,最终卒之有入侵,定襄因为有准备的缘故,惟独没有被兵。山西大盗贺宗汉、刘浩然、高加计都是前任巡抚戴君恩所招抚,尾大不掉。吴甡明面上抚慰他们,而暗地里密令参将虎大威、刘光祚等下手,各个都被歼灭。吴甡行军树立两面白旗,贼人胁从及老弱妇女跪在旗下即可免死,全活了颇多人。吴甡巡抚山西的任上四年,军民拥戴就像慈母一样。后因病归家。
后任河南、陕西等省巡抚。大学士温体仁告诉吴甡:“流贼癣疥疾,勿忧也。”[5]
崇祯十一年二月,起用为兵部左侍郎。冬,长官兵部尚书杨嗣昌指边关戒严,兵部左侍郎吴甡及兵部添注侍郎惠世杨久没有到任,请重新廷推。明思宗发怒,落职闲住。
崇祯十三年冬,以故官起用为兵部左侍郎。次年,协理京营戎政。
崇祯十五年(1642年)擢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阁。杨嗣昌死后,督师出缺,思宗命吴甡上前线督师,晋吴甡为太子少保、户部尚书兼兵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崇祯十六年(1643),李自成克襄阳、荆州、承天,建立大顺政权。思宗命吴甡督师湖广。吴甡请拨精兵三万“自金陵赴武昌”,仅凑残兵万余。吴甡因手中无兵,一再找借口拖延,至四月仍未出京。五月初一,张献忠陷汉阳,武昌大震。五月三十日张献忠陷武昌。商毅收复汉阳,吴甡下令黄得功和刘良佐从黄州渡江,协同商毅围剿张献忠。八月,武昌失守,以“故延师期,以致楚省不守,根本震邻”罪,令锦衣卫把吴甡逮捕入京,被革职查办,交法司议罪。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得知此事,驰书援救,思宗不允。十一月,被遣戍云南金齿(今云南保山)。途中得知李自成破北京事,肝胆俱摧。崇祯十七年(1644年)五月福王建元弘光,下旨赦还。卒于康熙九年(1670年),《明史》评价:“抑时势实难,非命世才,固罔知攸济也。”有《柴菴疏集》20卷,清代被列为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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